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問題及范式略論

國外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海外學者從不同視角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提出了許多富有啟迪的思想見解，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內涵。一方面，海外研究提出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拓展了一些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另一方面，海外相關的研究范式以及未來研究趨勢，也有助於完善國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學術范式。本文綜合近年有關國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研究的成果，重點聚焦國外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討的主要問題及研究范式。

一、國外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主要問題

1．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是否一脈相承?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是海外學者關注的一個重點。而這兩者的關系又可以分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

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關系的問題上，海外學者的觀點經歷了一個“否定一肯定一反思”的過程。上世紀中葉，史華慈、費正清先后發表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文獻》，提出“異端論”，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根本不含有任何馬列主義的成分，所遵循的只是中國革命的傳統，是馬列主義的異端。施拉姆、邁斯納等人也強調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即“異端”性，表現在行動上的唯意志傾向和民粹傾向。^[1]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迅速發展。海外學者不同程度地擺脫了主觀臆測和意識形態的糾纏，以較為客觀的態度思考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施拉姆修改了以前的看法：“毛澤東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2]“許多事情說明，當今鄧小平的中國和20年前毛澤東的中國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點也沒有改變：即為尋求一條現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向馬克思主義學習，同時又保留中國自己的特色，他們都以此為目標。”^[3]邁斯納則認為與毛澤東思想有很大的差別的鄧小平理論是“與這種情況同時出現的是一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成了更加正統的馬列主義理論”。^[4]

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中國經濟迅猛增長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使得海外學者的觀點出現了大相徑庭的分化。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指出，西方對中國的誤判和對江澤民的曲解屢屢發生。“江的思想是在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基礎之上‘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他要使這一思想成為21世紀的指導思想。”^[5]而羅伯特·克林伯格則認為，在中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已名存實亡，胡溫領導是新權威主義的代表。每一代領導者為了顯示需要而調整正統理論，它最初始的某些因素已消失殆盡了。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究竟是什麼道路?

由於對“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理解眾說紛紜，美國學者阿裡夫·德裡克認為，傳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很難套用到今天的現實社會了。^[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屬性問題，便成為一種很難加以界說的問題：一方面，中國突破了對社會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使這個昔日社會主義大國煥發出蓬勃朝氣﹔另一方面，中國通過吸收資本主義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方面的成功經驗，是否仍然屬於社會主義就有懷疑了。

中國走的是不是社會主義道路?有些學者是肯定明確的。俄羅斯學者杰柳辛認為，中國領導人和學者提出了一種能夠革新社會主義的思想，同時又能保留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並用中國、蘇聯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來豐富這些原則，為擺脫教條主義的框框提供了可能。^[7]美國毛澤東研究學者沃馬克和哈薩克斯坦社會黨主席葉爾蒂斯巴耶夫對四項基本原則倍加推崇，他們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另一類研究者比較委婉地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觀點，但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限定在某種意義上。阿裡夫·德裡克把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稱之為“后社會主義”，它更多地是要用意識形態上的宣傳將社會主義民族化，以達到其民族目標。^[8]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解為“第三條道路”。^[9]美國學者戴維·W．張、英國學者邁克爾·雅胡達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歸結為“中國文化價值觀作用的結果”，並稱之為“民族共產主義”道路。^[10]

對於當今中國所走的道路，是否類似“變相資本主義”的觀點，布魯金斯學會一位高級研究員李成(音譯)在題為《速度與方向》的文章中指出，中國是尚未實現資本歷史普遍性的現實社會主義，仍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資本的運動，從而建立起新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這與走資本主義道路完全是兩碼事。^[11]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的延續嗎?

國外學者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就基本持肯定態度，認為市場經濟對中國發展功不可沒。在談到市場經濟的性質時，日本共產黨資深理論家不破哲三在《馬克思的科學觀——21世紀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文中認為，中國自，1992年以來推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策，類似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階段。^[12]到美國左派學者詹姆斯·勞勒指出，現在是社會主義向社會主義高級形態過渡時期，這種過渡論主要源於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理論，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新經濟政策的中國版本。^[13]

也有傳統左翼學者對市場經濟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這既不屬於社會主義，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也大相徑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或者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或者是國家資本主義階段。莫裡斯·邁斯納認為，1960—1976年毛主義時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最高點，后來中國就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看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人主要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毛主義者和保羅·斯威齊等獨立學者。他們認為社會經濟控制在黨國官僚手中，特權階層正在進行資本積累，將工人創造的財產當作私有財產，將國家的財產變成私人財產。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也被看作一種介於計劃經濟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模式。澳大利亞格裡菲斯大學學者利奧·劉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創造了一種與新自由主義完全不同的市場經濟。1993年以來中國實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式用市場和公共所有制(publicownership)代替了指令性計劃和國有制，並將之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特征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支柱，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毫無保留地支持新自由主義改革。這保証了中國的市場改革將繼續背離標准的新自由主義模式。^[14]

4．是否存在“中國模式”?

