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馬克思”

——2009年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新維度

作者:王鳳才    發布時間:20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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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德國,既有左翼馬克思主義精神領袖,如阿本德羅特、柯夫勒等人的思想遺產﹔又有新老幾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費徹爾、施泰格瓦爾德、霍爾茨、邁徹爾、豪克、阿爾特法特、比朔夫、澤普曼等人的孜孜以求,以及馬克思學家,如諾伊豪斯、福爾格拉夫、海克爾等人的不懈努力。所以,毫不夸張地說,作為馬克思主義故鄉的德國,在今天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鎮之一。2009年的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結合MEGA2閱讀馬克思

我們知道,“閱讀《資本論》活動”是2008年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象征性事件之一。﹝1﹞(P83)在2009年,這項活動得到了延續和進一步拓展。在“馬克思-秋季學校”主辦的系列活動中,“閱讀《資本論》”不僅被納入閱讀計劃,而且貫徹了既定的閱讀方針,這項活動被實實在在地加以推進。由此,馬克思思想得到了進一步討論。譬如:在“歡迎馬克思歸來?”這一講座中,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萊納爾(Sabine Reiner)強調,在去年討論了“資本論”手稿的“直接再生產過程”之后,今年需要討論資本的循環過程,因此,應該將由MEGA2摘錄片段補充的《資本論》第2卷納入閱讀計劃。在“為什麼要閱讀《資本論》”這一講座中,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安妮(Anne)指出,在現實社會主義終結之后,“歷史終結論” 甚囂其上,馬克思理論也變得灰頭土臉。不過,今天也出現了服務於社會現實批判的“馬克思復興”。當然,通往馬克思之路剛開始常常是困難的,因此,“重新理解馬克思”總是需要深入到原始文本之中。那麼,應該在何處、如何,以及和誰一起閱讀《資本論》呢?安妮回答說,事實上,自2006年10月以來,盧森堡基金會就提出了閱讀方針,即為了使參與者能夠以自己的語言描述被閱讀文本的某些段落或嘗試著做深入研究,參與者需要做一些准備性工作,但並不要求他們擁有關於《資本論》的豐富的知識﹔遵循閱讀方針的報告人,並不給出關於《資本論》的普遍有效的闡釋方式,毋寧說,參與者“每個人都要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2﹞

令人欣喜的是,在題為“通過直接的、公平的交換實現解放的夢想:簡單再生產批判”的報告中,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埃爾貝(Ingo Elbe)指出,不僅早期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而且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計算機支持的現實勞動時間標志模式﹝3﹞也產生出了“沒有貨幣、沒有利息、沒有資本、沒有商品交換的”浪漫主義理想﹔但是,馬克思已經知道,簡單再生產無法給出無危機經濟的社會基礎。因為貨幣、信貸與危機屬於商品生產和等價交換的原則,因此,主張自由生產者沒有貨幣、沒有利息的經濟秩序的烏托邦,應該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錯誤理解負責。﹝4﹞

在“結合MEGA2閱讀馬克思”的講座中,埃爾貝說,自從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馬克思研究的復興引發了重新出版馬克思讀物的熱潮。近幾年來,MEGA2出版了一系列新的卷次,以及許多新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引起了公眾越來越強烈的關注。“馬克思主義大會”有著廣泛的主題選擇,不僅適合於專家,而且適合於想參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討論的所有人。

尤其引人矚目的是,德國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大學生聯合會”(Die Linke.SDS)試圖通過《資本論》的閱讀圈子立即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引進大學中﹔並借助於世界金融危機給資本主義帶來的壓力,使得諸如“馬克思回到了大學校園”這樣的口號不僅出現在資產階級的媒體中,而且似乎推動了一波“馬克思熱”:

下面是德國的學界同仁通過對德國85所國立大學與同級別的高校2008夏季學期、2008/2009冬季學期的講座目錄和研究計劃中涉及到“Marx”的辭條進行檢索的結果。通過檢索得知,德國85所高校中的21所大學在這兩個學期共主辦了60場出現“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的”為題的學術活動。根據講座主題可以看出,大多數活動涉及到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其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是宏觀研究,如:“重新上膛的馬克思”,“馬克思的幽靈”,“馬克思為了什麼?對一個有廣泛影響的思想家的重新考察”,“與馬克思一起做什麼?”“歷史唯物主義與文化”,“馬克思在21世紀”,等等﹔二是專題研究,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危機理論”,“黑格爾、馬克思的勞動概念”,“馬克思的政治學”,“馬克思的法哲學”,“馬克思恩格斯視閾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權利”,“馬克思社會學的現實意義”,“作為歷史學家的馬克思與恩格斯”,“馬克思的遺產:馬克思主義、戰爭與和平”,等等﹔三是文本研究,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理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資本論》”,等等。

