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類存在”到“社會存在”

1920年代后期，蘇聯學者達·梁贊諾夫整理馬克思《巴黎筆記》原稿，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形成過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手稿》顯示，正在從人本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的馬克思，使用德國近代唯物主義哲學家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哲學術語：“類存在物”、“類意識”、“類生活”，等等。《手稿》的復調式研究思路——思辨的哲學批判同實証的經濟學批判相結合，將費爾巴哈哲的學術語表達出超越費爾巴哈的新觀點。尤其是從“類存在”到“社會存在”的思想主張，既有內涵的延伸，更是邏輯的轉換，表明馬克思找到全新的研究方向，為唯物史觀的全面創立拉開理論帷幕。

一、“人是類存在物”：勞動使人成為有意識的類存在物

就讀大學期間，馬克思立志“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現實問題，就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對此，馬克思寫作《手稿》提出異化勞動理論。通過分析異化勞動的四個規定，初步回答這一現實問題：勞動者同勞動產品相異化、勞動者同勞動本身相異化、勞動者同其類本質相異化、人與他人關系相異化。其中，關於異化的第三個規定，馬克思指出：“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

（一）“類特性”：從“意識”到“勞動”馬克思繼承費爾巴哈用“類”指稱人的做法。費爾巴哈批判宗教和黑格爾的思辨哲學，重新確立了唯物主義的權威。他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神秘的精神力量（上帝或絕對精神）的產物。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最簡單、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識。”他認為，這裡的“意識是在嚴格意義上的”。就自我感或感性的識別力而言，就知覺外界事物甚或判斷而言，很難說，動物不具備這樣的意識。隻有將自己的類、自己的本質性當做對象的那種生物，才具有最嚴格意義的意識。動物固然將自己的個體當做對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將自己的類當做對象。它沒有那種由知識而得名的意識。什麼地方有意識，什麼地方就有從事科學的才能。科學是對類的意識。在生活中，我們跟個體打交道﹔在科學中，我們跟類打交道。隻有將自己的類、自己的本質性當做對象來對待的生物，才能夠把別的事物或實體各按其本質特性作為對象 。費爾巴哈意識到，人所獨有而成其類本質的“意識”，不是一般的感性感覺（一些高級動物也會有簡單的感性心理甚至自我感覺），而是意識中最高級的理性形式。“理性是人類的人性，是他們——如果他們有思想——的類。”正因為人有這樣的“類本質”，所以，人不僅可以把外在事物，而且可以把自身內在的本質當做研究對象，產生個別認識和普遍的科學知識。

費爾巴哈還闡釋了人的“三位一體”的類本質：人自己意識到的人的本質，即形成本來的人性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就是理性、意志、心。一個完善的人，必定具備思維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維力是認識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愛。理性、愛、意志力，這就是完善性，是人的絕對本質馬克思借用費爾巴哈的“類”概念表述人的特殊性，並且從全新的角度探討人的“類特性”問題。他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判斷“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這是馬克思超越費爾巴哈（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現代哲學超越近代哲學）的一個關鍵所在：預示著他將跳出直觀思維進入實踐思維，進而闡明人的本質。

人的生命活動有什麼特點呢？人和動物一樣，生命存在的基礎都是肉體組織，都以實在自然界的存在為自身存在的基礎。但是，人和動物的肉體組織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因此，與實在自然界的關系也不一樣。動物本能地從自然界獲取生存資料，即消極地適應自然界，求得存活。人有意識地利用工具，積極地改造自然，主動地創造生活資料，求得生存和發展。“人們進入什麼環境，不依他們的意識和意志為轉移﹔一旦進入環境，他們就會改造它。”以，動物的生命活動是簡單的本能活動，人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生產活動。

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即他自己的生活對他是對象。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即勞動。馬克思正是從勞動的角度理解人作為類存在物的含義。這與費爾巴哈僅從“意識”的角度界定人的類本性，存在著明顯差別。馬克思認為，人通過勞動把自己從動物界提升出來，成為在存在方式上優於動物的特殊的類。所以，馬克思提出的“人是類存在物”，涉指人是一種通過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即勞動與自然發生積極的相互作用的存在物。更為清楚地表述這一觀點，就是“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証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

可見，馬克思也強調人與動物的差別在於意識性，尤其是自我反思的意識。但他並沒有止步於此，而是進一步指明人的意識特性附著於人的勞動實踐活動。作為“類存在物”的人，勞動具有更為根本的“類本性”。人不再是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動物而同周圍的無機界、有機界乃至他自身發生直接關系。通過勞動，周圍世界經受人自己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改造，也徹底改變動物與周圍世界的相互關系的性質。

