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與西方“馬克思學”的神話破滅

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的學者可能都知道，科拉科夫斯基的理論生涯迄今為止大致經歷了蘇東正統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或是“告別馬克思”之后）三個不同的階段。在本文中，筆者想借探討科氏理論轉變的機會，回溯上世紀后半葉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歷史際遇，重考“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新馬克思主義”（Neo Marxism）和西方“馬克思學”（Marxology）的歷史命運。^①以史為鑒，筆者希望這一歷史回顧能夠對當前的國內學界有所觸動。因為，科氏獨特的理論身份和學術經歷向我們展現了一幅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曲折畫卷。其中最醒目的，一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由興盛到衰亡的歷史，二是西方“馬克思學”科學神話的破滅。在此意義上，科氏的學術生涯和理論命運將為國內馬克思主義者認真對待學術史、反省自身的理論形態建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

科拉科夫斯基究竟是誰？

提起科拉科夫斯基，相信國內學者一定不會感到陌生：上世紀八十年代，萊斯採克·科拉科夫斯基與亞當·沙夫等人就已經作為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被介紹到中國學界﹔此后，圍繞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等主題的論著中也對科拉科夫斯基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同時我們會看到，市面上還曾出現了多種科拉科夫斯基著作的中譯本。^②二十多年以來，科拉科夫斯基的身影總是間或出現在不同的討論中，可以說，他是一位為國內不同領域的學者所熟悉的學者。

然而，正如黑格爾所言，“熟知非真知”，中國學界對科拉科夫斯基的很多理解還有待進一步斟酌。最明顯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外國哲學和宗教學三個不同學科中都會討論到這位首屆“克魯格人文與社科終身成就獎”（2003年）獲得者。實際上，這已距離他第一次登陸中國學界時所帶有的理論形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最早是作為東歐、中歐新馬克思主義者被介紹到國內的。但即使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話語內部，他也具有多重理論形象：他既是修正主義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和意識形態批判專家，又是西方“馬克思學”學者、反馬克思主義者。這就首先提出了一個基礎性的學術問題：科拉科夫斯基究竟是怎麼樣的一位學者，其理論的立場、觀點、方法到底是什麼？當然，這一方面固然與我們的研究視角有關，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科氏本人曲折的學術生涯和多變的理論形象給我們帶來了太多的迷惑和困擾。

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生於波蘭，生前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萬靈學院（AllSoul）。早年受的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在華沙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留校擔任亞當·沙夫的助手，並接受波蘭共產黨的安排專事天主教哲學批判。在1956年之前科氏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曾批判亞當·沙夫的人道主義理論傾向。但波蘭“十月革命”之后，其思想開始發生轉變，並運用宗教研究的成果反思、批判正統馬克思主義，期間發表了多篇文章，並於1959年輯錄出版，是為《馬克思主義及其超越》（以下簡稱《超越》）（Marxism and Beyond）。該書為其在歐洲左派學者，尤其是英國新左派中贏得了聲譽。因為這種“修正主義”的思想傾向，科拉科夫斯基在波蘭國內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並於1968年之后被驅逐出國，后輾轉到達英國牛津任教。

相悖於英國左派理論家的期待，在到達西方世界之后，科拉科夫斯基並未向那些昔日的戰友示好，而是徑直轉變立場，於70年代末發表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以下簡稱《主流》）。該書共分三卷：“創立者”、“黃金時代”、“崩潰”，並被看作是他告別馬克思主義的標志。嚴格地說，此后的科拉科夫斯基已經淡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話語圈，只是2004年，因為獲獎的緣故，他又出版了一本自己編選的文集《我的觀點》（My Correct Viewson Everything）其中對自己早年的經歷進行了回顧和辯解。簡單說來，與我們的討論密切相關的是1956年到1978年間的科拉科夫斯基，即科氏作為修正主義（或是人道主義）者和“馬克思學“學者的兩個思想階段，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上面已經提到的《超越》和《主流》。

正如《超越》的另一書名“通向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那樣，該書討論的主題與人道主義密切相關。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其理論意義更是顯著。1956年蘇共二十大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東歐這塊處於夾縫中的土地上直接結出了現實的“惡之花”：受匈牙利事件影響，波蘭也發生了號稱“十月革命”的思想波動。隨后，人道主義理論思潮急劇散播開來，催生了科拉科夫斯基的這部著作。