2004．年5月，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喬舒亞·庫珀·雷默的一篇題為((北京共識：論中國實力的新物理學))的論文，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作了分析，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種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

但也有學者以“中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將伴隨有急劇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為由，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英國學者裡奧·霍恩(Leo Horn)在2008年7月29日《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中國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說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沒有什麼“模式”，“中國模式”這個概念掩蓋了中國經驗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機會。2009年6月，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又以中國與東南亞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處”為由，說它應“屬於亞洲后期快速發展的一種模式”，而否認有什麼中國模式。

鄭永年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認為，“理性而言，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和評價這所房子?”是用科學的客觀的方法，還是用“審美”的方法?“如果是后者，那麼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傾向就變得不可避免”，“很顯然，這種局面的持續，並不能對人們認識中國模式有很大的幫助”。^[15]

 在不少學者看來，“中國模式”具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中國始終把保持穩定放在首位﹔第二，中國把消除貧困看作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並在這個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第三，實事求是﹔第四，採用了比較漸進的方式推動改革﹔第五，確立了比較正確的改革順序，第六，以開放的態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美國學者阿裡夫·德裡克指出，社會主義革命中“民族經濟的一體化、自主發展、政治和經濟的主權以及社會平等等這些主題是‘中國模式’中最重要的內容”。^[16]刮而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於2004年4月29日在《蘇維埃俄羅斯報》撰文認為，“中國成功的公式是：社會主義+中國民族傳統+國家調控的市場+現代化技術和管理。”

應該說，“中國模式”概念不失為一個新穎的視角，這個視角既包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指導，又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政治和社會等各個方面內容﹔既有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內涵思考，也有對中國經驗、中國實踐面臨的各種問題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內涵豐富，具有挑戰性，有利於加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整體性研究。

二、國外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范式

(一)“西方中心主義”范式

“西方中心主義”一直是海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基本視角。這種解釋西方社會變遷、概括西方社會特征的“現代性一前現代性及傳統性”思想理論，在解釋非西方社會發展問題時就成為一種關於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思想框架。所謂“傳統一現代”、“沖擊一回應”模式其實就是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研究范式的表現。

費正清用“現代化”重新解釋中國近現代史，認為國共兩黨斗爭是中國文明對東西“兩種文明沖突” 的回應，而不是美蘇對峙的產物。中國在西方沖擊下發生現代化運動，只是它的回應太弱，這種回應的結果使中國接受了共產主義，這“不是因為沒有任何更好的東西可供選擇，而是因為共產主義的行為和許諾”更打動他們。這種“沖擊一回應”模式影響了許多研究者。羅茲曼以此解釋說，中國現代化之所以慢於日本，不是由於外來的挑戰過大，而是中國做出的回應太軟弱，不如日本強烈。回應強烈的日本走上了西方道路，而回應軟弱的中國才走了蘇聯道路。^[17]

“傳統一現代”、“沖擊一回應”研究模式由於處處以西方標准來衡量中國近代社會的歷史，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使近代以來中國的一切變革皆與西方的“沖擊”聯系起來，西方被不加分析地加封為中國的救世主﹔沒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國會發生任何具有近代化意義的變化。這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

(二)“中國中心主義”范式

隨著1970年代世界性殖民體系的解體、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主流價值的解構，西方學者對以現代性為依據的“西方中心主義”和“現代化敘事”模式進行了反思。在中國研究方面，出現了從“現代化敘事”向“中國中心觀”的轉變。美國學者保羅·柯恩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提出了新的研究視角，呼吁美國學者應當從“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經驗的狹隘牢籠中”解放出來，“根本放棄近代化理論的整套術語(特別是‘傳統’與‘近代’的概念)，尋找另外一種西方中心較少的方法”，來描繪中國的歷史進程。^[18]

一些左派學者也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宋榮培提出，一儒家式’社會不能用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進行解釋”，而應該從中國社會本身的結構因素出發，研究“脫儒家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19]馬克認為，要從政治概念的最初所指來分析政治概念，並探討毛澤東在實際決策關頭認定的緊要主題。這一研究方法特別適用於毛澤東，因為他的理論概念來自一系列實際經驗而非抽象范疇。^[20]

“中國中心論”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社會政治條件下的運用，強調解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本首先要抓住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提倡從既成事實出發追溯歷史原因的思維方式，注重從實地考察和史實考証研究理論與實踐的持續互動。懷利指出：“創造一種新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過程被描述為中國化。”^[21]格雷海姆·楊認為：“中國化不僅僅是給馬列主義的內容穿上中國的新袍子，馬列主義的理論觀點會被採納、改變或拒絕，並創造新的理論來處理中國革命的新情況。”^[22]但是，仍然不可否認，在這個中心觀“從中國傳統社會內部尋找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解釋中，依然存在一個中國要按西方模式發展的先在預定”的問題。

(三)“歷史主義”范式

歷史主義論者認為，研究者既不可能完全返回文本“語境”，也不可能完全返回到其社會環境，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實踐理解越深刻，就越能把握當今生活世界的本質，作者、讀者和學者之間就越能進行深層次的、跨時空的對話和溝通，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怎樣在滿足中國社會歷史差異要求的基礎上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目標，從而把中國歷史帶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發掘文本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

