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馬克思一道超越馬克思——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幾個問題

“與馬克思一道超越馬克思”，這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最顯著的特征。以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和布洛赫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正是這種努力的先鋒。它不但通過發展和超越馬克思來揭露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而且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讀來批判當時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不但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總體辯証法的應有地位，而且重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訴求和偉大理想﹔不但厘清和追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淵源，而且探索並展望了馬克思主義的未來道路﹔把馬克思主義看作展望未來的方法，是面對現實、批判現實的理論，是對實踐不斷敞開的開放體系。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體系開放性特質的指認，對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恢復，對人的主體價值的高度關注，以及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創造性探索，無疑對我們在全新背景下思考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與超越

“思維就意味著超越”，這是對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最好的注解。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總結無產階級革命在發達歐洲慘遭挫折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批判了第二國際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某種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和宿命論的錯誤，通過對庸俗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傳統的重新梳理和解讀，試圖超越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對立，超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重新確立黑格爾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形式中的地位，恢復和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性和辯証法的革命本質。

　　總體性是黑格爾辯証法思想的精髓，是理解黑格爾思想的一把鑰匙。黑格爾運用辯証的方法和發展的觀點表現了人類精神的辯証運動，建構了以總體的“絕對觀念”為核心的、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辯証法體系，而恰恰是這一辯証體系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源泉。與第二國際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不但強調了歷史唯物主義與黑格爾總體辯証法的淵源，而且抓住黑格爾總體辯証思想中有價值的要素加以轉化和創造，從而豐富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盧卡奇認為，復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總體辯証法復興的現實化是緊密相關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首要任務就是．把黑格爾辯証法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統一起來，以便對兩代？左派%知識分子起到推動作用。^[1](p8)盧卡奇深刻地洞察到費希特、黑格爾與馬克思在總體辯証法方面的趨同性。在他看來，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與黑格爾對費希特的批判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黑格爾的哲學是本著費希特的精神重新構筑出來的，而馬克思的辯証法也是“黑格爾沒有達到或沒有來得及達到，但又是竭力追求達到的那些思想的‘直接繼續’”。^[1](P9)誠然，在這一點上，盧卡奇似乎把歷史唯物主義等同於黑格爾哲學，甚至與韋伯的“歷史合理性”混為一談。但是他把揭示黑格爾辯証法來源作為理解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途徑是合理的，“與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系統研究和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所堅持的路徑是大體一致的。^[2](p394)更為重要的是，“《歷史與階級意識》的重大成就之一，就在於使那曾被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的‘科學性’打入冷宮的總體范疇，重新恢復了它在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一向佔有的方法論的核心地位”。^[3](p15)

正如施密特所贊譽的，柯爾施與盧卡奇一樣正確地理解了馬克思的辯証法。在柯爾施看來，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拋棄了黑格爾哲學和辯証的方法，導致了他們不能夠恰當地分析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獨特本質及其在整個19世紀哲學發展中的重要意義。相反，“如果19世紀的哲學發展被堅決而徹底地以辯証的方法來對待，即使是以黑格爾所使用的那種不發達和部分地有意識的形式，即以與馬克思的唯物辯証法相對立的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証法的形式，那麼，19世紀的哲學發展就會立即以全然不同的形式顯現出來”。^[4](P12)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忽視黑格爾辯証法的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再也不能如實地反映現實的革命斗爭，它喪失了在實踐上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對此，柯爾施認為，隻有通過恢復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特質，才能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性和辯証性，從而恢復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以盧卡奇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正本清源，與其說是對唯物辯証法的一種回歸，還不如說是對庸俗馬克思主義展開超越的一種努力。布洛赫在《主體——客體》一書中明確表明了把黑格爾融入到他的烏托邦哲學當中的決心，以此克服把主體和客體二元分立的傳統觀點。對布洛赫來說，這種傳統觀點不但把客觀現實看作是獨立於人的，而且否認一種主觀現實的客觀地位。他認為，應該以一種永恆的辯証的主體客體關系的方式引進一種真正的‘客觀性’，因為真正的客觀性在人類之前就存在並運動著，而人類歷史恰恰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展開，主體和客體之間通過辯証的否定，不斷推向更高層次的最終主體和客體得到完滿的統一。^[5](p73-75)正是通過吸收黑格爾的主客體辯証法並引入歌德的詩性特質，布洛赫豐富了馬克思關於人類解放這一價值訴求。

