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九大問題

林進平：麥克萊倫教授，早上好！感謝您接受訪談！按照我們原先的約定，我們的交談將包括兩個部分的內容：一是涉及對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本身的理解，其中包括關於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源起、傳統、內涵和特性的理解，這個部分相對較為具體。二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的現實發展的思考，內容較寬泛些。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麥克萊倫：好的。

問題一：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的源起

林進平：有學者例如俄羅斯的特奧多爾·伊裡奇·奧伊澤爾曼認為，馬克思首次使用“意識形態”這個詞是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當時，馬克思提到：“我們的生活需要的不是Ideologie （意識形態）和空洞的假設,而是我們能夠過沒有迷亂的生活。” 因此，這些學者認為，考察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必須從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開始，而不應該從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開始。但在我重新閱讀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時，卻發現馬克思的這句話是來自他對古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的征引。^[1]因此，我覺得，基於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使用過“意識形態”這個詞，就認為針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的考察必須追溯到博士論文時期，並將其作為分析的重要依據，我覺得難以令人信服。對此，我很想聽聽您的觀點。

麥克萊倫：我覺得你的質疑是對的。我認為，因為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用過“ideologie”這個詞而將其用來詮釋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這是一種誤讀。正如你注意到的，這段話的確來自第歐根尼，如果據此認為馬克思已經使用了意識形態概念，那就隱含著第歐根尼也早已使用了這個概念，這樣的理解顯然是有問題的。

林進平：確實，認為第歐根尼已經在使用意識形態概念，這很難說得通。但假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所征引的這句話是來自馬克思對第歐根尼的那句希臘文的德文翻譯，並據此認為馬克思把自己的意識形態觀念賦予了第歐根尼，那麼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麥克萊倫：從表面來看，這似乎說得通，但是，我們不難注意到，馬克思這裡的“ideologie”是與沒有困擾的生活（live without confusion or untroubled existence）相對立的，而且是個人性的，這顯然與馬克思在政治批判或社會批判中所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不一致。假如非要說這就是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那這樣的意識形態觀至多也隻說明馬克思承襲了當時德國人關於意識形態的看法。另外，僅僅依據馬克思博士論文中唯一的一次移譯第歐根尼的話，就斷定馬克思已經具有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解，還是缺乏說服力的。畢竟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並不在於探討意識形態問題。

林進平：我記得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還有一次提到過“意識形態”，即“到現在為止，我們所聽到的格言很像多多納古代神托所的預言，因為兩者的根據都是樹木。但是，自由意志並沒有等級的特性。我們究竟應如何來了解意識形態的這一突然的造反表現呢？要知道，我們在思想方面所遇到的只是些拿破侖的追隨者”^[2]。相比於他博士論文中所出現的“意識形態”，似乎這一次更能傳達出馬克思對於意識形態的理解。

麥克萊倫：我覺得這一次相比較於博士論文的那次“引用”來說，更有考察價值。它似乎隱含這樣的一種信息：當時人們在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理解上是“追隨”拿破侖——認為思想和意識形態應該為統治階級服務，但是，作為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表達工具的報刊卻像當年的“托拉西”一樣，突然背離了統治階級的要求，表現了自由意志。應該說，這裡的意識形態富有階級性和統治性，也有點接近馬克思后來的意識形態觀念。但我們同樣不能僅僅依據此處對這一語詞的使用來推想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念。因為在這裡，我們除了能夠感覺到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包含貶義的傾向外，我們無法確知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究竟抱有什麼具體的理解。我認為，馬克思較為正式地討論“意識形態”，仍始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盡管它是由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共同創作的。

問題二：意識形態概念與意識形態現象

林進平：在《意識形態》一書中，您曾寫道：“與其他許多類似有爭議的術語（民主、表達或自由）不同，意識形態這個詞的歷史不足200年。它產生於與工業革命相伴隨的社會、政治和思想大變革：民主思想的傳播、群眾的政治運動，以及那種我們創造了世界我們也就能改造它的觀念。”^[3]但如果根據馬克思的看法，特別是根據他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觀點，意識形態現象早已出現在人類文明的早期。因此，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這兩者的關系？

麥克萊倫：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正如你這裡所引用的，“意識形態”這一語詞大約出現在200年前，經馬克思等人的發展后，對社會科學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在這裡，我說的“200年前”主要是指由馬克思所發展的批判意義的意識形態概念。但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意識形態現象，諸如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和哲學等，卻早在人類文明開始的時候就出現了，因此，“意識形態”這個語詞的出現雖然是晚近的事情，但是，對意識形態現象的研究卻可以追溯得更早。

