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論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的學說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歷史，並在當今世界持續發揮著它強大的批判力量，而唯物主義則是其整個學說的基礎。在社會歷史領域中，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可以說我們再熟悉不過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的表述是十分明確和直接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1]作為社會存在核心的經濟條件決定了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的表現形態，政治、宗教、教育、媒介、藝術等等都受到經濟關系的制約。經濟的這種基礎作用，在馬克思主義后來所遭遇的批評和反思中被稱為“經濟決定論”。人們懷疑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這種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於共產主義運動的挫折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勝利。許多復雜的歷史現象，包括今天的女性主義、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反全球化等“新社會運動”，也都難以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中得到完整的解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表后，從黑格爾的角度挖掘早期馬克思思想中的人本主義因素，就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重要工作。葛蘭西對文化控制在政治控制中的重要作用的強調，對文化領導權的具體實踐場所的分析，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對文化分析的關注等都較早地反映了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修正。

當代文化研究的發展正是從文化和意識形態角度重新闡釋世界狀況的一種努力。他們更傾向於用一種復雜的眼光來進行社會分析，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交叉學科方法和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等。在后現代思潮影響下，二元對立的本質主義思維遭到了嚴厲的批判。例如，拉克勞和墨菲就堅決反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二元模式。但無論怎樣，從法國結構主義開始，出現了后現代文化、消費文化、媒介文化、視覺文化等文化研究潮流，西方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的興趣日甚一日。相反，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樣的概念則再也不願提及。當然，對資本主義文化霸權、意識形態統治的批判可以說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的研究。但是，我們仍然隱隱約約地感到，經濟決定論固然存在局限，但今天的文化研究潮流是否過於忽視了經濟的重要作用。事實上，無論現實多麼復雜，各種現象有多麼“文化”，但隻要稍微注意一下世態萬象，小到鄰裡家庭紛爭，大到國際外交博弈，各種冠冕堂皇的遮羞布后面，仍舊是赤裸裸的經濟利益。歷史無需拉得太長，至少從資本主義誕生那天起，世界顯得就是如此。這樣一來，文化研究在給我們長期的興奮之后，多少給人一種撓不到痒處的感覺，甚至有時候懷疑，文化研究會不會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至少在客觀上起到的是一種共謀的作用。

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是當代英美世界著名的后殖民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她一方面注意到經濟決定論的局限，但同時也看到文化主義的危險。她通過解構主義的透視鏡，重新審視和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研究和經濟視野之間的對立，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

斯皮瓦克認為，應該用解構主義的“擦除（under erasure）”的方式來對待經濟文本。正如德裡達認為“超驗性批評”（transcendental criticism）總是存在“欠缺”和“超出”的地方^[2]，斯皮瓦克也認為，經濟決定論作為一種超驗性批評，同樣也存在這樣的欠缺和超出。總體上說，斯皮瓦克認為馬克思的早期作品由於關注的是歐洲19世紀工業社會背景，但同時從中得出的卻是整個人類的解放藍圖，這種哲學上的普遍主義傾向遮蔽了不同區域和不同歷史階段的特殊性，甚至在倫理上忽視了工人階級以外的受壓迫者，最為明顯的就是對女性的忽視。從女性所遭受到的壓迫和剝削問題上看，斯皮瓦克十分注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的闡釋力量，但是十分明確的是，僅僅從經濟的角度還無法對此進行充分說明，因為這其中還有著相當復雜的性別文化和民族文化問題。

與多數文化研究對經濟決定論的反思和批判不同，斯皮瓦克對經濟決定論的“擦除”是解構主義意義上的“抹擦”。也就是說，“擦除”並不意味著徹底消除，而是在承認經濟對社會生活的強大影響，承認其無處不在的重要性的情況下，對本質主義意義上的“經濟”概念，以及作為具有最終決定意義的“經濟”概念進行質疑，而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把自己僅僅局限在文化批判的領地。

