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問題與反思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 我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邊界不斷被拓展， 並最終促成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這一二級學科的確立， 實現了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轉換。

這一轉換既意味著我國學術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 也意味著學術界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日益重視。但同時也應該看到， 這一轉換過程也導致了一些我們必須予以重視的問題。

一

我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始於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所謂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 大致是指產生和發展於20 世紀20 年代至60 年代從盧卡奇到阿爾都塞的西歐馬克思主義理論， 后逐漸拓展到70 年代的分析學、生態學和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這是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對象的通常理解。產生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而又不同於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歸到“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所謂國外馬克思主義則應該是國外出於各種目的研究馬克思主義而形成的各種思想流派的總稱。

為何發生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轉換？ 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和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 特別是如何評判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對這個問題的爭議促使人們用一種地域性的概念， 即國外馬克思主義概念替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而爭議的根源在於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性”， 這種“非正統性” 表現為它反對自恩格斯、列寧以來對馬克思哲學所作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的解讀， 強調馬克思哲學的現代性質，並將其解釋為“實踐唯物主義”。相關爭議的實質實際上就是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如何看待、處理和評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不同理論譜系之間的關系。受教條主義思想的束縛， 我們通常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歸結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革命導師和革命領袖“一線單傳” 的思想發展史， 在這一理論譜系之外的理論流派或者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 或者被看作是“修正主義”。這些爭議造成的結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在我國很難深入下去， 而隻能停留在對資料評介的主觀評判上， 嚴肅的學術研究和理論分析難以推進。在這種情況下， 學術界出現了一種策略性的做法， 就是主張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這個以地域為標識的較為中性的概念， 取代既具有地域特征， 又具有意識形態特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 其旨意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 暫時懸置起來。這種做法的好處是不必糾纏於比較敏感而又難以一時達成共識的問題， 而直接展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 因而逐漸為學術界所接受。

第二， 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20 世紀70 年代以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原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無法反映這種變化。對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英國學者佩裡·安德森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蹤跡》（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am， 原譯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一書中對這種變化作了系統考察。該書把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一書中所討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及其特點在時間上截止到20 世紀70 年代。作者認為20 世紀70 年代以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繼承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注重具體問題研究的同時， 研究的地域重心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主要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中心從西歐國家轉向了英美國家﹔ 馬克思主義理論同革命運動實踐之間的聯系趨向薄弱， 出現了革命戰略的貧困， 甚至出現了雖然並不完全否定和拋棄馬克思主義， 但卻對西方社會主義革命持懷疑論的傾向﹔ 理論邏輯上和西方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分析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和女權運動等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和社會運動出現了相互滲透與疊合。安德森所描述的這些變化實際上反映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日益復雜的局面。一方面， 以探求馬克思哲學真諦， 探索適合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 如分析學馬克思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另一方面出現了出於各種其他目的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如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經典文本作客觀研究的“馬克思學” 和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服務、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為目的的“馬克思學”﹔ 出現了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力圖在資本主義現有制度框架內解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的思想流派， 他們雖與馬克思的思想或多或少具有關聯性， 但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流派﹔ 出現了借助於后現代理論， 繼承馬克思的批判立場， 既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 又要求解構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等等。上述復雜局面意味著用原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概念已經不能再反映20 世紀70 年代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全貌， 於是不得不採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這個地域性的概念來反映國外出於各種目的研究馬克思主義而形成的思想和流派的狀況。

第三， 隨著我國設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中的二級學科， 從學科建設的要求出發， 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代替“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學術界通行的做法。

二

可以看出， 從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轉換， 實際上是一種策略性的轉換， 但這一轉換過程卻隱含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些問題和困難， 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將會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處於長期分離狀態， 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質和理論地位也因此無法准確定位。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 應該把“國外馬克思主義” 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兩個概念區分開來。所謂國外馬克思主義， 指的是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所謂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是指國外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總稱， 不涉及他們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換句話說， 可以繞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地位， 即不去追問其理論性質和理論地位問題， 而追問理論性質和理論地位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形而上學問題。在這種觀點的支配下， 出現了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思潮、新流派的追蹤研究。另一種觀點認為，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不應該缺乏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理論視野， 不應該把國外馬克思主義排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之外。[1]

第一種觀點應該說是值得商榷的。“國外馬克思主義” 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兩個概念的確有區別，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脫離應有的價值立場對一種理論思潮和流派展開純客觀的描述和研究。

