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理性批判及其回應

思考西方哲學的諸多傳統，理性、自由恐怕都是極為重要的傳統。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中，他對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說給予充分的關注和闡釋，並對其進行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原子偏斜是對必然性的打破，它是偶然、自由得以可能的重要前提。與此同時，理性也得到了應有的關注和重視。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馬克思對整個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結構和運行的分析，既有經驗的事實根據，也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分析和考察。施米特基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和整個人類社會的理性分析，將馬克思主義視為理性專政，並就此展開了多方面的批判。

一、經濟理性批判及其回應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以辯証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奧秘的經典之作，他在初版序言中說：“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如德國政治哲學家施米特所認為的那樣，經濟范疇確實是馬克思考察人類社會的立足點，如果從人類產生的初級階段來看，生產勞動可能是更根本的立足點。跳過原始社會，馬克思認為奴隸制是個極為重要的經濟范疇，現代資產階級正是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資產階級以生產資料作為資本，並使它成為不斷奴役和支配無產者的工具，機器的出現和改進，使得無產者越發地成為自己產品的奴隸。由此馬克思認為階級社會中的統治階級支配著社會的物質生產資料，並通過這些物質資料實現對被統治階級人身乃至精神的統治。對滿足人類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質資料的重視，成為馬克思哲學區別於哲學史上眾多哲學理論的鮮明特征。也就是說，經濟領域是馬克思展開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平台，從而才有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所作的判斷，即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實質上落入了經濟思維的視野內。

通過施米特帶有理論傾向性的判斷，施米特與馬克思兩個人在思想上的沖突行將展現出來，這就是在經濟思維和政治思維之間，哪一個是更為根本的領域。施米特明確提出了它們之間的尖銳對峙：“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思維便成為天主教政治觀念的根本對立面，因為天主教的政治觀念反對經濟思維中與事務性、誠實和理性相等同的一切。”在馬克思那裡，經濟因素在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在整個社會中處於基底的地位。與馬克思不同，施米特明確指出馬克思的經濟理性主義已經同天主教的理性主義相去甚遠，而這也同時表明在施米特的心目中，羅馬天主教的政治形式是現代社會中應該恢復的，並且這種政治形式是現代社會中更為根本的領域。當施米特在論述近五個世紀人類中心區域轉換的時候，他已經將敵友政治的對立原則貫通到每一個世紀之中，以此堅持自己對政治概念的理解。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經濟理性的批判，也恰是服從施米特分析論証經濟思維中存在的敵對性，並將敵友政治作為隱藏在經濟理性背后的政治原則。

不可否認，經濟思維中存在造成敵對性的可能，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正是奠基於經濟領域的政治斗爭。而更為根本的思考是，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了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如果按照施米特從純粹政治的視角去看待所有其他領域，使純粹政治成為本質和關鍵的決定因素，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經濟的因素在現實生活中引導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和活動原則，成為整座人類社會大廈最為重要的“支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十分明確地指出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具有的摧枯拉朽式的歷史作用和力量：“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在這段重要論述中，著重指出了商品經濟對於締造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絕對力量，使得當時人們不可避免地或主動或被動地卷入這個漩渦之中，接受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其他的社會形態也難以逃過由經濟領域的深刻變化引發的社會政治變革，這其實與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重要論述保持著理論邏輯上的一致性，即生產力作為經濟基礎的前提是決定社會形態演進與文明進展的最終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妄圖以純政治來說明人類社會的變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敵友政治作為絕對的對立姿態隻能是伴隨經濟領域巨大變化的產物，不可能成為取代經濟領域基礎地位的真正挑戰者。因為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解放必須以現實的物質生活條件作為基礎，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都離不開這個前提。

二、技術理性批判及其回應

與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經濟理性批判相關聯，施米特還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技術理性的批判。當施米特在論述近五百年以來人類中心區域的轉換時，不言而喻，20世紀的技術相對於19世紀的經濟學來說，雖有十分緊密的聯系，但其自身已經成為一個獨特的領域，並在現代人類生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用施米特自己的話說：20世紀是一個“技術宗教來臨的時代”。施米特曾用“經濟—技術”思維來概括19世紀以來主導人們的思維方式，他也同時指出這種思維方式對於去政治化所發揮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經濟—技術”思維方式的流行本身就與唯科學主義時代的實証主義傾向連在了一起。現代社會中對技術地位的過度抬高，必然引起眾多學者對唯技術主義的指責和批判，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就是這些批判中的典型稱謂。面對技術理陛所導致的現代性困境，施米特沒有表現出回避態度，反而從一種敵友政治的角度來看待技術本身。美國學者麥考米克就曾論述到：“從1926年至1923年，施米特在他的文化—政治論著中試圖構建一種對現代性的批判，這種批判恰當地綜合了技術在現代性中的作用，但無須對技術進行審美評估或害怕地回避技術。”麥考米克的論述已經表明施米特對技術本身並未採取回避的態度，而是將其劃入他的敵友政治邏輯之中。也就是說，在施米特的眼中：不必回避和擔心技術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隻需將其看做敵友政治在現代性視域中的必然延伸過程即可，敵友政治始終是各種時代生活中牢不可破的核心地帶。

