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的人本之維

近年來，理論界對於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的解讀，見仁見智，多有歧義。但筆者感到，這些解讀尚未能把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構想中隱含的深層的人本意蘊予以充分展開，離開馬克思的人本之維，關於“自由人聯合體”的解讀就會墮入一系列的悖論陷阱而難以自拔。因此，從辯証的人本維度來解析這一命題，是打開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理想構建的基本精神和致思方式秘密的一把鑰匙。

人自身的發展就是人的解放，即從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壓迫和束縛中不斷擺脫出來，從而獲得自由。實現人的解放是貫穿於全部馬克思理論最基本的思想。從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1頁)、“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同上，第460頁)，到共產主義就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再到《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和《資本論》中“自由人聯合體”命題的提出，無不透露出馬克思整個思想特別是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實質。

馬克思從1845年春起，將理論致思的重心由人本的領域轉移到了歷史實踐的領域，對人類歷史特別是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矛盾及其發展規律的探討成為其理論的主要任務。隨著這一轉變，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思想論証也發生了某種改變。如果說在這之前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還著眼於人本的維度的話，那麼在這之后就主要著眼於歷史實踐的維度了。這就是為什麼在1845年以后的著作中，馬克思著重從經濟的、政治的和所有制的層面來批判資本主義和構想未來社會的原因。在1845-1846年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盡管對人的本質及其異化的探討還佔有相當的份量，但它從屬於歷史觀的研究並構成其一個內在環節。在這裡，《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那種人的“類本質”、“類存在”以及“真正”的“人的本質”已被“在其現實性上”的“現實的個人”所取代。這樣的人不再是生活在哲學思辨中的人，也“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3頁)因而，這樣的人就構成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前提。馬克思明確指出，這種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同上)

《宣言》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經典文獻，在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的問題上，馬克思主要是基於資本主義不可解決的內在矛盾來展開對未來新社會的論証的。在此基礎上，對於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力量、手段、途徑、任務以及策略和措施等進行了構想，人自身的解放和發展則通過這些舉措而實現出來。馬克思在理論上的這種現實的歷史實踐之維一直貫穿於整個中期和晚期的著作之中。

不可否定，青年馬克思對人本主義的集中闡發在中年和晚年馬克思那裡再沒有出現過，馬克思的致思重心發生了轉變，但這不等於說，人本維度在馬克思那裡就不存在了，更不能說人的解放和發展的思想從此退居到了從屬的甚至次要的地位。馬克思在許多領域中，存在著一條一以貫之的主線，這就是人自身的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無論是哲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最終都是為這一至高無上的目的服務的。在社會實踐領域，無論是消滅私有制、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還是變革全部生產方式、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如果脫離人的解放和發展，就失去了價值和意義。人本之維雖然在他的中晚期著作中居於從屬的地位，但不等於它並不重要。恰恰相反，馬克思的思維轉換和研究重心的轉移正是為了更深刻地論証和更現實地解決人自身的解放和發展問題。

人自身解放的實質就是人的自由。人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其實對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的維度給予不同的回答。一般認為，馬克思關於人的經典定義是在1845春《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作出的，這就是“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這個定義強調了人的社會本質的具體性和歷史性。除此之外，馬克思對人的“類存在”、“類本質”以及“真正的人”的本質也從至極的意義上予以了探討。不管是對“現實的人”的思考，還是對“真正的人”的終極思考，都是思想抽象的產物，只是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前者是對人的社會本質的具體性和歷史變動性的“抽象”，后者是對人的本質的至極性和絕對超越性的一種“抽象”﹔前者是基於“現實性”的抽象，后者是超越“現實性”的抽象。正如辯証法大家黑格爾所講的，哲學所使用的是“純概念”，因而它必然要對其考察的事物進行最純粹的和最高層次的抽象，以便得出絕對的終極性的“純概念”。馬克思作為“新唯物主義”的創立者，在人的問題上，他必然要對其進行本體的、終級的探究，並從中抽象出“真正的人”的概念。