針對斯大林主義的政治統治及理論上形成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科拉科夫斯基借用自己此前在從事天主教批判工作時所接觸的術語，將前者比作神甫的理論，而自稱為小丑，從事思想上的異端活動﹔^﹝1﹞9-38並認為隻有如此才能成為真正的左派學者﹔^﹝1﹞67-85他還提出，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以未來的共產主義為借口，取消了當下的個人在歷史中的使命，因而必須為現實社會的道德敗壞負責﹔因此，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必須接受的原理或體系，而是一種促使我們站在人類的立場上看待世界的哲學激情﹔^{﹝1﹞188-211}在此基礎上，他反對決定論，高度贊揚理論上的非一致性，並將其視為一種徹底的批判精神。^{﹝1﹞211-220}

可以說，該書所持的理論觀點代表了當時東歐人道主義思潮的一般特點，即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強調“人類”立場和批判精神﹔也正基於此，作為修正主義的科拉科夫斯基才在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學界獲得了高度關注，並普遍被新左派學者視為理論上的“遠親”和“戰友”^﹝2﹞303。正如張一兵教授所指出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在理論邏輯上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思潮的一種理論回響。^﹝3﹞179這一點在此時的科拉科夫斯基身上同樣有所體現：反對歷史決定論意義上的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強調青年馬克思所持的人道主義立場，恢復馬克思從主體出發的批判精神。該書在為科氏帶來巨大聲譽的同時，也引起了波蘭當局的關注，結果是，他被禁止發表任何作品，並於1968年被迫離開波蘭。

國內有不少學者認為，《主流》宣告了科拉科夫斯基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這一說法本無可厚非，但是據此將科拉科夫斯基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階段界定為1978年就不准確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在到達英國之后不多久，即1974年，科拉科夫斯基便不再堅持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身份。^﹝4﹞23-24換言之，作為科拉科夫斯基思想發展中的“修正主義”，即新馬克思主義階段在這部作品開始寫作之前已告終結，《主流》只是科拉科夫斯基站在西方主流學術立場上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所作的一種理論敘述，是一部典型的西方“馬克思學”著作。

在該書的理論態度和結論中，這一理論特征得到了集中的展現：首先，科拉科夫斯基寫作該書的目的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提供自己的看法而已，而非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對那段歷史進行回顧﹔進一步說，該著作只是一種“客觀”的學術史探索，而非在剖析歷史的基礎上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或發展。其次，從該書三卷的標題——“創立者”、“黃金時代”、“崩潰”——和最后的結語來看，科拉科夫斯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巨大的幻象，一種對未來的浪漫主義假想，其荒唐之處在於這種假想採取了一種科學的外觀，即斯大林主義的決定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來源之一的共產主義已經失敗，馬克思的理論也已不再適應於發達工業社會的現實。

在此意義上，作為《主流》作者的科拉科夫斯基已經放棄了自己先前的馬克思主義者身份，充其量只是一位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學術專家。與他的前一部作品在左翼學者中反響巨大相反，《主流》在西方學界受到了熱捧，甚至有學者認為該書“將產生比《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更大的影響”^﹝5﹞9。然而1973年之后，西方的，特別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除了期待他“回心轉意”之外，更多是批評他背叛社會主義運動的行徑，對《主流》則較少關注。

簡而言之，科拉科夫斯基因為1956年之后的“修正主義”傾向而聲名鵲起，而后卻又因為告別馬克思主義而蜚聲西方。這樣一位理論上缺乏一貫性的學者，他本身的思想或許有值得玩味的地方，但是對於我們自身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而言，科拉科夫斯基學術生涯的兩次轉變，以及它們背后的歐洲馬克思主義發展歷程具有更加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正如國內學者的研究所普遍關注的那樣，“修正主義”階段的科拉科夫斯基在學術史上產生的影響達到了頂峰﹔“時勢造英雄”，從“正統”到“修正”再到“背離”的兩次轉變實際也見証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興衰。

“新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

正如科拉科夫斯基的曲折經歷所揭示的那樣，20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呈現出跌宕起伏的樣態。在各種國外左派理論思潮中，最具典型性和影響力的則莫過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上世紀后半葉，這一思潮由盛到衰的歷史命運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盡管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科拉科夫斯基本人視作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就其“修正主義”階段的思想傾向和理論特征來說，我們把其稱為新馬克思主義者是完全適合的。

