“中國道路”的概念世界與事物世界

——基於馬克思與施蒂納關於中國民族性的論爭

作者:余乃忠    發布時間:201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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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納作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要代表完全繼承了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並進一步幽化了黑格爾的精神世界與概念世界,其中特別多次提及中國民族性和中國人用以論証其觀點。對此,馬克思展開了一場驅魔運動:“從施蒂納的歷史觀中得出的十分合乎邏輯的並經他多次重復的結論如下:‘概念應該處處起決定作用,概念應該調節生活,概念應該統治。這是黑格爾曾經系統地表述過的宗教世界’(第126頁),而我們的這位善良的笨漢卻如此深信這個世界就是現實世界,他竟在下一頁(第127頁)上鄭重其事地說:‘現在隻有精神在世界上統治著’。”[1](P207)

馬克思對施蒂納概念世界統治現實世界的驅逐,不僅徹底清算了德國哲學的魔幻傳統,讓哲學回到人間,更在於通過對中國習慣、中國道德、中國精神、中國行動的直面闡述,得出完全不同於施蒂納關於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素描。追蹤於施蒂納,馬克思對中國人和中國民族精神性的分析,不僅對於理解封建社會的中國道路,而且對於今天和今后的“中國道路”的理解都將是思想的重典。

  一、跳蚤的跳躍與道德實現的中國人

黑格爾在其著名的《歷史哲學》裡說:“中國並沒有獨立的各階層要維護它們自己的利益。一切都是由上面來指導和監督。”[2](P119)在黑格爾“中國人先天獨立性缺失”的理論基礎上,施蒂納對中國人的理解有了新的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專門針對施蒂納關於中國人的民族性觀點作了這樣的闡述:

“道德的最初形式表現為習慣”,——所以它以人的姿態出現﹔但它立刻又變為空間:“按照本國的風俗習慣行動,在這裡〈即在道德的領域內〉就叫作有道德”。“因此,〈因為這發生在作為習慣的道德領域內〉,純粹的有道德的行動最真實地在……中國實現了!”

聖麥克斯在舉例方面並不走遠。在第116頁上,他以同樣的手法把“誠實的宗教”悄悄塞給北美洲人。他認為世界上最會惡作劇的兩個民族,宗法的騙子中國人和文明的騙子美國佬,是“心地純潔的”、“有道德的”和“誠實的”。隻要他看一看自己的夾帶,就會發現:“歷史哲學”第81頁上的北美洲人和第130頁上的中國人,都被作為騙子來歸類的。[1](P176)

先看一下施蒂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原話:“在我們蒙古人時代一切變化隻不過是改革或改良性的,而並非是破壞、消耗或毀滅性的。實體、客體依然存在著。我們的一切勤勉只是螞蟻的活動和跳蚤的跳躍,在客體不動的繩索之上的雜耍技藝,在不變或‘永恆’統治之下的勞役。”[3](P72)即在施蒂納看來,中國人在實體之上忙碌地爬來爬去,僅僅“只是螞蟻的奔忙和跳蚤的跳躍……是在客觀實物的繩索上”微不足道地“耍雜技”,沒有任何對世界歷史變革的貢獻。施蒂納把中國看成沒有任何“本質的東西”和“實體的東西”的變化,中國人永遠都是圍繞他們“古老”和“祖先”的遺物打轉,絕不會成為世界歷史的領跑者。

施蒂納把中國人看作是最實在的人民,因為中國人整個淹沒在法規之中。黑格爾說中國人是“宗法的騙子”,施蒂納把“宗法的騙子”變為“宗法的實在人”。盡管施蒂納說中國人是“道德的最真實的實現者”,但施蒂納把中國人的道德看作是習慣,即中國人按照風俗習慣行事就稱為道德。“因此,一個純粹的道德行為、一個地道的、一個不摻假、最實實在在的道德在中國實行著﹔人們保留著古老習慣和風俗並像憎惡該當死罪的罪行那樣憎恨任何革新。因為革新是傳統、古老事物、固執的死敵。”[3](P72)因此說,黑格爾的“宗法的騙子”和施蒂納“道德的最真實的實現者”都表現為:蒙古人的性質,即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是對傳統的偏執﹔中國人天生具有一道屏障,拒絕任何外來事物對古老實體的侵襲。或者說,中國人的命運就是螞蟻和跳蚤的命運,中國道路就是螞蟻和跳蚤的雜耍與爬行道路,永遠不會出現像歐洲人那樣作為人能夠獨立行走的道路。

