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的進程及其規律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往往是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先導。所謂理論創新,就是為了解決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揚棄或發展原有理論而產生的新理論並且指導實踐、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系統過程。理論創新是最重要的創新,是整個創新思想的核心,是其他一切創新的基礎。我國社會發展的實踐告訴我們,理論創新首先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新。因為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指導思想,是其它一切創新的理論基礎,這已經被建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建設成就所証實。
因此,我們認為理論創新是實踐的需要,而社會實踐是有規律的,這就決定著理論創新也是有規律的。掌握規律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徑。如果能夠認識和總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的規律和過程,對於我們駕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理論,指導社會實踐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把努力滿足或維護不同時期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理論創新的軸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的基本規律
《共產黨宣言》明確寫道:“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283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本色和最鮮明的政治立場,也是一切馬克思主義政黨工作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永恆主題。那麼究竟什麼才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提高的。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擺脫列強的凌辱、剝削和奴役,取得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一批初步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引進到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經過長期反復的革命實踐,最終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卓有成效地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打敗和趕走了在中國大地作威作福的西方列強,建立了新政權,為徹底改造舊社會提供了根本保障。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適應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進行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使得廣大人民群眾在經濟和政治上切實成為國家的主人,使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但有了堅實的社會保障基礎而且有所擴大。當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以后,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國共產黨將人民群眾的需要寫入了自己的行動綱領之中。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對國際形勢、世界發展趨勢和國內具體情況進行了長期考察之后,通過周密論析得出精辟結論: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鄧小平順應時代主題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從實際出發,提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發展生產力,走向共同富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否有利於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始終貫穿在鄧小平理論中,並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得到深化與落實。這是在中國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理論貢獻。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趨勢迅猛發展,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為了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經過理論和實踐的反復驗証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直接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三者有機互動,相互促進、制約、影響。生產力發展、文化發展,都要以人的發展為長久之計,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進步既以人的進步為手段,又以人的進步為目的﹔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產生發展離不開具有高素質的人﹔要獲得越來越多的高素質的優秀人才,必須重視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實現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終都體現在要不斷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和精神文化需要,體現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這是歷史的告誡、現實的需要,也是未來處於不敗之地的前提。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一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2006年4月21日,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指出:“今天,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就是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和幸福指數,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2]這表明科學發展觀就是回答“什麼是發展、為什麼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而發展的根本動力和目的就是實現好和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雖然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遷,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的一條不變規律就是: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核心來考察歷史、把握現在、展望和規劃未來,從而創造出新的理論體系。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執政黨隻有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實際問題為重點,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地體現到改善民生上,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使他們自覺地發揮首創精神,才能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是圍繞實踐對原有理論不斷進行修正、提煉和深化的過程
“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3]284而這些形式或內容更新的動力是實踐。現實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這就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新的實踐,而實踐又不斷地檢驗和提升理論,從而促進新理論的誕生。恩格斯在1872的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中》的序言提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4]248。隻有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善於結合具體實踐﹔既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又能夠體現馬克思主義的靈活性,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的融合,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的良性互動,推進兩者共同發展。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就意識到了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應在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在中國新的實踐基礎上,及時糾正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結論,提出新的判斷,形成新的論斷。所以,在1938年9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擴大)上的《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和任務,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紀元,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新境界,並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由於“左”的思想把這種探索引向了歧途,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巨大失誤,致使這種“結合”未能很好實現。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和列寧的本本上找不出現成的答案。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不同、歷史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別國的經驗可以參考,但不能照搬﹔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蘇聯模式在中國行不通,這是為歷史所証明了的。我們要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不僅僅從馬列著作中認識社會主義,而且更重要的是從現實社會實踐中認識社會主義,圍繞著“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不迷信“本本”,突破了過去社會主義的僵化模式,在實踐中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之路,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新的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階段。
