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勞和墨菲后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政治的三重向度

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主旨到底是什麼？這是我們在研究后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必須追問的根本性問題。因為隻有把握了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主旨，才可以說真正對后馬克思主義有統攝性理解。其實，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開創者恩斯特·拉克勞和查特爾·墨菲（以下簡稱拉－墨）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這一標志后馬克思主義登上歷史舞台的重要著作的副標題告訴了我們答案。

激進民主絕對不是拉－墨所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信手拈來的一個話題，而是當今西方學者普遍關注的一個焦點話題。尤其面對新自由主義節節勝利而大多數西方左翼集體失語的現狀，許多后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激進民主這一概念能為左翼擺脫困境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框架。^{﹝1﹞（P2）}激進民主政治是《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的主題，同樣也是后馬克思主義的一貫主題，而且拉克勞重申和確認了這一思想主題。^﹝2﹞

然而，什麼是激進民主？激進民主意欲何為？激進民主政治往哪些向度展開？按照拉－墨的意思，我們可以對它進行如下詮釋：激進民主政治與傳統的政治斗爭不一樣，更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斗爭有別，激進民主政治是在政治斗爭中將民主的理念貫穿始終，具體來講，就是在社會訴求（demands）多元化（或新社會運動）的社會背景下如何將大眾政治身份（Popular politicalidentities）進行接合（articulation）以從事多元化的民主斗爭。^﹝3﹞鑒於拉－墨是后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其激進民主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奠定了后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思想的范式，正如康奈爾大學左翼學者安娜·瑪麗·史密斯所指出的：“拉克勞和墨菲的著作為激進民主的多元主義理論奠定了開拓性貢獻。”^{﹝4﹞（P4）}因此，剖析拉－墨的激進民主政治思想，可以為理解后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民主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本文通過對拉－墨文本的深層解讀，認為拉－墨的后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政治主要包含三重向度，這三重向度同樣構成了后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政治的基本維度。

一、用話語政治替換本質主義政治

在關於“政治”和“社會”的書寫方式上，拉－墨獨出機杼，將“政治”書寫成“the political”而不寫成“politics”，將“社會”書寫成“the social”而不寫成“society”。拉－墨對政治和社會書寫方式的改變就是要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政治”和“社會”的理解方式拉開距離。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是在“society”的意義上來理解社會，在“politics”的意義上來理解政治，這是用一種本質主義^{﹝5﹞（P35）}的態度來看待社會和政治，把社會和政治看做一種固定存在的東西、無須再去建構的東西，從而政治成了一種封閉的政治，而社會也成了一種封閉的社會。

拉－墨認為，“社會”和“政治”並不是先天存在的自然物，相反，“社會”空間和“政治”空間是后天建構起來的。這就好比薩特“存在先於本質”的命題：存在者並不存在先天的本質，而是后天塑造的結果。在拉－墨那裡，“社會”和“政治”同樣具有這樣的意思，不是“社會”和“政治”的“本質先於存在”，而是相反。隻不過拉－墨將“社會”和“政治”的分析轉向了話語分析而已。

在拉－墨看來，馬克思主義從來就認為“社會”和“政治”是客觀存在的，這種本質主義的立場封閉了政治的可能性，“因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預設了‘普遍’主體的存在，並將社會概念化為一種‘理性的、顯而易見的秩序’，因而它不能夠充分地捕捉到新社會運動對差異的復雜協調”^{﹝6﹞（P3）}。“社會”和“政治”不是一個封閉的空間，而是由行動者的行動及其話語所建構起來的場域，這一場域始終向未來無限開放，不可能被縫合（suture），它在“本質上是不可還原的復雜和多元的”^{﹝7﹞（P3）}。也就是說，在拉－墨那裡，“社會”和“政治”是話語建構的產物，或者說，“社會”和“政治”就是話語（discourse）空間，“他們認為話語實踐組成了所有的社會實踐”^{﹝8﹞（P1）}，正如諾曼·格拉斯指出的那樣：拉－墨用“話語理論的華麗外衣來檢驗一切”^{﹝9﹞（P56）}。