不過,該報告的局限性在於,它僅僅是關於“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的量的陳述,而根本未談到“研究的質”。況且,在直接討論“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班中,如馬爾堡大學與當時的卡爾·馬克思大學的活動預告中甚至沒有“馬克思”條目。“就此而言,(該報告)不能保証研究成果的完整性。大約15個講座的目錄沒有顯示出來,因為技術難題或者密碼保護而無法查閱……我們認為,‘閱讀馬克思活動’應該受到歡迎,並且在大學裡確定批判的科學的目標是非常必要的。”﹝4﹞(S.102)

二、“馬克思思想的復興”

2009年,德國學者紛紛談論“馬克思思想在科學中的復興”,用社會學家布德(Heinz Bude)的話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又一次獲得了生命力。﹝5﹞(S.210)在這裡,德國學者不僅要重新闡釋馬克思,而且細分了不同涵義的“馬克思主義”,並試圖用馬克思的理論來分析“生態資本主義”是如何可能的。譬如:在從科學理論視角重新闡釋馬克思的過程中,德國學者林德納(Urs Lindner)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為“開創性的”,認為它意味著與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對立的“社會理論轉向”(sozialtheoretische Wende)。﹝5﹞(S.210)這一轉向“雖以科學實驗為基礎並且是形式化的,但在方法論上卻突出了歷史動力學性質。因而,這個研究首先應該被理解為數據分析過程,理解為對事物‘內部聯系’的追尋,目的是為了能夠對三個闡釋模型做出貢獻,即功能性闡釋模型(哪些功能滿足X?)、系譜學闡釋模型(如何實現X?)、機制性闡釋模型(哪些結構過程顯示X?)”。﹝5﹞(S.210)

埃爾貝則細分了三種不同涵義的“馬克思主義”,即:(1)最終確立於1878年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它的“立足點”似乎是《反杜林論》,因此,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原本是“恩格斯主義”(Engelsismus),其基本特征是:本體論的-決定論趨向(作為一般世界觀的科學社會理論與作為其結果的“唯科學主義”)﹔通過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以及對資產階級國家批判而模式化——簡單地、經驗地反映社會現象,並試圖揭示存在於形式的假象背后的階級關系。(2)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於1918年的工人運動危機,形成於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與哲學》。這個思潮集中於“客體與主體互為中介”,從而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教條進行了徹底的批判,但也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歪曲”,譬如:將決定論引向沉思行為,將社會歷史過程的“總體性”(Totalitaet)凸顯為必要的意義關聯(Bedeutungszusammenhang),並強調“物化”(Verdinglichung)原理。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薄弱環節在於,國家批判與政治經濟學批判逐漸消失。“在這一點上不亞於被它們拒絕的傳統馬克思主義。”﹝5﹞(S.211)(3)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在原蘇東國家流傳的新馬克思主義,是對之前被忽略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方向的批判性處理,並對馬克思的思想進行了重新解讀。這樣,在它們那裡,政治經濟學批判就不再關涉沉思對象,而是關涉資本主義“理想的剖面”。

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格爾克(Christoph Goerg)試圖研究“生態資本主義”(Oekokapitalismus)是如何可能的。在“資本主義生態文化是常見的,但同時也描述了基本難題”這個前提下,格爾克首先指明:為了進行時代診斷,馬克思主義能夠做出非常重要的貢獻。其次,他強調了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自然關系構想。根據這個構想,自然的社會化過程能夠從結構上被加以証實,因為所有社會都必須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再次,格爾克認為,資本主義的非理性與抽象性是能夠被認識的,正如它強調尖銳的社會對抗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性(Historizitaet)一樣。與此同時,格爾克對資產階級的現代化觀念進行了再創造,並得出了作為時代診斷的結論。就是說,在生態可持續意義上富有成效地利用自然資源,這在資本主義邏輯內部只是有限可能的。因為,盡管在綠色技術領域存在著創造新的替代性市場與積累的可能性,但最終是否被利用,以及如何被利用,取決於社會力量關系與社會斗爭。所以,從長期看來,生態問題,例如再生資源問題、領土的分配與支配問題,由於資本主義而強化並將爆發新的生態危機。這樣看來,“這個已經開辟的通往生態資本主義的道路,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問題本身的一部分。”﹝5﹞(S.211)

