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作為一門學說，科學社會主義本身並不是某種“原則”，也不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出發點。但是，在運用這個理論去指導社會主義實踐時，共產黨人必須擁有自己的立場、態度和行為准則，這就是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雖然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並沒有這個概念，但是他們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的問題曾對這個問題做過明確的表述。是否堅持這些原則，則被作為是否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判斷標准。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內涵。

19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催生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工人階級政黨。但政黨並非一家，理論不止一派，運動一經興起就呈現出多樣性。為了“劃清界線”，馬克思恩格斯協助工人階級組建的共產黨才提出了自己所應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充實。具有“原則”意義的論述比較集中地反映在三份文獻中。

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它主要闡述了共產黨與其他黨派的區別。1884年2月中到3月初，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一周年時為《社會民主黨人報》撰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馬克思和〈新萊茵報〉(1848-1849年)》，稱《共產黨宣言》本身就是一個“原則性的和策略的綱領”。^[1]恩格斯著重提到了這樣一些論斷：“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說這些論斷具有原則意義，是因為明確表達了共產黨的性質以及它所代表的利益﹔堅持這些原則才能和宗派主義、工聯主義或工團主義劃清界線，從而捍衛作為一個整體的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除此以外，還有非工人階級政黨的存在。在處理與這些政黨關系的問題上，共產黨主張在堅持原則條件下求得團結和協調。

二是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它主要表達了無產階級對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根本態度。這個態度非常鮮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2]后人雖然對這句話有不同理解。但結合馬克思一貫的思想可以體會到它的真正含義：工人階級不能指望通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實現自身的解放，也不能通過參加資產階級政府改變自己的命運——當然馬克思不是絕對反對工人階級利用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而是必須打碎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並最終消滅階級本身。——當然，工人階級也不能“簡單地”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就能輕而易舉地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就這一點而言，馬克思也明確地提醒過工人階級，——這是另一個話題。在馬克思看來，唯有通過巴黎公社所開創的道路才能使工人階級的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

三是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它主要回答了無產階級如何處理與農民關系的問題。19世紀下半葉，歐洲的資本主義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從愛爾蘭到西西裡，從安達盧西亞到俄羅斯和保加利亞，農民到處都是人口、生產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馬克思恩格斯一貫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確立的條件下，在小塊土地上從事個體生產的農民，絕不是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恩格斯在這篇文章中就指出：“自從工人運動發生以來，西歐的資產者，特別是在小塊土地所有制佔優勢的地區，不用很費力氣就能夠激起農民對社會主義的工人的懷疑和憎恨”，“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朧的社會主義激情，很快就被法國農民的反動投票一掃而光。”在資本主義時代，小農是未來的無產者，但現在不是﹔即使成了無產者，私有制觀念在其頭腦中也不會立刻消失。因此，當他們還在固守這小塊土地時，無產階級不管奪取政權與否都要解決二者的矛盾。農民是小私有者，而共產黨人則主張全社會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無產階級要從城市走向農村，與農民結成聯盟共同反對資產階級，就必然要尊重農民的實際和切身利益，但又不能因此而遷就他們，確保他們的小私有制長期存在。“應該如何幫助農民，並且不是作為未來的無產者，而是作為現實的有產農民來幫助，而又不違背社會主義總的綱領的基本原則”的問題便隨之產生。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態度是，“我們永遠也不能像小農許諾，給他們保全個人財產和個體經濟去反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優勢力量。我們隻能向他們許諾，我們不會違反他們的意志而強行干預他們的財產關系。”^[3]有了這個原則，科學社會主義在小農人口佔多數的國家才不會演變成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封建社會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論述也勾勒出共產黨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面貌。據此，過去有蘇聯學者曾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歸納為三條：“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必然性，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4]這個概括觀點明確，但似乎不是表達“原則”的語言。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工人階級要實現自身的解放，必須在政治上奪取並掌握國家政權，在經濟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說得干脆些就是“革命”。這就是從三份文獻乃至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體系中提取的一個關鍵詞。換句話說，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中，革命，而不是改良，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本身。至於革命採取暴力手段還是和平方式，則不屬於“原則”問題。

一旦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政權，消滅了私有制，就意味著革命任務的完成。屆時，“革命”將成為歷史名詞。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已經成為人們普遍接受和認可的事實，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都隨著階級的消滅和國家的自行消亡而不復存在，“科學社會主義”已經失去階級屬性而變成了關於生產的科學，因此這些也就不再具有“基本原則”的意義了﹔但是，在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共同佔有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生活資料仍將歸個人所有，而且物質財富將與日俱增，於是，未來社會成員肯定會關注生活資料的分配問題。前人研究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原則大多圍繞這個主題展開。