她認為，對經濟文本的“擦除”，質疑經濟概念的最終決定意義，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對經濟概念重要性的肯定。也就是說，解構意義上的“擦除”，不只是一種否定姿態，也同樣是一種肯定姿態，經濟文本與文化文本並不是一種相互排斥的關系，而恰恰是一種相互共謀的關系。斯皮瓦克的這種看法一方面看到了文化維度在經濟決定論問題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主要是針對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忽視經濟維度的傾向。她指出，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是，盡管資本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提供的是人道主義話語，但卻是在默默地通過“唯物主義”的價值預設做事情，而第一世界中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卻不在“唯物主義”的主體預設框架內去提價值的問題。文化研究的這種“怪現象”體現的正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經濟和文化的二元對立思維。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人們能設想的最好情況就是不斷打破這種二元對立，首先考慮到文化與經濟價值系統的共謀幾乎在我們的每一個決定中起作用的事實，其次也要認識到另一個事實，即經濟化約論確實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危險”^[3]。

正因如此，斯皮瓦克在文化研究盛行的情況下，提出重新闡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並重新強調經濟維度對於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意義。

首先，斯皮瓦克重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並為其辯護，是與她對全球化境況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的關注分不開的。她認為，像鮑德裡亞和巴塔耶這樣的后現代批評家，他們對馬克思的閱讀、對價值和資本主義邏輯的分析都很少涉及第三世界國家被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的問題，即使涉及到，也是為了對西方世界進行理論化的需要。因此她認為，任何對於價值的勞動理論的批判都忽略了第三世界，忽略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勞動分工。^[4]而事實是，今天的國際勞動分工已成為帝國主義在新時期採用的一種新形式的危機控制方式，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資本主義殖民掠奪和政治控制的繼續，斯皮瓦克也把這稱為“新殖民主義”。全球化的最終目標，仍舊體現為一種經濟上的控制和掠奪，因此文化研究是無法真正解釋這一切的。她認為，聯合國力圖建立的世界經濟新秩序以及萬隆會議以來的“新國際”，都被証明沒有起到任何實質性的作用，因為《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等並沒有有效地改變第三世界的低廉勞動力尤其是婦女所遭受的剝削。有鑒於國際法與國際資本之間的共謀，她對“新國際”表達了自己的強烈質疑：“換句話說，新國際是怎樣如此‘新’的？對歐洲左翼自由主義而言，也許是如此，但南方為何應該對這一工程感到某種程度的信心？”^[5]應當得到承認的是，南方國家維持著北方國家的高能耗生活。

另一方面，斯皮瓦克對經濟問題的關注也是一種提醒，即提醒人們不能被西方國家的所謂“社會主義化”和“高福利”的優越生活所蒙蔽。盡管隨著中產階級的人數增加，勞資矛盾的緩解，資本主義沒有向馬克思說的那樣朝著“墳墓”的方向前進，盡管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被整合進資本主義體系，資本主義似乎在角逐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盡管世界的高科技、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等等世界政治經濟局勢似乎表明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過去，但斯皮瓦克認為，這些改變僅僅局限於西方國家內部，而今天的世界經濟關系是全球性的，一旦我們真正從全球視野來考察西方的改變，就會更加明確地發現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間的矛盾：全球化趨勢下的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不是縮小而是加大了南北發展差距，南方國家支撐著西方國家的高能耗生活。有鑒於資本的強大力量，在維持現有世界經濟秩序的情況下，南方國家的債務永遠不可能按照艾哈邁德說的那樣被簡單取消。因此，從文化上看，西方民主國家的確變得更加“自由”了，內部的階級矛盾也“消失”了，並且成為“非自由”的第三世界精英的“移民天堂”。但是，這種優越的文化再現並不能真正掩蓋它背后的財富支撐。也許正因為如此，斯皮瓦克認為必須重新認識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的重要性，因為勞動價值理論揭示了價值創造的最基本的來源，那就是勞動。《資本論》的主題不是告訴我們工人是犧牲品，而是告訴我們工人是社會財富的力量。因此我們也許應該說，是“勞動力”而不是“工人”才是馬克思最為規范的術語。^[6]