林進平：也就是說，馬克思正式討論意識形態主要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但我們對於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探討卻有必要往前追溯。

麥克萊倫：是的，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的研究既不能僅僅著眼於“意識形態”這一語詞，也不能忽視從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所隱含和指涉的內容來考察其思想。正是基於這種考慮，我特別重視針對馬克思雖未使用“意識形態”語詞、但已隱含其意識形態思想的宗教批判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二者我認為是同源的）的考察。我認為，馬克思對意識形態批判的基本思想寓含在二者之中，或者說，宗教批判與哲學批判是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形成的背景，我們有必要在這一背景中把握其意識形態思想。

林進平：依據您的見解，研究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不僅要研究馬克思那些與“意識形態”直接關聯的顯明的文本，而且要研究那些與“意識形態”間接相關的隱性的文本。那麼，在研究馬克思《資本論》時期的意識形態思想時，就不僅要研究馬克思關於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而且要重視馬克思關於道德、權利和正義等意識形態形式的研究。

麥克萊倫：確是如此。研究馬克思《資本論》時期的意識形態思想，馬克思關於商品拜物教的剖析與批判的確是一個重要文本。但是，僅僅著眼於這一文本去研究馬克思在此時期的意識形態思想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馬克思關於意識形態的思想也具體地體現在他對宗教、道德、權利和正義等問題的剖析與批判之中。忽視馬克思關於這些具體的意識形態形式的思想而去探討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就難以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形成一種具體的、准確的、全面的認識。

問題三：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思想傳承

林進平：您曾指出，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綜合了德國傳統和英法傳統。但我覺得，對於這兩個傳統，您較強調的是馬克思的德國傳統，而不是英法傳統，因為您用了較多的篇幅和論証都是在論述前者。不過，您在書中也說過：“他的樂觀理性主義、他對科學技術的強調、他的歐洲中心主義都是高度的維多利亞式資本主義的產物。”^[4]這句話使我懷疑，德國傳統在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中的地位和作用到底如何？而且，如果再聯系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經驗實証的強調，我們似乎也有理由得出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受英法傳統的影響多於德國傳統的結論。對此，我很想聽聽您的解釋。

麥克萊倫：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認為，馬克思的思想，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都深受德國傳統的影響，從馬克思早期的博士論文到后來的《資本論》都是這樣。特別是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更是備受黑格爾的社會哲學的影響。他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和批判方式本身都具有明顯的黑格爾哲學和青年黑格爾派的印記，在這方面，諸如樂觀主義、歷史精神和批判精神都很明顯。這也是我強調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念的德國傳統的原因。

但是，我也必須承認，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批判理解確實包含有經驗的和實証的因素，這可以說是受到了英法唯物主義的經驗傳統的影響。由於你的這個問題涉及到馬克思思想傳統的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考慮到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包含的歷史主義、樂觀主義和高度批判性，因此他的意識形態思想的德國傳統因素還是要多於英法傳統的因素。

林進平：有學者認為，您的這種強調馬克思思想中的德國傳統的因素，反映了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在研究馬克思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共性。但我覺得，與其說您的研究體現了英國學者的某些共性，還不如說您的研究體現了黑格爾研究者的某種共性。我在想，是否您的黑格爾研究以及青年黑格爾派的研究使您更多地看到馬克思思想中的德國傳統的因素？

麥克萊倫：我想，不論是歸因我是英國學者，還是歸因我是一位德國哲學的研究者，都是在暗示，我的馬克思研究存在一種學術研究的主觀性。對此，我必須承認，我們在研究文本時，的確很難擺脫或超越這種學術研究的主觀性，我們的理解、研究常常受制於我們已有的思維范式或研究對象。但是，我也必須指出，我在馬克思的思想研究上一直持有一種學術的自覺性和警惕性，強調依據文本，依據事實，以免我的研究陷入過多的主觀臆測。

問題四：對意識形態概念的貶義內涵的理解

林進平：在《意識形態》一書的第二章中，您曾指出：“在馬克思自己看來，意識形態的貶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意識形態與唯心主義相聯系在一起，而唯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和唯物主義相對立的：任何正確的世界觀在某種意義上都必定是一種唯物主義觀點﹔第二，意識形態與社會中的資源和權力的不公平分配聯系在一起：如果社會和經濟的安排受到懷疑，那麼作為其一部分的意識形態也會如此。”^[5]簡單說，就是唯心主義的先入之見，以及對現實不平等的遮蔽與辯護這兩個方面。我覺得這一見解非常深刻，但我仍有兩點困惑：