葛蘭西則通過批判和繼承黑格爾關於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辯証關系的思想，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市民社會的理論。葛蘭西提出著名公式：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他指出，“我們目前可以確定兩個上層建筑‘階層’一個可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階層一方面相當於統治集團通過社會行使的‘霸權’職能，另一方面相當於通過國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統治’或管轄職能”。^[6](P7)與馬克思把市民社會歸結為經濟基礎和復雜的物質關系的總和不同，葛蘭西認為，市民社會不屬於經濟基礎的層面，而是屬於上層建筑的層面，也就是說它包含著整個意識形態和文化的關系。顯然，葛蘭西沒有完全抽掉．市民社會的物質要素，也沒有否定經濟基礎的重要作用，他隻希望通過凸顯市民社會作為不同利益集團表達自身利益的領域在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概念旨在通過黑格爾的辯証法克服市民社會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物質和意識、客觀與主觀之間的對立，從而把市民社會拓展到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最終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市民社會理論。

通過恢復馬克思主義的辯証精神，克服這種主觀和客觀之間的對立，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更是直接批判了第二國際、第三國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簡化為實証科學和經濟主義(經濟決定論)的錯誤傾向^[20]。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理論家“科學”地崇尚“事實”、“物質”，將社會歷史現實及其規律貶低為純粹的自然規律，把馬克思主義直接等同於實証科學，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根基，消除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和批判本質。柯爾施反對用“實証主義”的方法對整體馬克思主義的分割，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把社會發展作為活的整體來理解和把握”的哲學體系和革命理論。[4](P22)盧卡奇指出，“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歸根到底就沒有什麼獨立的法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科學等等，而隻有一門唯一的、統一的——歷史的和辯証的——關於社會(作為總體)發展的科學。”^[3](P80)而葛蘭西更是直接指出，將社會歷史實踐及其規律降低為自然物質的自然規律，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降低為舊唯物主義。^[7]總之，他們認為隻有通過研究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理論與實踐相互統一的總體辯証法，才能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向度，凸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批判的辯証法精神。

正如孫伯鍨先生指出的，“辯証方法的特點不是就事物看事物，而是就過程來看待事物，不是把事物看成一個實體，而是看成一個過程，不是把事物看成靜止的現狀而是看做處在不斷發展過程中的現狀”。^[8](P18)辯証法的這種特質注定了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是僵化的教條或既定的公式，隻能是“能夠在思維中再現和把握現實的唯一方法”，^[3](p59)隻能是 “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 ^[4](p81)隻能是在實踐中不斷推進和不斷發展的開放體系。對此，與其說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回到了馬克思”，還不如說他們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方法超越並發展了馬克思。辯証的，也就是歷史的、現實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並沒有停留於對馬克思經典文本的學究式解讀而是大膽地面對現實，接受挑戰，試圖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不管是對20世紀20-30年代歐洲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還是對30-40年代法西斯主義產生根源的分析，都體現了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現實並通過現實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努力。

二、對“異化”的批判及對人類的拯救

“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提出的著名命題。對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而言，這一命題既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又具有價值論的意義。在本體論的層面上，他們批判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科學主義、實証論的解讀模式，“重新確立了實踐論的哲學原則和哲學思維方式，形成了以人類實踐為基礎，以人類社會歷史為研究對象，以探求人的自由和價值實現之道為己任的現代實踐唯物主義哲學或實踐哲學本體論”。^[9]在價值論的層面上，他們強調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到當前社會現象的價值批判上，尤其是對技術理性、物化現象和異化現象的批判，以此實現對人的價值和命運的關懷，探索人類的拯救之道。