斯皮瓦克通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進一步把第一世界優越的物質條件、自由民主和人權化的文化再現，尤其是西方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一系列“人道主義援助”等施惠行為同整個殖民歷史以及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資本家—自由勞動力”模式聯系起來，更加清晰地解釋了今天的南北關系實質。第三世界國家由於西方殖民歷史而造成的沉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負擔，使得它在脫殖之后的發展面臨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使得它不得不處於一種依附於發達宗主國的狀態。同殖民時代相比，那種被動的強制性如今變成了“主動的”強制。因此，擺脫殖民統治后的民族國家所獲得的“自由解放”無論如何都會讓我們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那些勞動力的“自由”，即一種依附性的自由，一種出賣自己的自由。這樣看來，民族國家的獨立並不意味著結束了被第一世界國家剝削的命運，相反，它更像是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的一個階段的完成，即一種世界范圍的“原始積累”的完成。在這個積累歷史結束后，第三世界國家不得不出賣自己低廉的勞動力和原材料，而西方國家則通過販賣自己的高附加值產品、過時技術，通過經濟援助和附加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條件來維持這種新的殖民關系，同時消除自身的內部階級矛盾和調控自身的各種危機。因此斯皮瓦克認為：“當代國際勞動分工是19世紀領土帝國主義瓜分領域的一個替代。從資本邏輯的抽象角度看，隨著工業資本主義和貿易政府的重新抬頭，既通過被支配的本土資本家，也通過那些未受保護的流動勞動力，一群國家（基本上是第一世界）處在了資本投資的位置，而另一群（基本上是第三世界）則提供了投資的場所。”^[7]

這也讓我們看到，斯皮瓦克為什麼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在分析資本全球化時代的過程中的有效性。因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關系不僅是殖民歷史中的領土帝國主義的替代和延續，同時也能夠有效解釋今天西方國家的優越生活風格和內部階級矛盾的消失。這也是一種矛盾的替代，即對“工人—資本家”模式的有效替代，因為通過殖民主義的漫長歷史，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積累財富基礎，找到了新的財富來源，因此其內部矛盾沒有出現馬克思所說的發展和激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問題的解決，而是把矛盾從階級之間轉移到了國際之間，而國內則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具有同一利益立場的資本家集團，共同站在了斯皮瓦克說的投資位置。殖民歷史不僅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矛盾轉移，同時也在經濟和文化兩方面完成了國際間的“原始積累”，成為全球化時代新的危機控制方式的前奏。高科技時代一方面解放了人，使得人更加“自由”，另一方面卻沒有人注意到這種自由所遮蓋的經濟威脅，因為實証主義隻注重實際結果，引導人們隻看到眼前的直接性經濟關系，隻看到高科技和財富的關系，而高技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技術統治方式則把經濟脅迫和勞動剝削隱藏在了“他者的世界”裡。面對這種剝削更加隱蔽更加復雜的經濟關系，斯皮瓦克在反對經濟化約論的同時也強調，在全球資本主義和國際勞動分工的當代背景下，對於當代的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遺產而言，文化分析是不能從根本上觸及帝國主義的實質的，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仍然有著重要的作用。實際上，斯皮瓦克提到，本雅明早就認為把文化作為一種脫離經濟社會現實的自治領域的看法是危險的，因為它掩蓋了人們在野蠻的壓迫和物質條件下生活的真實狀況，而“文化主義”拒絕經濟全球運行，是不能把握隨之而來的野蠻主義的產生的。^[8]

二

斯皮瓦克重提勞動價值理論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遭遇的命運。這一方面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對女性的相對忽視不同，另一方面，也更為重要的是，與西方世界中流行的女性主義批評不同。斯皮瓦克在注重女性所遭受的文化壓制的同時，把它同女性所遭遇的經濟剝削聯系起來。她不僅僅把女性遭受的經濟剝削同家庭和社會聯系，同時更把女性問題放進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中，而勞動價值理論會讓我們更清楚地追溯到這些隱藏的剝削路徑。

在斯皮瓦克看來，當代資本主義剝削形式更加老練，跨國公司傾向於亞集中的勞動，傾向於最脆弱的、最鬆散的勞動力群體，從而減少自己的政治成本和階級矛盾的威脅，他們不僅把最初級的資源和原材料生產加工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剝削其廉價勞動力，而且更因為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性別文化問題，使得其中的女性成為超級剝削的對象。^[9]女性不僅僅是后殖民國家的剝削場所，也是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剝削場所。她們不僅負擔不付酬的勞動力再生產和沉重家務勞動，並且隨著資本全球化的發展，她們為世界市場提供了可供分配的廉價勞動資源。^[10]