施米特已經看到了馬克思將經濟因素作為整個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而且馬克思認為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等決定了社會歷史的進程。與此同時，馬克思的思想中還帶有社會歷史進步論的傾向，所以當他論述資本主義時，一方面指出它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將被后來的、更為合理的社會所代替﹔另一方面，馬克思也指出了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所達到的高級階段，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它依靠經濟、技術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質財富，並以此為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每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確未反對經濟—技術思維對人類社會所產生的巨大歷史意義，甚至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必然需要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正因為如此，施米特帶有諷刺意味地說：“也許可以想見，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裡將出現技術和化學的新發現，它們會再次改變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使一場革命成為必然。”在施米特眼裡，僅以經濟、技術作為統治權威存在的基礎似乎是難以成立的，它們與古羅馬天主教的宗教信念相比，勢必要稍遜一籌。

事實上，在施米特的敵友政治理論中仍能找到德國學者韋伯的蹤影，那就是對信念倫理的堅信和推崇。與宗教倫理信念相比，單純的經濟、技術似乎顯得過於單薄和無根。與韋伯的思想路線相似，施米特的思想深受西班牙政治思想家柯特的影響。遵從自柯特以來對大公主義的重視，施米特力圖以天主教的大公精神來對抗、消解經濟理性和技術理性。因為在施米特看來，政治恰是以這種大公精神作為信念基礎，它才成為人類所有領域中最為關鍵的部分，並且對解決人類自身的生存問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當馬克思將政治本身看成是歷史的產物，並且認為政治終究要在歷史的進程中消失時，施米特則要以上述的論述來指責馬克思僅僅將政治本身看做了一種“技術”。而當施米特從自己的視角來看待馬克思主義對經濟、技術的強調之時，經濟、技術難以成為政治權威的基礎。施米特認為技術可以成為經濟的對立面，技術本身只是一種工具而已，它必然成為決斷者、政治集團手中的工具和武器。

當施米特突出技術理性的政治屬性的時候，他忽視了現代生活對技術的依賴所發揮的更深層次的影響。即使馬克思之后的眾多學者對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中也不乏深刻的思想，但是，技術恐怕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難以回避的事情。馬克思已經看到了技術對人類生活所發生的重大影響，即“技術通過人的勞動實踐不斷地增強人對自然的改造能力，人的本質力量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他同時看到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的迅速增殖，都離不開技術。因此，當資本主義成為新的社會形態時，一方面，資本追求增殖的本性必將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剝削和壓迫異常殘酷﹔另一方面，當社會以退步的形式實現自身的進展時，技術本身扮演了重要角色，並具有了歷史的合理性。在馬克思那裡，技術的發明和使用符合資本主義和未來社會發展的需求，單純的批判和將其“吸納”到政治思維之中是不妥的。歸根到底，技術理性的日益盛行，正是由於現代社會對於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所致，人類要打破對自然界本身的資源化、價值化等功利性關系，隻能在經歷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慢慢尋求人類擺脫生產資料控制的可能路徑，如果不能擺脫生產資料對人類生活的控制，對技術理性所作的任何批判可能都是無效的。技術理性在馬克思的思想中隻具有從屬於更高目標的過渡價值，是終究要被揚棄的環節，而非馬克思哲學的真實追求與理論定位。

三、歷史理性批判及其回應

施米特以唯物史觀為靶心對馬克思進行歷史理性批判。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兩個重大發現之一，它發現了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並以此來看待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預示了未來社會出現的歷史必然性。施米特認定了馬克思與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上所產生的親緣關系，指出：“這裡對黑格爾哲學的解釋，即它的一個方面的實踐結果可以導致一種理性主義專政，也適用於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基於專政的形而上學確定性的那些証明，仍然完全處於黑格爾的歷史結構框架內。”建構的理性主義、決斷的形而上學都是施米特對馬克思主義發出的挑戰。施米特之所以將1848年確立為“專政年”並將馬克思主義與專政思想密切聯系起來，原因就在於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了共產主義同盟的行動綱領——《共產黨宣言》。正是這一宣言的發表，使施米特確信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問的斗爭是人類歷史上的“最后之戰”。具體來說，來自施米特的指責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施米特認為，馬克思主義重視經濟基礎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相應地他以黑格爾哲學的辯証法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做出辯証的解釋，也必然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第二，基於馬克思主義對歷史規律的發現和掌握，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似乎就在這種規律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對未來理想的社會制度的出現也就具有了“成竹在胸”的信心和把握，這在施米特看來，就如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必然引發的“自打包票”一樣﹔第三，馬克思的歷史哲學還必然預示暴力專政的出現。無產階級要想解放自身和全人類，就必須同資產階級進行徹底而堅決的斗爭，馬克思主義對暴力革命的承諾引發了“形而上學強制”的指責﹔第四，施米特還指責馬克思主義中存在教育專政的傾向，對歷史規律的認識、工人階級的覺醒都與教育因素密切相關，在馬克思所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缺少教育的“流氓無產階級”是受排斥的。