顯然，拉－墨的話語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與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尤其是他的“語言游戲”理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分析哲學特別是“后分析哲學”為拉－墨提供了不盡的思想靈感^{﹝10﹞（P3）}。與維特根斯坦相似，拉－墨認為，一切對象（不管是社會對象還是自然對象）都是在一套社會關系中被構造起來，都是社會關系的構形（configuration）。某物之所以為某物，不是因為它的物理事實或組成它的物質要素，而是因為它的社會關系，隻有在一套社會關系中，一事物與其他事物的區別才會體現出來，從而某物才能被指認為某物。因此，事物是被構建的，這套構建事物的社會關系體系，就是拉－墨所說的“話語”。為此，拉克勞舉了一個非常直觀的例子，他說：“假如我在大街上踢一個球形物體，或假如我在一場足球賽中踢一個球，物理事實都是一樣的，但它的意義卻有別。只是在這樣的情形中，這一物體才是一個足球，即它與其他物體建立了一套關系，並且這些關系不是由與物體有關的純粹物質性所給予的，相反，它是社會建構的。這套系統關系就是我們所說的話語。”^{﹝11﹞（P83）}一套社會關系也就是話語讓一個球體成為足球，一切都是話語的建構物，所謂離開話語而自然存在的東西簡直是無稽之談。因此拉克勞說：“自然事實同樣是話語事實。假如地球上沒有人類，盡管我們叫做石頭的物體也會存在，但它們不可能是‘石頭’，因為不存在可以將它們分類並將它們與其他物體區分開來的礦物學或語言。”^{﹝12﹞（P85）}既然一切都是話語的建構物，因此就沒有什麼東西落在話語領域之外，從而，從一個先於話語或前話語的東西出發來進行社會和政治分析既不合常理也沒有意義。所以拉克勞說：“出於同樣的原因，正是話語構建了社會行動者的主體地位，而非相反，社會行動者成了話語的源泉——使球形物體成為一個足球的相同規則體系使我成為一個運動員。物體的存在不依賴話語接合到這樣的一個點，以至於我們可以制造純粹的存在（純有）——也就是與任何意義都不相關的存在——這個點離開了所有的社會分析。這正是行為主義的做法，它是我們的方法的對立面。”^{﹝13﹞（P84）}而在拉－墨看來，馬克思主義恰恰在這些方面存在問題，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思想上。

首先，馬克思主義把共產主義的來臨建立在一種客觀的歷史規律之上，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之上，這就陷入了一種“純粹的存在（純有）”的分析路徑。認為存在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規律，並用這樣一種規律來擔保共產主義的實現，這在拉－墨看來是一種天方夜譚。它既忽略了社會和政治斗爭的復雜性，用一種還原論和經濟主義的思路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且還忽視了新社會的產生是政治行動者不斷努力建構的結果。^{﹝14﹞（P15）}

其次，馬克思主義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會形成一個有著共同利益基礎的無產階級革命主體，這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這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主體主義思想作祟的結果。在拉－墨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人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且資本家也會有意去制造這種多元的需求，因此不可能存在單一、共同的利益，這也就決定了圍繞著“共同利益”而形成一個固定階級的不可能性。他們認為，共同利益、無產階級等概念都是馬克思主義一廂情願的想法，它遠遠脫離了資本主義的實際。

再次，資本主義滅亡之后，隨著而來的是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這在拉－墨看來同樣是用一種“縫合”的觀點看待社會的發展。社會和政治的發展不存在一個最終事態，認為存在一個終點的想法是一種違背社會特性的確定性想法，因而無助於解釋社會，同時封閉了任何政治的可能性。

總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認為存在歷史規律、客觀利益、無產階級等等事實，是馬克思主義用現代性思維來理解社會和政治的結果。這些觀念在拉－墨的話語理論的觀照下沒有一個可以站得住腳，都一一被拉－墨所解構。^{﹝15﹞（P4）}在拉－墨的視野當中，一切都是話語的產物，“事物隻有在某種話語構形或維特根斯坦所說的‘語言游戲’之內才擁有存在（being）——換句話說，關於物體存在的‘真理’，無論真實與否，是在一種理論的和話語的語境中建構起來的，脫離一切語境的真理觀念簡直是胡扯”^{﹝16﹞（P88）}。因此，政治也無非是話語。從這樣的立場出發，拉－墨對政治進行了話語性的解讀。

（1）政治空間是一個話語空間。政治行動是一種話語活動，政治空間是隨著話語活動展開而不斷拓展的，它是一個無限開放的過程。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對話、商談、交流，隨著交流的深入，政治的意義也次第展開。拉－墨對政治的理解頗有點哈貝馬斯商談倫理學的意味。拉－墨確實與哈貝馬斯有共通之處，他們都是站在話語的層面上來理解政治的，而且這也是當代西方政治學的主要傾向。返回到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以尋求當代政治的出路，這是海德格爾、阿倫特、洛維特、施特勞斯等人的共同路向，拉－墨顯然延續了當代政治的這種路向。

