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學者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關系論爭及其評析

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思想關系已成為一個專門的理論問題,即“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或“馬克思—恩格斯問題”,它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刻意制造出來的一個理論問題,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一直是國際馬克思學界的研究熱點,並且隨著歷史考証版MEGA2的出版進展,更多馬克思的手稿將逐步面世,這一問題也將呈越來越熱的趨勢。根據國外學者的立場和觀點不同,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思想關系主要分為“對立論”和“一致論”。“對立論”者認為恩格斯歪曲了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創造了“馬克思主義”或“恩格斯主義”的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在主要思想上與馬克思是對立的。“一致論”者認為,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些問題或者具體的理論表述上存在差異,但他們在絕大多數方面是根本一致的。“對立論”自出場以來一直是這一“理論舞台”上的主角,主要代表人物有呂貝爾、費徹爾、李希特海姆、施密特、萊文、卡弗、洛克曼(也譯作洛克莫爾)廣鬆涉和望月青司等。90年代以來,“一致論”盛裝登場,與“對立論”分庭抗禮,主要代表人物有古爾德納、亨利、斯蒂格、裡格比、凱洛格、斯坦利、齊默爾曼、韋爾蒂等,他們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學術上是根本一致的。^[1]了解國外學者相關研究的歷史背景、理論形態以及最新進展,對於我們加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歷史的理解,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對立論”和“一致論”在唯物辯証法領域的論爭

唯物辯証法是“對立論”者首先發難的領域,他們認為馬克思隻談社會辯証法,而恩格斯則將它運用到自然界中,創建了自然辯証法。這也是與“兩個馬克思的問題”相關的。《巴黎手稿》的出版,被西方學者視為馬克思“人道主義”的重大發現,他們認為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被恩格斯的“科學主義”遮蔽了。於是,對於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幾乎所有“對立論”者都進行攻擊,大肆渲染所謂“人本主義的馬克思”和“科學主義的恩格斯”。

對恩格斯辯証法的指責最早始於盧卡奇。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批評恩格斯誤解了馬克思的辯証法,認為他錯誤地跟著黑格爾把這種方法擴大到對自然界的認識上。他說:“然而辯証法的決定性因素,即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在作為范疇基礎的現實中的歷史變化是思想中的變化的根本原因等等,並不存在於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中。”^[2]盧卡奇對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的批評對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馬克思學”者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盧卡奇這一觀點被“對立論”者不斷發揮和演繹,成為“對立論”者論証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支點。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流派代表人物悉尼·胡克也是較早對恩格斯進行責難的學者之一。他認為,馬克思本人從未談到過一種自然辯証法,雖然他十分清楚在物理和化學的基本單位中,量的漸變產生出質變,然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和去世后發表的手稿《自然辯証法》中,卻公開地把辯証法擴展到自然現象。胡克認為,與恩格斯相反,馬克思的辯証概念是歷史的,他寫道:“在馬克思那裡,辯証法的原則主要地表現歷史意識和階級活動的邏輯。自然的客觀秩序隻有當它暗含地涉及到它制約著社會和歷史活動的方式時,才是同辯証法有關的。”^[3]

施密特在《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書中為馬克思恩格斯觀點差異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他認為,自然界本身根本不存在辯証法,因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來看,脫離了實踐去談自然的結構是否是辯証法的,是《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而恩格斯“把辯証法的各個要素從具體的歷史內容中分離出來,完全緊縮成首先來自《自然辯証法》的三個與實在相對立的被實體化了的‘根本規律’,於是辯証法成為在馬克思那裡所絕沒有的東西”,^[4]由此,施密特認定恩格斯倒退成獨斷的形而上學。

