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會批判：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發生學研究

“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1]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雖然經歷了思維的抽象，是由高度嚴密的邏輯體系所構成的整體，然而它同樣是對時代課題的回答。

近代市民社會的產生與發展，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出場的時代背景。在對近代市民社會的遭遇與批判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斷磨礪他們思維的武器，發展完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梳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市民社會批判思想，有利於我們回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產生和發展的歷程，從發生學的角度完整把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彰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理論與現實、科學性與革命性高度統一的理論魅力。

一、市民社會的消失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抽象化

市民社會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產生的現實土壤，然而長期以來，這個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中被忽略，幾近消失。由於脫離了出場語境與批判對象，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被抽象化，變成一種脫離現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條，這一點在唯物史觀上表現尤為明顯。

(一)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與抽象

長期以來，人們廣為接受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框架來自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2]

根據這篇“序言”，唯物史觀的理論框架被確定，經歷拉布裡奧拉、普列漢諾夫、列寧的宣傳與發展，以及斯大林的體系化，唯物史觀的理論內涵被概括為：

唯物史觀對歷史基本問題，即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的回答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是辯証統一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並反作用於社會存在。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其中生產力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最基本的動力因素，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最終決定力量。

社會歷史表現為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五種社會形態的依次更替，是社會歷史運動的一般過程和一般規律。

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抽象與簡化，高度凝練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有利於人們把握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核心的原理，並以這種原理為指導來觀察和分析社會歷史問題。

在肯定思維抽象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有必要清楚地意識到它的限度。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隻能是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和公式。”^[3]理論是思維把握現實的一種方式，但它並不能等同於現實本身，忽略這種差別，最終的理論結局是陷入被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黑格爾主義邏輯中。“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絕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4]

就唯物史觀而言，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基礎，也是歷史觀的現實土壤，是唯物史觀經典表述得以抽象出來的生動具體。市民社會的被忽略，導致唯物史觀的抽象化，以及一定程度上對唯物史觀精神實質的背離。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強調了這點。如果誰“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5]。馬克思不僅指出歷史是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的統一，而且還強調歷史的特定性。他在給安年科夫的復信中，用了八個“一定”強調歷史不同於自然、歷史事件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產物，指出唯物史觀“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6]。

(二)市民社會批判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根基

要避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重新陷入意識形態，恢復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神實質，就需要回到它出場的背景之中。

市民社會批判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場的背景。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清楚地交代了這點。“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7]

由這段話我們不難推斷出，市民社會解剖學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成的原始土壤。然而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中，市民社會卻是一個消失的概念。這種局面的造成有著多重的原因。一是馬克思用詞上的多樣性。馬克思在有生之年不僅用多種語言進行寫作，而且對所研究對象，在用詞上也具有多樣性。如市民社會(英文的civil society，法文的sociétécivile，德文的die bürgerlicheGesellschaft)、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 society)，以及資本主義社會(die kapitalistischeGesellschaft)。其次，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具有多義性，理論內涵隨著他不同時期認識的變化而改變。這使馬克思市民社會概念缺乏自明性。學術界多將市民社會等同於馬克思理論不成熟時期所用的概念，認為一旦理論成熟，馬克思就不再使用市民社會概念了。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馬克思不同時期的著作中，不僅存在市民社會相關的內容，而且在術語上，馬克思明確使用市民社會。見下表：

根據上表，馬克思在不同時期雖然對市民社會概念使用的頻率有所變化，然而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堅持使用了市民社會概念(die 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不存在所謂的馬克思對市民社會概念棄之不用這種情況。其實問題的關鍵在於厘清馬克思所使用的市民社會概念的內涵。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市民社會具有抽象和具體兩層含義。抽象層面的市民社會指的是物質交往關系。“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出現的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8]根據這些論述，馬克思主要將市民社會規定為以生產和交往這兩個基本要素為核心的社會聯系和交往體系。

