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資本邏輯

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佔據支配地位的社會生產關系，而人們卻往往易於直觀地感覺到它是具體的物品﹔資本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運行具有局限性、毀滅性，而人們卻往往更易於重視它的積極性、文明性﹔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以其內在矛盾的演化決定其走向，而人們卻往往只是把理解它的焦距對准於擴張本性。如果我們將這幾個層面的正反兩面結合起來認識資本，這就是本文所要論述的資本邏輯。資本邏輯是資本所呈現出來的反映資本主義客觀現實活動的內在聯系、運行軌跡、發展趨勢。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來看，資本邏輯主要有表現形態、本質形態和發展形態三種形態。這三種形態的辯証合成，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生成歷史、矛盾困境和發展趨勢，決定著資本主義的歷史走向。

一 作為資本邏輯表現形態的資本本性

資本本性在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的邏輯展開是資本邏輯的表現形態。這是人們在對資本主義的了解中最易於把握的資本邏輯。所謂資本本性，就如馬克思所認為的，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是它的本性，“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証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1]

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資本本性的邏輯展開使得資本主義在其上升時期，“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這就使得資本主義在當代，伴隨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生產方式發生了深刻變革，不僅生產過程逐漸向半自動化和自動化發展，出現了彈性化、精細化、智能化、數字化等新趨勢，而且勞動者的素質普遍得到提高，腦力勞動者、高級科研人員、高級工程技術人員的比例大大提升，體力勞動者的比例大大下降，同時勞動對象也不斷得到開拓，勞動手段自動化程度日益提升，勞動工具趨向智能化，使得資本主義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資本流動全球化、社會生產信息化和經濟構成虛擬化成為重要趨勢，從而出現了文化的世界交融、文化的多元化等。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3]

但是，“僅僅描述資本主義世界的商業方面無法捕捉到其有序的特征，因此，僅僅針對系統內無形力場的描述無法體現出其運行狀態，也無法展示其導向的歷史軌跡。”^[4]“資本主義的運動正源自它被掩蓋的本質。”^[5]資本本性的邏輯展開在帶來積極的、文明的一面的同時，更多的是造成了資本主義的“消極的片面性”。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6]資本對利潤永不知足的貪婪，推動著生產規模的擴大，雇佣勞動者的生產不斷地滿足著資本的欲望。為追逐剩余價值，為掩蓋剝削程度的加重，為避免雇佣勞動者的反抗，為緩解工人與資本家之間激化的矛盾，資本主義在創造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災難”。

資本主義從它誕生的那天開始就充滿著掠奪性和膨脹性，通過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等手段，資本得到了財富的積累，創造出了資本關系，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史。所以，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7]資本主義發展到當代，資本本性使資本對雇佣勞動剝削日益隱蔽化，它以股票、債券等形式掩蓋了資產階級對巨額社會財富的佔有，掩蓋了勞動者受剝削、受奴役的地位﹔以體系化的管理形式掩蓋了勞動者不斷增大的勞動強度，掩蓋了剝削程度的不斷加重﹔以工會與企業關於工資和勞動條件的談判掩蓋了勞動者被剝削的實質，掩蓋了雇工與資本所有者的不平等地位﹔以向落后國家和地區轉移企業、勞務和資本獲取超額利潤等方式掩蓋和緩和了發達國家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掩蓋了整個資產階級對整個工人階級殘酷剝削的事實，從而財富在資本與勞動之間分配不公正等問題的存在就是必然的。由於資本的社會力量，資本家同樣也可以玩弄各種所謂“民主、自由”的把戲，欺騙廣大勞動人民。資本本性的膨脹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發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它不僅將追逐利潤的本性發展到世界范圍，而且還將其生產關系的本性擴展到全球。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為了攫取更多的利潤，資本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造成環境破壞、資源浪費，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循環，造成全球貧富差距的擴大等。隨著資本向全球擴張，發達國家必然會把自己的富裕和發達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落后之上，不斷制造著危機、沖突和災難。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對資本本性邏輯展開的后果做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描述：“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佣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8]

資本本性的邏輯展開是資本主義各種“災難”背后的動力系統。法國學者米歇爾·博德對此做過非常深刻的闡述，他指出：“資本主義既非人，亦非機構，既非出於意願，亦非由於選擇。資本主義是一種通過生產方式在起作用的邏輯，一種盲目發展而又頑強積累的邏輯。”^[9]正是這一邏輯，追逐無限大的利潤和向全球范圍的擴張，對資本主義乃至全世界的破壞就像“永動機”一樣無法停止下來。福斯特從生態角度闡述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在以資本邏輯為生存和發展機制的社會中，“要想遏制世界環境危機日益惡化的趨勢，在全球范圍內僅僅解決生產、銷售、技術和增長等基本問題是無法實現的。這類問題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確地說明資本主義在生態、經濟、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續的，因而必須取而代之。”^[10]國外學者關於資本本性的邏輯展開對資本主義發展具有危害性的觀點，對我們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有著重要的啟示。

