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創作史上的“歷史路標”論析

《資本論》是馬克思最偉大的代表作之一，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對它的研究興趣始終未減，關於它的研究成果連篇累牘，產量甚豐。近幾十年來，隨著MEG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縮寫“MEGA”)第二版的不斷編輯、整錄和刊行，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開始更多地關注馬克思文獻產生的過程性、歷史性和其內在的思想生成邏輯，這使得《資本論》各個草稿的學術價值得到了空前且真摯的肯定。

《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通常被稱作《資本論》的“第二稿”或是“直接草稿”，寫於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共23本，1472頁，大約200個印張。馬克思生前沒有將《手稿》公開發表，因此《手稿》保留了難得的原始文獻風格，帶有鮮明的理論探討和學理研究性質，內含豐富深刻、博大精深的思想。

一、《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寫作及刊布情況

從某種程度上講，《手稿》不是《資本論》的“第二稿”，而是貨真價實的《資本論》“第一稿”。因為隻有到了《手稿》，才算是形成了《資本論》四卷的書冊結構。

眾所周知，馬克思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想寫一部經濟學著作。經過了10多年的潛心鑽研和資料搜集、整理，他在1857年正式投入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寫作工作中去。1857年8月下旬，馬克思寫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隨后，1859年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同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談到：“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1]31這表明，直到1859年，馬克思仍然設想其經濟學著作要按照一個“六冊結構”來安排。

緊接著，馬克思就著手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第二分冊，即原計劃整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第一分冊的第三章“資本一般”(前兩章“商品”和“貨幣”收錄於《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1861年8月—12月，馬克思寫出了325頁的書稿，內容涉及“貨幣轉化為資本”“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等，相當於后來《資本論》的第1卷^[2]38。

在此之后，馬克思在自己手稿的第V筆記本的第184頁上寫道：“在相對剩余價值之后，應該把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結合起來考察。”^[3]355可是，這中間出現了“中斷”，他未能先把這項任務完成，而是轉向了對剩余價值理論史的探究與撰寫。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最初只是要將剩余價值的理論史當作是“資本的生產過程”的最后一節(也就是一個“附論”)，但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不斷地擴大理論視域和議題范圍，致使剩余價值的學說史越寫越長，到最后共形成了三冊的篇幅，共計1096頁，這就是后來知名的《資本論》第四卷。馬克思本人把這部分當成是“歷史部分，歷史批判部分或歷史文獻部分”^[4]431。

《剩余價值理論史》是《手稿》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頁數甚至超過了《手稿》總頁數的2/3。我們知道，在《手稿》之前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即Grundrisse，以下簡稱《大綱》)是不包含這一歷史文獻部分的，因此說直到《手稿》，《資本論》的“四冊結構”才得以確立一點都不為過。在這個意義上，《手稿》才是《資本論》的“第一稿”。1866年10月13日，馬克思致信庫格曼：“全部著作分為以下幾部分：第1冊資本的生產過程。第2冊資本的流通過程。第3冊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4冊理論史。”^[4]431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顧海良先生也直言不諱地稱《手稿》是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歷史路標”：“《手稿》在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結構演進、思想歷史研究和理論原理創新上取得的顯著成果和成就，無疑就是高聳於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中的‘歷史路標’，是對馬克思經濟學作出‘歷史的評論’的經典文本。”^[5]9

馬克思是在1862年春(有學者考証是1861年3月)到1862年年底寫作剩余價值理論史的。1862年12月—1863年1月，馬克思起草了“商業資本”“資本和利潤”等章節，這是《資本論》第3草稿﹔1863年1月—7月，馬克思論述了機器問題，並補充了相對剩余價值理論，從而完成了《手稿》的寫作。

《手稿》第一次公開面世是在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簡稱《全集》)中，分別是第26卷(Ⅰ、Ⅱ、Ⅲ)、第47卷和第48卷。中文版的《全集》也照此翻譯了過來，卷次安排沒有變動﹔在MEGA2中，《手稿》是其第Ⅱ部分的第3卷(Abt.2: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 Bd.3:Karl Marx: Manuskripte 1861—1863)，共有6冊，每冊包含兩個小的分冊(分別是正文卷(Text)和附屬材料卷(Apparat))﹔中文第二版的《全集》參照MEGA2和MEW(《全集》的德文版)進行了重新編譯，《手稿》佔據了新中文版的第32∼37卷。其中，32∼35卷已經出版，36卷和37卷還暫未發行。