這是因為， 一方面， 我們對任何一種理論思潮和流派的研究不管在具體問題上研究得如何深入， 但最終還是要給它一定的理論評判和價值定位， 企圖繞過這個問題不等於這個問題不存在， 實際上隻能表示這個問題困擾著我們， 並且目前難以得到合理的解答。另一方面， 我們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潮和流派必然會秉承某種價值立場和價值目的， 而不可能僅僅停留於純客觀的具體理論描述上。在當代中國，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於中國的具體實際， 服從和服務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中國現代化建設這一主題， 單純停留於資料評介既不能實現我們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目的和價值， 也無法使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真正走向深入。

第二種觀點筆者從總體上贊同。我國學術界在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過程中雖然發生過幾次較大的爭論， 並存在不同的意見分歧， 但也形成了這樣的共識： 應該把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世界化和民族化過程的產物， 它與其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一源多流” 的關系。

因此， 把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予以研究並不會產生很大的爭議。但是，如果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展開研究， 卻必然會產生較大的爭議。這是因為， 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即便是其理論存在諸多缺陷， 但他們都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 其理論探索的目的始終是圍繞如何探尋馬克思哲學的真諦以及適應西方社會主義革命而展開的。20 世紀70 年代以后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情況卻較為復雜， 既存在著大量可以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的理論流派和思潮， 也存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無直接聯系， 甚至是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為目的的理論流派和思潮， 后者當然不能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的理論框架中。能否將一種理論流派和思潮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予以研究， 並不單純取決於其理論本身的正確與否， 而關鍵在於其理論立場， 以及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關聯度。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而言， 出現了一種兩難的悖論現象： 如果不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予以研究， 就必然導致把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部分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排斥在馬克思主義者之外， 不能合理地評判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所作出的理論貢獻和所擁有的理論地位﹔ 但是如果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予以研究，目前又存在許多問題和困難， 這也是為什麼部分論者不同意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材編寫中的根本原因。

第二，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對象選擇的隨意性和研究方法的實証化、技術化傾向越來越嚴重， 導致了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整體把握和具體研究、追蹤研究同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之間的脫節。

應該說， 我國學術界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曾經對我國學術界沖破教條主義思想的束縛起了巨大的思想啟蒙作用。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馬克思實現哲學革命的道路和哲學革命的變革實質，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哲學功能和哲學使命等問題的考察， 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 由於當前缺乏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目的的准確定位， 對新流派和新思潮的追蹤研究成為一種潮流和時尚， 新名詞、新概念、新思潮不斷涌現， 理論研究遠遠滯后於追蹤研究， 追蹤研究對於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意義或者被忽略， 或者被夸大， 而一些在西方思想史上尚待定位的思想家卻被我們作為理論大師匆匆引進。在“思想淡出， 學術突現” 的學術氛圍下， 對新的理論流派和思潮的追蹤研究往往呈現出實証化和技術化的傾向， 即脫離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整體面貌， 盡管對一種思想流派或一個人物研究得較為具體和細致， 但往往卻隻見樹木， 不見森林﹔ 僅僅滿足於把一種新思潮和新人物介紹進來， 卻無法把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研究和對一個思潮流派或代表人物的具體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 無法實現追蹤研究同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之間的有機結合，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成了新概念和新名詞游戲的場所， 呈現出看似熱鬧卻並無實質進展的局面。

第三，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缺乏明確的目的意識和問題意識， 導致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或者游離於- 57 -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之外， 或者凌駕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之上， 最終淪為拘泥於學術圈內的自說自話。

在當代中國， 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應該是立足於中國現代化的實際， 瞄准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現代化所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從而實現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在當代中國的理論和學術價值。事實上， 我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僅服務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現代化實踐的自覺意識遠未形成， 而且由於長期受形而上學兩極思維方式的的影響， 我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群體自成一個相對孤立的學術圈。長期以來， 學界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是受“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和“實踐唯物主義” 兩種思維模式支配的。在開展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早期階段， 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理論是被置於馬克思哲學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解讀模式中予以拷問的， 對他們的理論的研究和評判基本上是貼上“反馬克思主義” 或“非馬克思主義” 的標簽，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基本上只是起著向學術界提供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資料的功能。而在當前學術界， 對馬克思哲學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的解讀模式被認為是對馬克思哲學的誤讀， 隻有“實踐唯物主義” 才體現了馬克思哲學的真精神和真本質， 國外馬克思主義又被置於“實踐唯物主義” 的理論視野中加以考量﹔ 於是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形成一種思想偏見， 似乎隻有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理論才真正讀懂了馬克思， 其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包括蘇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是走形變樣的馬克思主義， 或者是對馬克思的誤讀， 或者是非學術化的政治話語。另一方面， 在力圖糾偏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理論被政治實用化的做法的同時， 雖然強化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科性質和學術性， 卻又不能正確處理“學術性” 和“現實性” 的關系， 從而導致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缺乏現實觀照和現實維度。

