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關於意識形態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始終關注的理論問題。我們在梳理其意識形態思想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從整體性視域概括出馬克思語境中的意識形態概念，並從中透視出馬克思關於意識形態的分析框架，以及后人對這個框架的拓展或批評。這些分析框架是我們看待當前意識形態現象的基本理論工具。

一、意識形態的三種概念

（一）認知性概念

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起源有“兩個傳統”：英法唯物主義和德國觀念論。特別是在前者的影響下，馬克思首先把意識形態當作一個認知性概念。他把以黑格爾哲學和青年黑格爾派為代表的哲學和神學詮釋為“德意志意識形態”。它們是“從天上降到地上”，走的是一條從思想觀念到客觀現實的唯心主義道路。馬克思把這樣的意識形態定性為“虛假意識”。虛假意識是對社會現實的顛倒、歪曲和虛幻的反映。馬克思用“照相機隱喻”形象地揭示其本質：“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呈像的，那麼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1-1]作為一個認知性概念，虛假意識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理論學說，它錯誤地認為思想觀念是獨立自主的。與虛假意識對立的是“科學”即唯物史觀。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將自己的學說歸結為意識形態，恰恰相反，它是與意識形態對立的“真正的實証科學”。馬克思通過批判宗教哲學等意識形態，建構了科學的、唯物主義觀念學即唯物史觀。它主張從物質實踐出發理解意識形態，將意識形態歸結為意識了的社會存在。

可見，在認識論框架中，馬克思把意識形態理解為“虛假意識”“唯心史觀”。與意識形態對立的概念是“實証科學”、唯物史觀。在這個背景下，馬克思意識形態批判的主要任務，就是進行宗教和哲學的批判，為科學理解人類思想活動和意識形態提供認識論基礎。

（二）結構性概念

梳理馬克思著作，我們發現，他基本上是在否定意義上使用意識形態概念的，但也曾在描述意義（中性意義）上使用它。馬克思採取了“空間隱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公式）的表述方式，對意識形態進行了結構定位。“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2]馬克思描繪出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結構之間的“立體關系”，並揭示了意識形態的社會要素本質：“觀念上層建筑”。

研究作為結構性概念的意識形態，就是探討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之間的因果互動機制、交互作用。第一，經濟基礎的“觀念上層建筑”。作為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的話語，意識形態是經濟基礎的“反映維度”。這種反映維度既包括否定性要素，也包括肯定性要素。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更為強調的是意識形態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同一性邏輯，而不是差異性邏輯。第二，思想型的國家機器。與經濟結構相比，意識形態與政治上層建筑的關系更為密切。一方面，國家機器直接規定了意識形態的建構方向和基本內涵。另一方面，意識形態主動論証和設計國家制度，是關於政治法律制度的國家機器理論。馬克思深刻揭示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的同構性：“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隻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3]第三，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隻有佔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系統才是意識形態。馬克思將意識形態與整個社會意識、文化系統進行了“抽離”，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它是與個體的、零碎的日常意識、思想和價值觀念相區別的。意識形態是理論化、系統化的思想觀念，在社會思想的傳播和影響上佔有主導權。其次，它是與被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念相區別的。意識形態隻限定為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的“反映維度”。

（三）功能性概念

意識形態還是一個功能性概念。這裡的“功能”主要是在意識形態主體性機制中呈現的主動建構的權能，特別表現為政治合法化和文化主體塑造等社會政治功能。

馬克思把意識形態的產生、擴散同階級關系聯系起來。“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取決於和來自於經濟條件與階級關系。意識形態是一種觀念體系，它表達的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統治階級要通過意識形態對自身權益進行合法性論証。為了發揮合法化功能，它必然採取“虛假意識”的形式。這是因為，意識形態本身表達的是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而為了使自己的特殊利益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它需要“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1-2]。意識形態在表達統治階級特殊利益的時候是真實的，在表達社會普遍利益的時候才是虛假的。由此可見，虛假意識的存在不僅僅是認識論問題，更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和利益根源。作為一種虛假意識，意識形態以一種幻想的、虛幻的形式實現了自己的階級辯護功能。“意識形態以一種幻想的形式代表階級關系，這些觀念並不准確地描述有關階級的性質與相對地位，而是以贊同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式來歪曲這些關系。”^[5]馬克思認為，隻要在階級社會裡，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與社會普遍利益就存在矛盾，意識形態就要掩蓋這一矛盾。兩者之間的契合程度越低，意識形態的虛假性就越多，意識形態的合法化任務就越重。