“新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形成並在世界范圍內布展的過程中，上世紀50、60年代在東歐這片特殊的土地上所產生的理論回響。這一理論思潮的興起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思潮具有相同的歷史背景，並且在理論形態的探索中受到了后者的直接影響。但是由於東歐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所以“新馬克思主義”在理論立場和觀點上，同“西方馬克思主義”相比，又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新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直接任務不是批判發達資本主義，而是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旗幟，對現實社會主義展開批判。^﹝3﹞180也正是由於這一點，“新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邏輯及其理論推進和現實影響也呈現出某種內在的糾結。

同樣，西方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理論和東歐現實的社會歷史背景，也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扭結在科拉科夫斯基這一階段的作品中，特別是那部具有強烈政治評論色彩的《超越》。當科拉科夫斯基在《主流》中宣告“馬克思主義”崩潰的時候，也就同時關閉了這種“通向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大門。而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意味著“新馬克思主義”在理論邏輯上的終結，究其原因，一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的背離，二是特殊的社會政治土壤所孕育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橘”在柏林牆以西卻生而為“枳”。

就西方左派的編年史來說，1956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且不談那些影響深遠的政治事件，僅就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現實影響中的擴展而言，這一年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隨著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發生，蓄勢已久的“新馬克思主義”思潮也噴薄而出，並將南斯拉夫“實踐派”、匈牙利布達佩斯學派、波蘭人道主義等理論思潮推向歷史舞台的前端。

二十多年后，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湯普森還對那段歷史津津樂道，並將自己與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並稱為“1956年共產主義修正主義的喉舌”^﹝2﹞303。在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種所謂的“修正主義”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對於科拉科夫斯基而言則是“新馬克思主義”。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論背景：它們共同指向了第二國際以來，在蘇聯，特別是斯大林體系下形成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它以經濟決定論為特征並因其“集權主義”色彩而廣受詬病。眾所周知，以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產生之初就將“正統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競爭的對手，並從對立面的角度強調了從主題出發的總體性視角﹔20世紀30年代以來，《1844年經濟學手稿》等馬克思早期文獻的發表又為人本主義的勃興提供了契機﹔可以說，“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理論思潮在50年代之前便已經初見端倪，1956年事件的出現，則進一步擴大了這一思潮的影響。而“新馬克思主義”的興起便可以看作這種影響擴大的標志，這是因為：首先，在理論邏輯上，后者與前者表現出明顯的一致性，它們都強調反對歷史闡釋中的決定論傾向、強調青年馬克思人道主義觀點的重要性、強調一種反對現實異化的徹底的批判精神﹔其次，“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大都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具有密切的學術關聯，如科拉科夫斯基就明確表示自己受到了盧卡奇和科爾施的影響^﹝6﹞6，布達佩斯學派的成員，如赫勒、費赫爾等人甚至可以直接算作盧卡奇的學生。

也其於此，“新馬克思主義”作為西馬人本主義在東歐的延伸，便注定必然要遭遇后者的邏輯困境——夾縫性存在。甚至可以說，由於東歐的社會主義性質，“新馬克思主義”較之“西方馬克思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

作為上個世紀20年代發軔於西歐的一種左派理論思潮，經過以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為代表的早期醞釀。到二戰前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發展為一種以新人本主義為特征的系統理論思潮，並且在以法蘭克福學派為核心的批判理論中獲得了主題的深化。然而，回顧這段學術史，齊澤克已經尖銳地指出，這種理論邏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后來的傳統之間存在一個徹底的斷裂”^﹝7﹞108，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蘇聯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成為一種沒有出路的探索。這一方面指認了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左派發展所遭遇的特殊的歷史尷尬，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琢磨的問題，如何看待“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走向？對此，國內學界尚存有異議^③，但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外左派理論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這是不爭的事實。

具體而言，這一理論轉向主要表現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思潮的邏輯終結。就外在現象而言，西馬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風光不再，一大批左派學者紛紛轉向右傾——其中也包括科拉科夫斯基。究其內理，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以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理論為代表的科學主義思潮對人本主義的批判。盡管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科學相區分的觀點還有頗多值得商榷之處，但它的確不失為一針理論上清醒劑。第二，是在批判理論內部，由《啟蒙辯証法》所開啟的、以《否定的辯証法》為代表的對現代性的批判，反思以主體為基礎的總體性邏輯，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本主義的根基，並開啟了后現代思潮的潘多拉魔盒。盡管在外觀上存在許多差異，但二者實際上都體現了對“主體”的哲學省思。在這兩重沖擊下，西馬人本主義邏輯的崩潰在所難免——換言之，這也注定了持人本主義衣缽的“新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