由此可見,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德國學者有不同的解讀,甚至有不少爭論,但對於“馬克思是否是一條‘死狗’”這個問題,大家的共識是必須用“否”來回答!﹝5﹞(S.212)毋寧說,在今天,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批判地吸收、深刻地反思與進一步發展,是非常必要的。

三、公共討論中的“馬克思體系”

筆者說過,“文本考証”是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准確地說,是德國馬克思學家的強項之一。例如:馬克思學家、MEGA2編輯之一考普夫(Eike Kopf)對《資本論》第2卷的文本學研究。在《公共討論中的“馬克思體系”》中,考普夫對《資本論》第2卷在1885∼1895年間的形成、流變和傳播進行了詳細考証,並強調了恩格斯在“馬克思-恩格斯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眾所周知,在馬克思逝世兩年后,恩格斯將馬克思的8篇遺稿編輯加工成《資本論》第2卷。在后來幾十年的編輯出版過程中,《資本論》第2卷約有5000處文本變化,這對這部著作的完善做出了巨大貢獻。﹝6﹞(S.103)考普夫說,早在19世紀70年代末,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觀點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譬如:在《國民經濟學講座綱要》(1878)中,赫爾德(Adolf Held)就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在1879年的“德國大學生考試復習手冊”中,第一次包含了有關馬克思的內容。在格羅斯(Gustav Gross)的《普通德國人傳記》(1884)中,有大約40頁的《馬克思的科學體系》一文。此后,“馬克思或社會主義運動的同情者或反對者都以這個新版本為依據”。﹝6﹞(S.104)

在考普夫的眼裡,1885年7月16日,伯恩施坦在《社會民主黨》周刊的“社會政治觀察”欄目下讓讀者看到的東西﹝6﹞(S.105)⑧是有意義的。該周刊預告,后面的一期將給讀者提供一個關於《資本論》第2卷的提要,以便說明它所要研究的東西。同年8月13日,該周刊發表了《資本論》第2卷中的文章“北德的一般工資與計件工資”,該文詳細採納了《資本論》第1卷第19章中關於“計件工資”的論述。考普夫指出,對於“危害社會秩序法”條件下的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來說,特別是對其領導力量來說,最有意義的事件是《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等在(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精神生活與公共生活雜志》上發表(1886)。

早在1883年馬克思逝世后,德國社會民主黨哥本哈根大會就做出決定:黨代會應該與恩格斯、馬克思一家建立聯系,以便以尊嚴的方式紀念這位“死者”的思想意義與思維方式。其中,《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3版和第2卷德文第1版,就是這個“尊嚴紀念”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並給予了《資本論》效果史一個新的推動力。1885年7月30日,德國圖書交易報“書訊”欄目為《資本論》第2卷做了出版廣告。

在考普夫看來,《資本論》第2卷比第1卷更加遠離日常經濟問題的觀察,但在今天看來,如果沒有關於資本循環過程的清楚的洞見,就不能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迄今為止,資本循環過程越是少地被置於這個語境中來觀察,那就給作者提供了越多的機會,也就是使本質上新的觀點發揮作用,並且人們可以大膽地斷言,《資本論》第2卷的新結論與第1卷的結論至少具有同樣的地位,如果不是根本超越它的話。”﹝6﹞(S.109)因為在《資本論》第1卷中,當時被抱怨很難理解的地方,在第2卷絕大部分手稿的編輯過程中,編者已盡力將對象描述得清楚明白。因此,“通過《資本論》第2卷的出版,第1卷也獲得了巨大價值,並使之更容易理解。”﹝6﹞(S.111)當然不是說,讀者可以省卻自己的勤奮思考。