二、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通過多重語境的概念釋義，我們實際上觸及馬克思研究意識形態的分析框架。在意識形態理論的流變史中，相關學者對這些框架展開了一系列的拓展或批評。

（一）科學-意識形態的認識論框架

在認識論框架下，意識形態與科學是對立的：一是它與自然科學的對立。“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6]二是它與社會科學的對立。馬克思多次講到，要清算意識形態家的見解，闡明他們的理論學說——歷史科學。兩分法影響到后來的阿爾都塞。他認為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存在“認識論斷裂”，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屬於意識形態，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思想屬於科學。

科學-意識形態的對立被列寧打破了。列寧將意識形態概念中性化，意識形態並不必然是虛假意識，也可能是科學理論。列寧指出：“一句話，任何思想體系都是受歷史條件制約的，可是，任何科學的思想體系（例如不同於宗教的思想體系）都和客觀真理、絕對自然相符合，這是無條件的。”^[7]這裡的“思想體系”就是意識形態。科學的意識形態概念表明，不能簡單地把意識形態等同於虛假意識，意識形態也可以是科學：隻要它反映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真實反映人們的利益和需要，它就是真實的。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反映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是“科學的意識形態”。盧卡奇、葛蘭西等人都受到列寧的影響。他們都把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看作是科學理論。美國著名意識形態理論批判家古爾德納也曾指出，意識形態並不局限於虛假意識，它也可以是正確反映客觀現實的“理性話語”。“意識形態作出了對於社會世界的一種診斷並且聲稱它是真實的。它提供了一幅精確的社會圖像並聲稱（或暗示）它的政治方針就是建立在那個圖像的基礎之上的。”^[8]

毫無疑問，科學-意識形態兩分法是青年馬克思分析意識形態的基本框架。馬克思當年主要任務是清算“意識形態家”的唯心主義，因此，他過多強調了意識形態的虛假性。但馬克思同時也指出意識形態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正確意識”“理性話語”。當某種統治階級處於上升時期，它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能夠客觀反映社會現實及其發展趨勢，它的意識形態就是“正確意識”。在推翻封建統治的時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包含了真理性因素。

（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結構論框架

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社會結構理論是馬克思分析意識形態的根本框架。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初步勾畫了“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結構關系，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將它明確化。晚年恩格斯又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分析框架。西方學者沿著兩種不同路徑拓展著這一框架。

一是阿爾都塞徹底的唯物化解釋模式。他否棄傳統決定論，力圖瓦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斷裂。他將后者徹底回溯到前者，指出意識形態就是一種物質性存在。“一種意識形態總是存在於某種機器中，存在於這種機器的實踐或者各種實踐當中。這種存在就是物質的存在。”^[9]他從兩個方面來說明意識形態的物質性。第一，意識形態不是經濟基礎的被動的“事后”反映，而是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勞動力的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核心條件。勞動力的再生產需要的不僅是它的技能的再生產，同時也包括眾人對統治的意識形態的順從的再生產。在這裡，意識形態不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消極因素，經濟基礎與它的關系也不是決定與被決定關系，而是作為社會再生產與勞動力的再生產之間的多元決定關系。第二，意識形態物化為客觀的國家機器。在當今社會，意識形態已經物化為一種客觀的行動方式和結構，物化為教堂、工會和學校等國家機器。

二是文化主義研究范式。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斯圖亞特·霍爾的“文化大眾主義”、詹姆遜的“文化歷史主義”、伊格爾頓的“文化審美主義”。我們以威廉斯為例來說明他們對馬克思結構論框架的拓展。第一，批判對“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庸俗化解釋。庸俗唯物主義採用的是反映論模式，把“意識及其產物”解讀為物質社會過程的“反射”。他反對這種“兩階段論”的解讀：先有物質社會生活，然后才形成意識及其產物。第二，強調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復雜多元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核心。威廉斯指出，不能把“決定”理解為某種內容被預告、預示和控制，而是指前者對后者設定界限和施加壓力。“決定”並不意味著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的“函數”或衍生物。第三，凸顯文化意識形態的流動性和自主性。威廉斯用“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和“霸權”概念來替代傳統意識形態概念。情感結構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實踐意識和社會經驗。人們對自己的社會生活的感悟和體驗總是不斷變化的，所以情感結構也是流動的、不斷塑造的。而在建筑比喻那裡，意識形態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形式”和“結構”。此外，他用“霸權”概念來說明意識形態的自主性和主導性。文化和意識形態是人類實踐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在人類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它在建構人們日常生活方式和體驗模式、社會政治關系中起著主導作用，是不弱於經濟權力的文化霸權。