然而，由於東歐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對象較之西方馬克思主義更加單一而直接，即對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式的教條化理解。正是這個特殊的原因，使得人們往往更加關注在現實政治層面上的動蕩對“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忽視了其理論邏輯內在流變。換言之，就“新馬克思主義”而言，由於其身處的歷史環境更加特殊，所以它的產生和發展更多與政治的變遷結合在一起。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新馬克思主義”也患上了嚴重的“先天不足之症”：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多於對現實資本主義的批評，其人本主義話語背后的現實指向，更多是那些恰恰表現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佔優勢的內容，如抽象的民主、自由等等。

在此意義上，盡管“新馬克思主義”在因襲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理論基因，但在貧瘠的夾縫中扎根，便注定無法生長為參天大樹，一旦被移植到資本主義的花房中，便隻能作為“以畸為美”的盆景接受帶有異域審美情調的觀賞。這也便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科拉科夫斯基的歷史命運。^④

在三卷本巨著《主流》中，科拉科夫斯基宣判了馬克思主義的“崩潰”﹔但在筆者看來，充滿戲劇性的是，這一宣判的受刑者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新馬克思主義”抑或“西馬人本主義思潮”本身，也就是說《主流》的作者實際上批評的是二十年前的自己！因為，《主流》的第一卷所界定的馬克思主義並非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一種馬克思基於“普羅米修斯式的”、“啟蒙理性的”和“浪漫主義的”動機而創立的批判性學說。^{﹝6﹞408-416}就馬克思的思想起源而言，這一判斷不可謂不精彩，但問題是以這三種動機來概括馬克思畢生的理論貢獻無疑顯得單薄，因為它忽視了在實現兩個偉大發現的探索中，馬克思的理論在不同階段上所具有的質性差別。斯大林主義的目的論闡釋不同，科拉科夫斯基強調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義觀念在其終生的理論探索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這種從“青年馬克思” 角度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在西方並不罕見，但真正對近一百五十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進行歷史性的梳理，並將馬克思主義指認為一種崩潰了的“幻象”，卻產生了強烈的理論震撼。可是，這種資產階級為之額手稱慶的宣判背后卻是蒼白的理論基礎，按照阿爾都塞的話說，這是一種典型的對馬克思思想的“意識形態”式的理解：將馬克思打扮為一位“人本主義”思想家無疑於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而將其簡單混同於一種抽象的資產階級觀念。

隨著《主流》的出版，在理論層面上，科氏雖然表面上批判了斯大林主義，但實質上卻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退化為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實踐層面上，由於東歐特殊的夾縫性存在，科拉科夫斯基抵達西方伊始便投向了自由主義的懷抱——較之后現代思潮的羞羞答答要更加直接而迫切。

西方“馬克思學”是科學嗎？

科拉科夫斯基在《主流》中所宣判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還是繼承了西馬人本主義邏輯的“新馬克思主義”，都無礙於揭示這樣一個事實：他已經“告別”了馬克思。換言之，《主流》一書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對於這一點，學界已有定論，並且集中展現為以西方“馬克思學”作為科拉科夫斯基這一階段學術生涯的理論定位。^⑤單從外觀來看，科拉科夫斯基在《主流》中的研究便具有這種一般的特征：一位走出斯大林主義思想鉗制的東歐學者，對於意識形態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並以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審視了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與其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程。在展開這一問題的討論之前首先需要對西方“馬克思學”概念做一個一般界定。

迄今為止，對“馬克思學”這一概念的理解尚未統一，在持不同理論觀點和立場的學者那裡，它自然地也獲得了不同的理解。如蘇東學者便將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所有以馬克思思想為對象的研究都籠統地稱為西方“馬克思學”﹔還有學者將“馬克思學”作了最寬泛的理解，即關於馬克思的研究都可以稱為“馬克思學”（“馬克思研究”）﹔再就是專指上世紀中葉在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中興起的一股研究馬克思的熱潮——1959年由呂貝爾創辦的《馬克思學研究》雜志的問世，是這一理論思潮正式登上歷史舞台的標志。回顧二十多年來國內西方“馬克思學”研究的歷程，不難發現，最后一種理解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普遍認可，以之為基礎形成了對西方“馬克思學”基本特征的判斷：主體是西方學院化的資產階級學者、立場是“堅持價值中立”、方法是“客觀的實証主義方法”。^⑥

