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辯証邏輯
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現代西方科技文化與民主文化融合的產物,現代化、全球化、科技化和民主化是其顯著特征。中國傳統文化是以自給自足為特征的農耕文化和官僚集權為特征的精英文化,內在地蘊含著封閉和保守的基因。中國共產黨從誕生時起就始終肩負著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神聖歷史使命,在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科技與人文、大眾與精英、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等各種尖銳激烈的兩極對立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成功地開創了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一、主體意志合法化邏輯
從哲學上講,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關於主體的理論,是一種關於人類自由和解放的科學理論,其中“自由”是人類生命活動的本質特征。按照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1]96自由是馬克思主義的終極價值和人文理想,是馬克思主義一切理論活動的目的之所在﹔解放則是馬克思主義走向自由的現實途徑與科學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語境中,具體說來,解放就是要通過變革現實的自然環境、改造既定的社會關系、重構傳統的思想文化,最終使全人類完全、徹底地擺脫來自自然、社會和精神等領域中的三重奴役,在消滅剝削和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再現一種自由和本真的人。
第一,自由首先是以人類擺脫自然界奴役作為前提和基礎的,是一種同人類對於自然界的科學認識與技術變革直接相關的實踐活動,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為稀缺的人文資源。馬克思主義自由觀是一種主客體相統一的自由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世界的改造”。恩格斯曾講得非常明確:“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2]455從這種意義上講,以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為己任的科學技術無疑應當是人類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及其相應的方式、方法與手段。在現代世界,科學技術已成為一個國家、地區或民族自由程度的重要標志[3]295。倘若沒有現代科學技術的優先發展作為一個前提和基礎,人們則根本無法想象當代中國人已經獲得的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自由。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也正是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自由理想作為指導科學地探索中國社會發展這一自然歷史過程演變的客觀規律,並逐漸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史。沒有毛澤東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特征的正確認識,及其對於世界革命戰爭演化規律的准確把握,人們也無法想象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鄧小平對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入反思,及其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與准確把握,也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人們迄今為止獲得的全部自由,都是在探索和順應人類社會客觀規律的過程中實現的。
第二,自由還必須以人類徹底擺脫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奴役作為必要條件。人類為了擺脫自然界的奴役彼此聯合形成社會,然而,社會在協助人類擺脫自然界奴役的同時又產生了一種新的奴役。在自然界面前原本並無本質差別的人,在人類社會中卻逐漸產生了形形色色越來越大的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等,普遍地存在於不同的國家、地區和民族之中。人類追求自由的人文理想在自己所結成的社會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現實社會中的種種不平等現象正是社會對於人的自由本性的另一種形式的奴役和異化。它必須通過不斷變革現存社會制度、改造既定社會關系才能夠獲得根本的改觀。馬克思不僅發現了人類社會這一自然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建立了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而且全面、深入、系統地解剖了他所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發現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剩余價值及其來源,揭示了資產階級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愛背后隱藏的階級壓迫實質,為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人類追求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主體意志是絕不可能為某一階級的私利所遮蔽、抑制和泯滅的。中國本是一個倫理本位主義大國[3]43,“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具有異常廣泛的群眾基礎,歷代農民起義也都有一種諸如“等貴賤,均貧富”的原始朴素的平等理想,這是馬克思主義終極價值和人文追求得以中國化的社會基礎,無疑也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自由不僅存在著來自於外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形形色色外在奴役的制約,而且存在著來自於人的精神世界內部形形色色內化了的傳統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等無意識思想文化內在奴役的束縛。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經滿懷豪情地提出了兩個著名的決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4]293中國革命是以農民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十分嚴重。早在古田會議時期,毛澤東就已經明確提出了克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樣一個事關中國革命終極成敗的重大現實問題。在他的眼裡,“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裡,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5]123。在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並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並多次強調了這樣一個重大的深層次理論問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地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6]19∼20。從某種意義上講,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徹底解放傳統文化對於當代中國人民的精神奴役,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靈魂。
二、社會發展合理性邏輯
馬克思主義不僅是關於人類自由和解放的終極人文價值和理想追求,而且是一種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是社會科學真理與現代人文追求的統一。抽象的人文理想必須建立在具體的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才能夠真正地變成現實。許多人拘泥於文本分析,無法理解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內在關聯,把馬克思前期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人文批判與其后期關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科學分析人為地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各執一端,爭論不休,使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同人文的馬克思主義相互批判,這不僅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誤解與歪曲,而且是對於人類文明的無知與反動。因為一切關於自然規律的科學探索從來都是人類走向自由和解放的途徑和手段,而不可能作為終極目的。
第一,人類社會發展是以人類的意志作為前提和基礎的。倘若沒有一個個具有獨立意志的個體,也就沒有人類社會及其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哲學的人文起點。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人類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人民群眾中的每一個意志都具有不同的強度和指向,但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則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根據恩格斯的經典描述:“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個人的意志雖然難以實現,“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7]697。恩格斯著名的歷史合力論明確清晰地闡明了在社會歷史領域中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換句話說,主體意志合法性並不否定社會發展合理性,在人類主體層面上,社會規律就是主體意志。
第二,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人的社會活動雖然是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的,但是這種活動的前提和結果則是任何人都無法選擇的。人們必須無條件在前人活動的基礎上展開自己的活動,必須無條件接受客觀規律所提供的任何結果。既然社會規律就是主體意志,人們認識和把握社會規律就必須超越形形色色的自我意志,回歸人類主體中。馬克思發現,生產力是人類社會各種不同形態發展演變的根本原因,而每一代人所遇到的生產力,也都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對於特定的生產力,也隻能是建立一種與其相應的特定的生產關系。列寧也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問題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的各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並把這種生產關系看作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而且也“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於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8]6。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也已表明,無論多麼崇高的理想和頑強的意志,必須以尊重客觀規律的科學精神為前提,理性不可抗拒。