在跨世紀的千年之交,以經濟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已成為新的時代主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向縱深領域推進,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在這種形勢下,如何應對一系列關系到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如何戰勝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如何抵御種種風險?如何繼續使黨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領導核心?等等,這一切要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跨世紀發展的偉大實踐相結的過程合中做出新的探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深刻地回答了這些重大問題。江澤民指出,馬克思主義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奧秘,就在於它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我們決不能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某些本本的教條式理解上﹔堅持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而應該採取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堅持一切從發展變化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不斷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科學。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始終嚴格地以客觀事實為根據,而實際生活總是在不停的變動中,馬克思主義必定不斷發展。正是在時代不斷前進、實踐不斷發展和變化中,我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的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的實際運用的不斷探索,從而在跨世紀的偉大實踐中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得到了發展。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准確把握新世紀發展的新趨勢,深入分析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的新特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科學發展觀,創造性地回答了在新世紀新的實踐過程中我國為什麼發展、發展什麼和怎樣發展的根本問題。科學發展觀,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今中國時代特征和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中國化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在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在吸取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從新世紀我國發展全局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新世紀發展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其全面發展問題、協調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和諧發展問題等等,都是在實踐中應運而生,而且也必須在實踐中才能解決。
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隻有在實踐中堅持與時俱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實踐緊密結合的豐碩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又始終堅持這一與時俱進的實踐本質,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充分証明了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源。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是在曲折中前進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原本是一種西方思潮,它不是在中國社會歷史條件下自然生長起來的,它最初是作為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與理論觀點,被引入和介紹到中國來的。馬克思主義在中華民族這塊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的過程,必然的隻能是一種不斷被民族化,即中國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種科學的理論創新。然而,任何一種創新及其實踐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體現了這一規律。
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還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濟文化十分落后,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踐踏和蹂躪。為了改變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從西方引進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和政治理論,試圖在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在重重阻礙下,最終卻發現此路不通。在這種情況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革命的思想武器,主張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但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歷史差距,它沒有也不可能為中國革命提供現成的答案,加之,黨在幼年時期對此缺乏正確的認識和深入的理解,因而在現實斗爭中曾經犯過或“左”或右的錯誤。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在於教條主義地理解和照搬馬克思主義。例如大革命時期“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代表者陳獨秀,其之所以實行機會主義,是基於一種離開中國特點的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主義而形成的錯誤認識﹔土地革命時期“左傾教條主義”的代表者王明,無視中國國情,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詞句和個別結論,把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蘇聯經驗絕對化,不顧中國革命的特點,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為中心,幻想通過發動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達到所謂“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形成所謂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勝利,這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總結這一歷史經驗,1938年,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擴大),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因此,必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1942年,毛澤東又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使黨內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得到了徹底清算,確立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風。1945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使全黨的認識達到了空前的統一。至此,馬克思主義真正被賦予了一種鮮明的中國民族形式,即毛澤東思想的形式。1957年,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以后,由於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不足,加之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式的錯誤理解,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認識不清,致使社會主義建設遭受了重大挫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這段慘痛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是不可能通過一次整風運動或單純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可以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的。深入和客觀地認識中國社會的實際,真正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密切結合起來,從而達到使歷史進步、民族興盛和人民幸福的目的,是一個長期的和永無止境的任務。
以1978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的大討論為起點,鄧小平沖破“兩個凡是”樊籬的禁錮,大力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他強調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5]143正是由於打破了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而逐漸形成了關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針和政策,使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迅速走上了一條前所未有的獨特道路。毛澤東開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經過了種種曲折和反復之后,終於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創造性思維下開始了又一次飛躍。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成為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必須回答的重大課題。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將進一步改革開放與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本質緊密結合,為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實踐與理論創新確定了航向。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講到:“八十年的實踐啟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這是總結我們黨的歷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經驗。馬克思主義是我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行動指南。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隻有正確運用於實踐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既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思想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經驗。正因為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我們黨才能帶領人民戰勝一切艱難挫折,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6]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毫不動搖,又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提出了一系列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使我們黨對共產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嶄新境界。
當今世界,“發展”成了社會的重心、時代的主題。然而實踐証明,經濟增長並不能完全自發地促進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幸福,反之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人類在解決發展問題的時候由於對發展內涵的認識不夠科學,長期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帶來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環境的嚴重污染,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緊張或對峙狀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在總結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可持續協調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順應時代的呼喚和實踐的要求,強調經濟增長本身並不是發展的目的,而是發展的手段﹔要在堅持經濟建設中心地位的同時,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經濟體制改革不僅要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要有利於實現社會和諧發展與全面進步﹔隻有統籌兼顧、協調發展,才能促使當前存在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得以緩解和逐步解決。科學發展觀賦予黨的發展理念以新的時代內涵和要求,體現了重大的理論創新。科學發展觀是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不斷總結過去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理論,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指導思想。
從以上歷史事實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便是與各種錯誤進行斗爭的過程。在斗爭和切磋中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規律之一。這一規律說明,中國共產黨既不要害怕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出現,又要敢於和善於同各種錯誤的思想觀點作斗爭,在斗爭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N].人民日報,2006-04-21(1).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