第一，雖然任何正確的世界觀在某種意義上都必定是唯物主義的觀點，但並不是所有的唯物主義觀點都必定是正確的世界觀。比如，馬克思並不認為費爾巴哈的觀點就是正確的，而是覺得他的觀點也是一種意識形態，認為他沒有意識到他的那些關於人性的觀點只是局限於市民社會的狹隘眼界。另外，馬克思也常常從市民社會這一視角去批判意識形態，因此，是否可以說，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所包含的貶義特征是與市民社會相關聯的？第二，假如意識形態是社會資源和權力的不平等分配的產物、反映和補充，那麼，是否就沒必要批判意識形態，而隻需要批判意識形態賴以存在的不平等基礎就可以了？

麥克萊倫：對於你的第一個問題，我覺得你的理解是對的。不過，我要指出，費爾巴哈也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立足於市民社會，從市民社會抽象出人的一般特性為人的自然本性，並以此作為觀察、分析社會的基准。這恰恰是費爾巴哈唯心主義的體現。正因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費爾巴哈在歷史觀上是唯心主義的。

對於你的第二個問題，我想指出，如果因為意識形態是社會資源和權力的不平等分配的產物、反映和補充，就認為沒必要批判意識形態，這是還原論的觀點。它否定了人的積極性，否定了人的主體性在推動歷史進程中的作用。按照這樣的觀點，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也是沒必要的。但如我們所知，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揭開了意識形態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及其對社會現實的遮蔽與辯護，而這無疑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依據馬克思的觀點，對於推動社會進步來說，社會現實的變革固然是根本，但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也仍然必要，因為它本身就是現實的組成部分，是現實的“副本”。

問題五：列寧意識形態概念的經驗和教訓

林進平：在閱讀《意識形態》一書時，我注意到您對列寧的意識形態觀念的介紹與點評，我特別欣賞您的這樣一句話：“布爾什維克1917年的成功意味著列寧對什麼是意識形態的簡單化的論述成為幾代人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學說，特別是他的‘中立的’意識形態概念使它失去了所有的批判的分析力量。”^[6]我很想知道：列寧為何要發展這一“中立”的簡單的意識形態概念？

麥克萊倫：列寧發展“中立”的意識形態概念是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階級斗爭和新興的無產階級政權建設的需要，使得列寧必須將意識形態概念賦予每一個階級，包括無產階級。一方面，列寧相信，在尖銳的階級斗爭中，工人階級需要一個掌握科學理論的先鋒黨來指導工人階級運動﹔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政權的建設也需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給無產階級政權提供合法性支持。在列寧看來，並不是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非科學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虛假的，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科學的，盡管二者都被認為是由社會存在所決定的，但他認為前者反映的是虛假事實，而后者反映的是客觀實際。

林進平：列寧基於現實需要而發展出來的“中立”的意識形態概念不僅使馬克思主義自身成為意識形態，也使意識形態具有濃厚的階級性和政治性。他對意識形態的發展在今天看來也具有明顯的雙面性。那麼，對於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列寧對意識形態的發展有什麼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汲取的？

麥克萊倫：列寧從政治維度對意識形態的探索和發展，對於當時的蘇維埃政權具有一種基於意識形態進行政權的合法性建構的作用，這對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也依然有啟示作用。因為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依然存在一個基於意識形態進行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維護的問題。在這方面，我認為列寧與葛蘭西、毛澤東等人一樣，在意識形態的建構上成績斐然。但是，盡管如此，他的中立的意識形態也削弱了意識形態的批判性與豐富性，使意識形態簡化為一個政治辯護的工具。這樣一來，就很難使其在深層上對資本主義產生一種徹底的批判，並在使社會主義成為意識形態的同時也令其落入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的批判視野之中。

問題六：毛澤東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意義和作用

林進平：我記得在您的《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一書中曾對毛澤東的思想做過五點結論性的點評：