萊文的《辯証法內部對話》是《可悲的騙局:馬克思反對恩格斯》一書的繼續,該書專門探討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問題,作者聲稱試圖找出辯証法在馬克思那裡的本來意義。萊文的結論是:“像黑格爾一樣,馬克思並不認為自然規律本身是辯証的。一方面用辯証法的觀點看待自然界,同時又不認為自然界的運動法則本身是辯証的這是可以做到的。恩格斯沒有弄清這種區別,黑格爾和馬克思則弄清了。”^[5]11萊文提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自然辯証法的不同理解:“馬克思認為,之所以存在自然辯証法,是因為獨立於思想之外的領域被納入了思想之中﹔恩格斯則認為,自然辯証法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獨立於思想之外的領域本身按照辯証法規律運轉。”^[5]13

對於“對立論”者的觀點,“一致論”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過考察馬克思的相關著述,裡格比認為正是馬克思開創了辯証本體論可以同樣應用於自然和社會這一想法的先河。1867年6月22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回信中說:“你對霍夫曼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此外,你從我描述手工業師傅變成——由於單純的量變——資本家的第三章結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裡,在正文中引証了黑格爾所發現的單純量變轉為質變的規律,並把它看作在歷史上和自然科學上都是同樣有效的規律。”^[6]盡管是馬克思更早提出辯証規律既可應用於自然,也可應用於社會,但恩格斯卻成了背黑鍋的人。^[7]157關於否定之否定規律。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佔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8]269裡格比認為,馬克思訴諸否定之否定的意圖是為了進一步強化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樣不可避免這樣一種印象,從而為《資本論》提供了一種“辯証的快樂目的”。^[7]157關於對立統一規律。馬克思承認矛盾的真實(自然和社會中)存在。比如《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貨幣的論述,馬克思這樣說道:“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包含著一個直接的矛盾……這種矛盾在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中稱為貨幣危機的那一時刻暴露得特別明顯。”^[8]162-163裡格比認為,馬克思很明確地把從量到質的辯証轉化以及對立統一看作是可以在自然和社會中都可以發現的過程,把否定之否定看作是在歷史中起作用的過程。因此,不難發現,當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捍衛辯証法規律時,他確實相信自己是在捍衛馬克思的看法。^[7]160

二、“對立論”和“一致論”在認識論領域的論爭

在認識論方面,“對立論”者通常將恩格斯的思想視作簡單的反映論、實証論,而馬克思則強調主客體的相互作用,沒有受到實証主義的影響。萊文、卡弗等人的觀點較有代表性,而洛克曼的觀點則比較極端。

萊文認為,恩格斯以簡單化的方式對待認識論問題,他在精神和物質之間劃了一條絕對的界線。按恩格斯的觀點,主張物質佔首位的人是唯物主義者,主張精神佔首位的人是唯心主義者。意識和物質是截然分開的實體,兩者之間沒有混合、沒有相互滲透、沒有融合。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把唯物主義解說為這樣一種信念,即物質不是精神,精神倒是物質的產物。因此恩格斯主張真理的“摹寫論”。馬克思在認識論方面接受的傳統完全不同於恩格斯,馬克思在這方面是黑格爾主義者。他像黑格爾一樣,力圖克服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絕對分隔。^[9]152-153萊文接著說道,恩格斯用實証科學代替了哲學。在恩格斯那裡,精神只是外部世界的辯証過程的鏡子映象,精神是一種被動力量。影響外部世界的不是實踐—批判活動,而是經驗的材料。對世界如何活動的認識比人自己對世界的態度更加重要。這樣一來,在恩格斯那裡,實証科學就取代了批判意識,哲學實際上失去了作用。^[9]153在《辯証法內部對話》中,萊文繼續他在《可悲的騙局:馬克思反對恩格斯》中的觀點。他寫道:“馬克思認為,認識永遠屬於社會的范疇,認識總會反映群體先前的概念范式。馬克思的認識論是建立在主觀和歷史的交互作用的基礎上的。”^[5]13萊文認為,恩格斯把經濟作為主要的決定力量,認為思想本身是技術經濟下層建筑的產物,因此,萊文以此斷定恩格斯是實証主義陣營中的一員。