針對來自施米特從歷史理性角度對馬克思展開的種種指責和批評，我們必須依據馬克思的真實思想展開負責任的思考和回應，從而才能夠實現施米特和馬克思的真實對話與交鋒，重現馬克思在這一問題上的深刻思想。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的確承認他們的學說受到了黑格爾哲學的莫大影響，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就在黑格爾歷史理性的框架之內。黑格爾哲學中帶有某種保守因素，被恩格斯稱為“拖著庸人的辮子”。馬克思的確贊賞黑格爾的辯証法理論，並認為這是近代哲學所達到的最高峰，但馬克思不是全盤吸收黑格爾的辯証法思想，而是進行了揚棄。馬克思已經將黑格爾哲學建立體系框架的企圖拋在一邊，它真正重視和繼承的也只是辯証法自身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正如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的批評一樣：“體系要求這樣，於是，方法為了迎合體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因此，馬克思在對黑格爾哲學給予了應有尊重的同時，並沒有陷入黑格爾哲學中理性自足性的泥潭，而是賦予了辯証法面向每個人自由與全面發展的開放性功能。

其次，馬克思對待未來社會的態度，也並非像施米特所說的那樣，受歷史理性的控制。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本身並不是人的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共產主義只是一種社會運動過程，它不是人類社會中應該就有的未來社會，關鍵的問題是落到現實的社會運動和一定社會運動現有條件的滿足。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主義絕不是純粹理性建構的產物，因為純粹理性建構的產物隻能是脫離社會現實的烏托邦，而脫離社會現實的烏托邦是馬克思所極力反對的幻想。共產主義不是某個可以虛構的既定社會現狀，而是一種現實不斷趨向理想的批判性的運動過程，它將引導人們追求更加美好的社會現實和生活世界，即真正向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展現的更高社會狀態進發。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對共產主義做了更為清晰的說明：“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施米特對馬克思的批判本身就存在著牽強附會的成分，難以構成對馬克思哲學的真實威脅。

再次，馬克思在談到人類社會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的確訴諸了階級斗爭的分析方法，並認為暴力革命是實現社會形態根本變革的“助推器”，但這不等於馬克思哲學就陷入到了形而上學的強制之中。施米特對馬克思的批評主要立足於《共產黨宣言》。在這本書中馬克思的確指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展開斗爭的歷史必然性。而馬克思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一方面在於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嚴重束縛和破壞有著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至關重要的方面，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重資本佔有的巨大危害性，即它嚴重危及到了無產階級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動物式的“非人”的社會現實。綜合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就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合理性遭到了質疑和挑戰，而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中，無產階級的處境是最為不利的，因此他們的革命性最強。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我們要消滅的只是這種佔有的可憐的性質，在這種佔有下，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隻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能活著。”正是在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的悲慘命運作出全面考察和分析之后，馬克思哲學突出關注了無產階級的生存問題，並將自己的哲學定位在為求得全體無產階級解放而努力的目標追求上。因此，馬克思哲學真正扭轉了哲學史的航向，開辟了立足於唯物史觀來追求人類解放的生存論哲學，如果施米特隻看到和揪住暴力革命這一作為手段的中間階段的話，勢必是舍本逐末式的糾纏，難以做到真實的理解和批判。

最后，針對施米特指認馬克思主義是教育專政，有必要對馬克思所說的教育因素做出新的理解。教育因素是人類社會中特有的社會現象，在階級社會中教育具有極為明顯的階級性，它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重要手段，突出地表現在政治教育的功能上。哲學是最深奧、最隱蔽的教育手段，是支撐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最終基礎，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意義極為重大。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深刻的洞察，馬克思力圖創立一種適合於最廣大無產階級改變自身悲慘命運、爭得自身合理利益的嶄新哲學，以發揮其作為無產階級的新世界觀的功能，化作無產階級改變現存世界、創造更加美好世界的內在思想理論源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申明了這種意圖：“共產黨人並沒有發明社會對教育的作用﹔他們僅僅是要改變這種作用的性質，要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的影響。”也就是說，馬克思要扭轉教育因素與統治階級利益的糾纏，使教育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爭得自身合法權益的重要方式，進而將自己的哲學變成真正為人民大眾謀幸福的實踐哲學，而非施米特攻擊和指責的教育專政。

（本文刪除了參考文獻）（作者單位：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