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義”辨析

如何構建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這是時代提出的一個理論問題。或者用法國哲學家加羅蒂的話說：“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呈現出來的種種文化問題，要求我們進行一種富於創造性的理論嘗試”。（Garaudy，p.21）正是這些文化問題推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的轉向”，由此形成了各種“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理論思潮。其中，英國新左派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不僅構建了一種以總體性思想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而且為當今漸成氣候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種整合性的方法論原則。依照他的說法，“文化唯物主義”是一種“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范圍之內來探討物質文化以及文學生產的具體特性的理論”。（1977，p.5.下引威廉斯文獻僅注年份和頁碼）這一理論的核心是突出文化主義的社會構成論思想，以求在機械唯物主義和文化唯心主義之間尋求理論上的突破口。威廉斯所闡發的“文化唯物主義”拓寬了“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基本命題。筆者認為，對於這種文化理論的創新之處進行梳理和辨析，可以推進歷史唯物主義對於文化問題的哲學探討。

一、文化問題與總體性范疇

在一篇題為“文學與社會學：紀念盧西安·戈德曼”的文章中，威廉斯提出了重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思想基礎，這就是“力求發展一種有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總體性理論﹔將文化研究看作是對整體生活方式中的諸要素之間關系的研究……用一種更加積極的相互作用的和不平衡的決定性力量的觀念來取代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公式”。（2005，p.20）因為在盧卡奇和戈德曼等人的著作裡面找到了理論上的知音，威廉斯更加堅信將“文化”放進“物質”之中、將文化與唯物主義並列起來是有理論依據的。“我們必須拒絕那些把意識與經濟基礎直接關聯起來，或者把意識看作是經濟基礎的伴隨物和派生物的看法。盧卡奇和戈德曼對於能動意識的強調使得我們可以真正地超越這些看法”。（ibid，p.25）在總體性范疇的引領下，威廉斯的基本思路是將文化的內涵及其外延進一步地擴大，擴大到幾乎與社會物質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過程完全重疊的程度。大體上講，他所構建的“文化唯物主義”可以用“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1966，p.273）這個命題來加以概括。因為隻有從“總體性”出發，才能突破將文化僅僅當作精神范疇的文化唯心主義傳統，才能克服將文化僅僅作為經濟基礎的“反映”的機械唯物主義弊端。在威廉斯看來，馬克思已經將經濟及其生產實踐插入到社會歷史活動之中，留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將文化及其創造活動插入到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之中。這種文化的插入“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插入，它實際上要做到的是超越那些有局限性的公式，恢復整體的社會物質過程，尤其是要恢復文化生產的社會物質性。”（1977，p.138）

在威廉斯看來，確立“總體性”原則以求恢復文化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構成性力量，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關鍵所在。（1966，p.260）“總體性”范疇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泛起，是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公式的修正之舉。盧卡奇被當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奠基人，正是他率先將“總體性”范疇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精髓所在，並且將“階級意識”插入到歷史之中，用“社會實踐的總體性”去修改經濟還原論的思想。自盧卡奇以來，“總體性”范疇一直被當作是構建馬克思主義主體性理論的重要思想武器。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各異，但是他們的理論旨趣還是比較一致的，即借助“總體性”范疇來重申社會關系的主觀方面，肯定人的意識及其文化活動就是社會發展過程的組成部分。威廉斯認為，“總體性”包含了意向觀念。如果只是將“總體性”等同於經驗事實、等同於社會活動的集合，就無法把握“總體性”所蘊涵的主體性特征。隻有在其中恢復和植入意向性的觀念，才能使“總體性”觀念真正成為主體性理論的思想基礎。那些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公式化的理論觀點，就是排除了社會意向的存在。任何社會存在都有一種特定的組織形式，而這種形式又與某些社會意向直接相關。（2005，p.36）機械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將世界看作是客體和對象，從而完全排除了人的意識及其活動﹔后者則把物質生產生活過程視為人的活動。（1977，p.96）前者是一種物化意識的產物，后者則是一種主體意識的體現，而主體意識的形成又取決於“總體性”范疇的確立。“總體性”范疇在承認客觀物質力量的同時，又肯定了人的意識及其活動的作用。不過，“總體性”決不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范疇，而是一種超越了主觀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社會和歷史的“總體性”決不是堆積起來的東西，而是構建起來的關系和結構，文化則在其中起著中介或者連結的作用。