卡弗指出,在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匿名評論中,恩格斯對馬克思方法的介紹是有問題的。他寫道:“當恩格斯撰寫‘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的時候,他直接地走向了馬克思反面。而且,他誤解了馬克思關於‘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基本要素的抽象安排,因為他假設的從最抽象到比較復雜關系進程的‘文獻的反映’,這種歷史發展邏輯是無法証明的。”^[10]

在認識論問題上,法國學者洛克曼的觀點別出心裁。他通過比較馬克思、恩格斯與黑格爾的哲學思想關系,得出結論說:馬克思畢生的學術思路都沒有離開過黑格爾的學術框架,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就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而恩格斯以降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是唯物主義者,應當以這樣的方式來區別馬克思哲學與恩格斯哲學。他說:“如果是為了理解馬克思,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要超越馬克思主義者試圖從根本上把馬克思和黑格爾、馬克思和哲學、哲學和科學完全區分開來的政治動機。隻有這樣,人們才有可能看到,歸根到底,馬克思不僅是一個哲學家或德國哲學家,而且也是一個德國黑格爾主義者,因而也是一個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11]西方馬克思研究者對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的研究非常多,他們也強調黑格爾對馬克思有很大的影響,批評蘇聯共產主義割裂了黑格爾與馬克思的聯系,但對於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立場一般持贊成的態度,而洛克曼的結論不得不說是劍走偏鋒了,而且其立論很多難以令人信服。

針對“對立論”者在認識論領域的立論,“一致論”者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恩格斯固然強調反映論,但馬克思也經常在著作中體現出反映論的思想,依此而批判恩格斯是不公正的。如亨利就認為,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指出:“我的辯証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証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8]111-112亨利認為,這段話表明馬克思有時也接受觀念與現實關系的反映論,^[12]它非常類似於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的一段話:“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13]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是實証論者的問題,裡格比認為,二者都是實証論者,並沒有本質的差異。他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都信奉真理符合論,都強調理論在知識生產中的作用,都對現實的現象形式和內在本質做出區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是其認識論的典型例子。盡管《德意志意識形態》倡導的是經驗主義的方法論,《資本論》卻不是先從對英國經濟和社會的描述開始,然后借助抽象總結出經驗觀察的一般結論的,而是先從具體到抽象,然后從抽象到具體的雙重過程。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實証論者。^[7]160-161

三、“對立論”和“一致論”在歷史觀領域的論爭

“對立論”者如萊文、沙寧(Teodor Shanin)對馬克思恩格斯歷史觀的差異主要集中在歷史發展是單線還是多線上、是否存在普遍的歷史規律。另外,新近出版的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望月青司的著作《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提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兩種“史論”的獨到見解,即:恩格斯主張“所有形態史論”,而馬克思主張“分工展開史論”,令人耳目一新。

萊文和沙寧等認為,恩格斯把歷史發展看作是“單線的”,而馬克思則把歷史發展看作是“多線的”。具體說來就是,恩格斯設想,人類歷史無論在任何地方,都要隨著經濟的發展,沿著單線的發展路線,通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后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萊文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是建立在他的自然人道主義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認為,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獨特的內部結構和行為規則。每個社會都按照獨特的方式成長發展,不同社會的發展模式是不同的。馬克思不相信存在著可以應用於一切社會的,迫使所有社會都按照單一的方式發展的普遍發展規律。例如,馬克思在世界歷史上區分四種主要類型的關系模式:亞細亞的、希臘羅馬的、日耳曼的和資本主義的。馬克思認為必須注意到每個社會的個性和獨特性。^[9]85

在萊文看來,恩格斯的歷史哲學是他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應用,完全是經濟決定論。恩格斯設想,人類歷史無論在任何地方,都要隨著經濟的發展,沿著單線的發展路線,一次通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后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萊文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農村公社的態度為例來說明他們各自的歷史觀。馬克思在對查蘇利奇的復信中表示:對存在不同條件的其他地方並不存在“歷史必然性”,《資本論》不一定適用於俄國﹔俄國社會能夠按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方式發展。而恩格斯在分析俄國的發展道路時,則認為俄國必須照抄西方的發展模式。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在恩格斯看來隻能是一條單一的發展路線。^[9]174-175萊文還認為,恩格斯的歷史思辨中沒有人類實踐的概念。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觀,人被看做主動力量。對恩格斯來說,歷史的主體是自然界、技術力量或存在於人之外的某種更大的力量。產生行動的,做出決定的,總是存在於人之外的某種抽象的經濟或自然力量。^[9]176