除此之外，還有《手稿》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同中文第二版一樣，這兩版都是MEGA2的翻譯版。

MEGA2嚴格遵循馬克思的寫作先后次序來編排文獻，但俄文版是依照編輯者對《手稿》理論體系的理解來編排《手稿》的。我國中央編譯局所給出的《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篇章順序同MEGA2稍有差別，最明顯的差異是在MEGA2的第6卷，中文第二版將這一卷拆解開來，分別編入了中文版的第36卷和37卷。表1^[2]42就是對《手稿》的MEGA2版、中文版編排情況的簡單說明。

二、《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的主要理論問題

《手稿》在總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部分，這是《資本論》前三卷的准備稿﹔二是剩余價值理論史部分。《資本論》當中所包含的理論問題都在《手稿》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顯現，《手稿》中很多地方論述的精細程度和學理縱深性也都在《資本論》之上。譬如，馬克思詳盡地在《手稿》的開篇(中文第二版《全集》的第32卷)講述了“對象化勞動”的問題，指出對象化勞動在動態上是工人正在進行的改造自然、創造歷史的外化勞動(異化勞動)，在靜態上則是已經對象化過了的勞動，可以當作“名詞”來理解。那麼，整個人類生存和生活的界域，其實就是對象化勞動所形成(並且不間斷地持續生成)的客觀世界。

如果接著上面的思路，能夠引申或是衍生出更多的理論問題來。盡管馬克思堅定了自己的主要研究目標(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使《手稿》讀上去是一部純經濟學的作品，但他還是在《手稿》中留下了很多哲學思維和方法運用的痕跡。因此，《手稿》是一部典型的充滿了經濟學、哲學雙重話語體系的鴻篇巨制，其內容極具理論張力。

《手稿》的文獻學研究當中有一個不可避開的問題，即如何來看待《手稿》這一“整體”。MEGA2和俄文版的編輯者都把《剩余價值理論史》單列出來，唯一的區別是MEGA2的專家為了呈現歷史考証版“尊重文獻產生的時間順序”的傳統風格，把《剩余價值理論史》的卷次安放在“商業資本”和“資本和利潤”等章節之前，即把《手稿》的6冊連為一體﹔但俄文版的編訂者則是大幅度地參考《資本論》，凸顯《手稿》理論結構的“邏輯性”，將除《剩余價值理論史》之外的手稿內容重新進行了組合、編排，並將《剩余價值理論史》同其余部分的卷次分隔開來。

這兩種做法看上去大相徑庭，但究其本質，二者對《手稿》整體性的理解毫無分別，即剩余價值理論史的研究可以與《手稿》另一部分的研究不同步，二者是相對獨立的研究單元，可以不必過多地考慮它們之間的關聯。以美國當代著名的“馬克思學”學者諾曼·萊文為例，他曾經試圖証實《手稿》的哲學底蘊同黑格爾的辯証法是一脈相承的，並在自己論文的開篇開宗明義地點明：“為了証明馬克思從《邏輯學》中借用了許多邏輯范疇作為其社會理論的解釋策略，我將考察他在資本主義研究中所使用的一個特定的邏輯工具……我幾乎完全隻以馬克思在1861—1863年間所作的工作筆記為依據……這些工作筆記收錄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或者說MEGA之中。它們是MEGA第二部分或者說致力於《資本論》發展過程的那一部分的組成部分，它們也是第二部分第3卷的組成部分。是第二部分第3.1、3.5和3.6卷。第3.2、3.3和3.4卷收錄的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但是在本文中我不會涉及這些研究。”^[6]22

這種做法是思維慣性的一種結果，但馬克思為什麼會在寫完《手稿》的第一部分(即“資本一般”這一章節)全身心地轉入到剩余價值理論史的寫作中，以及剩余價值理論史部分在整部《手稿》中的邏輯作用和理論地位到底是什麼，卻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該問題的解決不能隻借助於文本內容，因為文本有的時候並不能完全向讀者傳達出作者的全部意思。更何況，閱讀者想要徹底擺脫“前見”的困擾近乎於痴人說夢，人們總是受限於自己的已有成見而去對文本作出帶有解釋學循環症狀的所謂“客觀性解讀”。