帝國主義不僅通過高技術把自身財富的來源掩蓋起來，把絕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場所邊緣化和距離化，同時也利用文化控制的方式，使其遠距離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得到野蠻的維持。因此，她認為的確是到了該重讀《資本論》的時候了。因為隻有這樣，在當前歷史時刻中的那些沉默的被超級剝削的女性的“不可見”才能變得可見起來。^[11]

斯皮瓦克認為，女性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循環中是一個隱蔽的在場，她們直接參與了生產，更重要的是，是女性維持了資本主義生產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勞動力再生產。她在家庭這個非工作場所生產著工人的身體和寓居於身體中的、工人賴以出賣的東西。沒有這個基礎，資本主義生產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價值生產前提。但是，人口再生產和家務勞作的支出，是一種由父權文化支撐的不付酬的過程，並且這一過程反過來強化了男性的優越地位，成為資本主義剝削的一個最為隱秘的場所。顯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走出家庭代替男性或者同男性一起加入社會化進程的問題，這隻可能使女性變成雙重壓力的犧牲品。不過，在斯皮瓦克看來，在資本全球化的狀況下，在高科技發展趨勢的支持下，這種雙重壓力恰恰變成了事實。第三世界屬下女性成了“超級剝削場所”，在蘇聯解體之后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父權文化界定中的屬下女性的勞動得到了最為有效的社會化。

斯皮瓦克注意到，馬克思事實上對此早有預見：“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氣力越少，換句話說，現代工業越發達，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擠。”^[12]馬克思這個前福特時代的預言在今天逐步變成了現實。^[13]因為高科技的發展，女性在生產操作上的身體弱勢逐漸消失，對男性勞動力的替代逐步變得可能。另一方面，在資本尋找絕對剩余價值的過程中，首先找到了第三世界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其后找到的是更為廉價的女性勞動。這兩個因素合力促進了“超級剝削的女性化”進程。但是，當我們大談女性主義和性別文化的時候，當我們不斷鼓勵女性獲得獨立、走出家庭的時候，我們卻可能完全忽視了歐洲從她們身上獲取的巨大利益。^[14]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生產、技術進步和財富生產的完美配合。在女性解放樂觀的未來想象中，第三世界女性生產變成了一個隱藏起來的黑暗空間。

不僅如此，斯皮瓦克認為更為復雜的情況是女性的生養勞動所面臨的社會化問題。女性的生養勞動從古自今、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都被限定在倫理道德的框架之中。但是，經濟脅迫使得第三世界女性的這一方面的勞動也面臨社會化的危險，這其中包括了生育權、代孕、移置、人口控制和后福特時代的家庭工作等方面。^[15]從前被表現為道德、忠貞的私人性勞動和服務，現在由於“自由的”經濟脅迫而走上了社會化道路，包括性、繁衍后代以及養育等等。從前隻能面對丈夫和孩子的工作，現在面臨所有在經濟鏈條中的男性和小孩。按照馬克思的術語，這種從前被認為“特殊”的勞動現在已被嚴格地計算進了平均抽象勞動之中，女性特殊的“使用價值”被編碼進資本全球化時代的經濟鏈條之中，融入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循環，成為其流動鏈上的一環。而這一切，如果沒有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撐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很顯然，女性身體的這種“解脫”和“自由化”，就像工人從他的生產條件中脫離出來變成“自由民”一樣，將會帶來一種最為原初和最為殘酷的競爭，“因為，這裡的商品是孩子”^[16]。

