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西方學者對《資本論》的“改造”與“超越”
19世紀下半葉開始,馬克思的《資本論》首先在歐洲大陸繼而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各地的工人階級都越來越把這些結論看成是對自己的狀況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1]而馬克思理論的迅速傳播和各國工人運動的風起雲涌,也引起了資產階級政府的恐慌。經過短暫的沉默,西方主流社會開始興起批判和否定馬克思理論的浪潮。《資本論》第三卷面世后,反對者們就此斷言馬克思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勞動價值理論,《資本論》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馬克思理論體系徹底破產。此后的一百多年,圍繞《資本論》的爭論從未中斷,很多西方學者在多次宣告馬克思經濟理論已經消亡后,還在不遺余力地繼續批判和否定這一學說。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經濟理論持肯定和贊同的態度,他們在盡力為《資本論》辯護的同時,也試圖通過所謂的“重新解釋”、“重新塑造”和“重新發展”,謀求對《資本論》的“改造”與“超越”。近些年來,“改造”論與“超越”論的嘗試逐漸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
一、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改造”與“超越”《資本論》的三個階段
需要強調的是,在經濟思想史上,西方學者“改造”與“超越”《資本論》的努力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由於所處的歷史時代以及面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等方面存在著差別,因此,“改造”與“超越”《資本論》的研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但是仍然有規律可循:即西方學者首先由馬克思的一些核心概念和關鍵性術語入手,作為“改造”《資本論》的突破口,繼而轉向對馬克思的一些重要理論原理的“改造”,最后謀求全面“改造”《資本論》本身,實現所謂“超越”《資本論》的終極目標。總體上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改造”與“超越”《資本論》的研究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改造”《資本論》的核心概念
剩余價值和剝削是《資本論》中十分重要的概念范疇。馬克思通過對剩余價值理論的深刻剖析以及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透徹批判,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過渡性,並預言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決反對並竭力要消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和剝削范疇。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從上述兩個概念入手,開始了“改造”《資本論》的探索。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為此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20世紀50年代,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首先提出“經濟剩余”的概念,即“一個社會所生產的產品與生產它的成本之間的差額”,經濟剩余的大小標志著一個國家生產能力的強弱和財富的多少,經濟剩余的組成部分“表明一個社會……在擴大它的生產能量上投資多少,它以各種形式消費多少,它浪費多少,是怎樣浪費的。”他們認為,對於大多數熟悉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人們來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只是利潤、利息和地租三者的總和。事實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也包含一些其他項目,如商品轉化為貨幣的支出、國家和教會的收入、非生產性工人的工資等,但是,馬克思在分析剩余價值時將這些內容作為次要因素“排除在他的基本理論圖式之外”[2],因此。剩余價值范疇不能充分反映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的新特點。而經濟剩余由於包含“因生產資源的未充分利用或利用不當所損失的產值”,卻不包括“資本家的必要消費以及被認為是必要的政府行政開支等剩余價值部分”[3],能夠彌補馬克思剩余價值概念的上述缺陷。於是巴蘭和斯威齊提出用經濟剩余取代剩余價值,並希望通過“術語的更換,將有助於實現理論見解的必要轉變”[4]。
馬克思的“剝削”范疇也是西方學者致力於“改造”的一個對象。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否定資本主義剝削的作法相反,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此持肯定態度。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這些西方學者對剝削的界定迥異於馬克思,彼此對剝削內涵的理解也不盡相同,但是他們之間存在著驚人的一致:即普遍泛化剝削的概念,把剝削現象和剝削行為延伸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如杰弗?霍奇森把資本主義剝削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契約前的剝削,指工人在與資本家討價還價時經常處於從屬和不利的地位,而“資本家在各種手段、政治程序等方面勢力大得多,因此能控制談判的進程”﹔第二類是有形的剝削,包括工人的時間更多被勞動過程佔用,他們在工作中還要冒著傷殘、疾病或生命危險以及流動性低於資本家等﹔第三類是權力的剝削,如工人為了避免飢餓和貧困,隻能選擇受雇於他人,或者由於雇用契約規定得不全面,工人對自己將要從事的工作不知情或所知甚少等﹔第四類為階級的剝削,是指“一個階級取得集體勞動的產品,完全是根據他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者控制”[5]。在對剝削范疇作了上述分類后,霍奇森得出的結論認為,無論是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蘇維埃政權以及社會主義制度下,都存在剝削,隻不過剝削的具體形式不同罷了。
約翰•羅默在“改造”剝削概念的路上走得更遠。他認為“在既定的經濟中,如果某些成員必須從事超過社會必要時間(即多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勞動才能掙得他們所需的消費品集,而其他人以少於社會必要時間的勞動就能掙得他們的消費品集,那就可以說剝削將會存在。”羅默根據財產關系把剝削分為奴隸制剝削、封建剝削、資本主義剝削和社會主義剝削等四種類型,他還提出了“社會必要剝削”的概念,認為如果資本主義誕生之初的經濟結構最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那麼這時候的資本主義剝削就是社會必要的,同樣,“可歸因為不同技能的不平等”的社會主義剝削也是社會必要剝削。羅默還探討了剝削產生的根源。他明確反對馬克思用剩余勞動定義剝削的作法,認為有形資本所有權的不平等導致剝削,“剝削存在的決定因素是財產的初始分配,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是生產資料私有權制度,這種制度允許財產分配被累積為代代相傳的巨大的不平等。”[6]