顯而易見，最好的方法是史論結合，用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的方法來解開這個歷史和理論之謎。當然，這中間需要克服的技術性難題數不勝數(例如歷史文獻的查証與考辨、字跡的辨認與鑒別，歷史文獻與史實的比照、對應等等)，但大體上講，也隻有如此才能給出一個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現實點說，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學顯得過於學院化，離當下太過遙遠。不管是從學術角度出發還是從社會效應上檢驗，馬克思當時寫作剩余價值理論史的動機都只是一個業已發生了的歷史事件而已。人們更應該注意的，是《手稿》中蘊含的諸多具有實效性的理論問題。

顧海良先生將《手稿》中的理論問題概括為9項，分別是：(1)《手稿》在馬克思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問題﹔(2)剩余價值問題(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3)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問題(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和實際從屬問題)﹔(4)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5)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問題﹔(6)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問題﹔(7)資本積累和經濟危機理論問題﹔(8)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理論問題﹔(9)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探索問題^[5]9-22。很明顯，這九大問題稍加分解，還會多出很多理論問題。自《手稿》面世，人們對其的研究幾乎不出這9項，顧先生的總結和提煉是非常精准和到位的。

如前所述，馬克思在《手稿》中堅持了雙重話語式的創作與求索。因此，筆者便將《手稿》中的理論問題分為兩大類，即“哲學—經濟學問題”與“經濟學問題”。這樣做的依據是：帶有鮮明雙重話語特征的話題實質上還是以經濟學目標為核心的，即便是有哲學的參與、融合，也無法將這些問題看成是單純的哲學問題。而與此不同的是，當馬克思大量使用數學計算、公式論証或是資料分析時，一些較為純正的經濟學問題正在佔用著他那精密且深邃的大腦。

《手稿》中的哲學-經濟學問題：(1)對象化勞動、外化勞動和異化勞動問題﹔(2)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問題(協作、分工與機器的使用)﹔(3)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問題(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和實際從屬問題)﹔(4)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5)生產力理論問題﹔(6)科學技術的作用以及人類同技術的關系問題﹔(7)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視閾下的人類社會歷史問題﹔(8)馬克思的本體論問題(勞動本體論或是實踐本體論問題)。

《手稿》中的經濟學問題：(1)平均利潤問題﹔(2)生產價格的形成及機制問題﹔(3)資本積累問題﹔(4)經濟危機理論﹔(5)商業資本問題。

《手稿》中的其他問題：(1)《手稿》的經濟思想史地位問題﹔(2)《手稿》的整體性問題(邏輯架構、理論結構和思想體系問題，等)。

誠然，在這裡也不能列出所有的問題，只是選取了當前需要人們思考和研究的相關主要問題，既回顧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績，又初步判斷一下還能夠為《手稿》的研究工作做出什麼樣的努力。

三、《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的雙重話語問題的總體特點

在語言、主題等外在形式上，《大綱》前的經濟學手稿(如《1844年手稿》《穆勒筆記》等)更能顯露出馬克思的哲學家氣質，比如異化、對象化等專業化的哲學術語在這些文獻當中隨處可見，倒顯得經濟學問題只是作者順帶滿足一下自己的“業余愛好”。從《大綱》開始，馬克思似乎放棄了對一些哲學議題(例如人道主義、人的異化、共產主義的抽象論証，以及直接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闡述等等)的繁縟、艱深的論述，轉而針對經濟學領域內的各種問題進行專門的攻堅和思索。同以往的研究習慣保持一致，馬克思擅長在閱讀、審查、批判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語境中揚棄他們的思想，這使得他的經濟學研究充滿了辯証法的意味，其經濟學手稿也就處處透著強烈的雙重話語氣息。

那麼，《手稿》中的雙重話語問題都有哪些?首先，要對《手稿》中的哲學話語和經濟學話語進行鑒定和分辨。其次，《手稿》中大部分情況下經濟學話語和哲學話語是糅合並摻雜在一起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同時，探討著哲學問題﹔在研究經濟學難題的同時，運用著辯証的思維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這就引出了《手稿》中最大的雙重話語問題，即馬克思如何將經濟學和哲學二者緊密、有效、深刻、齊整地結合在一起。

當然，雙重話語問題的核心是：馬克思是否最終給出了他所提出的經濟學問題的答案。不管馬克思如何展現他那不同尋常的哲學思考能力，他總是要回答為什麼說資本主義走到窮途末路上了。

於是，我們看到馬克思對《手稿》中的經濟學問題的解說極為特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終歸是在產出剩余價值，平均利潤充其量是資本家蠱惑無產階級的借口和說辭﹔生產價格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市場的中心隻能是在生產環節﹔商業資本的產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騙局，工人會愈益發現商人的錢袋無限膨脹，資本家會在市場流通的環節中更加如魚得水……即便是一度為人人稱贊的科學技術，也不過是奴役勞動者的工具!