盧卡奇將總體性范疇置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Lukacs，p.27），但他的論述主要落腳在“階級意識”上面，並且將真理（作為“輸入的”意識）與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簡單地等同起來。其相比於葛蘭西的“領導權”（Hegemony），缺乏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而停留於思辨的邏輯。作為“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威廉斯力求將文化的內在化與普遍化結合起來，從而讓“總體性”范疇能夠吸收到社會生活的地氣而變得豐滿和鮮活起來。在他的理論分析中，“文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詞”，而且是可以讓“總體性”范疇清晰起來的關鍵所在。威廉斯要面對的理論挑戰是：如何証明“文化”的物質屬性及其生產特征﹔如何能夠將“文化”與“唯物主義”嫁接在一起﹔如何把握文化與社會之間存在的復雜多變的關系。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這些理論問題大概是找不到一個完全的答案的。因此，威廉斯需要對“文化”做出一個“總體性”的闡釋，與此同時也是用“文化”對“總體性”范疇進行填充。這也正是“文化唯物主義”的初衷所在：如果僅僅把文化看作是經濟的反映或者精神的現象，片面地將文化精神活動等同於上層建筑，簡單地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述化為一種公式進行套用，就無法應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經驗現實。

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關於文化與社會關系的批判分析，往往是提示性的和比喻性的。也可以說，“馬克思只是闡述了一種解釋的方法﹔但他並沒有給我們留下一把可以自動打開文化之門的現成的鑰匙”。（Dupré，p.12）按照阿爾都塞的“症候閱讀法”得出的理解，“馬克思已經給我們提供了‘鏈條的兩端’：一方面，生產方式（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上層建筑及其特有作用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他要求我們在這兩端之間去尋找聯系”。（Althusser，p.62）威廉斯指出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理論公式的問題所在：“在這個理論體系之中，完全缺乏的就是對於物質生產與政治和文化制度之間、物質活動與意識之間的那種不可分割的聯系的認識”。（2005，p.26）他將“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心任務放在了發展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之上。他提出“文化活動就是物質生產形式”，“文化就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1966，p.273），強調文化具有物質性和實踐性，力求深化和擴展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性思想。他認為，教條論者和機械論者的錯誤在於沒有看到，雖然馬克思肯定了經濟的決定作用和上層建筑的被決定性特征，但是也強調了社會活動與社會關系的總體性特征。那麼如何把握社會的這個總體性特征呢？這就需要我們對“文化”進行重新的審視和界定，充分認識“文化”的綜合性、復雜性、構成性，讓“文化”回歸它的物質本性和日常本性。文化不僅僅是“理想的”東西（代表某些絕對普遍的價值），也不僅僅是“文獻的”記錄作為人類思想力和想象力的體現）﹔文化更是一種“社會的”綜合性反應和總體性表達。（1984，p.57）不僅如此，文化往往還以三種主要的存在形式將社會存在及其活動串聯起來：在任何一個社會歷史階段，唱主角的“主導文化”（the dominant culture）與體現新價值的“新興文化”（the emer-gent culture）和代表舊傳統的“留存文化”（the residual culture），總是相互交織而難以割裂。威廉斯始終認為，文化就如同語言一樣，它是滲透在社會生活中而無處不在的，“一個文化的范疇往往是與一個語言的范疇相對應的，而不是與一個階級的范疇相對應的”。（1966，p.307）用另一位英國新左派思想家霍爾的話來說，“文化已經不再是附著在生產和事物這個堅硬世界上面的裝飾品，也不再是物質世界上面的點綴品。如今文化同世界一樣完全都是物質的”。（Mulhern，p.128）