然而馬克思沒有滿足於發現市民社會的一般，而是結合現實生產方式，對市民社會進行了歷史的規定。他在1846年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說：“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9]市民社會具有階級內涵，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市民社會發展為資產階級社會。恩格斯后來也指出：“資產階級社會(die bürgerlicheGesellschaft)被譯成‘中等階級社會’，這從語法和邏輯的角度嚴格說來是不對的，就好像把‘封建社會’譯成‘貴族社會’一樣。有教養的英國人不這麼說。應當說：‘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 society)。”^[10]為了強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又將他們所研究的現實社會稱為資本主義社會。^[11]

由市民社會抽象具體的關系入手，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批判包含三層內涵。第一層是對本來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即同權市民通過商品貨幣的交換關系生成的市民社會的批判。市民社會解放了個人，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但這種交往以商品和貨幣為中介，最終造成了商品成為交往主體，人與人的交往被物所支配，並成為物與物交往的工具和手段。這是交往的異化。

第二層是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標志著近代市民社會發展的完成，但同時也加劇了簡單商品交換中的交往異化。資本變為總體，取得自因的存在結構，商品和貨幣成為它的表現形式。所謂的物支配人實質是資本支配人。^[12]馬克思在肯定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歷史進步性時，又批判地分析了它必然消亡的趨勢。

第三層是對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市民社會作為現實存在，它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有回聲。在政治領域，市民社會被近代社會契約論視為自由、平等、人權得以實現的領域﹔在經濟領域，古典經濟學為市民社會合理性提供經濟學論証。馬克思以唯物史觀取代自然法，解蔽了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迷霧，並以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了市民社會意識形態產生的根源。

馬克思市民社會批判逐步深入的過程，既是他逐漸發現現實，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了”^[13]的過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逐漸發展完善的過程。如果脫離市民社會批判來把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會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就會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豐富的內涵、多重的規定簡化為幾條公式，並由此產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科學性危機。

二、市民社會批判與唯物史觀的初步表述

在社會歷史觀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強調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決定性作用，突出物質生產方式在社會存在中的基礎性地位，強調經濟生活的重要性。英國史學派將這種歷史觀稱為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強調面包比帝王將相的活動更加重要。然而《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卻用“下流”來形容物質利益關系。當時支配他思想的是黑格爾主義的國家觀，認為國家是合乎理性的存在。正是借助於市民社會批判，馬克思才得以擺脫唯心史觀，確立科學的唯物史觀。

第一步，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發現了市民社會。根據黑格爾的觀點，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倫理理念發展的低級階段，是國家的概念領域，它們存在的根據在於國家，國家的意志對家庭和市民社會是一種必然性，當它們相矛盾時，家庭和市民社會必須服從國家的利益和法律。然而馬克思指出黑格爾的這種觀點是頭足倒置，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構成了國家的基礎，是它們產生了國家。“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自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對國家來說是必要條件。”^[14]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不僅顛倒了黑格爾有關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而且進一步對黑格爾理性國家觀進行了批判。黑格爾認為歷史上存在過的各種國家形式，如君主專制、貴族專制、民主制都有缺陷，不合乎理性，唯有君主立憲制才是最理想的國家制度。馬克思分別就黑格爾立憲君主制的三個要素：王權、行政權和立法權進行了批判。黑格爾主張君主世襲制，認為君主“通過自然肉體的出生而注定享有君主的尊嚴的”^[15]。馬克思指出君主並非是由肉體出生所取得的，當個人與國家的職能和活動相聯系時，是與人的社會特質有關系。黑格爾認為君主主權和人民主權能夠統一起來，君主主權是人民主權的代表和象征。然而馬克思指出君主主權並不能與人民主權統一起來，兩者是對立的關系，是人民賦予君主權力，而不是相反。對於行政權，馬克思則重復了《萊茵報》時期的觀點，認為官僚等級並不具有黑格爾所賦予的普遍性，相反，官僚等級由於他們的特殊利益，將國家變為個人利益的工具。對於黑格爾有關立法權的觀點，馬克思著重批判地分析了立法權的參與主體和參與方式。立法權既然處理的是人民的事務，就應該由人民參與，然而黑格爾卻對人民持不信任態度，最終使等級要素成為奢侈的擺設。在參與方式上，馬克思也指出關鍵不在於數量的多少，而在於參與者要以普遍性利益為重，以社會成員的身份參與。黑格爾雖然強調是以等級的形式參與，但實際等級代表要實現的卻是市民社會的私利。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確立了市民社會對於政治國家的基礎性地位，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此時馬克思已經發現了唯物史觀。一方面，他此時並沒有完全破除對政治理性的迷信，他所提倡的是用民主制取代黑格爾的立憲君主制。另一方面，馬克思還缺乏足夠的學識涵養來分析市民社會，從他所說的“關於這一點要在《市民社會》這一章中作進一步闡述”^[16]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斷，他試圖進一步研究市民社會理論，然而在存留下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中，他並沒有實現這一點。