（2）政治行動者同樣是話語建構的產物。政治空間中的行動者都是原子式的個人，他們圍繞著某種目標聚合在一起，不是基於共同的階級利益，而是一種偶然的聚合。這種聚合當然有一個目標，但這個目標是眾多需求的鬆散結合。這些需求能夠結合在一起，首先是因為話語接合的原因，是話語的成功闡述使得不同的需求認為它們有著共同點，從而走到一起。因此，是話語把原子式的個人集合在一起，使他們達成共識，並形成不同的政治群體。因為不存在先於話語而存在的所謂的共同利益，所以，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基於共同利益而存在的階級主體也就是一句空話，至於社會階級最終會分化成兩極的說法更是不靠譜的虛構。拉－墨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斗爭的主體是多元的，這些主體的形成絕對不是因為先天的利益，而是依靠話語的召詢（interpellation）。

（3）政治行動的領導權的歸屬取決於某個群體或某幾個群體話語召詢的力量。正因為政治是一種話語，話語建構政治主體，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哪個群體能夠充當政治行動的領導者，就在於這一群體能否用話語成功地召詢其他群體在自己的陣營下面，從而領導權取決於話語的成功召詢。在拉－墨看來，誰有資格擔當政治行動的主角，絕對不是先天注定的，也不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更不是什麼歷史的選擇。任何一類群體都有資格成為政治行動的領導者，而不存在這一群體比另一類群體更優越的“階級優越性”問題。所有群體都是對等的或等同的，歷史不會特別青睞於哪個階級。而且，某類群體充任的領導者角色地位也不具永恆性，只是暫時的，他們因某場運動而成為主角，隨著運動的結束，他們的主導角色自然消失。可是在拉－墨看來，馬克思主義恰恰犯了“階級優越性”的錯誤，它認為隻有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才有資格充當社會變革的領導力量，忽視了其他群體的重要性﹔這是一種典型的獨斷論，它用先在的歷史使命、歷史規律、階級優越性等等來“欽點”某類群體為歷史的主人，這不僅與話語精神背道而馳，而且與現實政治運動的需要格格不入。

二、用文化政治替換革命政治

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的理解始終貫穿了一種現實斗爭精神，即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說的：以往的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7﹞（P113）}在現實政治中，馬克思從來就反對政治斗爭隻停留在文化斗爭或意識形態斗爭的層面。因為馬克思深刻地體會到，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抗爭在強大的政治機器面前力量非常渺小，就像堂吉訶德與風車作戰。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18﹞（P9）}。出於討伐資本主義這一罪惡制度的目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斗爭直逼現實，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火熱的政治實踐。馬克思逝世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與馬克思的精神漸行漸遠，他們逐步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脫離實踐的單純理論，並對現實政治失去了興趣，隻熱中於在精神的領域中從事一種文化或意識形態的批判。后馬克思主義者如拉－墨就延續了這種路徑，他們毫不忌諱地說：當前西方左翼人士所要做的“不是拋棄‘文化的'斗爭以回歸‘真實的’政治”^{﹝19﹞（xviii）}，而是要繼續進行遠遠不夠的文化斗爭。

西方左翼這種倒退的直接原因是1968年革命的失敗，如拉－墨一樣的左翼人士出於對革命的失望而遁入了文化反思。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風起雲涌，社會革命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人們都以為社會會發生巨大變革。結果，所有人的預料都落空了。學生運動在集中的爆發、短暫的結束之后，一切都歸於沉寂，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資本主義的法則照舊運行。反而，當年的革命學生大多失去了方向，他們或沉迷、或墮落、或毀滅、或改弦易轍。^﹝20﹞拉－墨正是從這場運動中獲得了啟示，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左翼人士更重要的工作或許不是通過暴力去改變資本主義社會，這是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的現實，而隻能在文化或意識形態領域做一點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工作。因此，拉－墨好像是提出了一種不同於馬克思主義之外的“社會主義策略”，但這種策略背后卻隱含著深深的悲觀主義，所以，這套不同的策略隻不過是形同虛設的說辭而已。當然，拉－墨本人並不這樣想，他們認為文化斗爭比現實斗爭更重要。而且他們相信：其他左翼人士都迷失了斗爭方向，隻有他們才找到了正確的道路。