　　如果說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總體辯証法的闡發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証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繼承和超越，那麼，他們對主體論和實踐論的建構則是對馬克思主義勞動本體論和實踐本體論的恢復和提升。實質上，歷史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區別在於它把主體和實踐引入了本體論和存在論，用人的勞動和實踐去說明現實世界的存在問題和發展問題。因此，它更多的是一門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10]而不是“隻見物不見人”的機械唯物主義。在對歷史唯物主義深刻領會和理解的前提下，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展開了對第二國際機械唯物主義的批判。在他們看來，第二國際機械唯物主義無批判地繼承了比希納、摩萊肖特和海克爾的庸俗唯物主義，不但沒有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和要義，而且是對主體和實踐作用的無視與抹殺，是理論的倒退。因此，不但有必要重新回歸馬克思對主體和實踐的本體關懷，而且更需要從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中生成一種主體主義的實踐本體論。盧卡奇在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過程中，提出把自然看作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范疇，把存在看作是一種主體實踐的“交易”活動的觀點。這種觀點超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抽象的物質本體論，把實踐概念從純粹的認識論中解放了出來。如果說歷史構成了盧卡奇哲學的本體論基礎的話，那麼實踐則構成了盧卡奇歷史哲學的核心。盧卡奇的實踐本體論是歷史和實踐的辯証統一。換言之，盧卡奇的實踐本體論至少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用實踐去說明存在，從而賦予實踐本體論的意義﹔二是用實踐去說明歷史和主體，從而賦予實踐存在論的意義。在這種意義上說，盧卡奇的實踐論又是本體論和存在論的統一。

沿著這種思路，葛蘭西更是直接提出了“實踐一元論”。在他看來，正是歷史的人的實踐活動構成了馬克思哲學的一元論，也正是通過發現人類的實踐克服了唯心主義一元論和舊唯物主義一元論的兩個極端達到了一種新的綜合。葛蘭西是把實踐哲學作為與經濟主義和機械主義的對立物而提出來的，它旨在凸現人的歷史實踐活動，以及作為生產力出現的人的勞動在歷史發展中的主導地位。柯爾施則試圖通過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性質，來強調主體實踐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而在解讀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過程中，布洛赫也緊緊扣住勞動和實踐的概念，把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決裂演繹為從“抽象的人本主義”走向“具體的人本主義”的過程，強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現實的人”的主題。

　　在把實踐和主體引入本體論的同時，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異化批判，表達了對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發展這一價值的訴求。這種物化和異化的批判既是對馬克思異化和物化思想的繼承又是對西方人本主義的一種開新，更是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人生存困境的直接控訴。盧卡奇是試圖通過異化和物化批判來拯救主體的最典型代表。從分析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異化出發，盧卡奇闡明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物化和異化特征。就客觀層面而言，人的勞動創造出了“一個由現成的物以及物與物之間關系構成的”龐大的異己世界，人們無法駕馭它﹔就主觀層面而言“人的活動同人本身相對立地被客體化，變成一種商品這種商品服從社會的自然規律的異於人的客觀性”。^[3](p153)因此，人與人自身相分離了，人喪失了自己。在對勞動異化和物化批判的基礎上，盧卡奇進一步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技術理性的批判。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的專業化、合理化和數字化發展對生產者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一方面，這種技術合理化過程把工人的內在心理存在從他的總體人格當中分離出來，從而使得他的心理特征與其人格相對立﹔另一方面，工人被徹底地原子化了因為生產過程分工越合理、機械化程度越高，勞動者就越不表現為勞動過程的主人，反而成為一個龐大系統中的一個部件、原子。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物化現象不僅存在於經濟領域，而且拓展到法律、文化等廣泛的社會領域當中。面對人性的泯滅和扭曲，盧卡奇主張依賴一種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來克服異化，拯救人類。區別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強調人的歷史性和辯証性這兩個根本的方面。歷史、實踐和無產階級的集體主體構成了這種人道主義的主要內容，而歷史的發展也就成為克服異化、拯救主體的過程。^{[11](p144-153)}