三

我國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要想真正走向深入， 並實現其在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就必須重視和解決從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筆者以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 立足於中國具體實際， 從服從和服務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中國現代化這一目的展開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正確處理不同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關系， 使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的內在組成部分。[2]

學術界之所以不能正確處理不同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關系， 關鍵原因在於一方面我們缺乏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 另一方面是因為在研究中歷史意識相對匱乏。長期以來， 支配我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是馬、恩、列、斯、毛等“一線單傳” 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 這種發展觀不可能正確處理不同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關系， 隻能造成它們之間的相互否定和疏離， 更不能促成它們之間的有機互動。事實上，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應該看成是馬克思主義世界化和民族化的歷史發展過程， 這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不同國家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相結合， 會形成不同形態的多流派的發展格局。不同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差異的根源應該到它們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中去尋找，不能以某一種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標准來評判其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得失， 而應該從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精神出發， 考察時代向理論家提出了什麼問題以及理論家是否正確地回答了時代課題。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中應該強化歷史意識， 始終堅持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 從社會歷史條件、社會運動和文化傳統三個維度對國外馬克思主義展開研究。在此基礎上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同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有機結合起來， 真正實現二者的有機互動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價值。

第二， 如何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置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宏觀視野中展開研究， 筆者主張將整個國外馬克思主義分為四大版塊即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研究、西方馬克思學研究和后馬克思主義研究。

- 58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顯然並不僅僅只是上述四個方面的研究內容， 根據國家學位辦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規定的研究對象看， 還應該包括國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但這一領域曾長期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這一學科的主要研究內容， 根據我國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所具備的學術力量和學術傳統， 筆者主張這一領域可暫不涉及。為何分為以上四大版塊？ 主要是基於它們鮮明的理論特點和易於操作兩個方面的考慮。

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應該說在理論上具有共同特點， 即其理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都是力圖探索馬克思哲學的真諦， 都反對蘇俄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哲學的解釋， 都力圖探索適合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模式。顯然， 把它們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予以研究更易於為學術界所接受。筆者認為， 這兩塊應該是研究的重點。這是因為： 首先， 這些理論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具有較深和較為直接的理論聯系， 主張這些理論的思想家都自稱自己信奉馬克思主義。正如衣俊卿教授指出：

“如果從50 年代初南斯拉夫一批年輕的人道主義哲學家（后來的實踐派成員） 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算起，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迄今已走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在此期間， 這些思想家一直為一種沉重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所驅使， 無論作為東歐社會內部合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研究家， 還是作為屢遭指責的反教條主義批判家， 或遠離故園流浪他鄉的持不同政見者， 都始終不渝地、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論信念。” [3] （P9-10） 同時， 這些思想家與理論家又與當代社會主義實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著直接的聯系，他們都力圖沖破教條主義的束縛， 其理論建構直接針對社會主義實踐在西方和東歐存在的問題， 可以說， 他們的理論探索原本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不可分割的內在組成部分。其次， 他們都重視對馬克思哲學的研究。他們所研究的都是關乎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哲學的重大理論問題， 如馬克思哲學的實質、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形態和理論體系、馬克思哲學的功能， 以及實踐、辯証法、意識形態、人道主義等范疇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地位， 這些問題恰恰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 對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參考價值。最后， 他們都注重對現實問題展開哲學研究。具體地說，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注重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實踐后果的反思， 如異化問題、人的問題、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生態問題、科學技術的社會效應問題等﹔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則注重對現實社會主義實踐后果的反思， 其產生和發展與“非斯大林化運動” 密切相關， 他們全面反思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 力圖反思社會主義的本質以及如何建立適合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模式， 他們的這些理論探討對於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解決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現代性問題具有突出的價值和意義。