（二）“類生活”：從“內在生活”到“生產”費爾巴哈指出，人的類本質在於“嚴格意義上的意識”。由此出發，他對比動物的“單一生活”和人的“雙重生活”，認為人的類生活尤其表現為動物所沒有的“內在生活”，即對人的類、他的本質發生關系的生活。人的思維，其實就是人同自己本人交談。沒有外在的另一個體，動物就不能行使類的職能。而人，即使沒有另一個人，仍舊能夠行使思維、講話這種類的職能。因為，思維、講話是真正的類的職能。

馬克思指出，人的類特性在於自由自覺的勞動。由此出發，他認為，“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証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

從勞動結果（勞動產品）來看，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和確証﹔從勞動過程來看，勞動又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和實現。作為類存在物的人的類生活，首先表現為創造對象世界的生產實踐。或者說，改造自然界的生產實踐是人的類生活的本體，在此基礎上才有人的“內在生活”。比較動物的生產與人的生產，馬克思突出刻畫人的類生活的能動性、創造性：誠然，動物也生產，也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螞蟻等。但是，動物隻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並且隻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隻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可見，通過獨有的生產實踐活動，人把生命變成“自我規定”的自由存在，使生命擺脫自然的絕對控制和主宰，並且具有“美”的維度。

此時的馬克思，盡管深受費爾巴哈的影響，大量使用其哲學術語，但他立足萌芽狀態的“實踐思維”，成功地將“類”概念內涵做出突破性延伸。在費爾巴哈那裡，“類”概念是直觀得到的、表達抽象共同性的思辨概念。后來，馬克思清算自己的費爾巴哈哲學信仰，指出“類”概念的來源，“是抓住純粹的、未加偽造的黑格爾的范疇，如‘實體’和‘自我意識’，但是后來卻用一些比較世俗的名稱，如‘類’、‘唯一者’、‘人’等等，使這些范疇世俗化。”經濟學的批判邏輯，指引馬克思在“勞動”、“生產”的層面上談“類”，使實踐變為具有真實生活內容的實証概念。雖然馬克思還未賦予“實踐”范疇以科學的內容，但重視勞動足以成為馬克思實踐辯証法的構思起點。換言之，關注生產勞動，使馬克思最終擺脫費爾巴哈的影響，開辟了通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道路。

二、“個人是社會存在物”：社會使人的自然存在成為人的自然存在

通過“類存在物”的概念，馬克思實際地討論人與自然在勞動基礎上的辯証關系，還沒有明確人如何與自然統一。“社會存在物”概念的提出和闡明，深刻回答了這一問題。

（一）人是自然存在物

馬克思肯定人是一種自然存在物，是無法揚棄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物，是有機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依靠從自然界直接或間接地獲取生活資料，人的現實生活總是能夠建立在自然的基礎之上。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從理論領域說來，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從實踐領域說來，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在肉體上，人隻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否以食物、燃料、衣著、住房等形式表現出來。實踐活動使人的普遍性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數據，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則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就等於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馬克思堅持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肯定自然界的優先地位。這是他進行理論活動的前提。相反，如果把人與自然的理論關系和實踐關系排除出去，必然造成社會歷史的虛無化，從而走向唯心主義歷史觀。如果只是停留在強調自然的優先性上，也會踏上舊唯物主義的覆轍。作為有意識的類存在的人，最后隻能消融於自然整體之中。

（二）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社會存在物

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存在物，但不是純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所謂“人的”即“社會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質，隻有對社會的人說來才是存在的”。“隻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隻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隻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說來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對他說來才成為人。”

就是說，雖然人屬於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直接的同一，而是以社會為中介的統一。這就是馬克思的深刻思想：“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並不否認自在自然的存在和它的客觀自在性。但“他決不是在無中介的客觀主義的意義上，即決不是從本體論意義上來理解這種人之外的實質”。對於馬克思來說，脫離人、脫離社會的自然毋寧是“無”。“無”不是說不存在，而是指沒有意義。“還未被社會中介過的自然，隻有在將來能予以加工時，才是有意義的。”

人在社會中所面對的自然界，才是對人來說有現實意義的人類學的自然。因為，人總是“通過勞動而佔有自然界”。人通過生產實踐活動與自然界發生積極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有兩個特點：

首先，“隻有當物按人的方式同人發生關系時，我才能在實踐上按人的方式同物發生關系。”人通過物的工具以物的方式作用於自然界，得到的是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成為人的現實生活的基本因素。隻有通過“否定”自然，人才能“肯定”自身，在實踐中創造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系，實現自己“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在馬克思看來，自然概念既是存在著的萬物的總體，又是人的實踐的要素。

其次，人的勞動不是個人的原子活動。相反，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並借助這種社會形式實現對自然的佔有。人通過勞動佔有自然，就是通過社會把自在自然轉變為人化自然，成為人生活的現實因素。所以，馬克思說：“人比動物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的范圍就越廣闊。”