在馬克思著作的傳播史上,阿德勒(Georg Adler)第一次以《馬克思的價值學說及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的結論》(1886)獲得了弗萊堡大學的授課資格。兩年后,邁耶爾的《馬克思恩格斯談話辭典》第一次出版。在該“辭典”中,恩格斯被作為馬克思主要著作的編輯出版者。自1890年耶拿出版《政治學詞語手冊》(6卷本,外加兩卷特刊)以來,諸如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等術語,很快被人們所理解。1894年,《布洛克豪斯談話辭典》重申,《資本論》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6﹞(S.117)考普夫說,實際上,“《資本論》被視為馬克思本人與工人運動的主要著作,並將恩格斯的重要作用強調為自1883年以來馬克思遺稿的編輯人。”﹝6﹞(S.121)

在《資本論》第3卷出版之前,《社會主義手冊》第3冊和第7冊分別發表了《資本》、《資本循環過程》等文章,該手冊的“第一個貢獻是對《資本論》第1卷的概要,第二個貢獻是對《資本論》第2卷的概要”。﹝6﹞(S.121)不過,《資本論》第2卷德文第1版的歷史使命,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埃爾福特黨代會(1891)、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1892)、帝國議會選舉(1893)之后走向了終結。1893年7月6日,恩格斯指出了該版的幾個印刷錯誤﹔同年7月15日,恩格斯為《資本論》第2卷德文第2版寫了簡短前言。考普夫指出,盡管《資本論》第2卷在思想史和社會史上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在這裡幾乎不能對第2卷的內容進行精確定位”﹔﹝6﹞(S.125)盡管它比9年半以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獲得了更大的推動力,但在1885∼1994年間,在書店、圖書交易所、雜志的批評性文章中,在來自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教會代表等關於《資本論》的180多篇發言稿中,就有35篇涉及到對《資本論》第2卷的批評。

盡管如此,自1883年以來,由於恩格斯作為《資本論》第2卷、第3卷編輯出版者的貢獻,關於馬克思對資本循環過程的分析和描述,就被官方宣布為進步的科學。在1895年恩格斯的科學悼詞中,桑巴特(Werner Sombart)說:由於恩格斯的巨大參與,“馬克思-恩格斯體系”這個說法“應該是恰當的”。﹝7﹞(S.20)

四、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人的形象”

德國的《馬克思主義雜志》2009年第5期,以“人及其本性”為主題發表了8篇文章,從馬克思主義視閾出發,討論了世界圖景與人的形象、人與意識形態、人與自然環境等問題。事實上,該雜志2005年第5期就曾以“人的形象與世界圖景”為主題,討論了帝國主義意識的瓦解、非理性主義世界圖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草案、世界圖景與人的形象的大眾文化再生產,等等。“今天又以此為重點,原因在於,在‘西方價值共同體’中,人與自然被虐待。”﹝8﹞(S.16)

在《世界圖景與人的形象:關於意識形態統治再生產形式》一文中,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主席、社會科學家澤普曼(Werner Seppmann)著重討論了社會理論與社會心理學、異化理論與社會批判等問題。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如果還想保留系統整合過程,那就必須更加強烈地使用社會心理學的范疇與闡釋模式,這關系到認知方式的整合。這種認知方式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理解現實問題的狀況所必需的。而將“心理學要素整合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的深層的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事件不同要素相互關聯的基本觀點。”﹝9﹞(S.50)在這個觀點中,主體被理解為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要素:它是生活狀況的產品,同時又是其創造者。因此,一個試圖完整地闡發系統整合內涵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能夠像理解客觀生活狀況與個體關系的相互關聯模式那樣,理解社會發展趨向與自然的-社會的前提。“這個前提對於社會理論的貢獻來說,就是異化概念的雙重性:馬克思在從青年時期到后期的所有著作中都區分了下述兩個概念,即‘異化’(Entfremdung)與‘自我異化’(Selbstentfremdung)。”﹝9﹞(S.51)與之相應的是兩種相互聯系但又不同的社會關系:一是人對生產活動成果(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這個詞不僅包括物質產品,還包括精神產品、社會機構等)的關系﹔二是人對人、社會以及自身的關系。“在這個關系網絡中,心理學也起作用。盡管馬克思在世時還不存在心理學。”﹝9﹞(S.51)