這是施蒂納為中國總結的過去世界,也是他為中國規劃的未來世界﹔既是他的概念世界,也是他期待不會發生任何改變的事物世界。

為什麼凡是按照黑格爾那樣理解歷史的人,到最后都不得不達到作為全部以往歷史的結果的、在思辨哲學中才完成和就緒的諸精神王國呢,“施蒂納”可以毫不費事地在黑格爾那裡找到謎底。為了得到這種結果,“就必須把精神的概念作為基礎,然后指出歷史是精神本身的過程”(“哲學史”第3卷第91頁)。[1](P181)

在馬克思看來,一切關系表現在語言裡隻能是概念。相信概念是神秘力量乃是這些概念所表現出來的現實關系獲得獨立存在后的結果。施蒂納把16世紀以來的全部歷史看作精神的信仰史,分工的結果使政治家和法學家注定要崇拜概念,並認為一切實際的財產關系的真實基礎不是生產關系,而是這些概念。施蒂納對概念的信仰,是通過把德國思辨哲學的全部幻想當作真理,隻有愈來愈思辨,愈來愈抽象,愈來愈概念,才是對歷史的超越。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已經成為德國所有思想投機者和各種體系創建者的指南。在施蒂納那裡,人類的全部歷史就是概念與思辨的超越史。

馬克思批判施蒂納把中國歷史隻看作道德概念的產物。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對經驗世界的統治,思想家對世俗世界的統治被施蒂納描繪成當前中國歷史的現實關系。黑格爾的“精神世界”“消滅”“事物世界”在施蒂納這裡演變為“思想世界”“統治”“事物世界”。這樣,施蒂納的思想世界從最初對中國事物世界的統治也必然轉化為思想者對中國事物世界的統治,也就是思辨哲學家對中國事物世界的統治,即施蒂納在克服其他思想家后最終成為對中國事物世界、中國歷史和中國道路的所有者。

“德國哲學是從意識開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學告終,於是各色英雄好漢都在道德哲學中為了真正的道德各顯神通。”[1](P424)

馬克思指出了費爾巴哈是為了人而愛人,布魯諾是因為人“值得”愛而愛人,施蒂納則是用利己主義原理去愛“每一個人”。施蒂納隻會把社會關系抽象為一些道德教訓,並用一些道德公設否定這些關系。施蒂納用道德概括了全部歷史的全部過去,也預見了中國的全部未來,那就是通過道德的實現在自我的傳統裡圓滿,這種圓滿不會再有任何的破缺,沉睡的中國也永遠不會醒來。西方世界的工業革命永遠不會驚動中國人的道德習慣,誠實的中國人已經習慣守護封建宗法,施蒂納預見的未來的中國道路就是圍繞奴隸的與封建的古老中國世襲。今天,施蒂納的精神世界並沒有支配實現世界,但仍然支配西方哲學家和政治家。他們是施蒂納的后裔,他們永遠不能理解世界歷史中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歷史所介入的世界歷史,他們按照施蒂納的道德實現和習慣論來為“中國道路”與中國人立法。西方哲學家的精神世界不過是中國現實世界的曲折反映。

  二、人的真正故鄉與沒有“非人”的天國

施蒂納認為中國人的獨特之處在於建立了一個完全屬於自己民族的精神世界,具有自己的精神本質,一個塵世彼岸的世界。“人通過反對事物,反對塵世侵蝕的習慣得以自我保障並建立一個自我的世界,隻有在那裡,人才感到像在家裡一樣,也就是說,為自己建立一個天國。這在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3](P72-73)施蒂納把中國人的天國規定為:不再有外來的東西規定和統治人,不再有塵世的影響異化人自身。在中國人的天國裡,沒有塵世的渣滓,與塵世的斗爭已經結束,沒有陌生,沒有敵對,人不再遭到拒絕,人在天國中自由享受。