西方馬克思學的情況則較為復雜。這其中有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馬克思學”， 其主要目的是通過對馬克思著作、生平的研究， 故意夸大馬克思在不同階段思想的差異， 制造“兩個馬克思”，或通過對馬克思的生平研究而故意詆毀馬克思的人格， 以此達到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服務的目的。對於這種“馬克思學” 我們當然不應將它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理論框架內加以研究， 但是對於它所提出的問題， 或者對馬克思哲學的挑戰， 我們應該在理論上有勇氣回應， 客觀地研究並給予科學的回答。

此外， 還有作為學術研究的“馬克思學”， 從事這種“馬克思學” 研究的往往是西方比較嚴肅的學者或者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抱有同情傾向的學者， 他們主要側重於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考証以及對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和理論特質的研究， 他們的理論成果對於我們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往往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由於他們主要側重於對馬克思哲學的純理論研究， 目前似乎還不宜把這方面研究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

后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也比較復雜。雖然后馬克思主義目前是我國國外馬克思主義追蹤研究的熱點，但是后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域在國內學術界尚未能取得共識。總的看來， 其基本立足點還是既繼承馬克思哲學的批判精神， 對當代資本主義展開批判， 同時又與西方后現代主義哲學文化思潮相結合， 主張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解構， 甚至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筆者主張對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秉持一種- 59 -相對獨立的理論視角， 側重於從它與歷史唯物主義、后現代主義兩重關系中揭示其理論的性質和理論得失。在目前這方面研究還處於初始階段的情況下， 也不宜將其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予以研究。

把國外馬克思主義劃分為上述四個版塊的研究的好處： 一方面使我們在目前的條件下大致能夠區分什麼是“國外的馬克思主義” 和“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進而把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對象中， 避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之間的脫節， 有利於我們勾勒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總體面貌。另一方面由於國外馬克思主義流派和人物眾多， 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現代化實踐的需要看， 我們應該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有所側重， 重點研究那些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現代化實踐有重要借鑒價值的思想流派和人物。

第三， 正確處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追蹤研究和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之間的關系。應該說， 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動態和最新流派展開追蹤研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但目前的研究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在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還有待深入的情況下， 就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追蹤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總體上看來依然是以資料評介為主， 基本理論研究相對薄弱。其二是追蹤研究熱點轉換過快， 新概念、新名詞和新思潮不斷涌現， 但對於相關重要的理論問題卻缺乏系統的整理， 因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主要還是停留於資料介紹和資料評介的水平上。其三是追蹤研究往往以個案研究為主， 或者著力於人物研究， 或者著力於流派和思潮研究， 而這種研究又往往脫離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總體趨勢和面貌， 暴露出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陷，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越來越走向拘泥於學術圈內的自說自話。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要求我們應當在重視追蹤研究的基礎上， 加強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研究。

筆者所謂加強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對於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理論問題應該重新審視， 並進行專題性的系統研究。原因是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觀點雖然已為學術界所熟知， 但是過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於“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這一馬克思哲學解讀模式下展開的， 這種研究方式略顯簡單化和僵化， 對於它們所提出的許多重要理論問題明顯缺乏系統的研究和全面的把握。在目前學術研究方式更加多樣化、對馬克思哲學理解更加全面的情況下， 應該重新審視它們所提出的理論觀點和理論問題， 如馬克思哲學觀問題、實踐觀、辯証法理論、文化和意識形態理論、人道主義問題、資本主義觀和社會主義觀、科技觀、生態觀等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展開專題性的系統研究。其二是追蹤研究不能停留於就事論事。應該聯系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整體面貌， 注重揭示理論家的思想淵源、所提出的理論問題、所面對和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等， 避免我們的研究僅僅只是具體理論觀點、新名詞、新概念的堆積， 避免使人們面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時總感到理論觀點雜多， 總是一頭霧水， 或者隻見一點， 不及其余﹔ 而是要從總體上把握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理論運思過程和理論訴求， 從而更好地利用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 豐富和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參考文獻]

[1] 李佃來．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分離與會通： 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范式的一種考量[J] ． 學術研究， 2009， （10）．

[2] 王雨辰． 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建設[J] ． 南京大學學報， 2009， （5）．

[3] 衣俊卿． 人道主義批判理論：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述評[M] ．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