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空間生產理論研究的邏輯、問題與趨勢

1974年列斐伏爾出版了都市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空間的生產》，此后，關於空間生產的研究成為西方理論界的一個重要話題。西方理論界研究的“空間轉向”開啟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不僅形成了諸如都市學研究、城市化研究等諸多理論論域，就社會科學的發展而言，空間維度也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向度，空間認識論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論。另一方面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現有的研究又有明顯的不足與欠缺，一些理論觀念也值得商榷，這限制了這一理論研究的深度與對現實批判的力度。本文擬在這方面談談淺見，以期引起更多的討論。

一

空間生產和空間批判問題的提出既是一個理論邏輯的發展進程，更是一個實踐發展的進程。實質而言，只是在進入現代歷史進程之后隨著城市化的大規模展開，空間生產才真正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在理論上被自覺地加以反思和批判。古典社會中，在生產水平相對低下基礎上的自然村落的分散性和基於自給自足經濟的相對孤立性，使得空間問題無法進入人們自覺的理論視野。進入現代社會以后，隨著大工業生產的需要，不僅城市發展由古典城市轉變為現代城市，更重要的是展開了大規模的城市化歷史進程。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表征就是現代城市的規劃與構建。城市化的大規模迅速發展是現代性發展的產物。現代性發展在帶來了物質資料和社會關系日益豐富的同時也招致了巨大的負面效應和問題。在對現代性問題批判和反思的進程中，作為現代性的重要表征的現代城市的規劃與構建也逐步進入了人們反思的理性視野。在這樣的背景下，空間生產和空間批判才真正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在理論上被自覺。

作為理論邏輯的發展進程，空間問題被作為社會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提出是對經典社會理論中空間缺失現象反思和批判的直接結果。隨著現代性問題日益展現及對其反思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空間問題在社會理論研究中的基礎性與核心性。與此同時，經典社會理論中沒有給空間問題足夠重視和應有地位的缺陷也日益顯露。在經典社會理論中，時間向度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闡發，而空間問題則是忽隱忽現的。福柯指出：“空間以往被當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証的和靜止的東西。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辯証的。”^[1]大衛·哈維也認為：“馬克思、馬歇爾、韋伯和涂爾干均具有以下的相同點：他們在考慮時間、歷史與空間、地理的問題時，總是優先考慮前者，而認為后者是無關緊要的，往往視空間和地理為不變的語境和歷史行為發生的地點。”^[2]愛德華·蘇賈把這歸咎於歷史決定論的統治，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裡，一種執著的歷史決定論掩蓋了隱蔽的空間化，使得這種空間化近乎完全處於以后50年批判性質疑的視野之外。^[3]在這樣一種理論背景下，20世紀后半葉西方社會理論研究產生了一個重要的轉向，空間成為一個主要的議題，以往給予時間和歷史的青睞被轉移到空間問題上來。如同福柯所指出的，社會理論的空間化歸因於哲學觀念的轉變、時空體驗的轉型以及學科分工的轉變。

在西方關於空間生產和空間批判的理論研究中，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正是在列斐伏爾的努力下，空間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關於空間生產的理論也在各個領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西方理論界關於空間生產和空間批判的理論研究大致可以用“一個背景、三條線索、兩種立場”來概括。“一個背景”是指現代性反思和批判的宏觀歷史背景。空間問題正是在對現代性問題批判和反思的進程中逐步發展成為社會理論研究的一個核心和基礎的議題的。“三條線索”是指空間生產和空間批判問題研究的三種基本狀況或思路。它們之間並不是截然分開而是相互交叉和影響的。第一，以福柯等人為代表在立足於后現代主義立場對現代性問題進行反思和批判時以特定的方式反思了空間的有關問題。福柯之后，空間維度成為眾多現代性批判理論家闡釋問題的一個基本維度。第二，以列斐伏爾、卡斯特等人為代表的都市社會學研究。強調空間性和社會性、歷史性一樣都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的內在理論視角，從空間視角出發分析社會關系的建構。第三，以哈維、蘇賈等人為代表的人文地理學或后現代地理學的研究。從人與自然地理的關系出發思考、探討階級、種族、性別等問題同社會生活空間性的關系，反思由此凸顯出來的差異與認同的文化政治。“兩種立場”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出發做出的梳理區分，一是指以列斐伏爾、哈維等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一是指以吉登斯、蘇賈等人為代表的一般社會學立場。