對於政治理性的迷信，馬克思是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徹底克服的。這主要表現在他對民主制度的批判上。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最高成就是擺脫了宗教對政治的束縛，實現了民主共和。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稱為完成的國家。然而即使是完成的國家，也並不能實現人的解放。一方面，民主共和制的存在，並沒有廢除市民社會的存在，人依然處於公民與市民二重身份之中。另一方面，民主共和制的參與者是追求自己利益的私人，而不是盧梭意義上的公民，這使他們對政治的參與不是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而是將政治視為實現私利的工具，因此馬克思指出民主共和制僅僅是實現了基督教徒脫離世界、追求自己利益的理想。

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存在，是西方近代社會的成就。破除了對政治國家的迷信，並不意味著跳入對市民社會的迷信，相反，它意味著馬克思市民社會批判之旅的開啟。恩格斯后來概括了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思想收獲：“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出發，得出這樣一種見解：要獲得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鑰匙，不應當到黑格爾描繪成‘大廈之頂’的國家中去尋找，而應當到黑格爾所那樣蔑視的‘市民社會’中去尋找。”^[17]

第二步，對市民社會的批判分析使馬克思認識到經濟生活的重要性。在近代西方，市民社會獲得經濟社會的內涵，古典經濟學是它的科學。斯密將市民社會稱為商業社會，以解剖學的方法對現代市民社會的運行機制進行了探討，他從互通有無、物物交易、互相交換的人性傾向出發分析了市民社會的生成。分工是社會勞動的分割，通過分工和交換，追逐自我利益，實現自我保存的特殊利益生成為社會的普遍利益，市民社會就存在於這種個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張力之中，靠“看不見的手”得以維持。

經濟學同樣構成了黑格爾通達市民社會的理論路徑。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高度評價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使思想感到榮幸，因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到了規律。”^[18]由於資料的丟失，對於黑格爾何時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已無從考查。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黑格爾至少在伯爾尼時就開始了對經濟學的興趣。在伯爾尼，他發展出了對伯爾尼寡頭執政團財政政策的興趣，關注英國濟貧法的爭論，研究了斯圖亞特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甚至還學習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而在耶拿時期，他的著作中則充斥著經濟學的術語。黑格爾對英國經濟學的關注和學習，使他形成了市民社會的理念，認為市民社會是由需要的體系、司法對所有權的保護以及警察和同業公會三個環節構成的。其中需要的體系是其核心，它實現了市民社會的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轉化。

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使馬克思把握到市民社會的經濟內涵，並進一步通過對黑格爾等級、同業公會、立法權的批判，淨化了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中還殘留的中世紀政治殘跡。“政治革命消滅了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它把市民社會分割為簡單的組成部分：一方面是個體，另一方面是構成這些個體的生活內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同時就是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的完成。”^[19]在《論猶太人問題》第二部分，馬克思不僅指出猶太人所代表的市民社會精神實質是實際需要和利己主義，而且分析了市民社會中所存在的貨幣拜物教。雖然馬克思當時對貨幣的理解還不深刻，但卻開啟了他后來理論研究的重要主題，即對貨幣及其本質的分析。正是通過對價值形式的分析，馬克思才真正破除了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把握到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