在《人的形象處於危機之中?》一文中,德國女哲學家赫爾茨(HelgaE.Hoerz)指出,以后似乎不再會有社會文化的統一,它或許是族群、民族或區域﹔也不再會有標准的“人的形象”(Menshenbild),因為統治者、剝削者和富人的要求,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和被排斥者的要求不同,並且總是相互碰撞。因此,打上不同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烙印的人的形象,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從理論上確定人的形象,並在實踐上刻畫它的重要性,表現為復雜的或多層面的。就此而言,關於人的形象的所有陳述都是在辯証的矛盾中被看到的,某些方面的任何絕對化都是錯誤的。”﹝10﹞(S.27)“人的形象是包括社會形象在內的世界圖景的一部分。”﹝10﹞(S.34)赫爾茨說,在古代,哲學家們努力地闡發人的形象:人被理解為自然存在的本質,它是社會存在著的。每個人的形象都是與人的本質聯系在一起的,作為“類存在”(Gattungswesen),男人和女人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按其本質來說,人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且在個體的形成中,全部自然條件表現為自然的與社會的、理性的與情感的、意識的與無意識的要素的統一。”﹝10﹞(S.29)因此,不是人的形象處於危機之中,而是人應該在很大程度上為自己所設計的東西負責,其目的是為了避免作為人的本質的沉淪。

五、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文化

早在1971年的德國共產黨文化政治論壇上,希培(Richard Hiepe)就說過,文化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我們需要整個人類”。帕佩(Isa Pape)認為,這一說法至今沒有失去意義。﹝11﹞(S.16)德國《馬克思主義雜志》2009年第4期“編輯前言”指出,新自由主義轉型的追求從一開始就有文化斗爭的性質,即使基本的大眾文化產品的使用,也由於收入下降而變為經濟危機的犧牲品:不僅“有工作的窮人”,而且所有多子家庭,出於經濟原因,到影院看電影、到游泳池游泳、到動物園參觀等活動,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今天的“捍衛文化”就具有了生存的意義。“盡管許多從事社會發展研究的藝術生產者與戲劇導演表明了‘批判的’和‘顛覆的’自我理解,可他們自身的要求通常總是不明確表達出來。”﹝12﹞(S.87)

在有關文化問題的這組文章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物質再生產、人的自身生產與文化過程》和《文化與抵抗》這兩篇文章。

在前述文章中,馬克思主義美學家邁徹爾(Thomas Metscher)指出,人的“此在”(Dasein),即“在世之在”,在本體論上是通過物質的反思結構而被刻畫的:作為自然主體的人與包圍著人的自然之間的實踐活動關系,正如它與自然本身的關系一樣。這個關系不是事后給予的東西,而是作為唯物主義哲學前提的“事實”。在方法論意義上,它是每一個深刻的理論反思的基礎,從而也是文化理論、美學理論、藝術理論的基礎。﹝13﹞(S.44)但是,“在世之在”意味著,人自身的再生產並不存在於自然關系的直接再生產中,而是處於“現實生活再生產”的核心。因此,人自身的再生產是第一文化事實。換言之,對人的自身再生產的闡釋,處於唯物主義文化理論的核心。邁徹爾說,“文化形成過程作為人成為人的過程,是通過人自身的活動實現的,它有一個以自我為目的的結構。因而,文化被稱為所有人類活動中的自我生產要素,或者說,文化是自我生產行為的總和……人的自我生產被理解為自我目的活動:作為在自身中的目的。人的自我生產過程包括主體與客體、主觀的文化與客觀的文化,包括作為人的自我與人的世界的生產。”﹝13﹞(S.45)

在該文中,邁徹爾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譬如:文化是所有現實的創造性形式,從自然物質到使用價值﹔在自我再生產意義上的文化規定,包含著對把文化確定為簡單再生產的事實構成的文化理論的批判﹔作為自我生產要素的文化,與作為人的自我生產活動范疇的文化是一致的﹔文化形成的基礎是物質勞動,而勞動就是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交換的中介、調節、控制﹔自由勞動標志著以卓越的方式擁有文化形成特征的勞動形式,意味著擺脫了排斥特征的勞動形式,是主體的自我實現與自由的現實化,自由勞動的文化價值與自由的、普遍的勞動概念相一致。不過,邁徹爾指出,下述說法,即“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出現的勞動形式,大多數是異化勞動﹔在無階級社會中,所有勞動都是直接的自由的勞動”,是最壞的“烏托邦主義”(Utopismus)。﹝13﹞(S.51)因為在文化理論的進一步加工中,文化形成維度超越了勞動范疇,擴展到人類活動的整個領域,直到游戲和沉思領域﹔同時,文化被思考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與自然相對立,而是與自然處於相互統一之中。因此,人的本質生產是自然內部的過程,並處在自然法則的框架中。也就是說,人的自我生產本身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並運行在它的界限內。但是,這個文化過程同時又是人類歷史的組成部分,它與自然過程動力學畢竟有著本質的不同:“我們稱之為‘人的本質’(menschliches Wesen)的東西是歷史的,它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13﹞(S.49)總之,文化是“人類世界的建構”,但它必須採用自由生產者合作創造的形態。

