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地位和當代價值
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地位問題,是關系到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一個基礎性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當代價值問題,是現實社會實踐中一個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本文就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作一些討論。
一、階級斗爭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作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個偉大發現之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它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使過去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佔支配地位的混亂和隨意性被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使關於社會歷史的各門學問得以建立在正確的歷史觀之上而成為真正的科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隻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2]。
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是否包括階級斗爭理論,階級斗爭理論是不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對這個問題多年來存在著不同認識。有些論者把階級斗爭理論排除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體系之外,認為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不必堅持階級斗爭理論。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階級斗爭理論隻適用於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不具有貫通全部社會歷史的普遍性,因而不屬於哲學層面的歷史唯物主義。
筆者認為,無論從歷史唯物主義形成、發展的歷史或從它的理論邏輯來看,階級斗爭理論都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排除了階級斗爭理論,就不能理解、不能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這裡先以馬克思恩格斯論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幾篇主要代表性著作為例作一些討論。
例一,《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問世的《宣言》,以(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破題,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結尾,以“資產者和無產者”為第一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為第二章,鮮明、透徹地闡述了新的世界觀。它通篇貫穿著對階級、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現實狀態和未來趨勢的分析,展現出用自由人聯合體代替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人類社會遠景。恩格斯1883年和1888年兩次在《宣言》的序言中指明,“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3]顯而易見,在恩格斯概括表述的《宣言》的基本思想中,階級斗爭理論處於核心地位。以對社會結構,對經濟、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分析為基礎的關於社會階級斗爭的論述構成了它的主要內容,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是它追求的目標。如果抽去了階級斗爭理論,就沒有《宣言》和它所表達的新世界觀。作為共產黨人第一次將自己的世界觀公布於世的重要文獻,《宣言》中關於階級斗爭的理論處於這樣的地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因為正是它標志著現代無產階級認識到了自身的階級地位而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變成了自覺的自為的階級,一個通過建立自己的政黨而承擔起自身歷史使命的階級。《宣言》至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文獻之一。研究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問題,首先就要看它在《宣言》中的地位。
例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寫於1852年的這本著作被恩格斯稱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范例”[4]。《宣言》剛問世就迎來了席卷歐洲的1848年二月革命的風暴。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到這場革命之中,運用和檢驗了自己的新的世界觀。法國從二月革命到1851年12月波拿巴政變的歷史,充滿了各階級、階層之間極為復雜的矛盾和較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以基於經濟利益的階級斗爭作為基本線索,對這段歷史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讀和總結。恩格斯在強調要根據原著來研究歷史唯物主義時,多次把它列為必讀著作,稱它是“運用這個理論的十分出色的例子”[5]。該書出版33年后的1885年,恩格斯在它的第三版序言中說,馬克思在本書中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發現的“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這個檢驗獲得了輝煌的成果”[6]。這個歷史運動規律的內容是什麼呢?恩格斯是這樣表述的:“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斗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7]可見,這裡所說的馬克思發現並運用的“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就是基於一定經濟發展和生產方式的階級斗爭的規律。關於這個規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它對於認識社會歷史的價值,恩格斯說:“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規律在這裡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8]《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作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重大歷史事件的典范,突顯了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重要地位和它作為認識社會歷史的“鑰匙”的作用。
例三,《〈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當馬克思經過自己一生中黃金時代15年的研究,於1859年發表他創立的經濟學理論的第一個重要成果《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時,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對自己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作出了概括性表述,他稱之為“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9]。《序言》中的這一經典表述是我們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最可靠的文本依據。從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到眾多的馬克思主義信奉者、研究者都根據馬克思本人的這一表述來解讀他創立的唯物史觀。《序言》提出和闡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等一系列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運用這些范疇揭示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社會形態更替的規律,提出了判斷歷史時代、考察社會變革的根本方法。在這篇《序言》中,馬克思論証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決定社會革命時代到來、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必然性,最后得出結論:“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10]。他特別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11],即基於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對抗。馬克思本人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經典表述,不僅貫穿著社會基本矛盾必然引起社會革命的思想,而且以宣告資產階級社會的滅亡為落腳點。這是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唯物主義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的有力証明。