　　盧卡奇對資本主義技術理性的物化批判在布洛赫那裡得到了發展。布洛赫認為，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缺陷之一，就是對新近資本主義的文化遺產進行過度的指責，而卻對資本主義的技術遺產保持著一種非批判的態度。布洛赫呼吁建立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政治觀並在人與自然的一種新關系的積極目標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技術持一種批判的態度，由此建立起一種人本學的馬克思主義。^[5](P45-46)布洛赫還以青年馬克思的《184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依據，以其異化思想作為理論寄托，對資本主義技術發展背后的人的．物化和．異化展開批判。他看到了在資本主義技術統治下的異化現象，“不可見的東西不再被信任”，“孤立的、分化的東西似乎比總體更真實”，其結果是價值缺失了，剩下的只是“世俗的、可計算的乃至最原始的沖動”。^[12](P166)如果說盧卡奇試圖通過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來擺脫人類的這種奴役的話，那麼布洛赫則考慮通過呼喚人們心中的烏托邦精神來拯救人類： “隻有去想象一種在空間和概念的解放獲得勝利之時的更高級的生活，才能夠破壞無數的謊言和不知情的粉飾、借口、上層建筑、純經濟函數的變量，以利於永遠和最終的真正的社會概念。”^{[12](P242-243)}然而與盧卡奇陷入悲觀主義不同，布洛赫保持了樂觀的態度。他堅信，盡管“世界是不真實的但它想通過人，通過真理回到家園”。^[12](P279)面對人類境況，布洛赫強調，通過克服類的異化實現人類的解放，通過哲學反思的道路展開對異化的批判。這一特點直接受新康德主義的影響，因為．新康德主義直接導致了從倫理方面解釋社會主義的理論傾向，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自動實現的倫理目標。^[13](p31)在新康德主義的背景下，布洛赫看到了建構烏托邦哲學的康德哲學基礎：對人的內在性以及人是什麼這一根本問題的關注。同時，布洛赫也看到了康德哲學的局限性，即“康德的烏托邦的精神最終被局限在了方法和惡的無限性中”， “也就是說，康德的先驗的方法導致‘絕對’隻能是純形式的、抽象的，它的有效性隻可能出現在無限的過程之后”。^[14]由此得出，布洛赫試圖借助黑格爾的哲學改造新康德主義，把對人類拯救的內在道路與外在道路結合起來。

　　不管是對馬克思主義實踐本體的探索，還是對資本主義的異化和技術理性的批判，都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主體性思想的恢復和發展。可以說，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主體問題的凸顯，既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發展這一價值目標的繼承，又是對當時人類生存困境的一種回應。在這種背景下，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注當代人的現實生存處境對技術異化條件下人的生存悖論進行深刻的揭示，對造成人的生存異化困境的現代社會和科學技術理性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從理論上展現了揚棄異化、走出人的生存困境的美好前景。固然這其中包含著許多不合實際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人類目前生存困境的深刻揭示和對人類美好未來的展望、對揚棄人類生存異化現實途徑的探索都具有積極的和現實的意義。

三、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的探索

與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同，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創始人，他們也是當時革命群眾斗爭的直接參與者和組織者。正是這種特殊的經歷，決定了他們不是關在書房裡面的純粹的理論家，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推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者和奮斗者。

　　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的發展與當時反法西斯斗爭的實踐緊密相關的，他們正是在反法西斯斗爭中逐漸成長起來的杰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在弗羅茨拉夫，作為一個國際和平運動創始人，盧卡奇毅然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盧卡奇多次指出，正是因為蘇聯擋住納粹法西斯之路，承擔了反對希特勒戰爭的重任，挽救了全部歐洲文化和文明，把世界從法西斯的野蠻行為中解救出來的巨大貢獻和強大作用，使他信仰和推崇蘇聯。可以說，對人類未來的信仰和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熱衷，對蘇聯反法西斯的毫不動搖的支持，促進所有民族和地區的發展的深切責任感，以及對階級斗爭和人道主義傳統的同等關注，在他的思想中有機地交織在一起。[1](p164-165)葛蘭西則是意大利共產黨內第一個看出法西斯主義威脅並揭露其本質的人。1921年，在《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和《基本力量》兩篇文章中，他揭露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指出法西斯是以混雜的階級要求為基礎並不斷地擴張，脫離任何中央和地區委員會的意志和心願，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和政治制度內部不受約束的力量。法西斯是意大利社會深刻解體的代名詞，同它結伴而來的必然是國家的深刻解體。后來，法西斯黨徒洗劫了都靈的工會大樓，葛蘭西進一步明確了法西斯主義是各傳統領導階層為了防止勞動階級奪權而採取的暴力形式。雖然布洛赫沒有像盧卡奇等人那樣成為群眾革命運動組織者和領導者，但是他仍是反法西斯主義的勇敢斗士。1933-1949年布洛赫在外逃亡時期，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1935年在《這個時代的遺產》這部著名的文學著作中，他不僅精辟地分析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而且對整個資本主義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為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注入強大的精神動力。與此同時，他還參加了巴黎的“保衛文化”會議，並加入了巴黎反法西斯主義團體，成為巴黎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重要成員。在參加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過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論，不但為反法西斯主義運動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而且通過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反法西斯主義實踐的相結合，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共產運動在歐洲的發展。