(二)“改造”《資本論》的重要原理
隨著對《資本論》中一些重要術語“改造”的完成,西方學者開始了“改造”馬克思的一些重要理論原理的進程,這一“改造”工作是第一階段關鍵性概念“改造”的必然延續。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利用“經濟剩余”取代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范疇后,又提出了經濟剩余的增長規律。他們認為,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並未終結競爭,不僅競爭的形式更加多樣而且競爭的程度也在不斷增強。壟斷資本家不斷降低成本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會得出剩余具有“強大的和持久不斷的增長趨勢”這一重要結論。巴蘭和斯威齊提出,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只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的規律性描述,不能充分反映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主要特征,隻有經濟剩余在“在絕對數上和相對數上增長的傾向”[7]才能夠作為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規律,因此,他們主張用剩余增長規律代替利潤率下降的規律。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也是西方學者不斷“改造”和“超越”的一個目標。在《用商品生產商品》中,斯拉法著力研究由眾多生產部門組成的經濟體系內部,在生產方法不變時工資、利潤和價格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從而使商品生產日復一日、周而復始地循環進行。他精心設計了一種被稱為“標准體系”的經濟模型,提出了“標准商品”的概念。這種標准商品本身的價格不會由於分配的變化而變動。當工資和利潤在純產品中的比重發生變動時,相對於其他商品的價格而言,標准商品的價格會上升或下降,但這種升降的變動隻會產生於和它比較的其他商品,而不會產生於它自身。因此,斯拉法認為,這種商品可以作為不變的價值尺度來表現其他商品的相對價格。新李嘉圖主義者對“標准體系”和“標准商品”給予了高度贊揚,認為斯拉法不僅發現了李嘉圖畢生都在尋找的不變價值尺度,而且還以簡單明了的方式充分說明了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化,徹底解決了轉形問題的困擾。因此,繞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單純利用斯拉法的研究方法,同樣可以得出資本主義存在剝削的結論。於是他們提出了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馬克思經濟理論的主張。
西方世界頻繁發生的經濟危機,激發了西方學者研究和“改造”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熱情。但他們往往從單一要素的角度論証經濟危機的原因。如有些西方學者把經濟危機單純地理解為消費不足。早在上個世紀中葉,瓊•羅賓遜就把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解釋成消費與投資之間的比例失調,認為馬克思就是一位消費不足論者。甚至有學者提出,除了使用的術語和關於資本主義前途命運的不同判斷以外,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論不僅分析的內容相同,而且得出的結論也基本相同。針對20世紀90年代末全球經濟呈現的衰退跡象,布倫納發表了他對經濟周期的看法。他一方面從利潤率下降的角度解釋經濟危機,另一方面又把利潤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全球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和產量過剩。他認為,在消除過剩產能的過程中必然導致總需求長期不振。而“總需求的持續萎靡已經成為導致經濟長期低迷的直接原因”[8]。
有些學者則把經濟危機的根源歸結為利潤率下降。如布倫納通過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60-70年代利潤率變動情況的分析,認為這些國家利潤率的下降“不是像人們通常論証的那樣,或是因為技術潛力的枯竭所引發的生產率增長放緩,或是因為強大的勞工力量所推動的實際工資的過快上漲”[9],其真實的原因在於“國際制造業競爭的加劇導致整個體系生產能力過剩和生產過剩”,而利潤率長期未能恢復的主要原因是“已經過剩的制造業仍進入太多而退出太少”[10]。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西方學者試圖探討危機的根源、發生和傳導機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以及應對策略等問題。克裡斯•哈曼、安德魯•克裡曼、弗朗索瓦•沙奈、阿蘭•弗裡曼和路易斯•吉爾等學者堅持認為利潤率下降才是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如阿蘭•弗裡曼通過對二戰后美國長期利潤率變動情況的研究,認為通常作為抵消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重要因素,“削減工資……最多在有限的幾個時間點有一點短暫的影響,而在任何時間都未能抵消先於工資下降的利潤率。”[11]因此,利潤率的下降導致了此次經濟衰退。
(三)“超越”《資本論》本身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進程中,西方學者由“改造”《資本論》的一些核心術語作為切入點,進而謀求“改造”馬克思的若干重要基本原理,最終達到“改造”《資本論》的整個理論體系,實現所謂“超越”馬克思的目標,這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是21世紀以后,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充分証明了上述特點。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羅默,為了追求馬克思理論的精密度和准確性,大量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微觀基礎主義分析方法,對馬克思的再生產和剝削理論、利潤率下降理論、勞動價值論以及經濟危機理論等進行了數學模型化分析。羅默對馬克思經濟理論模型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對其進行全面“改造”的過程。以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為例,經過新古典主義的方法“改造”之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最終走向了生命的終點:其一,羅默認為,剝削並不僅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同樣有剝削,剝削的根源是初始財產分配的不平等,與勞動價值理論無關。“對於作為不平等的一般的統計量,剩余價值這一研究剝削的方法是不成功的……剝削應直接以財產關系來定義,而不應通過剩余價值這一迂回的而且最終並不成功的路線來定義。”[12]其二,羅默強調資本主義現實社會中的真實工資完全可以脫離馬克思的生存工資水平,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斗爭而非勞動力的價值決定了它的變動,因此,“重建一個沒有生存性工資概念的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對於發展出一個不再建立在作為交換理論之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的剝削理論來說,是一個可能的途徑,而且它也將成為一個必要的重建”。綜合羅默的上述觀點,再結合勞動價值論在整個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羅默不僅實現了“通過建立一些特定的模型”來表達其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各方面的理解”[13]的目標,而且還以放棄勞動價值論為代價完成了對《資本論》的徹底“改造”。