確實，在經濟全球化、信息一體化面前，大多數左翼人士認為，政治已成為中性的領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存在對抗，右翼與左翼的區分已經沒有必要，所有派別都應當盡釋前嫌。但拉－墨與這些擦除政治邊界的人始終保持距離，他們對后者批評道：“在‘現代化’的借口下，越來越多的社會民主黨丟棄了他們的左翼身份，委婉地把他們自己重新界定為‘中間—左翼’。他們聲稱，左翼和右翼的概念變得過時了，而所需要的是‘激進中間’的政治。”^{﹝21﹞（pxiv）}拉－墨認為，其他左翼人士盡管也提倡激進政治，他們的說法也不無美妙，但這種放棄政治立場的做法其實是對政治的消解，它不是拉－墨意義上的激進政治。拉－墨說：“今天關於‘民主的民主化’有很多談論。原則上，這樣的一種觀點並沒有什麼錯，乍一看，它似乎與我們的‘激進和多元的民主’觀點很合拍。然而，這裡存在一個關鍵區別，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把我們所擁護的民主激進化過程設想成在一個其結構不會受到影響的中立地帶發生，而是把它看成是現存權力關系的深刻轉變。對於我們來說，目標是建立新的領導權，這需要創造新的政治邊界，而不是它們的消失。”^{﹝22﹞（pxv）}因此，盡管拉－墨堅持文化斗爭策略的首要性，但這種策略中畢竟保留了反資本主義的因素，這是難能可貴的。

拉－墨反資本主義的文化政治不是僅僅停留在對資本主義剝削、異化、不公正等現象的外在批判上，而是延續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傳統，深入到資本主義的文化機理、文明機理、制度機理等核心處，對其展開某種程度上的針砭。

第一，由通常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轉向對資本主義生產力模式的批判。以往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僅僅停留在生產關系上，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不合理的、有問題的，但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模式、經濟模式、工業發展模式，通常認為這是中性的，甚至是完全合理的，因而是值得借鑒的。因此，傳統的政治認為，經濟領域中不存在政治和政治斗爭。拉－墨認為這種對政治和政治斗爭的理解非常膚淺。他們主張，必須將經濟領域納入政治斗爭的范圍，同時，也必須將單純地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擴展到對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批判。在拉－墨看來，生產力或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再也不是一個中性的、中立的概念，或者套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生產力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成了控制人類、惡化自然、破壞文明的東西。拉克勞說：“今天越發清楚的是，在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之下的生產力的發展恰恰導致了自然資源甚至是文明本身的破壞。”^{﹝23﹞（P64）}拉克勞認為，經濟領域或生產力領域根本不是由利潤最大化這一簡單的邏輯所支配的同質性領域，它本身其實貫注了統治階級的價值觀，不是生產力支配統治階級的合理性，恰恰相反，生產力屈從於統治階級的合理性及其意識形態，因此，對生產力進行批判就顯得尤為必要。這種批判不僅是以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批判的補充，更是增強反資本主義斗爭力量的需要。拉克勞說：“對資本主義合理性庇護下的工業發展模式的批判（它對於大多數新運動是共同的）由此就把這一極有價值的要素添加到一直是工人階級的特權領域的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的批判之中，並且反資本主義的斗爭能夠僅僅因為這些新的斗爭領域的加入而增強。”^{﹝24﹞（P64）}

第二，從要求改善工資等傳統斗爭方式轉向對資本主義權力體制的批判，即轉向對工作組織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技術統治與官僚統治的批判。在拉－墨看來，傳統的斗爭方式如罷工只是非常表層化的斗爭，工人根本沒有明白或找到自己受剝削的不平等根源，因而這樣的斗爭方式看似激烈但卻是非常溫和和無效的，因為它根本不會觸動資本主義的整個體制。他們認為，必須將斗爭的方式向深度推進，不能僅僅停留在隻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等斗爭方式的層面上，必須要將批判的觸角深入到支撐傳統剝削體制的更為根本的組織方式和權力模式上。人們隻有在這樣的層面上進行持續不斷的斗爭，才可能根本改變社會的面貌。可喜的是，人們開始向這樣的斗爭方式邁進。所以拉克勞說：“比之於工人階級為了現存社會體制的民主化而進行的傳統方式的斗爭，這些新的主體的斗爭與要求看來要激進得多，因為他們對工業發展模式本身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價值總和，甚至每一種權力體制都提出了質疑。注意到這一點是重要的：這些斗爭的新形式也在工人階級中發現了自己的表達，並且一種新型的工人誕生了，它是零碎化的和非技術性工作的產物，因而與無產階級的經典觀念絲毫沒有共同之處。這些新工人的要求通常以工會結構之外的非正式的罷工來表達，它超越了為工資和工作時間而進行的俗套的談判，它直接攻擊工作本身的組織化。”^{﹝25﹞（P62）}在拉－墨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模式與資本主義的權力模式相互依存。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模式即工業主義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權力模式上的技術統治和官僚統治，而資本主義的權力模式必然會強化工業主義的擴張性。由此，既要批判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模式，更要批判因之而產生的技術統治與官僚統治。技術統治和官僚政治不去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可能被改變，社會就不可能走向進一步的民主化，激進民主的願望只是一句空話。