在《文化與抵抗》一文中,澤普曼指出,盡管藝術籠統地可以歸屬於進步力量,但在后現代主義文化中卻導向了錯誤。不過,“對於世界觀功能來說,被創造出來的當代戲劇作品是特別有意義的。它們以特殊的方式凝結在傳統中:它們是對社會的無序、混亂世界圖景的反應,是對作為總概念的畸形人的描述。”﹝14﹞(S.61)在他看來,以人道主義視閾為中介的藝術優於其他藝術,因為它們不僅為了証實異化的存在,也為了指明一個被思考著的“他者”(Anderes)。

澤普曼強調,對於廣泛的藝術抵抗實踐來說,許多藝術創造者的意向是批判的-間距的,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不能改變這個意向。“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不僅躲在自我進步要求的背后,而且回到藝術可能性的背后。因為在被視為‘表現主義的’嘗試中,不再存在高級的藝術形態。”﹝14﹞(S.62)事實上,在今天,大多數藝術形態被德國文化官僚機構所藏匿,它們隻有很少的機會出現在表現主義的藝術展覽會上。澤普曼指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及其文化實踐)完全能夠為新世界的構建做出貢獻﹔但在“頹廢的”后現代主義美學中能夠看到的“遺產”,是幾乎沒有夸大的理論的與意識形態的“天真性”(Unbedarftheit)的描述——它如此無視一切關於文化力量與文明基礎的威脅過程的批判性知識,但也能夠支配后期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統治再生產的作用方式。

按照澤普曼的理解,在一般情況下,新先鋒主義的自我歸屬並不適應它的美學創造,但在許多左翼藝術創作中,由於其富有價值的純朴性而被承認。當然,藝術的可能性視閾卻很少被主題化,即使它使可恨的東西與陌生規定問題成為主題,但也突顯了困難的現實與解放訴求之間的差異。因此,在進步的大眾意識發展中,期望藝術的直接作用是一種幻想。“隻有在具體的活動模式和復雜問題的差異中,在考慮到它的多重性及其內在矛盾時,才能夠創造一個進步的視角,並引出征服的統治意識形態。”﹝14﹞(S.66)按照澤普曼的理解,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美學的自我確証理論與人類歷史的意義維度能夠聯結在一起:被奴役的、屈辱的、貶低的關系應該被推翻,藝術作為知識和信仰的中介是可能的。

在討論“文化的辯証法”、“文化與解放”時,澤普曼說,盡管文化再生產的特征首先凝結在日常生活的矛盾趨向中,但大眾文化的抵抗性潛能是為了促使人們提高生活滿意度,保証“生活幸福”(Lebensglueck)。因此,研究大眾文化在今天顯然具有現實的意義。澤普曼正確地指出,最近20年來,許多工人運動的斗爭激情正在衰退﹔而且,為了使“利潤最大化”(Profitmaximierung)原則不受限制,工薪階層正處於持續的不安全中。“在以剝削為取向的生活關系轉型中,資本使文化進入墮落過程。”﹝14﹞(S.69)所以說,盡管存在著解放的可能性,但即使反資本主義的批判力量,至今也不能成功地創造出令人信服的“無可替代性”氛圍。這樣,我們就必須為替代性文化而斗爭,這種文化斗爭應該成為完全支配大眾的規劃。“如果它是通過政治抵抗結構與知識分子反對派形象而被影響的話,那它就能夠積極地影響關於生活解放和勞動解放的理解過程,以對文化危機作出回應。”﹝14﹞(S.69)