所有問題的焦點都集中在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上，是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導致了現實的人類悲劇。馬克思從未隱瞞過自己的革命意圖，雖然是以經濟學問題研究為導向，但他所要求証的絕不是紙面上的經濟學結論。

這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邏輯毫無二致。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已經發展了，生產關系就應當作出調整，因為舊的生產關系不再能夠容納當前的社會生產力。隻不過，假使馬克思一味地強調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即便引述再多的哲學語言也無濟於事。哲學畢竟是形而上的，它做不了直插“敵人”要害的“匕首”，但是經濟學不一樣，對於一個階層而言，切合自身的物質利益來審視周遭的一切都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綜上，“以經濟學問題帶動哲學思路並進而闡發思想”，就是《手稿》中雙重話語的總體特點，也是研究其中的雙重話語問題所要圍繞的中心點。馬克思在《手稿》中談論科學技術、分工、協作、機器生產、勞動甚至人類歷史規律，都是為了証明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已經高度發達，可勞動者卻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禁錮，被動而無奈地遭受著資本家的無情、殘酷、狡詐的剝削和壓迫。馬克思在《手稿》裡說，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是一種社會力量，它可以摧毀任何人的人類特征，而把人與人粗暴而冷酷地用金錢(剩余價值)牢牢地拴在一起。

故此，《手稿》中最宏觀的哲學問題是生產力問題和人的問題。馬克思研究經濟學，深層的動機是要闡發生產力的發展問題以及生產關系未來的變化趨勢﹔在此研究進程中，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人類發展問題，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力進步，是以犧牲人的價值和尊嚴為代價的。

《手稿》中的主要經濟學問題又是什麼，這是一個難以定性的問題。前面說過，經濟學在《手稿》裡又是目的(相對於馬克思的寫作初衷而言)，又是路標(相對於哲學話語而言)，又是路徑(相對於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而言)，這就很難去選定某一個經濟學問題來統攝或是代表其他話題。

四、《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研究現狀

相比於《資本論》及其馬克思的早期經濟學手稿，《手稿》沒有耗費人們過多的研究精力﹔即便同是作為《資本論》三大手稿之一的《大綱》，也早已被國內外某些學者爛熟於胸。個中原因不難想到，對馬克思著作感興趣的人們大多是哲學專業出身的，在這一點上中外學者似乎達成了一種“學術默契”，即更加看重馬克思的那些“哲學味道更為濃厚”的文本。這樣一來，《手稿》就顯得頗為“尷尬”：它既不像《大綱》那樣能夠博得哲學家們的青睞，又及不上自己的“改進版”《資本論》，無論人們是要從事哲學研究還是經濟學研究，《手稿》都不會成為優先考慮的對象。

那麼，《手稿》究竟在《資本論》創作史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國外學者托尼·史密斯、弗雷德·莫斯利等學者都曾撰文研討馬克思在《手稿》中所闡述的科學技術問題以及剩余價值分配問題，並嘗試從中找出其與《資本論》成稿中的內在理論聯系和邏輯關系^[7]148-193。但他們真正想要弄明白的是：《手稿》在微觀層次上是怎樣展示出馬克思同德國古典哲學家的思想繼承關系的。就好比萊文，他甚至並不認為《手稿》和《資本論》有直接的聯系，在思想血緣上，《手稿》和《邏輯學》更為親近。

前蘇聯學者和我國學者大多認同《手稿》是《資本論》創作史上的重要文獻，基本的共識是“《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是由《資本論》最初草稿過渡到成熟草稿的轉折點”^[8]194。因此，顧海良先生將《手稿》看作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歷史路標”。《手稿》最為重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價值在於它完善了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並系統建立了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地租理論等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我國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或是馬克思主義通史類的書籍都持上述的觀點，對《手稿》的描述多半也都是“《手稿》是研究《資本論》創作歷程和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的最重要的文獻依據之一”。