第三步，通過對交換的分析，馬克思實現了社會關系的現實轉向。強調社會關系的重要性，這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具有普遍性。例如，費希特就認為自我之間的相互承認生成了社會。黑格爾更是強調人通過參與倫理生活，擺脫自然任性成為人。德國古典哲學中對社會關系的這種強調，被費爾巴哈以類概念得以總結。他所謂的類，除了人能夠過一種與自我對話的內在生活之外，還指人生來就必須與他人處於共同存在之中，過一種共同體的生活。

馬克思曾對費爾巴哈推崇備至，認為費爾巴哈的偉大功績之一是“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成了理論的基本原則”^[20]。在給費爾巴哈的信中，他熱情洋溢地說：“建立在人們的現實差別基礎上的人與人的統一，從抽象的天上降到現實的地上的人類概念，——如果不是社會的概念，那是什麼呢!”^[21]馬克思此時並沒有意識到費爾巴哈作為類本質的社會是人的一種本性和自然，它是對人的一種先驗規定。這導致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勞動異化”前三個規定和第四個規定之間的矛盾。在前三個規定上，馬克思都是在抽象的種屬意義上談論人同勞動產品、生命活動以及類本質的異化，並沒有出現個體的概念，然而在第四個規定卻突然冒出了人同他人之間的對立，類是如何向個體飛躍的，馬克思當時並沒有解決。

然而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通過對穆勒貨幣思想的摘錄與分析，實現了社會關系的現實轉向。他高度評價穆勒的貨幣思想：“穆勒把貨幣稱為交換的中介，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個概念表達了事情的本質。貨幣的本質，首先不在於財產通過它轉讓，而在於人的產品賴以互相補充的中介活動或中介運動，人的、社會的行動異化了並成為在人之外的物質東西的屬性，成為貨幣的屬性。”^[22]貨幣以物的形式對象化了人的社會性，同時又通過貨幣的流通，實現了人的社會性，生成了現實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認為穆勒非常成功。“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會聯系並不是由反思產生的，它是由於有了個人的需要和利己主義才出現的，也就是個人在積極實現其存在時的直接產物。”^[23]社會關系不是隨肉體出生就攜帶來的種屬特性，而是在現實的商品交換關系中生成的。馬克思由此實現了社會關系的現實轉向，為后來發現科學的生產關系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四步，通過對市民社會內部構成機制的剖析，馬克思初步發現了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不僅發現了以商品貨幣為中介生成的交換關系，而且進一步分析了交換關系發生的客觀前提，進入到生產勞動分析。“交換關系的前提是勞動成為直接謀生的勞動”^[24]。謀生的勞動(Erwerbsarbeit)是個值得注意的概念，根據馬克思上下文的論述，它指的是商業社會中處於分工網絡中的私人勞動。這種勞動的目的在於盈利，獲得交換價值，由此換得生活資料。分工越發達，生產也就越是多方面的，勞動者的勞動也就越是變為謀生勞動，成為需要體系中的一個環節，社會的交往體系也就越發達。分工體現了勞動的社會性。市民社會不僅僅生成於市場交換關系中，而且是由現代分工體系所決定的。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指出，生產勞動本身包含雙重的關系，即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前者表現為一定的生產力，后者表現為一定的交往形式。一切歷史的沖突都是根源於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由此提出了嶄新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25]馬克思恩格斯的這段表述至少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市民社會被生產方式所決定，它在馬克思恩格斯完整表述社會基本矛盾之前，一定意義上具有生產關系的涵義。第二，市民社會構成了宗教、哲學、道德等意識形態的基礎。“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26]市民社會又取得了類似於經濟基礎的地位。正是通過市民社會，馬克思恩格斯以不太准確的語言表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兩對社會基本矛盾。