例四,《反杜林論》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恩格斯1890年在一篇書信中說,他在《反杜林論》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兩部書裡“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為詳盡的闡述”[12]。《反杜林論》出版后,恩格斯將其中的三章改寫成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我們把《反杜林論》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聯系在一起來看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地位。在《反杜林論》的《概論》中,恩格斯闡述了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並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從而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的歷史。他指出,社會發展中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而這樣一來,唯心主義就從它最后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一條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的道路已經找到了。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92年英文版導言中,恩格斯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一詞的解說明確概括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他說,我在英語中“也像在其他許多語言中那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斗爭”[13]。在恩格斯看來,堅持認為經濟的發展、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斗爭是社會歷史的動力,這就叫作“歷史唯物主義”。通讀恩格斯這兩部著作不難感受到,這一思想正是作為一種如列寧所稱的“指導性的線索”[14]貫穿於關於社會歷史的論述之中。
例五,《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恩格斯在1886年寫作的這部著作的第四章中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詳盡的闡述,他稱之為“對馬克思的歷史觀的一個概述”[15]。這一邏輯嚴密的概述圍繞著馬克思是如何“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16]而展開,關於階級斗爭的理論是其中一個關鍵性的環節。恩格斯闡明了,要揭示支配歷史進程的客觀規律,就要探究隱藏在人們思想動機背后的物質原因,為此必須考察使整個整個的民族、在每一民族中又使整個整個的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英法等國的歷史表明,爭奪階級統治的要求是全部政治斗爭的中心,階級斗爭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歷史的鑰匙,是現代歷史的動力。階級的起源和發展是由於經濟的原因,階級斗爭是為了經濟利益進行的。這就表明:“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17]由此便導出了唯物史觀關於國家、政治制度、法律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決定的基本觀點,進而証明了“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18]。可見,因為社會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中表現為階級和階級斗爭,所以,馬克思是通過對階級和階級斗爭歷史的分析而揭示出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創立唯物史觀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階級分析,就沒有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貫穿於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之中。研讀他們的其他重要著作,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晚年書信等,都不難看出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重要地位。限於篇幅,這裡不再一一討論。以上幾例已足以說明,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看,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唯物主義和整個馬克思主義中佔有重要地位,這是証據確鑿的客觀事實﹔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邏輯構成看,在歷史唯物主義完備而嚴整的體系中,階級斗爭理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邏輯環節,如果抽掉這個環節,就損毀了它的理論邏輯和整個科學思想體系。
階級和階級斗爭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揭示的一個重要事實。這一事實決定了,階級斗爭理論不具有像社會基本矛盾理論那樣的適用於一切社會形態的普遍性。但是,如果由這一事實得出歷史唯物主義不包括階級斗爭理論,可以將其排除出去的結論,那就割裂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思想體系,也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性和實踐性的本質。
人類已經有了幾百萬年的歷史,而進入文明時代后的階級社會的歷史隻有幾千年。但是,人類迄今取得的文明成果,主要是在幾千年的階級社會中創造的。馬克思1847年在《哲學的貧困》中揭示了文明發展的一條規律:“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19]不僅生產力的發展是如此,整個社會文明包括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也是在存在著階級對抗的社會中發展起來的。不僅到1847年是如此,直到馬克思恩格斯離世時,人類也沒有走出階級社會,文明的成果,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理論,都是在存在著階級對抗的社會中取得的。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歷史階段而存在。普遍性隻能存在於特殊性之中。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社會形態演進的規律,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相互關系的規律,政治、經濟、文化相互關系的規律,人民群眾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規律等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都是與階級、階級斗爭相聯系而存在並表現出來的,所以也隻有在這種相互聯系中才能認識它們,將其揭示出來。馬克思通過對階級社會特別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深入研究,包括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研究,才揭示了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不是書齋中的學者,他們從來沒有像某些書齋中的學者所奢望的那樣,離開現實社會去建構適用於一切社會的萬世永存的理論體系。他們創立唯物史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實踐,是工人階級的解放和人類的解放。當馬克思剛剛開始創立自己的新的世界觀時,就把自己的理論同無產階級聯系在一起,他在1843年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0]恩格斯在1847年講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時說:“共產主義作為理論,是無產階級立場在這種斗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21]離開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實踐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就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
總之,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離不開其在階級社會中的具體表現,而馬克思探究這些普遍規律正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社會中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解放和人類解放的實踐對於理論的需求,為科學社會主義奠定哲學世界觀、歷史觀的基礎,這就決定了階級斗爭理論必然成為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1949年,毛澤東在批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的唯心史觀時寫下了一句名言:“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作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22]有人認為,這一論述把社會歷史的豐富內容僅僅歸結為階級斗爭,歪曲了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的論述,充分表明了他對包括多方面豐富內容的社會生活的深刻理解。他說,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人的社會實踐還有多種其他形式,包括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等“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23]。不能望文生義地把毛澤東的話解讀為忽視生產實踐及社會生活的其他多方面內容。其實,毛澤東這一論述是對《共產黨宣言》第一章開頭著名論斷的堅持、闡釋和運用,其精神實質完全一致,甚至在表述方式上也極為接近。它們都指出了,認識階級社會的歷史,必須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否定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就離開了歷史唯物主義,就會走向歷史唯心主義。
二、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當代價值