社會歷史的發展總是呈現為經濟活動與文化活動的互動。在當今社會，生產活動與文化創造完全融合。文化絕不僅僅是物質生產活動的反映物，也絕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派生物﹔文化是一種構成性的社會物質力量。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立足於“總體性”范疇而將文化完全地物質化。這種將文化等同於物質過程的理論觀點，其指向就是用一種文化構成論來取代經濟還原論，以求恢復社會發展的物質過程的整體效應，尤其是要恢復文化生產的社會物質力量。為了証明人類的意識或者文化從一開始就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特別引用了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說過的一段話：“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頁）由此可以看出，對於威廉斯等文化構成論者來說，恢復“總體性”范疇的地位，其實就是要恢復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主觀性維度，從而將文化植根於社會的基礎之中。

二、社會構成論的闡釋

文化為何具有總體性的意義？這是因為文化與所有的社會實踐交織在一起，充分體現了社會歷史的整體性和構成性。作為整體社會經驗的文化，自始至終都融入在各種經驗和關系之中。即使可以將它分離出來，它也不是決然分明和孤立存在的。在威廉斯的理論中，“文化”與“社會”幾乎是同義的。構建文化理論的目的，就是對社會生活中各種組成因素關系進行探討。他將“文化”放大：除藝術產品、知性創造和價值理想觀念之外，文化還涵蓋了“生產組織、家庭結構、代表或主宰各種社會關系的制度構成、社會成員用以交往的特定形式”。（1984，p.58）這種文化構成論的闡釋幾乎囊括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而突破了上層建筑的傳統定義。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文化屬於上層建筑，因而區別於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派生物和附屬物。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界限分明：前者在上，后者在下﹔前者在后，后者在先﹔前者是被決定的，后者是決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社會關系，決定社會意識，決定具體的觀念和作品”。（2005，p.19）許多人都認為，“這個公式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所在”。（ibid）一般情況下，這個理論很容易把上層建筑解釋為經濟基礎的反映和表象，很容易在理論和實踐中掉進還原主義的泥潭。威廉斯認為，在重新構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過程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必須解決的理論難題。（2005，p.31）上層建筑問題乃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心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特征正是凸顯在關注方法論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以及社會發展的主觀性問題。威廉斯始終強調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論述僅僅是一個“啟發性”和“類比性”的用語。如果對這個比喻只是進行機械和片面的理解，就會得出經濟決定論的公式。社會過程及其關系是非常復雜的，文化與社會的關系往往是相互作用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並不存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不存在先后上下輕重之分。(1977，p.136）馬克思並沒有完全堅持使用這個比喻，而是更多地使用了有機體社會的整體模式，即一種社會組成要素的共同決定論或是構成決定論。（Dupé，p.108）馬克思之所以要用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再用唯心主義修正唯物主義，其意圖就是要建立一種有機體式的社會總體性理論。

威廉斯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立足於以文化為中介的“社會構成決定論”。他主張盡管經濟基礎具有“決定性”的優先作用，但是這種決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體的現實矛盾變化中展開的。社會的變革往往植根於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2005，p.35）為此他引用了恩格斯所論述過的“合力說”和相互作用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5頁）他也肯定了葛蘭西所論述的“領導權”以及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以他為代表的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用“連結”（articulation）理論來取代經濟決定論。他們的“文化研究”是要提出一種非還原主義的社會總體理論。許多人所犯的錯誤是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對分析性范疇當成了實體性的描述，把本來是不可分割的因素看作是順序性的事物，“於是那些正統的分析家們就把‘基礎’和‘上層建筑'看作似乎是可以分離的經驗實體。這樣他們就看不到實際的過程——它不是抽象的關系而是構成性的過程——而這正是我們應該強調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特殊作用所在”。（1977，p.81）針對這些理論上的缺失，威廉斯試圖用文化作為一個“中介”、作為一個“連結”、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社會生活經驗，對復雜的社會現實過程進行構成性的認識。