就理論邏輯而言，不同的研究立場和研究路向有著各不相同的具體理論邏輯，學者們各自的研究興趣、探討的重點以及話語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在這樣的意義上，西方關於空間問題的理論研究毋寧是看作一種思潮而不是一個學派。另一方面，作為對新時代全球化發展實踐的理論反映，作為對負面問題和效應日益暴露的現代性構思的理性反思，作為對經典現代社會理論研究的方法論缺陷的批判，西方關於空間問題的研究又具有一些共同的傾向，在宏觀上呈現為一個統一的或整體的理論邏輯，各種不同的具體研究思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納入到這個整體理論邏輯中來。這種整體邏輯可以從三個基本方面給予描述。

首先，社會理論研究方法論維度的轉換：從對時間向度研究的側重到對空間向度研究的強調。這包括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第一，對傳統經典社會理論研究方式的反思與批判。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理論家們在審視當代社會發展時首先對傳統社會理論研究中空間維度的缺失和遮蔽進行了反思和批判。約翰·厄裡就認為：“從某些方面來看，20世紀社會理論的歷史也就是時間和空間觀念奇怪的缺失的歷史。”^[4]列斐伏爾認為，馬克思關於資本的研究就其核心來說主要是時間維度的探討，從時間維度闡述了剩余價值的榨取，而忽視了商品世界或者說資本運動既存在於時間之中也存在於空間之中。第二，在對傳統社會理論研究方式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理論家們強調要實現社會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的轉換，把空間認識論作為審視社會現象、透視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方法。列斐伏爾強調，需要將空間和地理的分析融入馬克思主義，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空間的一面，使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純粹時間的魔力中解放出來。卡斯特、哈維等人強調，階級、種族、性別以及種族歧視等問題都需要空間視角的審視才能得到深度的澄明。吉登斯在其結構化理論中把時間和空間放在了核心位置，圍繞社會系統在時空延伸方面的構成來建構理論體系，發展出了諸如區域、脫域、共同在場等與空間相關的概念。馬克·戈特德納則在列斐伏爾、卡斯特、哈維等人的基礎上提出了城市研究的“社會空間視角”，試圖將更多的因素納入到城市空間的分析框架之中。第三，在強調社會研究的空間向度、把空間認識論作為基本方法論的同時，對空間的認知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兩個方面是聯系在一起的。傳統的社會理論研究，即使涉及到了空間問題，也是忽隱忽現的，隻具有從屬地位，另一方面空間本身也“被當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証的和靜止的東西”，空間通常隻具有場所的意義，被當作物質生產的器皿和媒介。為此，列斐伏爾呼吁：“我們再也不能把空間構想成某種消極被動的東西或空洞無物了，也不能把它構想成類似‘產品’那樣的現有之物……空間這個概念不能被孤立起來或處於靜止狀態。”^[5]空間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場域更是物質生產的構成要素。“就其生產性地位作用而言，並作為一個生產者，空間（或好或壞地被組織起來的）成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6]蘇賈則提出了“第三空間”的概念，試圖顛倒傳統二元對立的空間思考模式。