概括起來，馬克思強調，人是以一定的社會形式在實踐中創造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系。這一思想在隨后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有著更為明確的表述，即人所生活的自然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

（三）個性與社會性的統一

“個人是社會存在物”還表現為人的個人生活與類生活是密不可分、辯証統一的。“人的個人生活和類生活並不是各不相同的。盡管個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類生活的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方式，而類生活必然是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個人生活。”馬克思進一步闡明：“個人是社會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採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証。”我們的“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甚至當我從事科學之類的活動，即從事一種我只是在很少的情況下才能同別人直接交往的活動的時候，我也是社會的”。“我是作為人活動的。不僅我的活動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來進行活動的語言本身，都是作為社會的產品給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我從自身所做出的東西，是我從自身為社會做出的，並且意識到我自己是社會存在物”。包括“我的普遍意識的活動本身，也是我作為社會存在物的理論存在。”當傳統哲學掙扎於個別如何提升為類，以及類如何回到個別這兩個問題的時候，“馬克思卻把類和個體不可分割的統一，看作是必須無條件承認的、可運用於實際和理論的、而其存在無須証明的那樣一種存在的基本事實。”

馬克思從一開始就沒有把類（社會）和個體看做是兩個對峙的東西。如果說，傳統哲學家們在分離的前提下尋找類（社會）和個別的統一，那麼，馬克思在統一的基礎上理清類（社會）和個別的對立。他認為，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乃是“通過人並且是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亦即“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如此，才能真正解決“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証、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

費爾巴哈的“類”概念啟發馬克思注意到“社會”概念。1844年8月11日，馬克思在寫給費爾巴哈的信中表明了這一點：“建立在人們的現實差別基礎上的人與人的統一，從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現實的地上的人類概念，——如果不是社會的概念，那是什麼呢！”費爾巴哈也注意到類和社會的同構性，多次強調社會概念，甚至提出許多發人深省的命題。比如,撰寫於1843年的《未來哲學原理》指出：“人的本質只是包含在團體之中，包含在人與人的統一之中。”1845年，在反對施蒂納的論爭中，費爾巴哈宣稱自己“把人的實體僅僅置放在社會性之中——，他是社會的人，是共產主義者。”但是，他的“類”概念卻局限在自然的視域裡。按照費爾巴哈的觀點，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實體，人是其中更重要的實體，是理解自然的鑰匙。“弄清楚自然的起源和進程”，“必須從人的本質出發”而透過直觀這一方法棱鏡所看到的人的本質，不過是一些自然關系。因此，從人出發最后又回到從自然出發，便造成人與自然相互解釋、陷入循環的認識困境：“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東西歸結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東西歸結為人。”

他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感性對象，所理解的自然是脫離社會歷史的抽象的自然界。費爾巴哈沒有能夠直觀到社會的真正內涵，最終“將人連同作為人的基礎的自然當作哲學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對象”，也就不奇怪了。忽略真實的社會生活、從來沒有真正理解社會歷史的這個“類”概念，隻能是虛假的“社會”概念。

相反，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找到了真正連接人與自然的中介——勞動。勞動包含著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且兩者是相互制約的。因此，自然同社會有機地聯系起來，共同構成人的現實生活世界。與自然統一的社會，不僅是人們活動的現實空間，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舞台。人要改變很少認識自己的尷尬局面，就必須具體地、歷史地認識社會。所以，馬克思不是以自然和以自然為基礎的人作為唯一研究對象，而是以社會和以社會為基礎的人作為深入探究主題。

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將類概念、社會概念在人的勞動（生產實踐）層面加以界定，才真正打通類與社會的同構點。類概念是馬克思從費爾巴哈那裡借用來的重要概念，主要出現在他的早期作品當中。盡管后來他不再使用這個概念，但他通過類概念尋求人發展的根本依據的追求沒有改變。類屬性的中心地位、它在自然中對沉默的克服，並不是青年馬克思孤立的、天才的‘思想閃念’。盡管這些專門術語所表達的問題在以后的著作中很少出現，馬克思卻沒有停止在·類屬性的發展中，為人的發展過程尋求本體論的決定性標准。

的確，馬克思從人的社會性角度延伸了解決人的現實問題的思路：從社會性到社會關系再到經濟關系，最終探索到問題的內核。由此走出從具體到抽象的科學之路。需要指出，馬克思此時所講的勞動還不是具體的生產勞動，而是理想化的勞動。裡面沒有生產力的內容，也沒有生產關系的痕跡。因為，理想化的勞動沒有歷史布景。

綜上所述，《手稿》在生產實踐——人類生存和人類發展的根本層面界定類概念，實現了由直觀思維向實踐思維的邏輯轉換。在此基礎上，成功將費爾巴哈的類概念轉化為社會概念，不僅從理想的意義規定“社會”，把它看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而且從現實的社會生活的角度理解社會，指出“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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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