三、市民社會的定在與剩余價值理論

市民社會在馬克思時代具有兩種形象：一種是被古典經濟學家所建構起來的市民社會，其實質是簡單商品經濟社會﹔另外一種則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市民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在由前一種市民社會理論轉向后一種市民社會理論的過程中，發展完善了剩余價值理論。

在1844年，馬克思初步遭遇經濟學語境中的市民社會。他對此進行了大量的摘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說：‘社會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換……它恰好也是這個相互結合的運動。’亞當·斯密說：‘社會是一個商業社會。它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商人。’”^[27]“在國民經濟學家看來，社會是市民社會，在這裡任何個人都是各種需要的整體，並且就人人互為手段而言，個人隻為別人而存在，別人也隻為他而存在。”^[28]古典經濟學家所建構的市民社會包含四個基本要素：(1)由自己勞動獲得的私有財產，(2)私有財產所有者擁有平等地位，(3)需要的滿足依賴於市場交換，交換的目的在於滿足需要，(4)需要體系的復雜性使分工細化。

由於經濟學知識的不足，馬克思當時並沒有深入分析古典經濟學家市民社會理論的缺陷與不足。相反，正是通過古典經濟學的市民社會理論，馬克思把握住了分析現實社會至關重要的幾個范疇：私有財產、個體、分工、交換。這成為他后來理論事業的重要的生發點。

然而，馬克思並沒有停留於國民經濟學家的市民社會理論，而是逐漸深入到現實生產方式內部，把握現實市民社會定在的資本主義性質，發現了剩余價值理論。在《神聖家族》中，生產方式作為一種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范疇被提出來，還沒有和具體的經濟社會形態相關聯。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則第一次提出了“市民的生產方式”(die bürgerlicheProduktionsweise)^[29]這個范疇。這個范疇雖然並不准確，但它是對《神聖家族》中的生產方式這個一般的抽象概念的具體化，其指涉對象是現代市民社會的生產方式，即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特點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對立。馬克思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現代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產生，但他並沒有深入到這種生產方式的內部剖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立的根源。馬克思此時概念的不准確反映了他經濟學思想的不成熟。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資本的生產方式來取代市民的生產方式。市民的生產方式這個概念僅僅出現過1次，而資本的生產方式則以不同的表述形式遍布在文本之中。“資本的生產方式”(Produktionsweise des Kapitals)出現了7次，“以資本為實體的生產方式”出現了9次，“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出現了2次，“資本引導的生產方式”出現了4次，“以資本為根據的生產方式”出現1次，還有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交換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方式，資本主導的生產方式等等表述。在《剩余價值學說史》中，馬克思以科學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die 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概念取代了“資本的生產方式”以及“市民的生產方式”概念。

術語的變化，表明馬克思已經自覺地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市民的生產方式區分開，進入到了現實市民社會的深層內部結構之中，把握住了現代市民社會的根本，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同於其他生產關系的獨特性。貨幣流通公式與資本流通公式的差異體現了這點。

貨幣流通的公式是：W-G-W。在這個公式中，貨幣形式作為商品價值的獨立化，只是商品交換的中介，運動一結束就消失了。但在資本流通公式G-W-G′中，貨幣形式並沒有隨著流通過程而消失，相反，貨幣G通過投入到流通之中，它將自身實現為一個更大的G′。在這個流通過程中，價值沒有消失，反而給自己產了金蛋。其中的奧秘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力成為商品，它的價值在於通過勞動創造出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這個超出自身價值的價值被資本家無償佔有。這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市民社會具有了特殊的規定性。

首先表現在私有財產性質的特殊性。在簡單商品經濟關系中，私有財產主要是勞動者勞動的成果，是勞動者本質的對象化。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作為生產者，卻並不佔有他自己的勞動產品，勞動表現為對所有權的否定，資產階級不勞動，卻佔有了私有財產。