對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理論,日本學者望月青司通過幾十年的研究,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兩種“史論”的思想,即恩格斯主張“所有形態史論”,馬克思主張“分工展開史論”,隻有“分工展開史論”才是繼承《巴黎手稿》思想並延續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基本視角,是馬克思歷史理論的核心內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差異來源於他們對分工理解上的不同,即是把分工視為積極的肯定因素還是視為消極的否定因素,這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歷史認識的分水嶺。恩格斯的“所有形態史論”,即:分工是私人所有,同時也是階級統治,因此所謂歷史隻不過是私有制形式變化的歷史,廢除了私有制的共產主義當然就不可能存在分工。馬克思的“分工展開史論”,即:分工是城市和農村分離、農業和工業的分工,是勞動過程和交往體系中的分工如何發展到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如何為共產主義奠定基礎的歷史。如果說恩格斯強調的是一種階級斗爭史觀,那麼馬克思強調的是一種分工史觀,或者說是一種生產力史觀。望月認為,兩種歷史理論連接不上,兩人將無論怎麼看都隻能是二律背反的分工概念,納入同一部著作實際上是一場悲劇性努力。但這一主張震驚了日本學界,充滿爭議,受到廣鬆涉、小林正良等人的批判。如小林就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將兩種史論看成是對立的關系,相反,它們應該是互補的。^[14]

對於“對立論”者把馬克思看作是多線論者而把恩格斯看作是單線論者,裡格比通過文本分析認為,如果像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看作是多線歷史發展的例証,那麼恩格斯從1853年就開始使用這個概念一直到去世,因此恩格斯也應該算作多線發展論者。其次,認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體現了單線世界歷史發展觀也是錯誤的。在討論西方歷史時,恩格斯闡明了在階級社會之前公共財產形式具有多樣性,並列舉了希臘、羅馬和日耳曼這三種達到國家組織形式的途徑。恩格斯認為,所有的人類都經歷了蒙昧階段。但隨著野蠻時代的到來,舊大陸和新大陸的居民便各自循著自己獨特的道路發展。在被歐洲人征服以前,舊大陸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越過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最后,恩格斯關於俄國的有關論述也體現了他並不是歷史發展的單線論者。如,在由恩格斯起草,馬克思修改並署名的《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們認為:“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15]總之,裡格比認為,在唯物史觀方面,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7]197-198