第三，從對資本主義體制內的批判，轉向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即轉向對全球化的批判。全球化潮流勢不可擋，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歌之頌之，儼然認為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大同。拉－墨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與很多思想家有別，他們對於全球化始終保持一種警惕甚至批判的姿態。在他們看來，全球化並不像人們通常所說的那樣，是全球信息的共享、全球經濟的合作。全球化並非普適的福音，而是資本主義推行其意識形態的工具，或者說，是新自由主義控制人們並推行其政治領導權的工具。全球化向世界各地的滲透其實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當所有民族國家自動納入全球化的浪潮時，就表明資本主義世界觀的一統天下，所以拉克勞說：“通常為‘沒有選擇余地這一教條’進行証明的理由是全球化，而且通常拒絕重新分配社會民主政策的理由是：各國政府所面對的嚴格財政限制是當今世界唯一的現實可能性，在這一世界中，全球市場不允許任何對新自由主義正統的背離。”^{﹝26﹞（pxvi）}拉－墨認為，全球化絕對不是一個美妙的神話，更不是人類不可擺脫的歷史必然性，而是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展開。它不僅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對民族國家的侵蝕，而且全球一體化的最終后果是政治的徹底消失，因而拉－墨的后馬克思主義主張自覺抵制這種世界全球化的勢態，並強調自己“按照領導權方式進行思考就是要打破這些謬論”^{﹝27﹞（pxvi）}。

三、用身份政治替換階級政治

拉－墨認為，傳統政治學對政治的理解，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的理解總是把政治看做是不同階級爭奪政權統治的場所。這種關於政治的階級解讀包含以下幾個維度：一是按照人們在生產關系中的經濟地位或客觀利益來定義不同的階級，認為經濟地位或客觀利益與階級地位是一體的，經濟地位或客觀利益決定不同群體的階級歸屬﹔二是認為資本主義在社會結構的劃分上最終會走向一個同質化的過程，即所有階級最終分化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陣營﹔三是商品和資本的邏輯必然導致無產階級的極端貧困化，而經濟上極端貧困化的無產階級必然滋生反抗意識，從而使得無產階級天生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最堅定和最強大的力量。可是在拉－墨看來，對照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態勢，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學存在一些紕漏。

首先，拉－墨認為，並不存在客觀的利益，利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同理，所謂的“階級”也是建構的產物。拉克勞說：“我們的著作並不是要批判‘利益’觀念，而是批判它們假定的客觀性，也就是說，批判這樣的觀念：社會行動者擁有他們意識不到的利益。建構一種‘利益’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要通過復雜的意識形態的、話語的和制度的實踐才能產生。”^{﹝28﹞（P102）}既然利益、經濟地位並不是客觀存在的，那麼，馬克思主義所認為的與客觀利益、經濟地位相稱的階級也不是客觀存在的，因此，以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客觀經濟地位作為劃分階級的標准顯然行不通。也就是說，固定的階級和階級地位不可能存在，當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由客觀經濟利益和經濟地位決定的時候，它就不自覺地把階級的形成當做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在拉－墨看來，這是一種獨斷論的宣稱。因此，他們堅決反對使用“階級”這個術語，而代之以行動者（Agent）。如果“階級”是一種獨斷論的宣稱的話，那麼“行動者”概念則擺脫了獨斷論的陰影。因為“行動者”的形成並不是建立在先天的客觀利益之上，它是社會和歷史的建構產物，它的形成更多的是基於認同、身份（identity）。沒有認同感，不可能會天然形成某類行動者。因此，墨菲指出：“這不是一個在既定利益之間建立一種單純聯系的問題，實際上是改變他們的認同以便促成一種新的政治認同。”^{﹝29﹞（P15）}也就是說，個人要先具備身份認同感，才可以集合成某類行動者﹔而認同感的形成又與意識形態的打造、話語的協商等等密不可分。