科學社會主義產生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就未來社會的分配問題大體上提出過三種方案，即按需分配、平均分配和按勞分配。在19世紀上半葉三大空想家中，聖西門主張按才能和貢獻分配。傅立葉的想法似乎更全面，試圖在收入分配方面達到極度公正、充分和諧，“使每個人都能按照他的三種手段——勞動、資本和才能而獲得滿意的報酬”，^[5]而且還規定了這“三種手段”應得報酬比例。歐文雖然主張按需分配，但他在移民區所進行的則是按勞分配的實驗。分配問題的重要性在於，“一切社會或政府的迫害，都是與忽視平等的交換或同工同酬這一大原則有關的。”^[6]但是，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不可能消除資本在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消除兩極分化和階級對抗，也不可能實現他們關於分配問題的主張，因此，他們也認識到，分配方式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如果人們的地位由社會按照他們的貢獻來確定，並且他們將按照他們所做的工作得到報酬，所有制的結構就應當不斷變化。”^[7]雖然早期社會主義者中的多數並不主張消滅私有制，因而他們的分配方案不過是紙上談兵，但是，他們的思想卻啟發了馬克思，並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直接來源。

馬克思在研究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時，也將重點放在了分配問題上。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主要反映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他在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差異出發，提出了有關分配問題的基本原則。在他心目中，最完善的分配方案應該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唯有如此才能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真正平等。相對於按資分配、靠所有權生活的資本主義制度來說，“按勞分配”是歷史的進步，但和“按需分配”的境界相比，仍然沒有超出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階級的劃分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勞動者與剝削者的對立已經消滅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已經實現了社會平等﹔但在消費資料的佔有方面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事情姑且不論，就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今天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言，有了按勞分配這一條，也就解決了以往苦苦困擾社會主義者的問題：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不可能實現按勞分配，但如何觸動私有制，社會主義者又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因此三種分配方案都是空想﹔一旦實現了公有制基礎上，而物質生活資料以及人們的覺悟又沒有豐富和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按需分配隻能表現為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對於如何克服人們的懶惰思想、調動社會成員的生產勞動積極性的問題，社會主義者也是一籌莫展，隻好假定未來社會不會出現這個問題。有了按勞分配.辦法就簡單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當然，馬克思並沒有忘記要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設立基金。但是這要以承認事實上的不平等為前提。

列寧的看法與馬克思的意見高度一致。他的這方面思想主要反映在《國家與革命》中。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作為原則寫進了1936年的新憲法。斯大林確認，“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基本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一公式。”“我們的憲法是不是應當反映社會主義已經爭取到了這一事實呢?我們的憲法是不是應當以社會主義已經爭取到了這一事實為基礎呢?完全應當。”^[8]按照這個思想傳統，蘇聯學術界也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原則作出如下概括：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它反映共產主義社會固有的完全社會平等，反映這種社會對它的成員提出的要求，同時反映物質財富和精神幸福分配的性質。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它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分配的特點，同時表征著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社會主義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9]

如果從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傳統，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黨理應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換句話說，按勞分配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但是，它在我國社會主義進程中曾一度遭到忽視，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從思想根源上看，在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這可以從當年毛澤東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說起。

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按勞分配”被視為“資產階級權利”，——過去被譯為“資產階級法權”，其實哪個譯法更准確的問題無關宏旨，關鍵在於有個“資產階級”的定語。列寧非常講究實際，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除了‘資產階級權利’外，沒有其他准則。所以就這一點來說，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即“保衛那個確認事實上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10]而毛澤東在1974年10月20日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則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他進而認為，我國現在實行的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11]二者對待“資產階級法權”態度上的差別在於：列寧要用無產階級專政加以保護，毛澤東則要用無產階級專政加以限制﹔列寧是現實主義者，而毛澤東則具有革命的浪漫主義情懷。實際情況是，解放前的中國跟資本主義差得很遠，生產力水平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自然、半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社會形態有很大差異。毛澤東的言外之意則是，既然所有制變更了，就理應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消滅和舊社會或者說和資本主義差不多的那些具體制度﹔但現實生活中又不存在廢除商品生產、實現按需分配的條件，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也很講究實際，既然不能“廢除”，那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吧。“限制”的結果是勞動者積極性受到挫傷，勞動生產率嚴重下降，生活資料極度貧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為此做了極好的注腳。除了認識上誤區以外，還有體制上的原因。盡管按勞分配受到“限制”，但並沒有被從“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中剔除。但是，建立在“國有國營”、“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分配，隻能是按等級的平均主義“大鍋飯”。

中國改革開放的初衷就是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並在此基礎上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實現戰略轉折之際，鄧小平就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建議同志們認真加以考慮和研究。”^[12]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鄧小平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產生兩極分化。”“按照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13]也正是心中有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收入差擴大的現象才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關注和擔憂。他在晚年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4]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非常擔心社會產生兩極分化。但是，二者的差別在於，毛澤東試圖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而鄧小平倡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把改革作為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必由之路。