其次，空間生產的歷史本質：對空間的社會分析。在指明社會研究中空間向度的基礎性地位與價值之后，理論家們就空間與社會結構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辯証關系在各個論域展開了全面的論述，把社會歷史的辯証法闡發為一種“社會空間辯証法”。第一，從自然空間到社會空間：強調空間的社會性及其歷史建構性。傳統理解的空間主要是自然哲學意義上的，具有自然的固定性和不變性。即使談到空間與社會的關聯性也僅僅限定於場所、社會存在的自然條件的意義上來理解，空間是社會互動的形式。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具有社會性的，“空間裡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7]。自然哲學意義上的空間具有中立的、“純粹”的性質，而在列斐伏爾的筆下，空間是被有目的地生產出來的，是政治經濟的產物。哈維進一步強調：“空間與時間實踐在社會事務中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們始終都表現了某種階級的或者其他的社會內容，並且往往成為劇烈的社會斗爭的焦點。”^[8]強調空間的社會性也就意味著空間是被歷史地建構的。實際上，當理論家們強調空間不應當“被當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証的和靜止的東西”來理解時，其意指即在於空間的歷史建構性。第二，空間生產：社會政治和空間意識形態過程。空間的社會性不能僅僅從空間是物質生產的器皿或媒介的意義上來理解，一方面空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參與了物質生產過程和歷史進程，另一方面空間本身又是社會生產的后果。因此列斐伏爾斷言社會空間就是社會產品。空間的歷史建構實質而言就是空間本身的生產。由此，空間與生產的關系就從空間中的生產發展到空間本身的生產。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生產就是空間被開發、設計、使用和改造的全過程。這樣來看，空間的生產或者說空間的形成就不再是單純自然的過程而是和利益密切相關，是現實利益角逐的產物。在這樣的意義上，“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它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9]。因此，空間不僅是一種生產資料而且是一種消費對象，同時也成為國家的政治工具：階級斗爭介入了空間生產。第三，在指明空間的社會性與生產性的基礎上，理論家們從空間的社會性出發就空間與社會現象或社會結構的關系展開了全面的論述，意在闡明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的空間基礎、空間機制和空間方面的動力。福柯認為，在現代社會，空間既是權力運作的場所和媒介，又是權力實踐的機制。他強調，空間既是任何公共生活的形式的基礎，又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10]吉登斯承襲並拓展了福柯的討論，將時間—空間關系直接與權力的產生與統治結構的再生產緊密聯系在一起。布爾迪厄從實踐和符號的角度厘清了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關聯以及空間與階級之間的復雜關系。卡斯特的新城市社會學理論則明確把城市空間看作是社會結構的表現，城市空間的歷史建構的背后是社會結構的演進與發展。馬克·戈特德納批評傳統城市社會學過分注重技術在城市發展中的推動作用。他強調，社會與空間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關系，一方面人類在社會結構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間中行動，另一方面人們又可以通過創造和改變空間來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如果說戈特德納強調的是人通過創造和改變空間而推動社會發展，蘇賈則把空間本身闡發為社會發展的動力。蘇賈把空間辯証法理解為三個基本方面：社會關系中的事件通過空間而形成﹔社會關系中的事件受到空間的限制﹔社會關系中的事件受到空間的調解。當他認為社會事件受到空間調解的時候實質上就是把空間本身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

再次，空間研究的深層指向：對當代資本關系的批判。理論家們在全面闡述了空間和空間生產與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的關系之后，深層理路上都指向了對當代資本關系的批判。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理論家們在政治立場上是完全一致的。列斐伏爾、哈維等人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直接指向了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福柯、吉登斯等人則立足於激進的后現代主義社會學對現代性危機和當代社會的一些不合理現象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在這樣的意義上，把他們歸為后現代主義理論家或者資產階級左翼知識分子政治立場更為准確些。另一方面，他們的這些觀念又是當代資本批判理論的有機構成部分，對於把握當代資本關系發展的特點與趨勢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空間生產理論對資本關系的批判包括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第一，空間的資本化、空間生產的狹隘手段化。空間作為生產要素參與物質生產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空間成為剩余價值生產的途徑，人們通過生產空間來逐利，與空間相關的一切都成為生產剩余價值的中介與手段。“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線，都納入了生產力與產物之中。都市結構挾其溝通與交換的多重網絡，成為生產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種設施（港口、火車站等）乃是資本的一部分。”^[11]第二，資本意識形態滲透並主導了空間生產的全過程。空間不僅作為生產要素而存在，同時也作為社會生產的后果、作為社會產品而存在。資本不僅把空間作為追求剩余價值的中介和手段，而且內在地要求滲透並主導空間生產的過程，這樣生產出來的產品即空間才更能符合資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的需要。現代城市規劃是資本意識形態對空間生產過程統治的經典案例。第三，與上述情況相聯系，空間以及空間生產已經成為政治工具，階級斗爭介入了空間的生產，空間本身內涵著階級與權力的不平等，而其背后根本的支撐力量在於資本！把空間生產或城市規劃看作是中立的或者是純粹科學的與技術的過程，是資本的意識形態神話。