其次，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換並不具有實質的內容。勞動與資本的交換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發生的最為重要的交換行為，然而馬克思指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其結果是勞動價格——盡管從工人方面來說是簡單交換，但從資本家方面來說，必須是非交換。資本家得到的價值必須大於他付出的價值。從資本方面來看，交換必須只是一種表面的交換。”^[30]在簡單商品經濟關系中，交換的目的在於獲得使用價值，滿足人多方面的需要，實現人自身的全面發展。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交換僅僅具有工具價值，資本家的交換目的在於為資本增殖獲得必要條件，實質性的在於生產，而不是交換。

第三，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是勞動者運用生產工具，改造勞動對象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勞動者生產出使用價值。但同時它也是價值增殖的過程，勞動者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再生產出勞動力的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無償地為資本家生產出剩余價值。

第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存在真正獨立的個人。“在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31]。生產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能否實現資本的增殖，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萬物存在的根據。隻有有利於資本的增殖，才具有正面價值﹔而不利於資本的增殖，則是負面價值，其存在價值值得質疑。工人之所以能夠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對象，不是因為他是人，而是因為他的勞動是生產勞動，他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者為資本增殖服務，是生產工人。資本目中無人，而隻有“工人”，即資本“活的勞動工具”，“人手”。資本的增殖也決定了資本家的存在價值。“我絕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32]。作為經濟關系人格化的資本家，他們惟有勝任資本增殖這個使命時，才是資本家，一旦破產，他們就會遭到資本的無情否定與拋棄。正如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指出的，有產者和無產者同是人的異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存在的只是“非人”。

通過上述四點，馬克思揭示市民社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特殊規定性，發展完善了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古典經濟學家市民社會的理論錯誤。一是僅僅從流通領域來觀察和建構市民社會，二是錯誤的資本理論，即沒有認識到資本是一種關系和運動，資本在流通領域所購買的並非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商品。這使他們的市民社會理論沒有深入到現實歷史，而是通過將復雜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歸結為簡單的商品生產關系，將資本為了增殖而進行的生產歸結為簡單商品生產中為了滿足需要而進行的生產，掩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本質。

四、市民社會的異化辯証法與人類解放

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人類解放，是馬克思主義最崇高的社會理想，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蘊含的人文價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形形色色的人道主義學派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發現了市民社會的異化辯証法，找到了人類解放的切實途徑，使共產主義理想不是烏托邦。

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市民社會的定在，是市民社會的異化，然而這種異化並非是純粹的惡。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像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全盤拋棄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採取了辯証分析的態度，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異化具有消極和積極兩個向度。

資本主義的消極性首先奠定了人類解放理想的合法性。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結合美國的現實，分析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在實現人類解放上的限度。資產階級政治革命雖然解放了市民社會，然而它並沒有廢除市民社會以及現實存在的私有財產，沒有將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完全還給人，因此，馬克思提出了比資產階級政治解放更高的解放要求，即人類解放。然而由於缺乏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分析，馬克思此時的人類解放理想並不成熟。

真正實現對人類解放理想合法性論証的是《共產黨宣言》。在其中，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諸多問題。首先是資產階級在增殖本性的推動下，不顧生產關系限制，盲目地擴大生產力，結果造成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破壞性的方式強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合。其次是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資本主義社會激烈的競爭，使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私人手中。在經濟危機中，大批的工人失業，流離失所，資產階級甚至連他的奴隸都不能養活。第三是由於機器的推廣，勞動變得越來越簡單，勞動者獲得的工資越來越少，枯燥的勞動、惡劣的工作環境讓人難以忍受。不符合社會化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由此給人類所造成的種種苦難，奠定了人類解放理想的合法性基礎。