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主張要站在當代生活的現實基礎上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評論家的看法大體上有兩種，一種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因強調中國的傳統和實際情況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第二種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的一個花招，旨在同緊跟莫斯科的留俄派進行的權力斗爭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因為留俄派支持歐洲人和蘇聯人比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我認為，還能夠做出第三種解釋，即毛澤東試圖制定一個公式，既不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又能夠將這種普遍原理應用於一個國家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文化環境。”^[23]類似的，德裡克也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歷史理論化和理論歷史化的過程”。^[24]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並不是指在中國的文化空間裡掌握馬克思主義，而是指在面對並改變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同時改變中國的文化空間。^[25]立足於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就具備了共同的問題譜系和話語系統，也為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與交流提供了方法論原則，有利於形成廣泛的學術共識，乃至公理化基礎。

三、國外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趨向：關注中國和諧社會建設與民主政治問題

《歐洲時報》的社論說，自從中國共產黨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思路后，“和諧”成了當今中國最時髦的一個詞匯。在國內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同時，在國際上把建設和諧世界作為外交努力的方向，這也是中國的亮點。《聯合早報》的文章認為，在發展問題上，西歐模式、日本模式、美國模式都沒有很好地處理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問題，而中國正在探索的發展模式，通過“小康社會”而達致“和諧社會”是一個很好的戰略設想。“北京共識”概念提出者喬舒亞·庫珀·雷默在談到中國特色時，則提出將“中國形象”表述為“淡色”。根據他的解釋，“淡”將“水”與“火”兩種不相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使對立的東西成為一種和諧。

多年來，西方輿論對中國的描述大都把它歸結為經濟自由加政治專制和壓制，把研討重點放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上面，而給中國政治體制扣上“專制”、“獨裁”、“威權”等帽子。然而現在，在美國民主理論家拉裡·戴爾蒙德主編的《中國的選舉與民主》(2001)中，大部分作者對中國的民主化前景表現出樂觀態度。2007年《印度信息網》也認為，世界上並不是隻有西方民主一種模式，隻要堅持民主本質，即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一種有效的民主。與西方民主強調競爭、參與不同，中國民主強調人民當家作主，這種民主制度適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中國式民主制度正在成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

以村民直接選舉與自治為核心內容的中國農村政治改革與發展，也成了近10年來國外學者關注的焦點。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鄭永年從國家制度建設的視野分析村民選舉這個問題時，強調中國民主道路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的價值取向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論預設。他認為，歷史是開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個開放體。民主政治具有多種形式，發展民主政治的途徑也是多樣化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西方式民主，但同時又積極努力根據實際情況來發展中國民主。“中國不拒絕民主，但也不簡單輸入民主。這是中國有序民主的希望。”^[26]

參考文獻：

[1]Schram R．Stuart．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Tse-tung．New York：Praeger，1963．

[2]Stuart R．Schram．Mao Zedong a HundredYears on：The Legacy of a Ruler．The China Quarterly，V01．137，March，1994．

[3][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思想[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97．

[4][美]莫裡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228．

[5][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554．556．

[6][美]阿裡夫·德裡克．后社會主義：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J]．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9(4)．

[7][俄]杰柳辛．中國的資本主義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J]．國外社會科學，1999(4)．

[8]苑潔．后社會主義[M]．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7：28．

[9]Peter Nolan．China at the Crossroads．Journal of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Vol-3，No．1，2005．

[10]馬啟民．國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評析[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6)．

[11]Li cheng．Speed vs．Direction．China Security，V01．4，No．2，2008．

[12][日]不破哲三．マルクスの“科學の目”——二十一世紀の資本主義そ社會主義，發行ジャパンプレスサピス．2003．

[13]衛華．美國左右翼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看法[N]．國外理論動態，2001(9)．

[14]Leong Liew．China's Engagement with Neoliberalism：Path Dependency,Geography and Party SelfReinvention．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01．41，No．2，2005．

[15]鄭永年_為什麼要提“中國模式”?[N]．聯合早報，2010—05-04．

[16][美]阿裡夫·德裡克．中國發展道路的反思：不應拋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遺產[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5)．

[17][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670．

[18][美]保羅·柯恩．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M]．北京：中華書局，1989：80．

[19][韓]宋榮培．中國社會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會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39．

[20][美]布蘭特利·沃馬克．《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發展[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

[21][美]雷蒙德-懷利．毛澤東、陳伯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6—1938)[J]．現代哲學，2006(6)．

[22]Graham Young2Ceview：Ideology，Authorityand Mao’S Legac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Affairs，No．9．1983．

[23][澳]尼克·奈特．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J]．中共黨史研究，1988(4)．

[24][美]阿裡夫·德裡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1-3．

[25][美]阿裡夫·德裡克．后現代主義、東方主義與“自我東方化”[J].東方論壇，2001(4)．

[26]鄭永年．先有制度基礎，后有民主政治[N]．環球時報，2008．01—15．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