在威廉斯看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遵循了功利主義的邏輯，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抽象成為一種僵化的理論公式。先有物質社會生活，然后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上才有意識及其產物。人類的文化實踐活動不能是別的，隻能是對物質性社會過程所發生的一切的反映或者折射。如果將這個公式套用在真實存在的社會關系之上，就會使社會構成論變成簡單的還原論。馬克思針對以往的唯心史觀，強調去除“上層建筑”的獨立性色彩，但並沒有將它們完全看作是物質生活的反映和回聲。（ibid，p.19）在社會存在中，“從城堡、宮廷和教堂到監獄、工廠和學校，從戰爭武器到新聞傳播，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要採取各自不同的方式來生產這些社會政治體制秩序，它們從來都不只是上層建筑的活動”。（1984，p.93）城堡、宮廷和教堂這些建筑物並不是靜止地樹立在地基上的文化象征，而是直接滲透在社會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作用因子。監獄、工廠和學校這些社會的組織形式，並不是被動消極地受制於物質生活的邏輯，而是在影響和塑造社會的存在。“我們都習慣用政治和經濟的概念來描述我們的整個社會生活。如果強調交往作為一種經驗則可以看到，人和社會並不局限在權力、財富和生產的關系之中。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描述、學習、勸說、交流也同樣是社會生活的基礎所在”。（1976，p.10）事實上，文化是在“基礎”之中的。

威廉斯認為，構建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需要具備兩個環節：首先要認識到社會運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其次要重新考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公式。歸結起來，就是要用構成論的因果論取代還原論的因果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進行一番解析。這種解析決不是要拋棄決定論，而是要進一步深化對於決定論的認識。沒有決定論，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如果將決定論簡單地理解為化約論，馬克思主義也將喪失它的理論生命力。（1977，p.83）在威廉斯看來，構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如何理解“決定”（determination）的含義。作為一個動詞，“決定”既有從神學中繼承過來的指稱一種預示的含義，也有從社會實踐角度來看的作為設定界限和施加壓力的意思。我們必須區分自然規律的“決定性”和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必須區分以抽象客觀性為立足點的外部決定論和以歷史客觀性為出發點的內在決定論。（2005，p.34）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6頁），所謂“決定”應該是指客觀限度的設定。從社會歷史發展角度來看，“決定”不僅僅指設定性和受動性，而且還指一種包含著意志和目的的施加作用的行為。“決定”的源頭應該在人類自身的活動之中。我們不能把“決定”看作單一力量的發生，而要看到“決定”是社會力量在設置限制並施加壓力的構成過程。這些限制或者壓力不可能全面控制也不可能全面預知活動的結果。在各種限定和壓力下所形成的相互作用過程，並不存在於別的什麼地方，而是僅僅存在於整體的社會過程之中。“多元決定”不是孤立地去看待生產方式或者生產技術的力量，而是承認多種力量在具體歷史境遇中所形成的結構、關系和整體，因而是一種更加有用的理解現實復雜性的理論概念。（ibid，p.35）威廉斯也無法完全接受“多元決定”對於結構關系及其決定性條件的偏重。他所闡釋的社會構成論更強調的是歷史的邏輯而不是結構的邏輯，主張人是創造自己歷史的主動者而不僅僅是結構的承受者。社會生活確實是被建構起來的，但它是通過文化而由人主動地創造出來的。（1984，p.86）從這個意義上講，威廉斯的文化主義的社會構成論闡釋了一種社會主體理論。