二 作為資本邏輯本質形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

“資本實質上就是資本家”，“資本顯然是關系，而且隻能是生產關系。”^[11]講資本邏輯，必須要講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資本邏輯的本質形態。這就是說，資本本性是資本邏輯的重要內容，但不是惟一內容﹔從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來看，資本本性的邏輯展開是通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發展呈現出來的，沒有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發展，資本本性是不可能得到邏輯展開的。如果說資本本性的邏輯展開是資本主義既創造文明又帶來“災難”的“禍害”，那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發展則是資本主義的“萬惡之源”。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500年歷史中，許多思想家都對私有制做出過抨擊，也都把它看成是資本主義的“萬惡之源”。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私有制經歷了一個邏輯發展過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是個體資本所有制佔據主導地位，其特點是經濟所有權與法律所有權相統一，所有權與控制權統一於資本家個體自身，雇佣勞動者在個體資本家的直接支配和監督下進行剩余價值生產。這種佔有關系反映了個體資本家同雇佣勞動者的剝削和對立關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股份公司的發展，私人股份資本所有制取代個體資本所有制佔據主導地位。私人股份資本所有制的產生意味著個體資本家聯合入股后，僅憑所有權憑証即股票，就能以股息的形式得到一部分剩余價值，而公司可以由職業經理人直接管理和控制，經濟所有權與法律所有權發生了分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法人資本所有制成為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發展的新標志。在資本主義的現實生活中，以政府、法定機構、公司、法團等形式出現的法人股東，取代了個人或家族股東成為企業的主要出資人，他們憑借手中集中化的控股權干預甚至直接參與公司治理，監督和制約管理階層的經營行為，使公司資本的所有權與控制權重新趨於合一。法人資本所有制的崛起，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在經歷了個體資本所有制和私人股份資本所有制之后，成為一種更隱蔽、更虛偽、更貪婪的新的剝削形式。

法人資本所有制作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同樣會使利益集團操縱政治與主權在民的矛盾、資本主義私有制與民有民享的矛盾、資產階級統治權力的統一性與內部分權制衡的矛盾存在並激化，同樣會導致種種社會問題的產生，從而影響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運行、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首先，我們看到，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民主制度”，必然使國家制度與勞動人民權利發生分離，不能真正保証人民的民主權利。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統治掌握政權之后，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主權在民原則，賦予人民民主權利，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相對封建制度的一大進步。但在今天的現實中，民主權利並未為人民完全享受。在經濟、政治、信息等各種資源為資產階級獨佔的情況下，盡管憲法規定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但在實際生活中卻削弱了它的意義。資產階級總是憑借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操縱、控制和影響政治民主的實施。在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主越來越成為一種“游戲民主”，“即民主等同於競選，競選等同於營銷，大家拼資源、拼謀略、拼形象，選個美女和電影明星，毫無政績可言也無所謂。這種做法導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質化”。^[12]競選成為“富人的游戲”“金錢的選舉”，而廣大工人和勞動者政治參與的空間是極其有限的。壟斷寡頭運用金錢控制著資產階級政黨和政客，擁有雄厚資金實力的壟斷資本支持政黨和候選人展開政治公關、媒體傳播等政治營銷活動，從而有效地影響選民。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和騙局。”^[13]

其次，我們還看到，由於私有制與資本特權的存在，資本主義法治無法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資本主義法律規范體系中，平等權利隻具有可能性，要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需要強大的經濟政治資源作為保障。在資本主義復雜的司法體系中，判決結果往往有利於富有者而不利於平民百姓，不同階級階層在法律面前實質上並不平等。資產階級依靠資本特權享受到了更多的法律權利，侵犯了廣大公民的平等權利。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是以“金錢特權”為轉移的，對廣大勞動者來說是虛偽的。馬克思曾經指出：資產階級“憲法經常提到未來的基本法律﹔這些基本法律應當詳細地解釋這些附帶條件並且調整這些無限制的自由權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抵觸，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觸。后來，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來了，所有這些自由都得到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至於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某些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這些自由，那麼這都是僅僅為了保証‘公共安全’，也就是為了保証資產階級的安全，憲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后來兩方面都有充分權利援引憲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復所有這些自由的民主黨人。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當然是通過合法途徑——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14]