　　作為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推動者，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把建立工廠委員會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希望工廠委員會可以作為無產階級權力的真正中心並發揮真正的革命作用。在1918-1920年工人運動的高潮時期，柯爾施集中精力為建立在工廠委員會基礎上的國民經濟設計了一種假設性的經濟制度。在這種經濟制度中，每個工廠的生產和工作都由該廠的工廠委員會來主持，工廠委員會是無產階級民主的基本制度設施。在《什麼是社會化？》一文中，柯爾施把這種制度分為兩個階段。在發展的第一階段上，對生產手段實行社會化，但工人仍然根據各自的產量領取工資﹔在發展的第二階段上，勞動本身實現了社會化，工人將實行按需分配。在此，他不僅提供了他感到在戰后的社會主義中所缺乏的這些積極內容，而且還抨擊了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所謂國有化和工人參與的概念。盡管后來由於德國資本主義重新穩定，工廠委員會運動趨於衰落，柯爾施還是對工廠委員會運動的失敗進行了批判性反思，並撰寫《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一書，企圖為工廠委員會提供一種無產階級法律。^{[15](p152-153)}葛蘭西也是工廠委員會的重要推動者。他根據意大利都靈等城市在1919-1920年間建立的工廠委員會的經驗，把工廠委員會同社會民主黨、工會區別開來，凸顯了工廠委員會的共產主義革命本質。在他看來，社會民主黨把議會競選和工會活動當作自己主要的政治任務，但由於這些機構都是在資產階級民主范圍內演變而來，因而隻能開展有限的策略性群眾斗爭，不會變為完成革命目標的工具。工會也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社會的潛在繼承者，它不是把工人當作生產者，而是把它當作掙錢的工具而組織起來的，工會培養出來的不是革命的團結精神，而是狹隘的利己精神，無法推動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與此相反工廠委員會則代表由工廠中一切生產者對生產過程的直接的民主控制，它是通向未來社會的關鍵。^{[15](P181-183)}可以說，柯爾施和葛蘭西等人關於工廠委員會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是共產黨人在歐洲推動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嘗試，為后來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的發展積累了重要的經驗。

　　在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過程中，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始終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理論與實踐表示懷疑，並對蘇聯模式和斯大林的專制主義展開批判和反思。