實際上，馬克思不僅在其早期著作中，而且在其中、晚期著作中都對人的自由本質作了終極性的探討。在《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頁)學者們一般認為這個定義是對人的生產勞動本質的確認，實則不然。這個定義所要確認的是人的本質的自由性。馬克思肯定“動物也生產”，也在進行自己的生命的活動。但是，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它不能把自己同其生命活動區分開來，“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而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他能把自己與其生命活動區分開來，形成自我意識和對象意識，因而，“人是類存在物”。(同上，第95頁)人的這種“類特性”使人能夠產生屬人的“類意識”，即“自由的自覺的”意識。而“自由的自覺的”意識的一個特點就是它能超越自身，然后又回復到自身，對自身進行反思，如此不斷地超越，又不斷地回復，以至於達到無限。在《手稿》中，馬克思把自己對無限超越的“自由”概念的人本思考寄托在未來共產主義的理想之中。他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証、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同上，第120頁)這是馬克思從超越的、終極的人本維度對人類通過共產主義實現自身解放的一種理性的反思。這之前馬克思在致盧格的信中，就尖銳地批判了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教條主義思想，他們總是向世界炫耀，在他們的手裡掌握了一套解決一切世俗問題的現成答案，“愚昧的凡俗世界隻需張開嘴來接受絕對科學的烤鬆雞就得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頁)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優點就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同上)“我們的任務不是推斷未來和宣布一些適合將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決定”，而只是給世界“一個真正的斗爭口號”，並且“向世界指明它究竟為什麼而斗爭”。(同上，第418頁)這就是馬克思區別於形形色色空想家的地方。在馬克思那裡，對人的自由本質所作的人本的終極思考與對歷史實踐所作的現實的思考是辯証統一的，這裡確實存在著“矛盾”，但這是任何辯証思維必然會發生的矛盾，毋寧說，它就是辯証思維本身，沒有這樣的“矛盾”，也就沒有了辯証思維。

人的自由本質本身就是一個矛盾。正是由於人的這種“自由的自覺的”類意識使其能夠超越自身的現有狀態，將自己投向一個為之設立的未來。這樣，人的本質就發生了內在的分裂，即現有本質和未來的應有本質的矛盾，人總是渴望佔有未來的應有本質，並將其視為人的“真正的本質”，而將現有本質視為不合理的狀態。因此，對人的自由本質的自身反思由於其矛盾的辯証運動將自身一分為二：一是建立在現有狀態基礎上的“現實的人”，一是建立在未來應有狀態上的“真正的人”。人自身的發展就其內在的本性來說，就顯現為不斷地由現有本質向應有本質進行過渡和超越的過程。一方面，人能夠在自身反思中構建“真正的人”的應有本質，並確信能完全佔有這種本質﹔另一方面，人在其現實性上，又不能完全佔有這種本質，人的本質不是一個靜態的實有，而是一個歷史的變動過程。然而，人的“真正的”本質也並不是一個始終懸在人之外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它就處在實際上永無止境的人的本質的實現和佔有的過程之中。可見，人本反思的兩個視域是內在統一的，它們的統一就存在於在歷史實踐基礎上的人的本質的發展過程之中。

如果說馬克思與啟蒙學者以及費爾巴哈的抽象人本論有什麼不同的話，那麼，這種不同並不在於它沒有了“抽象”，也不在於沒有了在人的自身反思中所分裂出來的雙重本質(“現實的人”的本質和“真正的人”的本質)的交織和矛盾，而是將其建立於歷史實踐的基礎之上，並在此基礎上客觀地還原“現實的人”。而抽象人本論的缺陷也不在於對人性或人本進行了“抽象”，而是始終停留在抽象的思辨之中，而不能從這種抽象思辨中走出來，在世俗的歷史實踐中找到現實的立足點，並復歸為“現實的人”。