對此,馬克思作了析正:

“建立自己的世界”,恰巧是“施蒂納”目前所需要的世界,

“僅僅在這個世界中感到像在家鄉和家裡一樣”,——“僅僅”,當他由於“習慣”而感到處在現存“世界”中就“像在家鄉一樣”——

“也就是說,給自己創立天國”之后,——因為中國稱為天朝。

“要知道天國除了它是人的真正故鄉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意義”,——但實際上天國的意義剛剛相反,它是人的真正故鄉在想像中的非真正形態——

“在那裡就不再有任何異物支配他了”,——這就是說,在那裡自己的東西作為異物支配他了。這一切都是老調。[1](P177)

在馬克思看來,施蒂納從中國人的天朝概念中給自己創立了作為家鄉的天國,並通過排斥世俗的歷史事實把地獄變成了天國。世界和物是施蒂納的地獄,在地獄中一切都作為異物統治他。在施蒂納的天國世界盡頭裡,沒有任何斗爭,是真正“人”的世界。施蒂納特別推崇的是,中國人從地獄向天國的全部轉變過程僅僅由於習慣。施蒂納說天國除了故鄉之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故鄉的沒有塵世就是施蒂納的全部意義,他拒絕塵世的實際。施蒂納要用中國的天朝概念統治世界。事實上,他還是說出了他的天國的塵世意義和實際意義。

受到中國天國自由世界概念的啟示,施蒂納認為,到目前為止,人們總是先給自己制定人的概念,然后取得自由,而自由的程度取決於實現這個概念的需要和他們關於人類理想相應的觀念。同時,每個人身上保持一種與這種理想不相符合的殘余,這種殘余的“非人的東西”還沒有得到解放,而這種殘余如果違反人的意志就會得到解放。

在施蒂納看來,在一個真正人的社會中,每一個真正的人應該被理解為不是非人所得到的待遇。所謂非人,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說:“直截了當地說,回答何謂非人正好是不困難的:與人的概念不相符的人即是非人﹔這正如非人的東西是與人的東西的概念不相符的人的東西那樣。邏輯學稱這是‘自相矛盾的判斷’。”[3](P190)在施蒂納看來,由於人的概念與人的存在的割裂,人的本質與人的現象分離,使得塵世中的人既是人又是非人。施蒂納認為,盡管國家所包含的內容極其廣泛,但非人和非人的東西不應包括在內。盡管非人還是人,非人的東西還仍然是人的某種東西,但國家應該摒棄它,把它監禁起來。在施蒂納看來,這就是國家的最高概念,天國就是國家最高的概念,即在施蒂納看來,“非人”向“人”的轉變在於國家概念向天國概念的完善。

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在過去這種有限的生產力范圍內,人的發展隻能呈現這樣的形式:一部分人通過另一些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部分少數人獲得了發展的壟斷權,而大部分人因為被迫要滿足別人的需要而失去了自己的發展可能性。這不過是少部分統治階級以“非人”的方式統治大部分被統治者來發展自己,但同時,由於這種發展方式的狹窄使得統治階級也成為“非人”。“當然,實際上,事情是這樣的: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於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取得自由的。”[1](P507)

在馬克思看來,在我們的時代裡,甚至某一個人比另一個人所具有的天賦也是社會的產物,並且在實現時一定又表現為一種特權。所以,這種“非人的東西”是針對所有人,是現代社會關系的產物,也是現代社會關系的對立面和否定物,是對建立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統治關系的反抗。就像“人的東西”與現存統治關系相適應,“非人的東西”與對現存統治關系加以否定相適應。而施蒂納卻把人的生理的、智力的和社會的缺陷歸結為人的個性和獨自性。

如何消滅存在“非人”的塵世的國家,施蒂納說:“國家建立在對勞動的奴役基礎之上。如果勞動自由了,那麼,國家就將消失。”[3](P124)而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國家,即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建立在勞動自由之上,勞動的自由是工人間的自由競爭。現在的問題不在於解放勞動,而在於消滅這種自由的勞動。