《手稿》的經濟學特質使得人們更容易發掘和探究其中的各類經濟學問題。《手稿》中的勞資關系問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勞動對資本的從屬問題、商業資本問題、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危機理論以及科學技術問題都曾經被介紹和解讀，這些研究成果通常以單篇的學術論文形式出現，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未能像人們研究《大綱》那樣，新見解新論點層出不窮。毫不客氣地講，國內外學者對《手稿》的研究比較零亂和分散，沒能形成氣候。

而且，國內對《手稿》的研究目前還隻能依托《全集》中文版的第一版，自《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第32卷以來，還未有人寫成一本關於《手稿》研究的專著。直到現在，李善明先生主編的《〈資本論〉第二稿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仍然是系統、全面研究《手稿》的典范。此外，這些研究者們還編寫了《〈剩余價值理論釋義〉(一、二、三)》。這兩部書貴在細致與條理，並且偏重於經濟學研究。而關於整部《手稿》的哲學研究類的專著在國內外都較為少見，更沒有人去致力於探思《手稿》中的雙重話語問題。頗為令人沮喪的是，我國有學者很早就意識到了《手稿》中的理論問題“非同小可”，但是他們未能將目光集於《手稿》，至今《大綱》在絕大多數哲學研究者心目中的位置仍然無法撼動。

看來，《手稿》的研究空間之大超乎想象。《手稿》自身的文本內容、思想結構、理論架構、邏輯層次都值得去挖掘、思考與解析﹔它同《大綱》等經濟學手稿以及《資本論》之間的對比研究也算是未開發的研究領域，這個思想史方面的課題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等學科的建設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不得不提的是，中國的馬克思研究者還面臨一個較為棘手的問題，就是隻有少數人能夠借助MEGA2資料或是MEW來對《手稿》進行研究。這並不是說有了外語的保障就一定能做出更為喜人或是先進的科研成績(我們也沒有必要跟著國外學者的腳步蹣跚學步，自設壁壘，進而妄自菲薄，自認落后)，而是國際上的學者已經開始使用MEGA2來研讀《手稿》，如果我們隻能用中文做內部交流，那麼長此以往，我們與國際接軌的夢想就越來越趨於破滅，我們的研究思路就得不到拓展。更可怕的是，國外學者會由於總是聽不到中國學者的聲音而“習以為常”地忽視中國馬克思主義學界。筆者深信，這決不是我們中國學人願意見到的景象。

五、一點關於《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研究方法的反思

毋庸諱言，面對《手稿》這部文獻，我們今后還要走一段很長的研究之路。尤其是外語水平較強、理論基本功較為扎實的廣大青年學者，更要勇於承擔起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的研究重任。《手稿》中的雙重話語問題以及整個《資本論》創作史，都要在參閱馬克思原文文本的條件下來進行分析、理解和把握，否則就會因為翻譯、文化背景以及思維習性的不同而對文本作出“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或是“不足詮釋”(underinterpretation)，這不符合當代學術界講究科研科學性、客觀性、嚴謹性、真實性，以及學術規范性的基本精神。

中國學人正在拓寬自己的全球視野，力求讓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自信滿滿地並入國際軌道﹔我們積極回應MEGA2的研究潮流，利用這個平台盡可能地充實自我、展現自我。平心而論，我國學術界對《手稿》的研究力度比之西方學者要更優(數量和質量都是如此)，雖然有很多的問題出現，但這些問題在西方學者那裡也同樣存在。但假如我們不和西方接觸和切磋，我們的研究成果又如何為更多的人所知曉?因此，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是將來研究《手稿》的重要方法。

不過，用MEGA，不等於唯MEGA是從，將MEGA神聖化﹔更不能認定隻要是MEGA編輯組成員所認可的意見就是真理，就是定論。拘泥於MEGA是做學問的忌諱，我們要敢於使用各種版本的文獻來進行獨立自主的研究，而不是一股腦兒地全身心投入到西方“馬克思學”的懷抱中去。更何況，准確理解馬克思是我們全力研究馬克思主義文獻的終極目標，文稿組合、編排的“文獻考古學”在特定意義上只是西方“馬克思學”的一個變種或分支，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直面現實、批判革命的本真面目。

拿《手稿》來說，對它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研究還是要回到現實，回到當代中國，回到這個日新月異、迅猛發展的世界。文獻學意義上的《手稿》自然要回到我們的視界中來，但對《手稿》的研究更應該面向“粗陋的塵世”，藉此幫助人們運用經濟學的智慧去建設更新的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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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