斯皮瓦克問道，如果這些勞動真的像勞動力作為商品一樣使用它自身的拜物教特征，並在社會化過程中使一切性別中性化，那會是公平的嗎？女性身體的社會化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者，就像斯皮瓦克問道的那樣，否定女性進入資本主義體系又意味著什麼？什麼是女性的“解放”？斯皮瓦克並沒有直接回答這些問題，但是有一點，女性身體的社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和帝國主義危機管理的產物。在絕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上、在市場的尋找、培育和擴展上、在消費的維持上等等，女性都成為了資本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焦點，並且充分利用了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資源。這也反過來說明，資本的本性就是盡一切可能尋找剩余價值，並且為此而把一切可能的東西轉變成交換價值。這似乎在新的時代境遇中回應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話：“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17]

我們看到，斯皮瓦克正是通過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同解構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的碰撞，重新揭示出后殖民境況下第三世界以及女性是如何依舊生存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壓制之下的。現實告訴我們，僅從文化的角度是無法清楚看到它是如何被緊緊編織進經濟結構之中的。不僅在后蘇聯時代的歐洲，而且也在全球化時代的第三世界，我們都有必要重新閱讀馬克思。^[18]

三

基於上述原因，斯皮瓦克同拉克勞、阿明等人一樣，認為就目前的歷史情況而言，我們還沒有充分的理由去修正馬克思的關鍵概念，在后殖民世界中殘酷的勞動條件下工作的女工和童工都非常痛苦地証明馬克思在今天的有效性。正如克勞德說的：“資本主義可能是全球性的和彈性的，但它仍然建立在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對工人勞動的剝削之上。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靈活性不應該被當做是體系的直接瓦解的標志，而應該當做是其深刻的穩定性和范圍的標志。”^[19]拉扎羅斯也認為：“對我來說，新世界秩序——即一種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從國際主義或后殖民主義的視角來看似乎令人不安地類似於舊世界秩序。在當前的后現代性概念化的背景下，我相信強調資本主義持續不變的全球性是必然的。”^[20]

正是基於這種當代狀況，斯皮瓦克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和批評精神、批評思維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辯護”和“堅持”，對馬克思的一些關鍵性概念進行了解構閱讀，用於揭示資本全球化時代的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並同時注意到文化因素和這種不平等的經濟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由於斯皮瓦克對馬克思主義關鍵概念、基礎前提的辯護和堅持是在解構的意義上進行的，因此她不是用一種“普遍性真理”的眼光去衡量馬克思主義。相反，她注重的是作為一種批評哲學和實踐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真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斯皮瓦克本來就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批評哲學，其目的不只是“認識世界”，而是最終要“改變世界”。因此，斯皮瓦克說，我們不能用對待康德和黑格爾的閱讀方法去閱讀馬克思，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實踐色彩和政治色彩，馬克思文本中的那些不確定因素才發揮著它巨大的批判潛能。^[21] 實際上，這種“不確定性”也是斯皮瓦克用解構方式來重讀馬克思的旨趣所在。這種“不確定性”，用“真理”的眼光看是問題，而用實踐的眼光看則恰恰是策略和力量所在。

斯皮瓦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解構意義上的辯護，另一個重要的現實原因就是，她認為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檢討偏離了正確的道路，用一種實証主義和文化主義的態度來理解馬克思，在客觀上隻能起到與資本主義共謀的作用。她對德裡達的批評，對福柯、德勒茲以及詹姆遜等人的批評，甚至對更早一些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都意在說明，對馬克思的理解，必須重新關注馬克思所針對的核心問題，那就是受剝削的勞動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至始至終的解放訴求。而她認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對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的關注已經漸漸忘記了這一根本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文化轉向的早期，盧森堡、盧卡奇等人對階級意識的關注，葛蘭西對文化霸權的強調，都僅僅是從策略和手段的角度去談論文化，並沒有改變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根本前提，文化只是作為一種反抗的補充性分析方式，其潛在的主體仍舊是工人階級及其解放。而與之相反，“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最有力的源泉，把意識形態問題帶到了最顯著的位置。阿爾都塞，德裡達的朋友和同事，把意識形態又帶回了法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潛在的主體不是‘工人’而是學者或知識分子。”拉康把馬克思看成是心理症候的發明者，而美國與托多羅夫所描述的蘇聯，則把意識形態理解為形成政治經濟體系基礎的一整套教義和信仰。斯皮瓦克認為這些觀念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相關學說的更細致的解釋和帶來問題的解決，反而脫離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軌道，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虛假性”起到辯護和共謀的作用。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所奇特再現出來的勞動和工人的生產性的身體，現在反而不知去向。她指出：“不管馬克思在《資本論》時代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這裡指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概念會是什麼，但它是直接指向‘工人’的，這與‘哲學家’所用的、事實上令人困惑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指向完全不是一回事。”^[22]