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的消極性還為自己生產了掘墓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以自由、平等、人權、財產權等口號，啟蒙民智，凝聚人心，聯合無產階級推翻了封建貴族的統治，然而現實社會中，無產階級並沒有獲得這些權利，他們被資本主義市民社會所排斥，成為一個“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33]。由此馬克思以生存論的立場認為無產階級的這種存在使他們天然就具有普遍性，因此是人類解放的歷史主體。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對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的批判，從科學上論証了勞動者的歷史主體地位。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真正主體，它不僅通過創造總和的生產力和普遍的交往關系，從而創造了資本總體本身，而且還為自身創造了解放的條件。無產階級不僅是資本的他者，而且也是資本總體的裂縫，是突破資本帝國的可能性。

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積極性則使人類解放得以可能。在客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在前市民社會漫長的歷史中，對自然的征服是生產力得以發展的關鍵因素，但在資本對利潤的無窮追逐中，資本實現了生產力(Produktivkraft)向生產諸力(Produktivkrfte)的轉換，“它產生了大工業——把自然力用於工業目的，採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34]。科學技術、交往、分工都成為生產性的因素，由於全面地開發和利用這些生產性的因素，它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35]。這種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人類解放奠定了物質基礎，人類生產能力的極大發展，則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

一是它使人類的必要勞動時間減少，從而創造出大量的自由勞動時間。“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於時間的節省。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約”^[36]。必要勞動時間越少，自由勞動時間越多，人類也就越自由，利用這種自由，生產者能夠多方面地發展自己的能力和個性。

二是它通過分工的細化，交換體系的普遍擴展，造成了“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37]，這些要素為共產主義社會中全面發展的個人創造了前提。

現代化大生產還鍛煉了無產階級，“隨著資產階級即資本的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38]。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第1卷中都對這點進行了分析。資本將分散的工人集合起來，共同的勞動環境和生活處境，使工人階級逐漸形成了他們的階級意識，而無產階級政黨的不斷被組織，引導了工人階級從自在走向自為。此外，由於資本的競爭，工業的進步，統治階級的整批成員被拋到了無產階級隊伍裡去，特別是隨著階級斗爭的發展，統治階級中一部分自覺地脫離他所屬的階級，歸附於革命的階級。“這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39]。要言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無產階級提供了不斷發展成長的機會和條件。

資本主義社會以物遮蔽了人的交往和社會聯系，以抽象統治人。然而它所蘊涵的種種文明因素，使人類解放具有了現實可能性，惟有通過異化之煉獄，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才能實現。“如果說一方面資產階級前的階段表現為僅僅是歷史的，即已經被揚棄的前提，那麼，現在的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從而正在為新社會制度創造歷史前提的生產條件。”^[40]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3頁。

[3]《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39頁。

[11]這實際上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對馬克思而言，資產階級社會是否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二是馬克思是否使用過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對於第一個問題，馬克思最初是在階級層面把握他所研究的現實社會，因此將現實社會稱為資產階級社會，然而當時他並沒有弄清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為何對立，資產階級的統治權緣何而來。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現了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對勞動的權力關系，由此解決了上述問題，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資本主義社會包括兩面，即古典經濟學家所理解的市民社會以及資產階級社會。關於這個問題的分析，參見王代月：《抽象具體關系視野中的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現代哲學》2011年第11期。對於第二個問題，根據考証，馬克思確實較少使用資本主義的概念，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沒有使用。例如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明確地指出：“‘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die kapitalistischeGesellschaft)。”《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頁。

[12]王代月：《市民社會批判：馬克思理論研究的新視域》，《蘭州學刊》2011年第9期。

[13]《海德格爾選集》上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83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9頁。

[18]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05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頁。

[20]《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頁。

[22]《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5頁。

[23]《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171頁。

[24]《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頁。

[27]《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頁。

[28]《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頁。

[29]中文第4卷中將“die bürgerlicheProduktionsweise”翻譯為“資產階級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頁)。本文將其改譯為“市民的生產方式”。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頁。

[32]《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頁。

[34]《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頁。

[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頁。

[3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頁。

[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頁。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思想政治理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