二

西方理論界關於空間生產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首先，空間問題的重要性得到了深度的揭示。雖然不能說在經典社會理論中空間問題完全被遮蔽了，但確實不是專門的研究對象，空間向度也沒有作為審視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維度和視角。姑且不論蘇賈等人對歷史決定論的歸咎是否合理，他們確實指出了經典社會理論研究中空間維度闡釋不足這一事實。其次，把空間認識論作為社會研究的基本方法論，西方理論界的“空間轉向”開啟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理論視野、理論方法、理論范式的轉換與創新，一方面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經典社會理論研究，空間維度的審視和再敘述使得經典社會理論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平台和更為完善的構架﹔另一方面又開創並發展了諸如都市學研究、城市化研究等諸多理論論域和學科，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科學的發展與繁榮，強化了對現實問題比如城市化問題的研究。再次，對空間的社會性的反思、追問、分析和闡釋，改變了以往單純從自然科學或自然哲學的角度來理解空間的狀況，空間不僅是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也是各門社會科學思考的對象，空間成為連接和溝通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節點。對空間本質的這種深層把握實質而言就是一種新型的空間哲學。第四，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把對空間和空間生產的理論分析指向對資本關系的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理論價值。雖然我們尚不能明確做出西方的空間生產理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判斷，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批判理論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借鑒價值。歷史唯物主義資本批判理論的現實發展與當代出場應當、也需要把這些理論觀念納入到自己的整體理論體系中。換個角度而言，歷史唯物主義及其資本批判理論不僅需要歷史維度的闡釋也需要空間維度的構建。在這方面西方空間生產理論無疑具有探索性的地位和價值。

另一方面，雖然西方理論界關於空間和空間生產的理論分析具有開創性，但是現有的分析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和局限。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理論家們的一些具體觀念也是值得探討和商榷的。這些問題的存在弱化了理論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也就不能真正闡明空間問題的最終歷史出路。

第一，理論家們批評經典社會研究缺乏空間視野，強調空間研究的重要性，這當然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與此同時空間生產理論家們在批評、反對一個極端時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理論家們把空間尤其是城市空間放在了理論的絕對中心地位，過於看重空間的重要性而淡化甚至忽視了城市社會研究和資本批判的歷史維度。換言之，關於空間生產的研究主要在共時性向度上展開，集中於當代城市建構中的社會問題，而沒有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總體視角去理解和探討空間生產的歷史發展。這樣也就不能真正闡明城市化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列斐伏爾、哈維等人把空間生產問題研究明確指向了對當代資本關系的意識形態批判，但由於缺少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對空間生產發展歷史及其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關系的系統闡釋，這種批判只是在空間生產的當代橫斷面上展開。這樣，由於缺乏總體的歷史性視野，就不能指明空間生產的歷史發展與資本關系的歷史邏輯之間的關系，從而限制了他們對當代空間生產和城市問題反思的深度，也就不能指明城市化發展的歷史出路。也就是說，關於空間和空間生產的理論探討，不僅需要結構性分析也需要過程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把當代空間生產狀況放置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體歷史進程中來理解和分析。

第二，在空間問題產生的根源這一問題上，理論家們表現出了模糊的、矛盾的理論觀念，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從人性、從個人的主觀性出發來理解和闡述空間問題。這必然給當代空間生產理論涂上主觀主義色彩，弱化甚至遮蔽了空間問題的社會性根源，從而侵蝕了這一理論的批判性。列斐伏爾一方面強調空間生產的現實實踐基礎，認為空間生產無論是在概念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是新近產物，主要表現為具有一定歷史性的城市的急劇擴張、社會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間性組織的問題等各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把“空間看作是創造性自由這一人的屬性的作為，是人的願望的自發表現”^[12]。在空間生產及其發展進程中，無疑人是主體，空間生產過程中表現了人的主體性。但是一方面這種主體性不能歸結為普遍的人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從人的主觀性、主觀願望來理解這種主體性。當列斐伏爾把空間生產及其問題歸結為“人的願望的自發表現”時就走向了歧途。福柯與列斐伏爾不同，致力於考察權力、知識與空間的關系，研究權力如何借助空間發揮作用，而空間又是如何展開自身特有的權力實踐的。但是，在福柯的討論中空間與個體關系是其理論的重心，這樣，空間的權力實踐就轉變成了個體的行動意志。戈特德納批評傳統城市社會學片面強調技術在城市發展中的推動作用也是對的，但是當他強調人類在社會結構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間中行動的同時，又通過創造和改變空間來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時，就給主觀主義的理解留下了余地，似乎空間的創造和改變僅僅源自於人們的主觀需求和欲望。空間生產、城市發展並不是單純從人的主觀需求和欲望就能得到充分的解釋的。