在消滅國家幻想失去現實意義之后,施蒂納又將現存社會關系的一切罪惡歸於市民和工人相信金錢,馬克思批判施蒂納兩眼朝天,無視世俗的世界,以為會有朝一日市民和工人突然不再相信“金錢的真理了”,他(施蒂納)不知道貨幣是一定的生產和交往關系的必然產物。施蒂納不是考察由工業和科學所決定的人與塵世世界的現實關系,而是宣布人與塵世世界的幻想關系。

當代與未來的“中國道路”不是中國天朝的“習慣”延續,也不是“天國”概念的外化。它所建立的世界與國家,不是沒有塵世的家鄉。如果作為“人的家鄉”,也不是通過道德的完善,而是通過改變現實關系世界。它所蘊含的自由和“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是與生產力水平和國家中的現實關系相適應的。“中國道路”的概念是開放的,它不是從概念世界到事物世界的道路。天國是不需要改革的,不是天國的“中國道路”也不是黑格爾和施蒂納國家概念的自我完善。當代中國兩極分化與特權問題的解決,不能僅僅依靠市場經濟的勞動自由,更不能幻想依靠與“社會主義公平”的概念相符的意志進入共同富裕的天國。

  三、預定一切與應該如何行動的中國人

馬克思注意到,黑格爾寫歷史是從中國開始的,因為黑格爾說“中國人不會失去常態”,施蒂納與黑格爾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把中國人的常態稱作天國。施蒂納總結中國人的民族性特點為:中國人養成了一種可以預見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件,並能夠應對一切事件的發生,這種應對無需考慮當時的現實情況。“在道德上習以為常和熟悉了的中國人不會驚奇詫異:他對待一切都是無所謂的,亦即有著同樣的勇氣和氣質,因為他的氣質為他的傳統風俗的預見所保護,而不致喪失自制。”[3](P73)因此,施蒂納的理念是:作為人類的代表,中國已經通過習慣在文明的階梯上登上了第一級,這是人類通過想象攀登上了文明的天國,這是人類的第二天性。對於施蒂納關於中國“歷史的反思”與“天性”論,馬克思作了溯源與拆解:

施蒂納在第90頁上以為:

“在中國,一切都是預定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中國人總是知道他們應該如何行動,並且他們也用不著順應環境﹔任何意外的事都不會把他們從他們的安靜的天國推下來。”

英國人的轟擊也不會把他們推下來,——中國人確切地知道“他們應該如何行動”,特別是對待他們所不熟悉的輪船和榴霰彈。

這是聖麥克斯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第118頁和第127頁中抄來的,但為了編造自己的上述的反思,他自然不得不加添某些唯一的東西。[1](P178)

在馬克思看來,施蒂納所說的中國人的習慣,不過是他自己的習慣,因為,在英國入侵中國口岸的時候,中國人沒有按照施蒂納所規定的習慣一直端坐在天國上,而是下降在塵世裡,根據戰場的環境,與英軍進行了被施蒂納稱為不文明的對抗。中國人知道如何行動,但不是施蒂納之中國人概念中的一切都是預定的,安靜地守候在沒有敵對、沒有斗爭的天國上坐以待斃的那種行動。中國人呈現了施蒂納想象不到的第二天性。馬克思的“中國人知道如何行動”不是施蒂納所謂的“中國人知道如何行動”,也不是全部中國人的一致行動。天朝的皇帝與天朝的農民行動自然是不一樣的。

對於如何克服施蒂納的概念世界對事物世界的統治,馬克思指出:“近來自由主義者和資產者被等同起來,這一點沒有為我們的這位教書匠所忽略。但由於聖麥克斯把資產者和善良的市民、德國的小市民等同起來,所以他不理解他僅僅從別人口中得知的那些詞句的真正意思,不理解一切權威作家所說出的那些詞句的意思,就是說他不理解自由主義的詞句是資產階級的現實利益的唯心的表達,反而認為資產者的最終目的是要成為完善的自由主義者,國家的公民。在麥克斯看來,並非bourgeois[資產者]是citoyen[公民]的真理,相反地,citoyen是bourgeois的真理。”[1](P216)