其次，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並沒有朝著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方向運行，資本主義各階級並沒有經歷同質化的過程，相反，群體之間的分化愈加明顯，群體的異質化現象凸顯。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一異質化現象增生的進程不斷加快。拉克勞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最終是一種關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結構不斷同質化的理論。它說，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結果，中產階級和小農階級將會消失，歷史斗爭的結果將是一個同質化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次簡單的攤牌。但這絕不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的是社會結構中不斷增長的異質性，但是這一異質性並沒有引發社會斗爭的擴散。引發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斷裂點的增生——你可以看到這方面的增生。在波爾圖阿雷格裡港的會議上，你可以看到各類特殊的團體：婦女賦權（women’s empowerment）、加利福利亞同性戀、反體制化團體等等，每一個都有它們特殊的組織和個別的問題。”^﹝30﹞拉－墨認為，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導致最終的兩個階級陣營的大對決，激烈的革命由此不可能爆發，但資本主義卻制造了越來越多的矛盾，這些矛盾使得抗議資本主義的力量不斷增生、此起彼伏，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發展斷裂的“內爆點”，它們正是政治得以展開的舞台，后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這樣的舞台上有所作為。

再次，絕對的貧困和絕對的專制並不自然導致絕對的反抗。拉－墨認為，在很多情況下，絕對的貧困和壓迫之下，只是更多的順從與沉默，因此，馬克思主義把無產階級的極端貧困和壓迫與無產階級的絕對反抗對應起來，以及由此而賦予無產階級這一群體以革命的優越性，並最終把這一切都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和資本邏輯的結果，這是大有問題的。拉克勞以不無批評性的語氣說：“我認為馬克思在闡述商品生產的邏輯上比任何一個人都清晰，比如比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斯密和李嘉圖都更好得多。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由商品形式所制造的對抗（antagonism）到底存在在哪裡？我同意商品形式，特別是由資本主義所表現的商品形式，是強大的對抗性潛力的源泉。但是對抗的契機在哪裡？——沒有理由認為，對資本主義的抵制只是來自工人，因為正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那樣，它﹝資本主義﹞會制造生態問題，會在經濟領域之間制造不平衡、中心或外圍，等等。在那樣的意義上，你處理的是更異質性的對資本主義的對抗，那必須通過政治接合來制造，並且領導權理論就是關於這一制造的邏輯。”^﹝31﹞商品和資本的邏輯當然會制造剝削和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反抗剝削和壓迫意識的自然產生，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斗爭意識是一個通過政治不斷制造的過程，它來自政治的外在建構。既然絕對的貧窮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反抗，那麼無產階級的優越性也自然被剝除，任何一個群體都可能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

出於上述種種考慮，拉－墨認為，馬克思主義將政治建立在階級的前提上是行不通的，面對資本主義的新情況，必須重新轉變對政治斗爭的理解。與馬克思主義對階級的強調相左，拉－墨重視的是身份。如果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是階級政治學的話，那麼，拉－墨的政治學是身份政治學，它存在以下幾方面的特質：

第一，身份政治的出發點是行動者（Agent），而不是抽象的“主體”（Subject）。主體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它是剝離了一切社會性、歷史性的抽象的“主體性”（Subjectivity）。這一主體除了“理性”、“知性”或者“感性”之外，什麼都沒有，是一具無血無肉、無情無欲，沒有歷史、當下和未來的空殼。拉－墨很少用“主體”這個概念，大概就是出於對它的抽象性的反感。拉－墨等后馬克思主義者更願意使用另外一個詞，即“行動者”。如果說，“主體”是將人從一種生存境遇、歷史境遇、社會境遇中孤立出來做抽象考察，那麼，拉－墨的“行動者”則是要將這些東西重新賦予人，重新將人拉回到特殊的場景和具體的情境中去。在拉－墨那裡，每一“行動者”都是豐富的、生動的、異質性的個體，他們有血有肉，生活在不同的場景當中，來自不同的社群，承載著不同的歷史，有著不同的訴求。這些個體之間不可能相互替代，因為“每一個人都從屬於無數重疊的群體和多個交叉的身份”^{﹝32﹞（P15）}，更不可能被化約為原子式的均質的東西，他們始終是差異性的存在。身份政治就以這種差異性的存在為出發點。不管政治斗爭出於什麼樣的目標考慮，但必須始終尊重個體的差異性，不能以集體、全體的名義淹沒甚至抹殺個體性，否則，政治就失去了它本真的意思而走樣了。拉－墨的這種政治學思路是當代哲學所開啟的存在主義等路向在政治學中的反映，充斥著海德格爾、福柯等對個體關照的影子。