第三，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依然嚴重，是不爭的事實。在經濟全球化、虛擬化、知識化條件下，資本的逐利本性變得更加貪婪。隨著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跨國壟斷資產階級與跨國工人階級、管理層與普通員工、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的矛盾日益突出，這些矛盾的根源和本質還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因此，在當代資本主義，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雖然改變了形式和范圍，但二者之間的對立與沖突並沒有消失。與此同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形成了脫離主流社會的以有色人種、低學歷者、退休者、犯罪者為主體的邊緣化的過剩人群，從而失業人群、邊緣人群、外來移民等“下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的矛盾，產業工人和屬於中等收入階層的“白領”雇佣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以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出現了復雜化的趨勢並不斷加深。冷戰結束后，民族、種族、宗教沖突不斷走向尖銳化，由於民族、種族、宗教沖突往往具有極強的暴力與恐怖色彩，因而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發生內戰，種族清洗式的驅趕和殺戮不斷發生，排外事件時有激化，暴力恐怖事件層出不窮。資本主義世界的民族、種族、宗教沖突，影響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也影響著整個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

法人資本所有制的產生，表明資本主義私有制處於一種自我揚棄之中，說明資本主義私有制還具有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自我調整能力，也反映資本的私人屬性程度不斷被弱化、社會屬性則相應強化的狀況，意味著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所進行的相應變革和調整，必然會使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但是，無論私有制的形式發生怎樣的變化，私有制卻是資本主義的“底線”，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法人資本所有制的產生會使資本主義所有制所蘊含的社會經濟關系日益復雜化，資本的個人所有權不僅要通過股份制結構、通過交錯投資的復雜的法人所有制結構得到體現，而且還要通過各種類型市場的介入，以及與社會和公眾的聯系才能實現。這種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依然反映的是資本主義對個人發財致富的絕對保障，是資本主義限界內絕對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自我揚棄無疑是在堅守資本發財致富准則的前提下進行的，是建立在資本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的基礎之上的，是資本本性邏輯展開的基礎。

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發展表明，每當生產力快速發展之時，資本主義都會進行自我調整、改善，盡管這種自我調整、改善極其有限，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動搖資本主義統治根基，但它卻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一種否定和揚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會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前提條件。因此，雖然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資本“把生產力的全面的發展，把自己的現有前提的不斷變革，設定為它自己再生產的前提”，但同時卻在產生著資本的限制，因為“這一切發展都是對立地進行的，生產力，一般財富等等，知識等等的創造，表現為從事勞動的個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當作他自己的財富的條件，而是當作他人財富和自身貧窮的條件。但是這種對立的形式本身是暫時的，它產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現實條件。”^[15]“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被歸結成這樣：……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隻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16]

三 作為資本邏輯發展形態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資本本性的邏輯展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發展，歸根到底，又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運動使然，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運動是資本邏輯的發展形態，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產生各種“災難”的根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中起作用的特殊形式。伴隨著科學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貫穿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始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漫長歷史過程和未來發展中，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以其特有的邏輯運動不斷推進。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運動作了透徹而精辟的分析。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運動是通過許多具體生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資本論》三卷分析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多種表現形式，主要如社會資本再生產中兩大部類生產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生產擴大與資本的價值增殖之間的矛盾等等。顯然，這些具體生動的表現形式依據的則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自由競爭、自由經營機制。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機制發生了新的變化，形成了壟斷與競爭並存、國家與市場並存的新機制。這並不表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趨於弱化，相反卻說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新機制的作用下日益向縱深發展。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運動表現為資本與勞動的收入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等。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在他現時風靡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收益率持續高於經濟增長率”的“核心矛盾”的分析，實際上正是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一種表現形式的分析。他認為，資本收益率持續高於經濟增長率即r＞g(這裡r代表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以總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經濟增長率，即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這個矛盾運行的結果就是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雖然在財富積累和分配的過程中，存在著“趨同的力量”和“分化的力量”，但是，趨同的力量“只是部分自然和自發的”，“當經濟增長疲軟而資本回報高的時候，在財富積累和集中的過程中會伴隨著一系列的分化力量”。分化的力量要比趨同的力量影響更大，它是“導致長期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17]“在任何時候都可能重新佔據上風，正如現在21世紀初似乎正在發生的一樣。未來幾十年內人口和經濟增長率可能減慢，從而使得不平等趨勢更令人擔憂”。^[18]不等式r＞g在21世紀能否成立，“取決於資本遭受的沖擊大小，也取決於控制資本和勞動關系所採取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措施”。^[19]顯然，托馬斯·皮凱蒂提出了緩和“資本收益率持續高於經濟增長率”這一矛盾、防止貧富差距擴大、收入不平等出現長期趨勢的資本約束措施。盡管他的觀點存在頗多爭議，但是，他卻在自身的眼界范圍內，用大量翔實的數據和歷史材料，分析了300年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和財富收入的狀況，証明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深，反映了資本與勞動、貧與富之間的矛盾隨著資本主義發展不斷深化的事實，說明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在當代不斷趨於深化的邏輯運動。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運動表現為物質文明日益發展與精神世界日益墮落之間的矛盾、科學技術日益發展與個人生活世界日益萎縮之間的矛盾、社會整體高度發展與個人主義價值觀極端化之間的矛盾等。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資本主義精神發生了裂變，人被物欲支配，成了消費動物，拜金主義盛行﹔人被技術控制，壓抑性的生存方式束縛了人的心靈﹔人的生活被機械化了，人失去了價值和信念，導致意義的失落﹔人的需要、心理機制被異化，性格結構受到壓抑，出現了畸形發展，產生了精神疾患，造成了“單向度的人”。文化過度商業化、娛樂化使其失去了本身應有的意義，越來越多的藝術產品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商品，散發著媚俗媚世和金錢氣息﹔文化藝術作品充斥著娛樂消遣和低俗噱頭，藝術的完善和審美價值不再被看重﹔文化工業產品的模仿、標准化扼殺了藝術的生命。在這種文化體系主導下，人也就失去了價值和信念，在道德和倫理上失去了方向。因此，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盛行，為了個人利益不惜損害公共利益，從而導致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報復社會的極端暴力行為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雖然存在著把文化矛盾問題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的傾向，但是他依然看到了資本主義文化中存在的問題。“新教倫理被資產階級社會拋棄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樂主義了。資本主義制度也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驗道德觀……一旦社會失去了超驗紐帶的維系，或者說當它不能繼續為它的品格構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種‘終極意義’時，這個制度就會發生動蕩。”^[20]