1917年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標志著人類開始走出延續了幾千年的階級社會,開創文明發展史中的新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且基本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后,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如何認識和處理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成為一個新的重大歷史課題。中國共產黨在探索這一課題中經歷過曲折,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鄧小平總結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証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24]多年的實踐已經証明,他的這一論斷是正確的、全面的。我們既要反對縮小階級斗爭的觀點,又要反對夸大階級斗爭的觀點。
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是否還具有當代價值?它過時了嗎,還該不該用?鄧小平說:“整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是否始終存在某種階級斗爭,這裡包括許多理論上和實踐上復雜和困難的問題,不是隻靠引証前人的書本所能夠解決的,大家可以繼續研究。”[25]我們應該按照這樣的要求,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和回答這些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用階級斗爭理論指導實踐,就是運用它去分析社會歷史現象。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是否具有當代價值的問題,在實踐中表現為是否應該堅持階級分析方法的問題。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實際表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並沒有過時。
第一,正確認識歷史,不能離開階級分析。社會主義制度誕生至今未過百年,而階級社會的歷史有數千年。認識階級社會的歷史,當然必須堅持階級分析。歷史與現實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歷史的發展。所以如何認識歷史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尤其是如何認識近代以來的歷史,直接關聯著今天的中國應該走什麼道路。列寧說:“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的斗爭,還看到革命和反動、和平和戰爭、停滯和迅速發展或衰落等不同時期的更迭”,“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扑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26]。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克思從扑朔迷離的狀態中發現社會規律的指導性線索,也是我們今天認識中國和世界幾千年階級社會的歷史,正確分析評價歷史上各種事件、人物、思想文化成果、意識形態現象的指導性線索。歷史領域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一個重要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是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重要表現。歷史虛無主義否定歷史,尤其是歪曲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新中國的歷史,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從其思想武器看,無不是否定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用唯心主義歷史觀去解釋歷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不能不拿起階級分析這個思想武器。我們認識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從土地改革到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都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堅持階級分析,才能認識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理解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第二,正確認識當代世界,不能離開階級分析。當代世界,中國和少數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大多數國家並沒有走出文明在階級對抗中進步的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社會主義隻有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才能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將在同一個世界中長期並存、競爭。為了正確認識存在著階級對立的當代世界,認識現實的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和國際關系,不能不作階級分析。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和歷史趨勢的理論,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都是認識當代世界和國際關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原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鄧小平關於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理論,黨中央對世界格局、國際關系、國際形勢的科學判斷,都是建立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之上的。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面對正在劇烈變化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冷靜分析,沉著應對。他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27]正當持續多年的冷戰結束之際,鄧小平敏銳地指出:“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28]為此,鄧小平提出明確要求:“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29]他說,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所以我們要把軍隊教育好,把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鄧小平在重要歷史關頭對世界局勢和歷史發展道路的科學分析和判斷,指引著我們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堅定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認識當代世界的一個范例。
第三,正確認識當代中國,不能離開階級分析。任何真理作為對一定客觀對象的正確反映,都有其適用范圍,超出這一范圍,真理就會轉化為謬誤。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內在地包含著對自身適用范圍的規定。1852年,馬克思在致魏德邁的信中概括自己對階級斗爭理論的新貢獻時說:“(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這一條已經表明,階級斗爭理論隻適用於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而不是一切歷史階段。那麼,馬克思所說的“一定歷史階段”是否包括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呢?他接下來的論述是:“(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30]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其目標是消滅一切階級、進入無階級社會。這就意味著,隻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自行消亡,就不能說社會的發展已經超越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適用的范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對我國國體的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中國共產黨章程》開宗明義對黨的性質的規定。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具有根本性、基礎性意義的這兩個規定,都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基礎之上,運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採用這一理論的話語體系來表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適用於當代中國的最明顯的表征和証明。理論的真理性就在於它同客觀實際相符合。從理論的現實基礎來說,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是否適合於當代中國,同我國憲法對國體的規定、中國共產黨黨章對黨的性質的規定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是否正確,是同一個問題。當代中國之所以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因而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歸根到底是因為隻有這樣才符合中國社會的客觀實際。
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開始,黨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發生了失誤。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被擴大化和絕對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看作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這場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就是這一錯誤發展的后果。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1981年,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科學總結歷史經驗,作出了“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的論斷,同時指出:“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31]1982年頒布的我國現行憲法論定:“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