從西方“馬克思學”這一特定理論思潮的興起和產生來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從來就不能脫離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變遷和西方左派理論思潮的發展。如上所述，西方“馬克思學”作為一個相對確定的概念在西方被普遍接受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然而，這一思潮的孕育卻是經過了此前近半個世紀的風雲激蕩。可以說，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巨大的理論影響，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運動的變遷，在西方學術界中以“應激”的方式造就了這樣一批持“中立”立場的、以研究“馬克思”為業的“經院”式學者。其代表人物包括呂貝爾、費切爾、李希特海姆、古爾德納等。實際上，現實社會主義運動的變遷，特別是西方左派在40年代和70年代的兩次大規模右轉，都直接或間接推動了這一思潮的產生和發展——科拉科夫斯基的轉變便直接印証了后者。同樣，在蘇東劇變發生之后，西方“馬克思學”也因為相當一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立場轉變而獲得了新的發展。

但我們並不能就此認為其發展的勢頭便自然而然地水漲船高，其個中原委同樣也可以在西方“馬克思學”本身存在的特征中發現：正是由於社會主義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鏡像式存在，西方“馬克思學”才獲得了自身直接的理論意義。在社會主義革命處於低潮、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不再受人重視的時候，西方“馬克思學”走勢的低迷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蘇東劇變之后，西方“馬克思學”的發展便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特征，而這也為我們從今天的學術話語出發看清西方“馬克思學”的本質造成了不小的困難。

通過上述討論不難發現：科拉科夫斯基與大多數西方“馬克思學”者有著相近的學術經歷和理論立場。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他看做西方“馬克思學”歷史命運的一個縮影。即在現實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發展的背景中，以一種客觀中立的立場分析馬克思的思想，並借由某種異質性觀點而在一段時間內備受關注，然而最終難逃被歷史淘汰的命運。

並且，正是在揭示馬克思學意識形態本質的意義上，科拉科夫斯基的《主流》對於我們而言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學術討論中正式出場。實際上，盡管該書的很多部分已經在被翻譯成中文並散落、發表於不同的文獻資料之中，但該書在國內並未引起太多關注。實際上，作為“馬克思學”學者，科拉科夫斯基在《主流》中所提供的創建，並非學術史研究的真正推進，而是一種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方法及其理論上的自白。更進一步，《主流》並不是一部簡單的哲學史著作，而就是一部政治著作，其中透過龐雜的哲學史梳理，折射出來的是西方“馬克思學”或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征：在對蘇聯馬克思主義闡釋的仇視和詆毀中植入自由主義的立場和實証主義的方法，同時卻自詡為對意識形態的徹底批判。

在這種隱藏起來的意識形態中，包括著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馬克思的思想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在這裡被看做是一種完成了的、也就是死去了的理論體系，而不是批判性的分析社會歷史現實的科學方法，因此，馬克思學的研究截然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探索﹔第二，也就是第一個層面自然的理論反映，既然馬克思學的對象是一具躺在解剖台上的“尸體”，那麼表面看來，這種研究必定與解剖者的主觀價值立場無關，而其方法也必須依循歸納出來的實証方法﹔第三，如果說斯大林主義是為了理論上的需要而以一種意識形態的框架來架構馬克思的思想，那麼在這種去意識形態的過程中，“馬克思學”卻躲進了另外一頭“大鯨”的口腹，^⑦這是一種由資本主義所提供的更加隱蔽的意識形態：一種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上的，由單個人抽象的直觀和物化所構成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所支撐的忘卻了歷史本質的實証方法。

因此，西方“馬克思學”這種所謂的“科學”，才是由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營造出來的一個虛假“幻象”。科拉科夫斯基的理論生涯，特別是創作《主流》前后的理論和實踐經歷，已經揭示了一種學術潮流的意識形態本質。換句話說，西方“馬克思學”並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隱藏得更深的意識形態。但也必須承認，很多西方“馬克思學” 研究在文獻研究、特別是版本研究等諸多方面的嚴謹性，在研究結論等方面的新穎性，也使得這種思潮在學術上獲得了一定的吸引力，對照斯大林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也更加容易為人所接受，但是，這並不能改變西方“馬克思學”科學神話背后的意識形態特征，以及這一概念的背后所含有的特定政治、理論立場——反馬克思主義或非馬克思主義的。