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運動在壟斷與競爭並存、國家與市場並存的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特點，即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在全球范圍擴展並發生著前所未有的作用。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資本的跨國運動使得國家、經濟集團和私人壟斷組織等行為主體，以及國際組織和區域組織等協調機制在世界體系中雖然發揮著一定作用，但仍然無法改變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性矛盾，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全球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當代世界體系的主要矛盾。發達國家利用其在一系列高科技產品的開發、生產和銷售方面的壟斷地位，採取各種手段，操縱國際經濟組織，干預國際經濟事務，把它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殖民主義，造成發展中國家服從於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經濟科技落后、發展資金匱乏、債務負擔沉重、貿易條件惡化、金融風險增大的局面。而在這一過程中，發達國家則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自己的利益。這種利益上的不平等必然帶來世界范圍內的兩極分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擴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經濟陷入深度衰退的泥潭，處於低增長之中，而發展中國家則以4％以上的平均速度增長，快於發達國家。但是，由於發達國家經濟基數較大，即使是在較低的增長率情況下，增加的絕對量也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所不及的。當前，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困境並不意味著徹底而絕對地衰退，也不意味著西方實力的絕對下降。此外，發達國家實行“生態殖民”策略，不僅在應對氣候變化、環境惡化、能源資源安全、嚴重傳染性疾病、重大自然災害等全球性問題上，不願意承擔應負的責任，而且借全球化進程中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之機，將污染嚴重的產業、設備、有害的廢棄物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地區，通過大量進口別國資源造成別國生態資源的破壞，通過設立跨國公司佔有他國資源並將廢棄物排泄在他國，企圖轉嫁生態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地區為了生存不得不以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廉價出口原材料，並忍受發達國家轉嫁而來的生態傷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趨於深化。

隨著世界體系矛盾的加深，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必將面臨著不可避免的危機，即金融體系的動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力的相對衰落、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以及信任危機、文化危機、財政危機、生態危機等各方面危機的挑戰。全球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現狀預示著，這種建立在貪婪、不公正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之上的世界體系注定是沒有前途的。

“資本主義的本質，不僅僅體現在其商業制度中，也體現在促使其制度‘發揮作用’的一般行為傾向和信仰中，這在之前的社會形態中是不存在的﹔而資本主義的邏輯，同樣也是史無前例的。產生這樣獨特成長歷程的社會形態必定值得我們對其貼上一個識別標簽，它會吸引人們關注造就了它獨特發展動量和特質的源頭。”^[21]資本本性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為了達到目的不惜一切向全球擴張。資本本性的驅動，不僅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開展為基礎，而且也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邏輯運動密切相關。資本邏輯的這三種形態的辯証合成，必然會使資本本身的性質遇到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22]

注釋：

[1]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中論述資本時引用托·約·登寧的一段論述。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版社，2009年，第871頁(注248)。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5-926頁。

[4]海爾布隆納：《資本主義的本質與邏輯》，馬林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7頁。

[5]海爾布隆納：《馬克思主義：支持與反對》，馬林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65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2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頁。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頁。

[9]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吳艾美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6年，第145頁。

[10]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6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168頁。

[12]張維為：《西方民主已經演變成“游戲民主”》，《求是》2010年第14期。

[13]《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1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84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1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頁。

[17]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鬆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頁。

[18]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28頁。

[19]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367頁。

[20]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66-68頁。

[21]海爾布隆納：《資本主義的本質與邏輯》，第17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1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