第一，中國的目標是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的協調發展。農民並不因此成為發展政策的犧牲品，而是為了實現此一目標而被調動起來。由於中國共產黨無可爭議的是一個農民的政黨，且農民構成了第三世界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中國能夠成為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榜樣。第二，毛澤東強調思想意識的重要性。由於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學說，因此，有必要把無產階級的或社會的意識灌輸給農民。縮短資本主義（包括發展方面和意識形態方面）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進程，意味著要加強這一灌輸進程。因此，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第三，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的毛澤東的游擊戰爭思想建立在與農民合作的基礎上，它在第三世界國家有著廣泛的影響。第四，中國發展出反對官僚主義的很多斗爭形式，它們蘊含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諸實施，盡管它們始終是在黨的控制之下。第五，毛澤東的思想包含著一個對節儉和為公共利益奉獻的道德的、清教徒式的強調。^[7]

盡管您的這一點評距現在已有30多年，但現在讀來，依然覺得它們對於當代中國具有啟示意義。而且，據我所知，在這30年中，您也一直關注著中國的發展。因此，我很想聽聽您對毛澤東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地位與作用的看法。

麥克萊倫：首先，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沒有在公共基礎設施、水利建設、教育、醫療等方面打下的堅實基礎，中國現在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我想說的是你在這裡所引用的兩點。第一點是毛澤東對黨的官僚主義、政府的官僚化和資產階級的復辟有著獨特的警覺和關注，他一直都強調反官僚主義的必要性，這也是他強調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個原因。這個方面的理論主要蘊含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中。當然，他的這個思想也體現在實踐上，“文化大革命”可以被視為這種實踐的極端表現。第二點就是毛澤東非常關注底層民眾的利益，強調公共利益的地位，強調黨和政府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一點是中國在新時期亟需學習和強調的。

毛澤東對節儉、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責任與公共利益的強調都有利於預防腐敗和防范官僚主義，但是，腐敗和官僚主義的有效遏制主要應依賴於制度的有效約束，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問題七：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可能缺陷

林進平：我注意到，您在《意識形態》中提到過這樣一個觀點：依據馬克思，似乎所有社會主義的實踐觀念都是意識形態的，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法權觀念。為此，我想向您請教兩個問題：第一，既然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意識形態，那麼，這種意識形態是否也存在著唯心主義的先入之見和遮蔽不平等的分配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假如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存在這兩個缺陷，那麼，社會主義國家怎樣才能減少甚至免於這種缺陷？

麥克萊倫：我想，對於第一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雖然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主要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認為它充滿唯心主義色彩和對現實不平等的掩蓋。但他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並不局限於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包括所有階級社會的意識形態，甚至是所有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從《共產黨宣言》和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裡就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當然，我們也看到，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似乎並沒有指向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因此，說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包含馬克思所說的兩個缺陷特征，這似乎缺乏依據。不過，完全否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具有上述缺陷也是困難的，因為馬克思曾經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依然難以擺脫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況且，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又是在社會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要擺脫意識形態的局限就可能更為艱難。

林進平：我在很大程度上認同您的見解。不過，我也注意到，為了避免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強調實事求是，強調新思想，比如中國強調思想解放。而為了避免資源的不平等和權力的不平等，社會主義強調通過國家來干預和協調。但是，這些做法在事實上是否可以緩解和解決上述兩個缺陷呢？

麥克萊倫：我認為，這也許是社會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一種現實的選擇。但是，同樣現實的是，解放思想仍然受制於現實的社會環境和思想狀況。在社會發展相對滯后、思想交流相對有限的社會背景下，思想解放可能同樣會陷入唯心主義。另外，在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思想洗禮和有效的制度約束的情況下，依賴國家權力來對資源和權力的不平等進行再分配，則有可能在現實層面導致更大的不平等。畢竟，反官僚主義要想有成效，不能僅靠道德的自覺性或思想改造，主要還是要靠制度，靠人民的監督。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需如此。

問題八：社會主義是否需要發展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批判維度

林進平：前面我們談到列寧對於意識形態理論的貢獻和局限。列寧的一個局限在於，他忽視了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批判維度。那麼，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有必要恢復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批判維度？

麥克萊倫：是的，我認為有這個必要。這一方面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尚未被揚棄，而只是發展到了更高的、更復雜的階段，因此，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對於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仍有作用。據我所知，當代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就秉持了馬克思這方面的思想資源而繼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社會主義國家，比如中國，已經發展了市場體系，因而也具有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一些因素，甚至是缺陷。因此，恢復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批判維度，對於克服社會主義國家因市場體系而帶來的一些消極因素仍是有意義的。再者，我甚至認為，恢復和發展這種批判維度，對於克服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化困境也會有效。

