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對馬克思文本研究的誤讀

認真清理一百多年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史，我們可以看到，那些隨著時代問題的凸現和轉換而生發出來的對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理解和闡釋，大都已經成為過眼雲煙，而基於扎實的文本基礎、理性的研究態度而做出的深刻的歷史觀照和現實透視，卻仍然具有恆久的價值。改革開放之前，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沒有形成一支馬克思文本、文獻研究專家隊伍，沒有出現有世界影響的文本研究論著，文本、文獻研究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最薄弱的環節。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反思，近年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人們意識到文本問題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學者開始自覺地把研究重點轉向這一領域。但從總體上看，文本研究目前在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整體格局中仍然處於邊緣化的狀態，論者言說其重要性的多，但真正介入的少，很多人並沒有把這種研究看作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基礎和理解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徑，反而把它看作只是少數學者的特殊興趣和研究路向﹔更有甚者，當這一方面的研究剛剛取得一定的進展、出現一些成果時，還引發了不少負面的議論。

相較而言，國外一些學者經年累月為馬克思著作的編輯、出版和研究所作的相當細致的工作和極其嚴謹的態度，令人肅然起敬。為了保持國內馬克思文本研究的良好態勢和應有生機，我想在這裡澄清一些誤解。

新近國內發表的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馬克思著述的總體狀況及其流傳情形、介紹和評論國外馬克思學界的研究成果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版（MEGA2）編輯的最新動態、梳理和甄別某些文本個案（如《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寫作過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佔了比較大的比重，引起論者的關注，同時也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証而不研究思想。

其實，上述看法可能是由於不了解我們對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盤考慮、階段設計和完整構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迄今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尋章摘句、斷章取義方式的惡劣后果和影響，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別期望通過扎實的文本研究體現或建構起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規范和通行規則。完整的文本研究應該包括前后相續、層層累積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個步驟、三個階段，即版本考証、文本解讀和思想研究。而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個部分，並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內容，毋寧說，它只是更為重要的文本解讀和思想闡釋的前提性、基礎性條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歸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但與過去的研究路數不同的是，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絕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離開對具體文本寫作過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離開對構成文本的各個具體章節所進行的翔實剖析和解讀，單純依據作品中的片言隻語便對馬克思的觀點進行無限制的概括和提煉，對其思想做出隨意的闡釋和評論，更不能天馬行空地“制造”出一個“沒有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筆者認為，不論研究者的個性多麼獨特，在介入某一項具體研究時，都必須遵循這樣一種嚴格的步驟和程序。

版本考証的成果將為客觀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實的文獻基礎，解構長期以來這一方面存在的“過度詮釋”現象。以在我國影響巨大、被約定俗成地命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研究為例，迄今為止我們基本上都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版第3卷（與2000年單行本一致）來闡釋其思想的，這樣的結果是，將隻在其中第一部分手稿中闡發的“異化勞動”的觀點抬升到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進而認為這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巴黎時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2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過版本考証的新成果就會發現，這種概括所依據的文獻學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礎上做出的結論也靠不住。其一，流行的研究沒有還原馬克思當時實際的寫作情境。作為我們研究基礎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將並不是連續寫作的三部分手稿拼湊在一起的所謂“著述”。其實這一時期，除了這些手稿，馬克思還穿插著寫有九冊經濟學筆記。不僅如此，馬克思當時還有一個“編纂一套社會主義史的資料匯編，或者毋寧說是一部用史料編成的社會主義史”的計劃，因此，他當時直接閱讀了與其思考的主題有關的法國文獻，並且通過德譯本或法譯本了解了英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並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時期馬克思的思想，單獨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從眾多材料中擷取出來，沒有完整地呈現馬克思當時的理論視域，由此所進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實際上馬克思思考的議題很多來自他自己閱讀和摘錄的書籍和文獻，“異化勞動”的思想不過是其中之一，隻有把這些書籍和文獻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盤考察，才能厘清馬克思思想的實際狀況，從而避免“過度詮釋”。其二，這部著述名稱中所謂“經濟學”“哲學”的提法割裂了馬克思當時理論活動的整體狀況。實際上在馬克思的研究活動中沒有我們后來習慣了的、作為現代學科分類的“經濟學”或“哲學”的分野。第一部分手稿中所論述的“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其實馬克思把它們看作是當時的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個階層不同的三種收入形式，由此描述出他們懸殊的社會境遇，以透視當時森嚴的社會階層結構、各社會階層間的相互關系及其未來命運，這分明是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不是經濟學命題。尤其是固守於馬克思巴黎時期研究的所謂“經濟學”領域，而把它們與馬克思當時正在為甄別和了斷與青年黑格爾派思想淵源關系而寫作《神聖家族》和隨后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分開，怎麼能完整地勾勒出當時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強調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証的意義，極容易被指責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義”。然而，從以上的敘述中不難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別作者的寫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認識到，文本與原始思想之間其實不可能是完全對應的關系，就是說，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經完全通過文本本身表達盡淨了。如果說，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個載體，那麼，它的表述就有可能不恰當、不完備。按照文學理論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隻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覺意識到的），六分之五則是處於形成過程中的或混沌狀態的水下部分（自己也可能不明所以）。如此說來，文本隻能是對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達，那麼它與這些確定性的思想之間是否達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狀態、寫作心理與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間是否存在差池？這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証、作者同時代的文獻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斷、推理和構想。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前提步驟。

甄別思想與文本之間復雜關系的工作，對於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來說尤其必要。盡管他從少年時代便開始寫作，畢生最善於用文字表述其對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會發現，其生前發表過的論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經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備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過程稿、修改稿、謄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關材料。因此要理解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單純從現成的著述中加以概括固然最為方便，但也最不可靠。因為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雜亂的材料中，需要我們去悉心梳理﹔還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沒有形諸文字，需要我們借助他閱讀過的書籍、與人的交往情況、當事人的回憶等材料做出推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國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馬克思的原始手稿的復制件我們基本上沒有收藏，於最新文獻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現紕漏甚至差距﹔加之長期以來又不重視文本、文獻材料的收集和研究，這些方面欠賬很多。但這決不意味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可以放棄這一基礎性的研究環節，可以憑空抽象馬克思的思想。科學的態度要求我們必須深入了解國外馬克思學界在馬克思具體文本、問題的探討中所做過的工作及其最新進展，結合我們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做出自己的梳理和評價。我們喜歡強調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中國特色，但筆者認為這種中國特色應當是建立在具備國際視野、把握學術前沿動態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與國際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