如果說在1845年春之前，馬克思人本維度的自我反思更多地傾注於人的應有狀態的話，那麼在這之后則更多地傾注於人的現有狀態。這種轉變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馬克思在對人的自由本質進行自身反思時，在一開始就與當時各種空想社會主義流派以及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不同。他特別關注歷史實踐和社會現實，主張由宗教的批判向政治批判轉變。由哲學的思辨向現實世界轉變。在他看來，應該從歷史本身出發來解釋歷史，而人是從事對象性實踐活動的人，正是在這種活動中，人生成和發展自己的本質。馬克思的人本維度中蘊含的這種現實性和歷史性的要素日益膨脹，特別是馬克思服務於工人階級的實踐斗爭的理論使命，引導著馬克思的理論研究由人本的維度轉向歷史實踐的維度。但是，這種轉變並不意味著馬克思對人的自由本質的關注有絲毫的降低，也不意味著在對歷史實踐領域的研究中完全排除了對於人的自由本質的終極探求。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貧困》《宣言》以及《資本論》這些被公認為成熟的著作中都提出過“自由人聯合體”的思想，而《宣言》的闡述最為精煉和簡明，也最富有本體的意蘊：“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4頁)

“自由人聯合體”是馬克思對於未來新社會的最基本的設想，也是對未來新社會本質特征的最高度概括，無疑也是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最高遠的境界。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才把它作為未來新紀元的最為“合適的表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731頁)在這個表達中，“自由”被賦予了最根本的意義，它是未來新社會最本質的特點。在這裡，“自由”不僅是社會的本質，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體人的本質﹔社會的自由本質不是凌駕於個人自由之上，而是融入個人自由之中﹔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之間的異化已經被揚棄，二者之間已經相互構建為一種互為條件的高度和諧的關系。個人與個人的自由之間、個人與社會的自由之間那種相互對立和沖突的關系已經被消除，像馬克思所描述的那種“別人的感覺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佔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頁)以及隨著強制性分工的打破人們可以“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5頁)的自由境界已經出現。

對於馬克思關於“自由人聯合體”的這段經典描述，隻有從人本的維度加以解讀，才能領會其中的深層底蘊，把握其辯証的意境。在這裡，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一方面具有終極的意義，是人類本質發展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這樣的“自由”又存在於現實的歷史運動之中，共產主義的實踐運動為這種“自由”境界的實現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從總體上看，馬克思在《宣言》中的這段話與上述《手稿》中那段話相比，人本的致思有其聯貫性，否定這種聯貫性，就無法讀懂“自由”作為人本的終極意義。但是，《宣言》與《手稿》又有所不同，在《宣言》中，終極的人本自由已經牢牢地建立於唯物史觀的基礎之上，而在《手稿》中唯物史觀還處於初具雛形的狀態，人的現實本質的思考還處於次要的地位。

今天我們重讀《宣言》，細致地反芻和再思關於“自由人聯合體”的人本意蘊，不是出於思辨的興趣，而是歷史實踐和社會現實的需要。

我們正在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價值目標是什麼？毋庸置疑，它就是人自身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但在現實生活中，有人認為這個目標太抽象和太空洞了，甚至認為這樣提問題會把人引到抽象人性的陷阱裡去。在有些人看來，物質文明、生產力、經濟建設既然是我們工作的中心，同時也就是我們價值追求的根本。他們或許並不否定人自身發展的重要性，但將其視為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第二位的東西，屬於物質存在的派生物。這種根深蒂固的“物本論”長期以來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頭腦，規范著物質生產與人的發展的關系，業已對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了一定的負面效應。