在“改造”與“超越”《資本論》的問題上,邁克爾•A•萊博維奇絲毫不遜於羅默。萊博維奇強調資本主義是一個整體,從整體性的角度研究資本主義,不僅要探討資本內部的關系,而且還要探討雇佣勞動內部的關系以及資本與雇佣勞動之間的相互關系。他認為單純從資本的視角寫作完成的《資本論》,對於分析整體的資本主義而言是片面的,因為它沒有把雇佣工人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沒有考慮生活必需品水平的改變,也沒有考慮到工人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的工資斗爭等現實問題,《資本論》所建立的只是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它不能全面反映資本主義的整體性特點。因此,超越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建立以雇佣勞動者為主體的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萊博維奇坦承,單純從雇佣勞動的角度建立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也不能全面反映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因為雇佣勞動的概念本身就具有片面性,它所代表的僅僅是特殊的社會關系,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雇佣勞動作為一個高度抽象的范疇,不能充分反映具體的雇佣勞動者的個體特征,也不能反映出不同勞動者群體生活必需品標准的差別等。因此,隻有把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和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讓“資本與雇佣勞動構成一個整體”,既能夠克服各自的片面性缺陷,而且還能夠通過雙方的“互相敵對並展開雙向的階級斗爭,從而推動資本主義沿著它的特殊軌道前進。”根據萊博維奇的觀點,從整體性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超越”《資本論》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包含著以資本為媒介的生產性勞動和以國家為媒介的非生產性勞動,后者構成馬克思所說的“結合總體工人”的組成部分,而“對結合總體工人的各個分支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的認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中處於核心地位。”萊博維奇認為,上述觀點對於打破資本主義的神秘性質十分重要。因此,謀求資本的政治經濟學與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結合,通過后者對前者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批評隻能通過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實現———個共產主義社會———來完成。”[14]也就是說,“超越”《資本論》的最終目的是“超越”資本本身,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二、反思與總結
綜合西方學者“改造”與“超越”《資本論》的不同觀點,我們需要認真思考以下兩個問題:首先,上述哪些觀點真正屬於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發展,以及在哪些方面發展了這一理論?其次,在“改造”與“超越”《資本論》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學者從發展馬克思經濟理論的良好願望出發,卻最終導致了對這一理論的根本性背離?筆者認為,認真思考並合理解釋這些疑問,能夠幫助我們認清“改造”與“超越”《資本論》的實質,從而有助於推動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有利於研究成果在更廣范圍的傳播。
(一)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嘗試值得肯定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至今已經有140多年的歷史,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些新情況和新問題是馬克思的時代沒有出現過也未曾預見到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為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發展創造了機遇,也提供了空間。[15]如在生產勞動過程中,土地、技術、資本、信息、管理等生產要素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它們是否創造價值?金融保險業、服務業等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是否構成創造價值的主體?對上述問題的合理解釋,要求勞動價值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同樣的道理,馬克思雖然以剩余價值作為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但並沒有將其當作終極真理。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是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污垢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精髓。這一認識本身就包含著剩余價值理論需要發展的思想。因此,斯威齊和巴蘭通過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新特點的分析,提出了用經濟剩余范疇取代剩余價值概念的主張,是發展剩余價值理論的有益探索。因為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剩余價值是一個純粹的、一般的概念,屬於抽象層次的探討。而研究和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具體層面的理論考察。因此,有必要把一些概念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在一定意義上,經濟剩余范疇使剩余價值范疇的抽象規定性得到了更具體的再現,能夠適用於分析一些比較具體層次的經濟關系,是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發展。“那種把經濟剩余范疇的提出和使用,簡單地貶斥為否定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的觀點是有偏頗的。”[16]