簡短的結論

盡管科拉科夫斯基教授直到2007年仍活躍在牛津的教壇上，但無論如何，就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言，科拉科夫斯基早已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如上文所述，這位“克魯格獎”的得主在其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立場之后便遠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圈，國內學者也往往是在資料收集的意義上才關注到科氏的隻言片語。但是，隨著近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科學新形態建設的推進，特別是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等理論模式的研究深化，科拉科夫斯基卻又值得我們再次關注，並非是科氏的理論具有多少創見，而在於他本人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太多啟發。

“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夾縫中存在的哲學，其理論邏輯和實踐效應已經隨著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客觀的變化，今天，當我們面對這種理論邏輯時，如果不能對其進行清晰的界劃，何談科學的借鑒和反思？

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上，的確出現了這樣一些理論思潮（如西方“馬克思學”），它們的理論特征旗幟鮮明而富有吸引力，並且因某種歷史機遇確曾獲得某種發展，但對這些學術潮流的興起和變遷我們需要的是認真的回顧，而非簡單的挪用。因為在其背后，有可能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的意識形態陷阱。在我看來，這就是科拉科夫斯基獲得“人文諾貝爾獎”的最大啟示：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西方“馬克思學”，這段歷史正在向我們展現。

注釋：

①本文無意涉及這些概念本身的爭論，僅是力圖以這些不同的概念指稱那些在學術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特定理論、學術思潮，並在此基礎上界定科拉科夫斯基理論生涯的不同階段。大體來說，本文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學”的理解基本認同張一兵、胡大平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邏輯》中所作的界定，參見張一兵、胡大平，《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邏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②科拉克夫斯基作品的中譯本情況是：《宗教：如果沒有上帝》和《形而上學的恐怖》已經由三聯出版社出版，《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中個別部分已經譯為中文，並零散收入《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等刊物中。對科拉克夫斯基思想和生平的杰出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東歐馬克思主義的兩部著作中，即衣俊卿的《人道主義批判理論——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述評》和黃繼鋒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研究》，並見於各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西方馬克思學研究專著，在此恕不贅述。

③隨著國內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化，20世紀70年代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走向問題已經成為當前討論的一個焦點話題。上一次爭論是在復旦大學汪行福教授和南京大學張一兵教授之間進行的，相關文章發表在《學術月刊》（2006年第10期）上。

④請注意，這裡並非是要否定科拉克夫斯基在哲學史和宗教哲學等研究領域中的貢獻，而僅是就其與馬克思主義發展密切相關的那段經歷，才可以做出這種不太尊敬的判斷。然而，這也並非本文的首創，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在上個世紀70年代便已因此對他提出了批評。參見愛德華·湯普森：《致科拉克夫斯基的公開信》，收入The Poverty of Theory %26 Other Essays。

⑤相關研究包括葉衛平先生的《西方“馬克思學”研究》和孫伯鍨先生的《西方“馬克思學”》等。

⑥對西方“馬克思學”的這一界定，南京大學張亮教授已經作了充分的工作。實際上，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會發現，正如米爾斯早就指出的那樣，所謂西方“馬克思學”的中立立場和客觀方法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神話。參見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三聯書店，2005年。

⑦語出E.P.Thompson，Out of the Whale。意在用鯨魚肥厚的瓊脂隱喻以北約和蘇聯為兩極的兩種意識形態陣營，顯然，馬克思學這一特定的學術潮流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大鯨”腹中之物。參見The Poverty of Theory %26 Other Essays，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 1978.

參考文獻：

﹝1﹞Leszek Kolakowski，Toward a Marxist Humanism ：Essays on the Left Today，Grove Press，Inc. New York，1961.

﹝2﹞E. 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26 Other Essays，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78.

﹝3﹞張一兵，胡大平.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邏輯.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4﹞Leszek Kolakowski，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St. Augustine’s Press，South Bend，Indiana 2005.

﹝5﹞C. Tyler，“Gospel of Marxism brought to earth by enemy of the party”，Financial Times，London（UK），Oct 9，1999.

﹝6﹞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Ⅰ The Founders，Clarendon Press，Oxford，1978.

﹝7﹞Slavoj Zizek，“From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o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and Back”，New German Critique，No. 81，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Autumn，2000）.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