“物本”與“人本”是矛盾統一的關系。人不能自由漂浮於浪漫的雲霧之中，必須立足於物質的大地。人的發展就是如此。人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之上，離開了這個基礎，也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發展。然而，人的發展與物質生產力的提高往往是有矛盾的。假如沒有矛盾，人與物就不存在什麼關系了。人與物的矛盾通常表現在物質利益的追求會造成人的片面的、畸形的發展，乃至造成對人自身的壓制和踐踏。例如，無節制的逐利行為會使大多數人的利益遭到犧牲，個人或利益集團的私利膨脹會不斷上演“公地悲劇”，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流行會造成人的身心失和，從人的本質內部摧毀人的生命存在，凡此種種，都會反過來制約乃至從根基上破壞生產力以及整個社會健康、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人本”和“物本”是有機結合和辯証統一的，“人本”必須以“物本”為基礎，“物本”必須以“人本”為導向，但從根本上看，人而且唯獨隻有人，才是這個世界上不可剝奪也不能讓渡的主體。“對人的現實性的佔有，它同對象的關系，是人的現實性的實現，是人的能動和人的受動，因為按人的含義來理解的受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頁)在人與物的關系上，人本質上是能動的存在，盡管人的活動相對於對象的反作用也有其受動的一面，但那是“按人的含義來理解的受動”，因為人同樣能以積極能動的存在方式來作用於這種受動。從理論上講，人作為能動的主體，在對世界的現實性佔有關系中，它同時“是人的一種自我享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頁)但在歷史發展的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內，“物本”壓倒“人本”，人被物化。這有其歷史演進的必然性，我們不能簡單地對此發道德的義憤。但在當今時代，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完全能夠使絕大多數人過上幸福的生活，“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一條道路”(同上，第117頁)，同過去相比，人類已經具備了揚棄人的異化或物化的有效得多也廣闊得多的手段和途徑。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對“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同上，第120頁)因此，通過自我揚棄實現由“物本”向“人本”的轉化，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新世紀新階段新的時代宣言。

堅持以人為本，彰顯“人本”之維，關鍵是把握“人本”之本的實質。“人本”應以什麼為本，在具體的歷史實踐中可能涉及的具體任務有所不同，但從普遍的即本質的意義看，“人本”之本就是自由，以人為本，即以自由為本，人本的實質即自由。如果離開自由講“人本”，把“以人為本”簡單地理解為改善人們的生活和增加人們的福利，那麼不過是以另一種形式又回到原點罷了，也有違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自由本質的思想。自由並不是抽象的，自由意味著尊重人的自由創造，尊重人天賦的個性和潛能，尊重人由法律保障的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自由也意味著創造和諧的人際和社際關系，使個人的自由和其他一切人的自由能在一個理性的平等的和有序的交往規范中自由展開﹔自由還意味著健全的民主法治並運用這種法制來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和公平正義是自由的雙翅，沒有它自由就不能起飛。正如有了自由的空間，自由之鳥才能復活它生命的活力一樣，人也隻有獲得了自己的自由本性，才能產生無窮的創造力，才能真正使一切創造性的活力競相迸發，才能使其創造歷史的主體作用充分顯現。一部人類歷史，就是人的自由的演進史，即人的本質生成和發展史。文明起於人的自由創造，而自由創造又推動著文明的不斷進步。文明史不斷証明了這樣一個真理：人的自由空間有多大，人的創造力就有多大﹔人的自由提升到什麼水平，歷史就發展到什麼程度。回顧30余年改革的過程，它本質上是一個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的過程。試想，如果不解除“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人的思想就得不到解放﹔不打破農村的“大鍋飯”體制，廣大農民就不能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獲得真正的人身自由﹔不破除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企業和勞動者就不可能成為自主經營和自我發展的法人和自然人。歸根結底，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是推動我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原動力，人的解放和發展能走多遠，改革和建設就會走多遠，二者的因果制約關系充分說明了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發展在整個改革過程中的主導和主線地位。

中國的改革已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能否順利“闖關”，實現我國的戰略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關鍵就在於繼續推進人的解放，進一步破除束縛人的種種禁錮，為人的自由創造和自由發展提供更加自由的廣闊天地。這既是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精髓所在，也是深化改革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旨所在。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