林進平：按照您的說法，社會主義國家既要發展馬克思意識形態的批判維度，又要建構合乎社會主義國家自身需要、反映自身實際和價值訴求的意識形態。這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沖突，或是否存在一個平衡的問題？

麥克萊倫：我認為二者之間不存在一個平衡的問題，因為二者在性質和指向上都是不同的。當然我也認為，二者之間也不存在沖突。我甚至認為，發展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批判維度可能更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建設，使得后者更合乎實際，更富有說服力。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在理論上能夠說得清楚的，在現實的實踐上也許會相當困難。

林進平：那麼，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在建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方面是否也要發展馬克思意識形態思想的批判維度？

麥克萊倫：有這必要。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思想凝聚了他對現代工商業文明及其價值觀念——特別是現代法權觀念——的批判性思考，而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又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對現代工商業文明及其價值觀念的借鑒和吸收，因此，在建設中國的意識形態時，持有批判性維度，能夠使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更富有活力和開放性。

問題九：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所面對的困難

林進平：說到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問題，我很想聽聽您對當代中國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困境的看法。我想，您是否可以先談談您是如何看待“意識形態的終結”這個觀點，再談談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的困境。因為，假如意識形態業已終結，那麼意識形態的建構似乎就會成為多余的事情。

麥克萊倫：我想，“意識形態的終結”主要是二戰后美國學者看待世界的一種觀點，認為極端國家主義（像法西斯主義）的那種強觀點已經被稀釋，世界正變得界限模糊，變得民主與寬容，世界正走向它的完成或終結。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就是《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但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簡單的、錯誤的。“意識形態的終結”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本身就是美國生活的投射，它反映了美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在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下，世界正朝著一種議會民主的資本主義邁進。換句話說，世界正在美國化，全世界的人也正在變成美國人。而現在，我們已經能夠看得很清楚，歷史和意識形態其實都還遠未終結：美國被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其實力（不是軍隊實力，而是經濟實力）正在衰退﹔而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則變得越來越強大。依我看，隻要有利益沖突，就會有意識形態！在當代，意識形態，特別是政治的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終結的！美國也不可能是世界的終結！

林進平：所以，意識形態的建構對於中國來說仍是一種必然。中國必須面對和繼續探討在建構意識形態方面所要面對的困難。

麥克萊倫：的確如此。在當代，中國在建構意識形態的過程中會碰到很多困難，但我認為，當代中國在這方面的最主要困難是權力腐敗和城鄉差距的擴大，因為它們直接動搖了民眾的信任基礎。

每個國家，包括中國，都有一個權力腐敗的問題。因為一個高度官僚體制的國家很容易與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勾結在一起。企業由於需要獲得各種許可才可以從事經營，而在官僚主義嚴重的情況下，企業傾向於用金錢打開通路。記得在訪問孟加拉國時，我曾經問當地的一個富商為什麼能夠那麼富有。他說，很簡單，隻要向政府購買進口的壟斷權就能致富。而你知道，這是絕對的腐敗！很多事實都表明，一個國家越是腐敗，民眾的信任就會越低，社會也就越不穩定。

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是相似的。盡管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差距也很大，但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就必須讓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如果差距大到超過了人的基本生存保障，政府就很難獲得民眾的認同，社會就難以維持穩定——因為人民是直接從自己的生存狀況去感受政府的意識形態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首要考慮的是和平、穩定、統一。但也正因為中國是個大國，所以其內部的差異性和沖突性也就相對復雜，從而給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意識形態建設提高了難度。同時，也因為中國是個大國，所以世界對中國就多了些防范。盡管中國愛好和平，但美國和日本還是未能釋懷，這使得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也面臨著來自這些國家的挑戰。

此外，我認為蘇聯最后倒向資本主義，也給社會主義國家樹立了一個壞的榜樣。當然，蘇聯的倒向並不說明社會主義行不通，而是說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行不通。但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還是帶來了許多壞的影響。

由於我對中國的了解還不夠具體，我暫時想到的也就是這些，謝謝！

注釋：
[1][2]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57頁和第95頁注釋11、第265頁。

[3][4][5][6] [英]戴維·麥克萊倫：《意識形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13、34頁。

[7] David McLellan,Marxism after Marx,Harper %26 Row，1980，pp.260-261.

（作者： David McLellan，英國肯特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客座教授﹔林進平，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 2010—2011年肯特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