總的說來，斯皮瓦克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意識形態的批判目的應該是配合勞動價值理論、用於揭示經濟剝削關系的。這其中的道理與馬克思對貨幣和商品二重性的分析一樣，目的是為了“去蔽”：不是要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交換提供價值和價格在數量上的衡量標准，而是重在指出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那具有生產性的身體，即勞動力。因為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是以交換價值的面目在市場供求的作用下進行的“公平交易”，因此，從單一的交換行為中，我們已經很難看到其中的生產勞動和工人的身體。從這個角度來說，斯皮瓦克認為馬克思成功地把工人的勞動問題放到了商品交換和資本循環的前台，並得出了他的“非凡的結論”：資本消費著勞動力的使用價值。^[23]貨幣所預示的對等交換，與符號領域中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對等關系一樣，都建立在其自身的“透明特性”的假設之上。這種假設之所以能夠取得人們的信任，是與實証主義思維追求符號的直接的可見性分不開的。斯皮瓦克指出，正是因為如此，西方發達國家才可能把計算機、遠程通信等高技術作為一種新的統治意識形態並把電子脈沖作為一種替代貨幣的新的金融和資本符號去實現危機控制，仿佛西方發達國家的財富和高耗費的生活直接來源於其技術的價值生產。^[24]如果我們仍舊從科學和實証主義的眼光、從追求可見性出發，那麼技術作為一種新意識形態所具有的掩蓋作用、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權政治、經濟援助、民主輸出等“可見”行為背后隱藏的經濟關系就永遠無法得到實質性的說明。^[25]這也體現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精神在闡釋今天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方面的重要作用。斯皮瓦克認為，隻有在堅持這種基本精神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認真看待馬克思主義在勞動價值理論方面存在的不確定性和非連續性問題，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才能順利完成當代轉換，而不是糾纏於“真理性”或者“是否過時”等枝節問題，或者把文化的馬克思作為解救馬克思主義的出路。

斯皮瓦克正是在堅持這一基本精神的基礎上揭示了后殖民狀況下的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同時也從文化的角度補充了馬克思所缺失的倫理維度，指出是所謂的“第三世界”為“第一世界”創造了財富並以此維持著發達國家的文化再現。^[26]並且，由於根深蒂固的性別文化問題，第三世界女性身體成為真正的超級剝削場所，她們不僅負擔不付酬的勞動力再生產和沉重家務勞動，而且隨著資本全球化的發展，她們還為世界市場提供了可供分配的廉價勞動資源。^[27]因此，斯皮瓦克並不因為重提經濟的基礎地位就放棄文化的因素的重要作用，相反，通過解構閱讀，她打破了那種牢固的二元對立思維，把勞動價值理論放進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關系之中。她關注的是，經濟文本是如何被刻寫進所有當代文化的生產和接受之中，以及文化是如何在意識形態層面維持和遮蔽這種經濟關系從而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危機控制的一種重要方式的。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32頁。

[2] 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John’s Hopkins，1976，p.61.

[3][4][8][9][10][23][24][27] Spivak，In Other Worlds，Metheun，1987，p.166，p.167，p.168，p.89，p.167，p.168,pp.169-170，p.167.

[5][6][13][15][16][18][22] Spivak，“Ghostwriting”，Diacritics，Summer，1995，p.69，p.70,p.67,p.67,p.68,p.68,

pp.77-78.

[7][21] Spivak，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74,p.71.

[11][14] Spivak，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Routledge，p.115,p.113.

[12][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79、275頁。

[19][20] 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410頁。

[25] Donna Landry and MacLean（eds.），The Spivak Reader，Routledge，1996，p.29.

[26] Harasym（ed.），The Post-Colonial Critic，Routledge，1990，p.96.

（作者：西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