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防止“平均主義”和“兩極分化”兩種傾向的發生，要求找到實現按勞分配的具體途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這些具體途徑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一是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前提。“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取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隻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15]，同樣，從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抽取出的“按勞分配”，也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度。分配始終與生產交互作用。不論實行什麼樣的分配原則，總是要受到物質財富豐裕程度的決定和制約。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度也主要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二是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比較低、多層次、發展很不平衡的特點，決定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這種基本經濟制度必然造成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格局，即勞動、技術、管理、資本等按貢獻大小參與分配。實行這一分配制度的出發點是，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要實現這些要素的有機結合，而不能使其處於分離狀態﹔要貫徹落實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核心是尊重勞動﹔要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三是通過市場交換勞動。不論按勞分配還是按要素分配，都涉及“交換”。當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經濟生活日益復雜，馬克思關於根據“一張憑証”“從社會儲存中領得一份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的方案，顯然在實踐中行不通。於是，就需要解決勞動和要素中的價值含量由誰來判斷、怎樣判斷的問題。我國農民的偉大創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思路和線索：把權力交給交換雙方，讓他們通過“市場”進行交換，把市場作為判斷勞動和要素價值的天然尺度，不管是“勞動者”還是“建設者”都應該成為市場的主體。當前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決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市場經濟本身，——如果說市場經濟本身有責任，隻能說它還不成熟不完善——恰恰是違背市場經濟法則的結果。許多市場機制以外的因素妨礙了市場機制作用的正常發揮，比如政企不分，政府與市場的界線不明確，黨政機關消極腐敗現象的滋長和蔓延，“官商勾結”等現象，嚴重破壞了交換雙方在市場中的平等地位。解決問題的出路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四是發揮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平均主義不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但“兩極分化”也同樣會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並且會引發社會沖突。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一個理想的分配制度應該具有如下功能：既要適當拉開距離，承認按勞分配導致的事實上的不平等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又不能因差距過大而導致兩極分化，危及社會穩定。因此，既要通過市場競爭為社會發展注入活力，防止平均主義泛濫，又要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同時通過社會建設，把經濟發展的成果轉化到民生的改善上來。

五是以“公平正義”為價值取向。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體系”中，“公平正義”並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科學社會主義追求的是平等，即消滅階級的要求，而不是什麼“公平”、“正義”——“正義者同盟”都改成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是，在階級消滅的條件下，事實上的不平等將長期存在。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確實出乎馬克思恩格斯的預料。既然搞市場經濟，就要實行等價交換，這就叫“公平”﹔既然人的天賦不同，是一種“特權”，就要承認差別，承認交換的結果，尊重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這就是“正義”。相對平等而言，公平正義顯然屬於低層次要求，說它是“資產階級權利”並不為過。但馬克思早就教導后人：“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6]

順便補充三點。

一是當今世界歷史仍處於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並沒有最終完成。但是在時代主題已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的背景下，那些還沒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是否還要堅持當年馬克思恩格斯確立的革命原則，是否要對其修正或補充，則是需要認真研究和探討的問題。不過，那是由他們自己根據實際情況所決定的事情。“別人的事情我們管不了，隻講一個道理：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17]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其他“主義”、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黨派關系的原則。

二是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取得了國家政權，並在此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引導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有中國自己的特點，這不但沒有違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反而使這一原則在中國得到了驗証。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以后所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則違背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結果導致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嚴重的挫折。歷史經驗表明，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原則不能套用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三是在我們黨十七大以來的文獻中，隻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提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但沒有關於基本原則具體內容的表述。不過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可以認定，“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指繼承和維護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成果，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是“社會主義”本身，是使當代中國社會成其為“社會主義”的那些要素﹔“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表述﹔“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是說，“四項基本原則”中的每一項，都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汲取了與中國的基本國情相適應的新的內涵，尤其是“社會主義”這一條，它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實現了從“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的新發展。顯然，這裡所說的“基本原則”與前人所述存在差異，那是因為20世紀興起於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有很大差別。但無論如何，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一條都蘊含其中。

注釋：

[1]恩格斯：《馬克思和〈新萊茵報〉(1848-1849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2]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頁。

[3]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355-356、360、371頁。

[4][蘇]米·伊·米哈伊洛夫著，湯潤千譯：《共產主義者同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6年版，第148頁。

[5][法]傅立葉著，趙俊欣等譯：《傅立葉選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73頁。

[6][英]約翰·勃雷著，袁賢能譯：《對勞動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70頁。

[7][法]巴札爾、安凡丹、羅德裡格著，王永江等譯：《聖西門學說釋義》，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19頁。

[8]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頁。

[9][蘇]阿·馬·魯緬採夫主編：《科學共產主義辭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301頁。

[10]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頁。

[11]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頁。

[12]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頁。

[13]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15]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頁。

[16]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頁。

[17]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