第二，身份政治認為從事政治斗爭的力量是“身份”，而不是“階級”。社會是由差異性的個體所組成的社會，這種差異性在任何時候都不可以兼並、融合。差異就是一種“身份”，這種身份是不可以替代的，也不可以替代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是以“身份”相區別，而不是以“階級”相區別。“身份”是一種個性化的東西，是后天形成的東西，而“階級”則不是。人們因為身份而有別，同時也因為身份而走到一起。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的身份越來越多樣化，因而一個人可以歸屬於不同的群體，也就是他兼具多重身份，有著多重訴求，這就意味著他可以在不同的陣線上作戰。今天資本主義的各種運動，如生態運動、反核運動、和平運動、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反全球化運動、性偏好運動、反體制化運動，等等，並不是由清一色的、有著嚴格階級歸屬的工人階級或其他階級發起的，其實都是由有著不同身份的人所發起的。而不同身份的人能夠走在一起，又是因為他們有著對斗爭目標的認同，他們是出於認同而聚合在一起。但這種認同不具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利益所固有的恆在性、穩定性和同一性，也與哈貝馬斯用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抹平差異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有別^{﹝33﹞（Pxvii）}，它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聚合。毋寧說，身份政治是差異性的聚合，在這種聚合中，對抗和分化始終存在，同時又有共同的目標，但這種目標不是統一的整體，而是有著內在緊張的中心能指。拉克勞認為，既有緊張，又有共同的所指，這是政治得以可能的前提，他說：“我認為一個民主體系的構造依靠兩個維度，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是互相爭執的，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又是互相恭維的。一方面，民主涉及斷裂（rupture）點的延伸，通過這些斷裂點，被壓迫者能夠表達自己。這是橫向的維度，它是由需求的橫向擴張所賦予的：對等物的鏈條。另一方面，還有縱向的一極，它是圍繞著某個中心能指的這一鏈條的統一。現在這兩種趨勢不是被某類方的圓所集合在一起：雖然兩者之間存在緊張，但兩者對於構造民主政治都是必不可少的。”^﹝34﹞

第三，身份政治注重的是話語接合，而非鐵板一塊的必然性。身份政治中的每一種行動力量都是異質性的，如何將這些異質性的要素整合起來，拉－墨提出了接合理論。接合（Articulation）這個詞的意義非常微妙，按照英國后馬克思主義者斯圖亞特·霍爾的解讀，大致有兩層意思：第一，接合有著用話語清晰闡述和表達自己意願的意思。因為接合的詞根是Articulate，而Articulate有發聲（to utter）、說出來（to speakforth）、發音清晰（to be Articulate）等含義，因此就具有用語言表達（languaging）、表述（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義。第二，接合同時具有將兩個不同的部件連接起來的聯動裝置的效應。這來源於英語當中經常說到的“鉸鏈式”卡車。鉸鏈式卡車是由各個構件組合而成的，這些構件並非整體一塊，而是可以拆卸的。它們之所以組合在一起，是通過其中的聯動裝置連接起來的。沒有聯動裝置，它們是零散的。^{﹝35﹞（P219）}綜合這兩層意思，我們可以清楚地理解，接合其實是一種話語連接，它試圖通過話語的形式把不同的要素統一在一個相同的目標之下。如果說鉸鏈式卡車是通過質料性的聯動裝置來組合不同的構件，那麼在拉－墨的身份政治那裡，這種聯動裝置被置換成了話語。不同社會力量是通過話語而接合在一起，但這種接合不是一種必然的聯系，而是一種偶然的結合。各種社會力量是在特定的事態下，被某種話語的闡述所打動，並達成共識和理解，從而聚合在一起共同行動以達成一項社會目標。各要素之間僅僅是一種基於話語闡釋或意識形態理解的連接，彼此之間並沒有必然、本質的歸屬，因此，這種連接也隻能是偶然的、暫時的。目標達成后，各要素之間自然分解並重新組合，就像鉸鏈式卡車完成某項使命之后，各個構件也要分開一樣。斯圖亞特·霍爾指出，拉克勞接合理論的要旨是，“他使用接合概念的目的就在於同困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必然性邏輯和還原論邏輯決裂”^{﹝36﹞（P220）}。接合通過話語的力量把不同的行動者集合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一種“召詢”的方式來實現的。“召詢”既有召集的意思，也有詢問的意思。“召詢”是通過詢問的方式讓不同的行動者意識到自己行動的共同性，從而有可能召集在一起。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分析的那樣，“接合理論詢問的是一種意識形態何以發現其主體，而非詢問主體如何去思考那些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屬於它自己的思想﹔接合理論使我們能夠去思索：一種意識形態如何賦予人民以權力，使人民開始去理解或領悟他們自身的歷史境遇，而不是把這些理解形式還原為他們的社會經濟或階級地位或社會位置”^{﹝37﹞（P219－220）}。