三、文化分析與社會主體理論

如何從上層建筑問題入手來探討社會過程的主觀性方面，即如何彌補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體理論？盧卡奇立足於“階級意識”來闡明他的歷史發展主體性原則：“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中，理論與實踐相一致，因此它能夠自覺地以它的行動來影響歷史的天平，而這是決定性的因素”。（Lukacs，p.69）葛蘭西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面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爭奪問題的時候，曾經想到要通過政治學和經濟學把自己組織起來，現在它還必須考慮通過文化把自己組織起來”。（Gram-sci，p.126）威廉斯構建的“文化唯物主義”則力求將“文化”解釋為一個社會主體性的范疇，並且通過“文化分析”來克服單純的經濟分析和階級分析的局限性。在他看來，與經濟分析和階級分析相比較，“文化分析”更能夠凸顯社會歷史發展的復雜性、構成性、主觀性和過程性。（1984，p.63）在構建“文化唯物主義”的過程中，他繼承了英國的文學批評傳統而強調文化具有的社會塑造功能，同時肯定了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基本論述，讓“文化”進入到物質生產活動的范疇之中。（1977，p.19）他是想通過將文化作為一個“連接”，把社會生活的總體性關系及其文化的構成性作用揭示出來。既然文化是社會的中介，那麼通過文化的分析就可以將真實復雜的社會過程呈現出來，可以將社會歷史主體的實踐活動揭示出來。（ibid，p.42）

威廉斯認定，普列漢諾夫關於社會存在5個層次的劃分（生產力的狀況、由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經濟關系、建立在經濟基礎上面的社會政治秩序、既受經濟支配又影響社會政治過程的社會心理、反映這種社會心理的各種意識形態），增加了社會心理的環節，接近了社會主體問題的思考，因此比經濟還原論有所進步。不過，這種劃分固有的錯誤還是在於按照時間順序來安排這些社會活動因素的座次。（ibid，p.80）他特別肯定了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的“社會性格”理論以及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論。其實，無論是“社會性格”還是“文化模式”，都觸及到了社會主體作用的問題。（1984，p.64）如弗洛姆的表述，“社會性格”是由共同生活經驗發展起來的社會成員共有的普遍心理傾向，它具有造就和疏導人的社會能量的作用。“不但歷史創造人，人亦創造歷史。這個似乎矛盾的現象屬於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范圍。社會心理學不僅要弄清人的激情、欲望和焦慮是如何由社會過程來決定的，而且還要揭示出人的生命能量以怎樣的形式變成生產的力量並且改變社會的”。(Fromm，p.9）威廉斯認為，社會主體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存在范疇，而是存在於活生生的社會共同體之中。如果要將文化理論落實到經驗層面，文化分析的對象應該是一種可以稱為“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社會經驗。“這是一種始終充滿活力的和處在相互關聯之中的實踐意識”。(1977，p.132）“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它是由普遍結構中的所有因素所導致的具體的結果”。（1984，p.64）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能量，這種“感覺結構”使得社會主體成為活生生的經驗存在，使得社會共同體成員的交往成為可能，使得社會成員能夠對世界做出積極的或者消極的反應，能夠對物質的和精神的社會資源進行吸收和創造，從而擔負起社會歷史主體的基本職能。（ibid，p.65）

對威廉斯來說，“文化唯物主義”所建構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既區別於各種藝術理論，也區別於各種社會學理論。文化分析不是簡單基於作品解析的文學研究，也不是一味強調相互作用的社會因果性研究。文化分析面對的是社會主體作用的理論建構，是力求化解歷史創造人和人創造歷史這樣一個理論上的“二律背反”。（2005，p.26）那麼，威廉斯的理論願望最終達成了嗎？可以肯定，他從文化實踐的角度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體學說，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一向被精神化和理想化的文化成為了一種真實的社會力量，成為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社會主體活動。文化的這種重新定義似乎也得到了當代社會發展現實的印証。“馬克思主義面臨的問題是雙重的：一方面，為了回應正在變化的歷史現實而需要放棄原有的理論話語，另一方面，為了解釋這種變化的現實而需要重新劃出新的理論領域”。（Nelson and Grossberg，p.11）可以說，“文化唯物主義”是在當代歷史條件下所生發出來的一種有益的理論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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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