首先，表現在他們對新型革命模式的探索上。十月革命勝利后，蘇共在共產國際中推行教條主義，要求西方共產黨以蘇共為中心，聽從蘇共的指揮，嚴格按照蘇聯革命模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致使西方共產黨喪失了組織、政治和思想上的獨立性。然而，按照蘇聯革命模式進行的西方革命卻相繼失敗，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來，當時西方國家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工人階級缺乏必要的主觀精神准備，缺乏自覺的階級意識，由此他們提出了不同於俄國的．總體革命模式。在這個探索過程中，葛蘭西的思想顯得尤其重要。在他看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結構、統治方式和俄國相比具有明顯的不同。俄國由於資本主義發展落后，缺乏民主傳統，其階級統治主要是通過政治社會的強制性領導來實現的，因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是革命的唯一方式。但是，西方市民社會的性質使資產階級不僅通過國家從經濟和政治上剝削和壓迫工人，而且更多的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力量使工人階級認同資本主義的文化秩序，從而實現總體的統治。因此，革命的前提條件必須首先奪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喚醒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然后再進行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革命模式應是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經濟革命、政治革命在內的總體革命。葛蘭西從上述觀點出發提出的“陣地戰”革命策略，即革命的直接進攻對象不是“政治社會”，而應該是“市民社會”。應該對資本主義統治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奪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建立一切進步階級的統一戰線，西方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16]以葛蘭西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革命模式，是從當時西方資產階級具有相對穩定性這一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而得出的積極成果，對往后整個西方共產黨逐漸擺脫教條主義、獨立探索本國革命道路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表現在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以及追求社會主義民主事業的努力上。在1956年匈牙利社會主義遭受嚴重危機，開始重要的。試驗時期，由於受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拉科西建立了自己的“小集團”，扭曲了匈牙利社會主義制度，從而使匈牙利的社會痛苦不堪。此時，盧卡奇支持並擁護蘇共中央消除個人崇拜影響的決議，集中批判了個人崇拜給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帶來的危害。^{[1](P100-101)}盧卡奇對斯大林主義批判的最尖銳的是認為斯大林主義是對群眾性的、通過民主方法建立的權力結構加以削弱並使之形式主義化的政治方法，是必須清除的斯大林主義傳統之一。盧卡奇認為，重要的不是這些形式的組織和外在的方面，而是以民主方式自發建立起來的組織形式的本質，是那些能引起馬克思和列寧重視的東西：上下之間的直接聯系，以及它們相互形成的實踐。^[17]盧卡奇還展開了對社會主義民主政體的研究。他指出，必須研究同特殊的社會主義民主相適應的新的政體，這種新政體應該最大程度地超過資本主義民主。這意味著社會主義民主，一要擺脫過去的官僚體制，二要擺脫對資本主義民主的幻想。社會主義民主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發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筑，而是應該貫穿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1](p172-173)}葛蘭西則集中討論了黨內民主問題。黨不是在僵硬的路線上組織起來的，也不是在人為地、機械地從上面強加的學說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而是在斗爭中，有機地、歷史地產生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在組織上要實行“運動中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而不能實行“官僚主義集中制”。他猛烈抨擊了官僚主義集中制，指出官僚主義代表著一種最危險、死板和保守的力量，而當一個國家的政黨把群眾運動和群眾的首創精神視為威脅之時，也就意味著它將會墮落成為一個特權階級，走向極權。因此，隻有真正地發揮黨內民主才能真正地建構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15](p189-190)}

再次，積極倡導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改革的事業。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后連續發生的重大歷史現象，也是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普遍的歷史趨勢。從20世紀年代開始，南斯拉夫和盧卡奇所在的匈牙利都曾先后進行改革的實驗，至60年代，這種改革擴展到東歐的一系列國家，蘇聯也曾步入緩慢而起伏的改革進程。改革的任務就是要打破在蘇聯已經形成並推廣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那種高度集中、過分強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同時要求結合各國的具體實踐和民族特點，探索富有活力的社會主義新道路。盧卡奇積極支持改革，認為經濟的發展固然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拱頂石，但經濟與社會的其他方面的進步是分不開的，社會主義發展不僅需要經濟體制改革，而且更需要開展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改革﹔不僅需要經濟學理論的創新，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也需要革新。^[18]事實上，從60年代中期開始，盧卡奇就對匈牙利國內的改革積極地給予了理論的指導，以自己的威信傳遞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支持。雖然在一系列問題上，他同主導的意識形態理論發生爭論但他不止一次為黨的最高機關提供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獨到的和建設的意見。正因為如此，他在生命的盡頭，對自己的觀點歸納如下：“……我在今天也還是推崇自由、徹底改革的思想家，而不是推崇抽象的，或者在我看來是‘原則上’反動的反對黨的思想家”。^[1](p174)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歐洲共產主義革命新道路和社會主義民主改革事業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在當代仍具有其獨特的現實意義。就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而言，遭受蘇東劇變這樣的嚴重挫折以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遭到更為嚴重的沖擊。“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或自行解散、或改為社會民主黨、或嚴重減員、或思想混亂，西方國家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的迷失方向”，有的甚至要“告別馬克思主義”。在這種背景下，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面對當時歐洲共產主義革命失敗而開始探索革命新道路，這無疑為我們今天恢復和發展世界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和知識支持。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言，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仍是當前我國的重要任務。因此，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雖然主要是來自對西方社會現實的思考，同我國特殊國情和文化傳統具有一定的反差和區別，但是，他們思想中包含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啟示，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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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20]在理性主義者看來，由於行為者能正確預見到他們行為的結果，以及由於某種選擇性進程確保了隻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為者才能獲得成功。所以，觀念是不重要的，或者只是附帶現象，結果可以通過理性預測或自然選擇來解釋。

本文系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和諧社會與馬克思主義發展哲學新論域(項目編號：D9JJD72002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劉卓紅：中山大學，石德金：華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