馬克思批評施蒂納相信自由主義是熱衷於理性的人,沒有認識到資產者以完善的自由主義者和國家的公民概念掩蓋資產者事實的真實目的。施蒂納以為,把資產者說成公民,不是“資產者”的事物世界改變“公民”的概念世界,而是“公民”的概念世界會改變“資產者”的事物世界。可以推論,在運行資本邏輯的現代性推動下,“顧客是上帝”在施蒂納看來,顧客真的成了上帝,而不是上帝成了顧客﹔權勢者稱自己“領導就是公仆”在施蒂納那裡則意味著領導真的成了公仆,“公仆”的概念世界改變了“領導”的特權事物世界的真理。在施蒂納的邏輯裡,概念到哪,事物就到哪,改變世界的途徑就是改變概念。馬克思主義理解的“特權是公仆的真理”表達了對施蒂納概念世界與事物世界關系的顛倒,即“領導就是公仆”的表述,意味著領導所具有的特權的事實統治和改變了“公仆”的概念。這樣,“公仆”就意味著特權,因為並不是人人都有權利擁有“公仆”這個概念。馬克思對施蒂納概念世界的批判深刻地觀照我們如何在“中國道路”進程中克服官本位文化和反現代性技巧的思想進路與行動策略。

而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平等與權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特別指出:

“共產主義的最重要的不同於一切反動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之一就是下面這個以研究人的本性為基礎的實際信念,即人們的頭腦和智力的差別,根本不應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別﹔由此可見,‘按能力計報酬’這個以我們目前的制度為基礎的不正確的原理應當——因為這個原理是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變為‘按需分配’這樣一個原理,換句話說: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佔有和消費上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1](P637-638)

一些反動的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勞動上差別會引起價值和幸福(或者消費、工資、歡樂)的差別,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勞動決定自己的幸福和快樂,在馬克思看來,是一切宗教和世俗權勢的教條,是一切偽善地掩飾起來的享樂欲望的神秘外殼,是對一切卑鄙行為的裝飾,也是一切丑行惡事的根源。盡管后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按勞分配”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不得不實行的資產階級法權,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架裡,生產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按照資本主義價值規律進行等價交換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但它還是要以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和家庭負擔不同的不平等為前提。“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4](P305)

馬克思在對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按勞分配”的肯定價值中確立了否定的政治理想。這種政治理想就是要消滅這種“按勞分配”的平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不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批判的各種反動的社會主義之一,而是包含在馬克思共產主義概念之中,即《哥達綱領批判》中所闡述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更准確地說,是“第一階段”的“初級階段”。目前“中國道路”的“公平”是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相適應的,但我們更要確立共產主義“不公平”的政治價值,在向符合人的本性和共產主義本質的“消滅權利”的原則上邁進。這才是中國人“知道自己如何行動”的方向和“中國道路”的事物世界。

結語

馬克思與施蒂納關於中國歷史和中國命運的論爭,既是關於中國歷史的歷史哲學,也是關於“中國道路”的政治哲學。馬克思批判施蒂納繼承了黑格爾的理論和方法,把德國思辨哲學發揮到了極致,成為沒有歷史知識的歷史哲學和沒有政治介入的政治哲學。“如果人們要像黑格爾那樣第一次為全部歷史和現代世界創造一個全面的結構,那末沒有廣泛的實証知識,沒有對經驗歷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段的探究),沒有巨大的精力和遠見,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隻滿足於利用和改造現成的結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並用個別的例子(例如黑人和蒙古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法國革命等等)來說明‘自己的’這種觀點,那就完全不要求有任何歷史知識﹔而我們的這位與聖物搏斗的戰士(施蒂納——編者注)正是如此行動的。”[4](P190)

盡管歷史已經証明馬克思對於施蒂納批判的遠見,但施蒂納關於中國人因循守舊、在傳統的精神世界裡爬行的思想,盡管是德國哲學形而上學的一貫傳統,但對於我們仍然具有現實的警示意義。施蒂納概念世界統治事物世界的方法論在當代“中國道路”的進程中並沒有完全消失。馬克思逆轉施蒂納“中國人知道如何行動”在今天仍有廣闊的拓展空間。“中國道路”沒有預定一切。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3]麥克斯·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