憲法關於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的論斷沒有過時。這就是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的客觀依據。當然必須看到,社會主義社會目前的和今后的階級斗爭,顯然不同於過去歷史上階級社會的階級斗爭,階級斗爭的內容和形式,階級斗爭存在的范圍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必須從實際出發去分析,絕不能照搬前人的結論。
鄧小平創立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尤其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對中國現階段的實際進行階級分析的基礎之上的。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社會制度是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32]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33]。所以,在整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都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特別強調,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他說:“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歷史經驗証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34]這些思想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完全是從當代中國社會實際出發的。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就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有些論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已經過時,回避乃至反對對社會現象作階級分析,有多種復雜原因。從思想理論方面說,這裡存在著兩個認識上的誤區。
一是認為堅持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給對象貼上階級標簽,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應該看到,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作為唯物史觀的有機構成部分,貫穿著辯証唯物主義世界觀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它要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從具體對象的實際出發進行分析,如實反映客觀對象自身固有的階級性或非階級性,而不能從概念出發去作邏輯推演。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包括階級斗爭方面的實際情況,具有不同於任何其他國家和其他歷史時期的特殊性,隻能從實際出發去認識,而不能照搬任何現成的結論和經驗。把具有或不具有階級性的社會現象、社會矛盾區分開來,這本身就是階級分析方法的題中應有之義,因而進行階級分析內在地包含著既反對忽視階級斗爭又反對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要求。鄧小平談到我們同嚴重犯罪分子、犯罪集團的斗爭時說,“雖然不都是階級斗爭,但是包含階級斗爭”[35]。這就是科學的階級分析,其中包括了對腐敗現象的分析。同樣,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都是階級斗爭,但包含階級斗爭。我們應該通過階級分析把它們區分開來,區別對待。從主觀出發將預設的觀點加之於客觀對象,給不具有階級性的現象硬貼上階級的標簽,這是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相背離的。我們應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深入理解和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二是把“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當成階級已經完全消滅,階級斗爭已經不存在。鄧小平曾經批評過這種觀點。他說:“有人說,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了,怎麼還會有階級斗爭?”他列舉事實說明了階級斗爭仍然存在[36]。為什麼我國憲法中說“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后,“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呢?因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並不等於階級已經完全消滅。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首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時說:“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37]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顯然離這四個“達到”還相去甚遠,人民民主專政還遠未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也論述過什麼是“完全消滅階級”,他說:“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38]可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了”,絕不等於已經“完全消滅階級”,不能由此得出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已經過時的結論。鄧小平1992年春在南方談話中說:“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39]在這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隻要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向消亡,就不能輕言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已經過時,可以棄之不用了。
注釋:
[1]《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頁。
[2]《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人民日報》2013年12月5日。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4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0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頁。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8-509、509頁。
[14]《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6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2頁。
[22]《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頁。
[23]《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頁。
[24]《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頁。
[25]《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頁。
[26]《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27]《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頁。
[28]《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頁。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頁。
[3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1頁。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6頁。
[3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頁。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頁。
[35]《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3頁。
[36]《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3頁。
[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頁。
[38]《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146頁。
[39]《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頁。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梁柱主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四項基本原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3]王偉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
[4]本刊記者:《談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問題——訪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陳先達》,《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6期。
(作者單位: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