（三）階級利益的功能論框架

階級利益論是馬克思分析意識形態的核心框架。它將意識形態與一般文化范疇區分開來，突出了意識形態的政治功能性和利益屬性。列寧、盧卡奇和葛蘭西等人雖然將意識形態概念中性化，但並沒有突破階級利益論框架，而是進一步發展了。

西方學者對階級利益論的批評或“發展”主要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是擴大階級利益和權力統治的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喬治·拉倫和湯普森。拉倫指出，馬克思的局限性首先在於僅僅在民族國家內部分析階級統治問題，而沒有分析國家之外的階級對抗問題。“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一方面是階級壓迫和主要勞資矛盾背景之下的批判工具，另一方面是在民族國家內部進行分析的工具，民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典型場所。”^[10]其次，馬克思階級利益論框架隻分析階級統治、階級利益沖突問題，把意識形態理解為階級統治的辯護思想體系，忽視了階級統治之外的權力沖突問題。拉倫的思路與湯普森一樣，后者就把意識形態理解為服務於權力關系的意義體系，這種權力關系是包括階級統治在內的一切不對等的統治關系。因此，拉倫要超越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將民族國家之外的、階級統治之外的性別、民族和種族等領域的統治形式和利益關系都納入到意識形態分析視野中。

第二種是完全消解階級利益論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海姆和格爾茨。曼海姆指責馬克思語境中的意識形態概念是抱有階級偏見和利益訴求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知識社會學就是要拋棄它。格爾茨認為，馬克思的利益論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權力斗爭功能，遮蔽了它的廣泛社會功能——塑造社會角色、穩定社會秩序、維護社會規范、加強社會認同、緩和社會矛盾等功能。他試圖用文化體系的研究框架完全取代階級利益論的分析框架。一方面，他將意識形態概念泛化，意識形態變成與權力斗爭、利益沖突無關的一般文化體系，消解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他將意識形態符號化，意識形態變成一種互動的符號體系，意識形態研究就是分析人的符號的意義。作為一種符號系統，意識形態不關涉利益斗爭，而是人們建構的意義系統，這個系統引導人們對社會的理解。

三、 現實啟示

我們應完整准確地理解馬克思關於意識形態的分析框架：既應堅持馬克思的根本方法論，也應吸收后人的理論發展。但這些理論發展並不能取代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其合理成分隻能看成是對這些分析框架的補充。馬克思關於意識形態的三大分析框架仍然是新時期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理論遵循。

第一，從認識論框架來看，主流意識形態應當深入到當代中國的現實中去，使得其理論建構越來越具有現實性和合理性。主流意識形態要成為獲得民眾普遍認同的“理性話語”，至少需要把握中國社會現實的“三大邏輯”。一是中國人自近代以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邏輯”﹔二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邏輯”﹔三是人民群眾追求富裕生活、自由發展的“理想邏輯”。脫離了這三大邏輯，任何理論說辭都隻能是“虛假意識”。一些社會思潮之所以呈現出諸多的片面性和虛假性，就在於它們沒能全面地、真實地認識到中國的“社會存在”。

第二，從結構論框架來看，社會轉型期意識形態建設的理論前提是：以一種辯証的、總體性思維把握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結構關系。首先，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特別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們的意識形態也要順應這種結構變化，實現自身的轉型。主流意識形態應實現革命話語到建設話語的轉變﹔及時吸納市場經濟中的合理要素，比如自由、平等、個體獨立等理念。其次，主流意識形態要對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國家制度進行富有成效的論証與辯護。這是因為，作為一種“觀念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與政治上層建筑的關系最為緊密，兩者呈現一種相互重構的結構性關系。最后，應認識到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和自主性。市場經濟中的利益多元化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搞意識形態多元化﹔經濟層面上承認私有經濟存在的合理性，並不代表取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性。

第三，從功能論框架來看，在建構上，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必須反映人民利益，契合人民的訴求。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就重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始終堅持人民群眾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毛澤東思想抓住了人民群眾要求階級解放、當家作主這一根本訴求﹔鄧小平理論回應了人民群眾擺脫貧困、追求富裕的願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構建了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科學發展觀順應了人民群眾要求和諧生活、公平正義的新期盼。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圍繞中國夢的意識形態創新進一步關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將人的全面發展和幸福生活作為意識形態建構和宣傳的根本基點。中國夢是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有機統一，但落腳點是人民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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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