第三，在社會發展的空間動力以及空間問題的歷史出路問題上，理論家們一方面闡釋了一些合理的理論觀念，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了理論的失誤和不徹底性，從而未能指明當代空間問題的未來趨勢。理論家們重視並強調空間因素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力圖闡明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的空間基礎、空間機制和空間方面的動力，這無疑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是，一方面理論家片面強調了空間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遮蔽了時間維度，空間因素似乎成了社會發展的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動力機制，這是有失偏頗的﹔另一方面，一些理論家在強調社會發展的空間機制和空間動力的同時又對空間作主觀的、精神的解釋，這就陷入歧途。蘇賈一方面強調社會關系中的事件受到空間的調解，另一方面從其“第三空間”視角出發，把都市空間看成既是真實的又是想象的，既是事實又很實際，既是結構化個體的位置又是集體的經驗與動機。^[13]從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來看，蘇賈的這一理論觀念存在重大失誤。理論家們關於空間問題的歷史出路的討論，由於總體上遮蔽了歷史維度，沒有能夠在人類歷史的總體發展進程中來審視空間生產與當代城市問題，其失誤在於：一，把空間生產隻看作是當代問題，忽視了空間生產的歷史進程，這樣空間生產隻具有時代性或者說斷代性而不具有歷史性。事實上，理論家們很少討論空間生產的歷史趨勢問題。其二，看到了資本關系與空間生產的密切關聯性，沒有看到資本關系的發展和空間生產的發展遵循的是兩種不同的歷史邏輯，是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把空間生產與當代資本發展等同看待。這樣，在他們的觀念中消滅了資本關系也就消除了空間問題﹔全面批判資本關系也就必然對當代城市化發展持拒斥態度。雖然理論家們沒有明確作出這樣的結論，但是按照他們的觀念可以把握到這樣的思路。這樣一來，對空間問題未來趨勢的合理看法也就不可能產生。

三

了解了關於空間生產現有研究的理論價值及其存在的問題，也就明確了這一理論研究的發展趨勢以及把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的出路。在社會歷史發展總體進程的視野中審視空間生產的歷史發展，在此基礎上展開對當代空間生產、城市問題和資本關系的歷史性批判，闡明空間問題發展的歷史邏輯，這成為當代空間生產理論發展的新論域。

正如列斐伏爾所指出的，空間生產就是空間被開發、設計、使用和改造的全過程。這一過程根本上來說就是從自在的自然空間向“為人”空間不斷地轉化的過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話語來說就是自然的“人化”過程。這一過程在兩個向度上展開，一方面是物理空間范圍的不斷擴展，越來越多的自在的自然空間轉化為人的現實活動的空間，另一方面是“人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隨著人們改造活動深入，空間產品的具體形式越是遠離自在空間的原初狀態。空間的開發、設計、使用和改造是通過物質資料的空間重置或重構來實現的，空間生產實質而言在於通過對物質資料的空間重置或重構創造出更加符合人的需要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所謂空間產品的具體形式越來越遠離自在空間的原初狀態，是指物質資料的具體存在形式及其空間配置關系越來越遠離原初的自在狀態。整個人類歷史也就是自然的“人化”不斷發展的歷史，“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14]。在這樣的意義上，作為自然“人化”過程的空間生產與人類的歷史發展相伴隨，整個人類發展史也是空間生產的歷史，是空間生產不斷拓展和擴張的歷史。

空間生產的發展不僅是歷史發展的表現，同時也構成了歷史發展重要的動力機制。空間生產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生產，空間生產的產品不僅是生產活動的結果同時又構成了進一步社會生產（無論是物質資料的生產還是空間本身的生產）的基礎和前提。當空間產品被應用於進一步的空間生產的時候，帶來的是更多數量、更高質量和更高層次的空間產品﹔當空間產品被應用於進一步的物質資料生產的時候，帶來的是物質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物質資料的進一步豐富。一定意義上來說，空間生產的發展程度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的表征。作為社會生產的基礎和前提，空間在兩個意義上體現著物質生產的發展與提升：第一，社會擴大再生產。擴大再生產的根本之點就在於通過生產的空間規模的擴張來獲得更多的產品。空間生產越是發展越為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可能。第二，空間與時間的置換。生產總是需要持續一定的過程，分為各個階段，如果把各個生產階段的任務同時由各個不同的生產主體來完成，產品的完成時間就大大縮短。這實際上是通過空間擴展來壓縮時間從而提升勞動生產率。在生產的實際發展中，這兩個方面總是交織在一起的，共同體現為空間生產的發展。因此，空間生產的發展程度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是一致的，空間生產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要的基本途徑和表現方式。