萊博維奇強調必須要在堅持馬克思方法論的基礎上發展馬克思的理論。他認為如果隻對《資本論》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補,有可能把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變成一種折衷的混和物。因此,“超越”《資本論》必須尊重和運用馬克思整體性的研究方法,“要把社會作為一個總體來理解,就要理解它的改變和發展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也不是簡單的彼此獨立和依賴的變量之間的關系。”[17]萊博維奇從馬克思的方法論角度發展馬克思理論的立場值得肯定,他通過“超越”《資本論》建立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續寫馬克思未競的六冊計劃。其發展和延續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想法和行動非常值得尊敬。
(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需要厘清
承認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取得的一些進展,並不意味著承認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發展。被“改造”與“超越”后的《資本論》,有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原理是在馬克思理論框架下的發展,但有些內容不僅背離了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傳統,而且可能已經淪落為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對立面,成為非馬克思或反馬克思的理論學說。以斯拉法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改造為例,如果的確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會推導出當剩余價值小於或等於零而利潤仍然可以大於零的結論,這一結論割裂了剩余價值與利潤之間的關系,說明利潤的出現完全可以脫離剩余價值,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再以羅默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新古典主義改造為例,他建立的非勞動價值論的剝削理論,一方面,把剝削理解為廣泛存在於人類社會各個階段的不平等,必然導致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以及對未來社會的設計失去了歷史正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明確宣布勞動價值論是無用的,否定了剩余價值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論基礎。因此,羅默“拋棄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他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對《資本論》的“改造”與“超越”,實際上是“以犧牲辯証法、剩余價值論和共產主義學說為代價的”[18]。
萊博維奇認為,《資本論》所建立的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存在片面性,因此他試圖“超越”《資本論》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但是萊博維奇並沒有一以貫之地“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內”,謀求發展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他對馬克思關於生產力在社會制度更替過程中的決定作用的質疑,認為“生產力首要性理論這種馬克思主義觀點”具有片面性的觀點,實際上背離了馬克思的根本立場。萊博維奇提出用“需要的首要性”理論替代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即“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提高的人類需要……是決定社會歷史變化進程的重要因素”[19],當社會結構無法滿足人類的需要時,也就是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發生符合人類個體需要的社會變革。
筆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客觀現實,而人類需要尤其是從個體角度探討的特殊需求則屬於主觀因素,把社會制度更替的根源由客觀探討歸結為主觀因素,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方法是相悖的。
注釋:
[1]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4.
[2][4][7][美]保羅•巴蘭、保羅•斯威齊著,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譯.壟斷資本——論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秩序[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14-15、15,15,69、73.
[3][美]保羅•巴蘭著,蔡中興、楊宇光譯.增長的政治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08.
[5][英]杰弗•霍奇森著,於樹生、陳東威譯.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一種激進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217、222.
[6][12][美]約翰•E•羅默著,段忠橋、劉磊譯.在自由中喪失——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導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23、154、118,145.
[8][韓]丁聖鎮著,蔣宏達、張露丹譯.布倫納認為生產能力過剩是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J].國外理論動態,2009(05).
[9][美]羅伯特•布倫納著,王升生譯.繁榮與泡沫——全球視角中的美國經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17.
[10]Robert Brenner,competition and profitability:a Reply to Ajit Zacharia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Winter2002,p35.
[11]Alan Freeman:Marxism without Marx:A note towards a critique,Capital Class,34(1),2010.Published by SAGE.
[13][美]約翰•E•羅默著,汪立鑫等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65、11.
[14][17][19][加]邁克爾•A•萊博維奇著,崔秀紅譯.超越《資本論》——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192-193、275、276,75,210、223、223.
[15]邰麗華、陳翔雲.勞動價值論屢遭非議的深層原因探析[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04).
[16]顧海良.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主要趨向及其基本特點[J].教學與研究,1997(12).
[18]曹玉濤.略論分析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建”[J].哲學研究,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