四、幾點評析

首先,國外學者對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關系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有助於我們拓寬研究思路、加強經典著作研究,對於我們更深入更全面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具有重要意義。應該說,從學術角度對馬克思恩格斯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對於我們更細致更准確地把握和接近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真實過程,並進而在現代實踐和科學發展的基礎上繼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思想,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我們可以不同意馬克思恩格斯“差異論”或“對立論”,但是借用卡弗的話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系是一個標准的研究課題”,誰也不能否認對這個課題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歷史發展的理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做研究時注重文本考証,講究論証的嚴密性和實証性,治學非常嚴謹,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如呂貝爾、望月青司等人,他們大多窮畢生精力研究馬克思,搜集馬克思的相關文獻,引用資料豐富,論証也頗為細致,這從他們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來。雖然他們並不一定信奉馬克思主義,但他們都被馬克思及其理論所深深吸引。他們四處搜集馬克思的原始材料,為馬克思文本的考據工作作了大量的貢獻。如呂貝爾在“他創辦的《馬克思學研究》雜志上還發表了大量馬克思未發表過的書信和軼文,以及馬克思個人的檔案等珍貴材料”。^[16]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對馬克思的研究是有貢獻的。而在馬克思的原始文本研究方面,由於我們掌握的原始文獻的缺乏以及語言等因素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我們還處於落后地位。目前國內有一批中青年學者致力於馬克思文本的研究,並呼吁創建中國的馬克思學。這種努力對於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是一種好的嘗試,也有助於提升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關系主要涉及文本闡釋的問題,如何對待闡釋者的前見,應當有科學而理性的認識。國外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關系的學者主要從思想和文本、原作者與編輯者、讀者的關系等方面著手,從而把“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置於解釋學的框架中進行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分析。應當承認,這些學者提出的研究新路徑,對這一問題的解釋和論証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但是,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既然是從西方解釋學的理論框架出發,那麼就涉及解釋學的“理解”問題。德國著名哲學家加達默爾指出:“一切詮釋學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這種前理解來自於與同一事情相關聯的存在。”^[17]380在浪漫主義詮釋學那裡,理解被看成是對一原始產品的復制,那麼理解者就可能比作者理解他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加達默爾認為這樣一種理解是不可能的,因為理解不只是一種復制行為,而是一種創造性行為,這種創造性行為就不能稱為完善理解,也就是說,后來的理解相對於原來的作品具有一種基本的優越性就是難以實現的。他認為:“說理解不是完善理解,既不是由於有更清楚的概念因而有更完善的知識這種意思,也不是有意識性對於創造的無意識性具有基本優越性這個意思。我們隻消說,如果我們一般有所理解,那麼我們總是以不同的范式在理解,這就夠了。”^[17]383對於用解釋學框架來論証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關系問題,國內有學者提出應當把握科學的正確的解釋原則。“我們不否定西方解釋學對於研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也不否認預先存在於主體頭腦中的‘前見’對於新的認識、理解形成的一定的作用,但我們認為不能夸大這種作用。它對於新認識的形成不是起決定的、主要的作用,不是認識的來源,而是認識得以借鑒的思想材料。我們並且看到,這種作用具有兩重性:它可能引導我們獲得新的正確認識,也可能對我們認識的形成起誤導作用,造成對對象的錯誤認識。總的說來,‘前見’是一種認識可以利用而又須正確把握的因素。防止‘前見’成為‘成見’,防止它誤導、阻礙我們獲得新的正確的認識,這才是我們應該把握的科學的解釋學的原則。”^[18]按照上述理解,對於馬克思恩格斯關系的闡釋者提出的“以恩解馬”、“以蘇解馬”、“以西解馬”、“以我解馬”等,都只是以不同的范式在理解,都不是完善理解,也就是說,隻能是部分或盡可能接近馬克思的本文。

再次,應當認清國外學者制造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關系問題的實質。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是一個被西方學者人為制造出來的,本來是不存在的,從其發展歷史來看,可以認定是一個被意識形態化了的問題。從其研究方式和研究結論來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們研究的思路。事實上,這些國外學者所提出的關於恩格斯同馬克思對立的論點,都是不符合事實的。這些有關對立的分析中有的是把錯誤的觀點強加於馬克思的學說中,然后用它來批判恩格斯﹔有的則是把錯誤的觀點強加於恩格斯的學說中,然后用馬克思來批判恩格斯﹔有的則把馬克思在某個特定時期對某個概念的理解,作為馬克思的定論,用來否定恩格斯﹔有的則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一理論片斷與其他理論片斷絕對對立起來,用來說明恩格斯的錯誤觀點。“對立論”者看起來似乎是在褒馬貶恩,但正像“一致論”者亨利認為,“對立論”者因為不喜歡蘇聯馬克思主義,因為要與蘇聯馬克思主義保持距離而不公平地對恩格斯進行指責。這就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關系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有學者提出應當視對象和具體情況而採取不同的優先原則。他們認為,如果是被意識形態化了的問題,我們就應當以意識形態的方式來對待,對此就應適用價值優先的原則,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既看到其學術觀點,又不喪失意識形態立場,區別對待,科學認知,這就是我們在對待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應當持有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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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