總而言之，拉－墨認為，激進民主就是民主的激進化和徹底化，這種激進化和徹底化在社會主義進程中顯得尤其必要。拉－墨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政治目標？因為在他們看來，傳統社會主義與民主是相互分離的，以往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是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進行，而是離民主越來越遠，因此最終走向了極權主義。拉－墨認為，必須對這樣的狀況進行改觀，重新將社會主義納入到民主斗爭的軌道上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不是實現民主的前提，相反，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的一個環節，即使社會主義實現了，但並不意味著民主社會也同時實現了，社會主義不等於民主，民主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它永遠都不會結束。而如何實現激進民主這一目標，拉－墨首先對馬克思主義所有的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概念進行了消解。異化、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歷史規律的客觀存在性、消除了階級對抗的共產主義社會等等思想和概念在拉克勞看來都是站不住腳的。拉克勞曾經說過：“其中心定位於階級斗爭和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話語已很難適應紛紜而現的各種新矛盾，如今正是這些新矛盾深刻地改變了社會主義政治斗爭生發作用的場域。——陳舊的確定性，著名的‘歷史擔保’統統大成問題﹔政治的不確定性伴生著日益增加的理論困惑。這就是人們越來越多地聽到所謂‘馬克思主義危機’的原因所在。”^{﹝38﹞（P51）}

在拉－墨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根源在於馬克思主義自身固有的現代性痼疾，馬克思主義的還原論、功能主義、本質主義、普遍主義、經濟主義、階級主義等頑疾導致了它在現實政治面前的失語，從而用一種新型的政治即激進民主政治來替換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就是必然的了。

拉－墨的激進民主政治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症結”宣判了“馬克思主義的過時”，這種宣判因其概念的新穎性頗能吸引人們的眼球。但明眼人都清楚，這隻不過是拉－墨在解構馬克思主義上所玩弄的后現代主義及后結構主義手法。在它華麗的辭藻背后充斥著對馬克思主義的肆意扭曲，從而遭到了諾曼·格拉斯等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嚴厲批評：“后馬克思主義的標簽相對於非馬克思主義的標簽來講，對於拉－墨的耳朵來說無疑是一個更漂亮的耳環。它激起的是一個向前運動的想法而非一場顏色的變化，它假裝是一種推進和進步——我的觀點是，在這一后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處，存在一種智力上的真空，這是我故意使用的一個術語：既是理論的空洞也是標准的空洞，圍繞它的是一些非常陳舊的觀點、偏見和拙劣的模仿。”^{﹝39﹞（P56）}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拉－墨以為自己的激進民主擺脫了現代性的困境，可是在其他后馬克思主義者如安東尼·內格裡和邁克·哈特等人看來，他們卻依然掉進了現代性的泥沼。拉－墨堅持認為，在政治或社會運動中，必須存在組織這一運動的領導權力量或立場，比如像政黨這樣的東西，以便充當一種空指（empty signifier）的功能。始終強調政治運動中某種領導權力量的核心作用，這又何嘗不是一種中心主義的現代性意識在作祟呢！出於對拉－墨后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思想的不滿，安東尼·內格裡和邁克·哈特提出了更為激進的“大眾”（the multitude）概念。在“大眾”理念的指導下，他們認為運動可以以水平面的、網絡狀的形式來組織，而無須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威式的領導者或政黨。^﹝40﹞“大眾”思想是區別於拉－墨“領導權”思想的另一種類型的后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這提示我們，在后馬克思主義激進民主思想的研究上，應當始終重視后馬克思主義的異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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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37﹞李惠斌等主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前沿報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注釋:

﹝40﹞根據2011年2月24日邁克·哈特（Michael Hardt）給筆者回信的內容。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