綜上所述,2009年的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結合MEGA2閱讀馬克思﹔馬克思思想的復興﹔公共討論中的“馬克思體系”﹔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人的形象”﹔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文化。此外,“11月革命”的歷史效果、“后89時代”的歷史神話、金融危機的深度反思、聯合國/歐盟的軍事化與國際關系,等等,也是他們關注的熱點問題。由此可見,盡管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處境不佳,但卻依然活躍。我們認為,盡管他們對馬克思有著不同的解讀,而且很多研究缺乏原創性和理論深度,但他們對馬克思、馬克思思想、馬克思體系、馬克思主義的“熱情”和“迷戀”,值得欽佩和羨慕﹔他們的“閱讀《資本論》活動”、“結合MEGA2閱讀馬克思”的方式,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

注釋:

①馬克思-秋季學校(Die Marx-Herbstschule)是由馬克思協會、柏林MEGA編輯促進會、盧森堡基金會等聯合主辦的全德范圍內的閱讀馬克思著作的鬆散組織。(http://www.das-kapital-lesen.de/)

②閱讀計劃如下: 《資本論》第1 卷的閱讀,總是在星期一(19︰30∼21︰30)進行,自2010年1月15日開始,組長: Valeria Bruschi/Antonella Muzzupappa﹔《資本論》第2、3 卷的閱讀,總是在星期三(19︰30∼21︰30)進行,自2010 年2 月3 日開始,組長:

③Ingo Stützle.2009 年11月27∼29日,在柏林召開了MEGA2國際研討會,會議發言人大多是國際著名馬克思學家,如: Rolf Hecker、Michael Krtke、Franois Melis、Carl-Erich Vollgraf、Michael Heinrich、Martin Hundt、Dieter Wolf 等。

④本次調查試圖對下述問題做出回答,即: 馬克思實際上是否又被大學講座和討論班嚴肅地接受? 或者僅僅作為過時的經典作家,作為進入某些大學人文科學圖書館裡擺放著的蒙上灰塵的壁龕裡的“幽靈”? (Ali-Tonguc Ertugrul/Murat Karaboga,“Marx neu entdecken?”

⑤Marx-Veranstaltungen an bundesdeutschen Universitaeten,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 77,Maerz 2009,S. 100-102.)在這60場講座中,柏林自由大學9場,明斯特大學7 場,弗萊堡大學6場,耶拿大學6場。根據系科和專業劃分: 政治學、社會學25場,哲學16場,歷史學6場,教育學5 場,經濟學4場,語言學、文化學2場,法學1場,跨學科或專門的活動2場。

⑥例如:海恩裡希(Michael Heinrich)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德爾(Klaus Doerre)論階級概念在社會學中的復興,蘭德(Rainer Land)關於生態學的討論,等等。

⑦關於德國馬克思學家在這方面的貢獻,可參閱:http://www.marxforschung.de/verein.htm.

⑧現在,《資本論》第2卷已經出版了,並被預訂了700冊﹔第3卷不久將要出版。

⑨由政治學家、法學家Johannes CoNr.ad/Ludwig Elster/Wilhelm Lexis/Edgar Loening編輯出版,主要由學生、科學家、政治家、記者使用,並進一步成為圖書館的標准文獻,1898∼1901年出版了該書第2版。

⑩《社會主義手冊》於1894∼1896年間共出版14冊,由Carl Stegmann/Carl Hugo編輯、沙貝利茨(Jakob Schabelitz)在蘇黎世出版。

⑾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塞夫(Lucien Sève)青年時期的著作《人?》一書,是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基本構想的概述。赫爾茨的《人的形象處於危機之中?》一文,是關於如何對待“人的形象危機”問題的論述,也是對塞夫的著作《人?》一書的卓越補充。在該文中,她討論了人的形象、人的形象與人的本質、世界圖景與人的形象等問題。

⑿該期雜志以“危機時代的文化”為題發表了10篇文章,如:《論解放藝術的必要性》、《什麼是美的藝術?》、《真正的現實性在舞台上意味著什麼?》、《歌德與盧卡奇》、《論金融危機對藝術家社會生活狀況的影響》、《對藝術的蹂躪沒有終結》、《德國共產黨文化政治論壇》等,文章討論了為什麼說馬克思主義對待文化遺產的立場是現實的,市民社會傳統與社會主義傳統,資本主義危機與工人階級的生活、工作條件和文化創造者,新自由主義社會的藝術與文化政策,今日德國解放文化的方向等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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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li-Tonguc Ertugrul/Murat Karaboga. “Marx neu entdecken?” Marx-Veranstaltungen an bundesdeutschen Universitaete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 77,Maerz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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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