第三,人類社會發展的“卡夫丁峽谷”不可逾越。馬克思曾經明確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9]33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本來是歐洲出現的新型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生產發展的產物,然而,人類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首先出現在生產力水平還十分低下的俄國。一個貧窮落后的前資本主義國家能否超越生產資料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列寧當年曾經給出了否定的答案[10]576。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同樣不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自發形成的,不是生產力發展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內在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了消滅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社會,自覺和自主地進行艱難的歷史選擇的結果,是一條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人類全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同俄國一樣,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也都充分証明:超越生產力的發展階段,背離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就隻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隻有大膽地調整生產關系,使其盡可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才能夠真正地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辯証法
從哲學認識論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主客體之間持續不斷地相互作用的自然歷史過程,在這裡,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廣大人民大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中國社會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體。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馬克思主義具有異乎尋常的頑強生命力,它在同中國傳統文化與前現代社會尖銳激烈的矛盾碰撞中不斷地發展壯大,最終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
第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客體之間是一種辯証統一的關系。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大眾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個體,無論是黨內,還是人民大眾內部,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思想觀點,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客體,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之間則更是存在著大眾與精英、科技與人文、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等一系列巨大時空、階級、知識、社會和思想文化背景差異。依靠這些具有不同思想觀點和利益訴求的人,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客體之間來尋求結合,自然是千差萬別、千奇百怪的。所以,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就隻能是在理論與實踐、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合法化的主體邏輯與合理性的客體邏輯、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等兩極對立的格局中加以展開。形形色色的社會勢力與思想文化都帶著自己本身固有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自覺不自覺地滲透進來。它們既要直接和間接影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同時還要想方設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參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從而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呈現鮮明的本土文化特色。從這種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必然是一個各種不同質的思想文化因子兼容並包的、開放的主客體矛盾統一體。
第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內部各種具有不同社會身份與地位的個體之間也是辯証統一的關系。早在中國革命初期,毛澤東就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詳細地論述了具有不同社會地位的群體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明確指出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工農聯盟是中國革命的階級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公有制與私有制同時並存,江澤民同志根據當代中國新的社會歷史條件適時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極大豐富了人民概念的思想內涵,拓寬了它的外延。當前中國社會的利益格局異常復雜,主體內部分歧越來越大。由此涉及意識形態與思想文化領域裡更多和更深層次的分歧,這是在社會分層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不同的社會階層具有不同的價值選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事實上是一個包含了多種多樣的矛盾的辯証統一體。
第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客體內部,尤其是二者之間,依然是辯証統一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世界形形色色,從大的方面講,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與人文的馬克思主義始終是兩大對立的思潮。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自然歷史過程的客觀性與經濟規律的至上性,而人文的馬克思主義則呼吁人道主義,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為歷史進化的目的,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根本尺度。中國傳統文化三教九流,儒、釋、道之間盤根錯節,儒家內部也常常眾說紛紜。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各有其信徒和追隨者,還可以和平共處,然而作為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則必須嚴肅對待。馬克思主義在新文化運動前后開始進入中國社會,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它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中國傳統文化有本質的不同。有些文化保守主義者片面地認為儒學才是代表中華民族精神的正統思想,其根本原則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沖突,主張用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這種極端的思想應當引起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度警覺。由此看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體及其相互關系錯綜復雜,它是一個包含大眾與精英、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等一系列本質上異質的、更為復雜、深刻的兩極對立的矛盾統一體。
第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過程本身,同樣是辯証統一的關系。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以來,社會中的不同階級、階層與思想文化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與動機,競相闡釋,由此生產出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和理論文本。早期馬克思主義大多是從日本、俄國等地引進的,而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則是在大規模地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著作之后才開始出現的。近年來所謂走近馬克思、還原馬克思、回歸馬克思等學術思潮也同樣可以說明這個問題。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歷史上不僅有先秦、兩漢、唐宋、明清等階段的劃分,現代新儒學也有所謂“四期”的說法。至於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社會思潮更是形形色色,而且中國社會始終處在不斷地發展與變革中。在這種持續變動的主客體關系基礎上,結合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具體實踐經驗,不斷地加以總結和概括,便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理論創新。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中國夢等,都是在廣泛吸取各種文化因子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其中尤其包括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由此看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實上是一個包含各種不同思想文化相互作用的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開放和動態的歷史過程。從這種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客體之間的統一自然不可能一勞永逸,它隻能是一種具體的和歷史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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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軍械工程學院科學技術與人文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