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從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還在另一個方面表現出來，即生產要素（人口、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的集中。生產要素越是集中，各種生產要素結合的規模越是擴大、結合方式越是合理化，社會生產效率越是提升，社會生產力越是得到發展。這實際上是空間生產構成歷史發展動力機制的另一種表現。我們已經指出，空間生產的實質在於實現對物質資料的空間重置或重構。空間生產的發展過程就表現為生產要素不斷集中和優化組合的過程。空間生產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生產要素的集中及其組合表現為一個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進程。同時這也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証進程。隨著人口的聚居和生產資料的集中，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和程度之后就開始了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城市的出現是空間生產總體歷史進程的階段性質變的表現，也是空間生產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城市的建構及其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以及社會關系的豐富和發展，某種意義上，城市化的發展程度是人類的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發展程度的標杆。從人類發展的終極價值目標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言，城市化發展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和必經途徑，城市化發展的后果一方面是生產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的豐富。

由此來看，資本關系的發展與城市的歷史發展是兩個有著根本不同但又密切聯系的歷史進程，它們遵循的是不同的歷史邏輯。資本的本性在於實現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而資本的增殖產生於生產領域，通過流通領域而實現。因此，資本關系總是內在地要求不斷發展社會生產，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在這方面，城市在發展社會生產方面的巨大歷史價值對於資本而言就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資本順應並極大地促進了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不僅實現了從古典城市到現代城市的轉變，而且開啟了整個人類生活的城市化進程。“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15]正是由於這樣，只是到了資本的生產方式得到充分發展的現代社會，空間問題才真正有條件作為一個理論問題被提出和討論。也正是由於這樣，現代城市化進程和資本發展過程被理解為同一個歷史過程。另一方面，盡管在事實上資本關系促進了現代城市化發展——這也是資本關系歷史進步性的表現，但就歷史邏輯而言，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歷史進程。毋寧說，是資本順應了空間生產或城市發展的歷史趨勢。盡管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它們是重合的，但是按照其各自的歷史邏輯，它們必然會呈現出矛盾與分裂，資本狹隘的歷史邏輯本性必然不斷地表現出歷史的不合理性。當代城市建構中的各種空間問題就實質而言是資本狹隘本性的危機表現。

對當代由資本關系引發的各種空間問題的反思與批判從特定視閾凸顯了人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一終極目標的理想價值和現實意義，空間生產的歷史發展昭示並彰顯了通向這樣目標的歷史趨勢。審視空間生產的歷史發展不僅要宏觀闡明空間生產的發展規律與歷史趨勢，同時也需要闡明空間生產與社會生活辯証作用的具體內容，而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生產理論。

注釋：
[1] M.Foucault，“Questions on Geography”，In C.G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STBX〗1972-1977，New York：Pantheon.1980,p.70.

[2] D.Harvey，“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In Gregory and Urry(eds.),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London：Macmillan,1985,p.143.

[3] [美]愛德華·蘇賈：《后現代地理學》，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54頁。

[4] [英]約翰·厄裡：《關於時間和空間的社會學》，載黃順星等編：《社會理論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頁。

[5][6] [法]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新版序言》，載張一兵主編：《社會批判理論紀事》，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頁。

[7] [法]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載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頁。

[8] [英]哈維：《后現代狀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99頁。

[9] [法]列斐伏爾：《空間政治學的反思》，載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第62頁。

[10] [法]福柯、雷比諾：《空間、知識、權力》，載包亞明編：《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頁。

[11] M.Gottdiener，New Urban Sociology，NY：McGraw-Hill Companies，1994，p.49.

[12] M.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Cambridge：MIT Press，1977，p.92.

[13] 包亞明：《第三空間、后大都市與文化研究》，載包亞明編：《后大都市與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31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76—277頁。

（作者：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