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漢諾夫對馬克思社會有機體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有機體”本來是一個生物學術語，用來泛指那些能夠自我生存和發展的生命體。近代一些哲學家、社會學家把這個概念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把人類社會比作“有機體”，從而提出了“社會有機體”思想。在這些思想中，隻有從唯物史觀出發的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才真正揭示了社會有機體的科學內涵。繼馬克思后，普列漢諾夫對這一理論作出了新的闡釋，在社會有機體的內涵、構成、運行、發展向度等幾個方面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的思想。

一、社會有機體的內涵

1847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首次提出了社會有機體的概念。針對蒲魯東把“社會經濟的全部歷史都寫在哲學家的著作裡”^[1]的片面觀點，馬克思指出：“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意識形態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2]后來在1867年《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更明確指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3]可見，在馬克思那裡，社會有機體是一個反映人類社會生活諸要素之間的全面性聯系與有機性互動的整體性范疇，是以人的社會關系的各個“要素、環節”為紐帶構成並“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不斷發展的有機整體。正是對社會有機體范疇的深入研究，馬克思解開了社會歷史之謎，建立了新的社會發展理論。

普列漢諾夫繼承了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學說，凸顯了“有機體”的內涵，豐富了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他多次把社會稱之為社會有機體，把對社會結構的分析比作對“有機體”的剖析。針對把社會的構造看成是它的經濟的錯誤認識，普列漢諾夫指出：我們必須知道給予社會“這個有機體的一切生活機能以一個說明﹔我們必須了解它如何運動，如何養育自己，了解在它內部發生的感覺和概念，如何依靠社會構造的機構而變成了它們之為它們﹔了解這些感覺和概念如何隨著那在這機構中發生的變化而變化，以及其他等等”^[4]。普列漢諾夫形象地把社會稱之為是一個由多種因素構成的活生生的“有完全生命的有機體”。^[5]它如同有生命的人一樣，有自己的骨骼，有自己的血肉，是一個以“完全有生命”的血肉之軀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有機體。對於什麼是社會有機體的骨骼和血肉，他指出，社會的物質生活可以比作社會有機體的骨骼，社會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可以比作它的血肉。他強調，研究骨骼和血肉都很重要，但研究者還必須進一步說明：“經濟的枯燥的骸骨”是“怎樣為社會政治形態的生動的血肉包裹著”，又是“怎樣為人類的觀念、感覺、意圖和理想的血肉包裹著的”，而這將是“最有趣和誘人的”。^[6]

但是，普列漢諾夫並沒有僅從社會“要素——系統”單一地去理解社會有機體，而是進一步發揮了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思想，看到了地理環境對社會有機體的作用，看到了作為社會有機體主體力量的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提出了歷史上的杰出人物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個別外貌或局部后果、不能決定社會有機體發展的總趨勢的新思想。對此，他專門寫作了《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一書，他在該書中提出，一般的、特殊的和個別的原因對社會有機體起著作用。他說：“現在應該把生產力發展情形看作人類歷史運動的終極和最一般的原因，人類社會關系的歷次變遷是由這種生產力決定的。除這種一般原因外，發生作用的還有一些特殊原因，即某個民族生產力發展所處的歷史環境”，也就是說，還有“個別原因的作用，即社會活動家的個人特點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因為有這些個別原因的作用，於是事變就具有其個別的外貌”。^[7]在普列漢諾夫看來，社會有機體范疇不僅囊括了人類社會生活諸要素及它們之間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還包括地理環境和人自身。“人是從周圍的自然環境中取得材料，來制造用來與自然斗爭的人工器官。周圍自然環境的性質，決定著人的生產活動、生產資料的性質。”^[8]歷史正“是由社會人造成的，社會人是歷史的唯一‘因素’。社會人自己造成自己的關系，即社會的關系”^[9]。

因此，普列漢諾夫的社會有機體理論作為關於社會中的一切關系同時存在又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理論，是由社會中的多種因素或層次構成的活生生的“有完全生命的有機體”，揭示了地理環境、人和社會中的各個要素的關系、運動和發展向度。

二、社會有機體的結構

在社會有機體的結構方面，馬克思提出了構成社會有機體基本要素或層次的“經典公式”。在此基礎上，普列漢諾夫擴展了社會有機體的基本要素，創造性地提出了構成社會有機體的“五項因素公式”。這一公式的提出，深化了對社會有機體內在要素的認識。

馬克思的“經典公式”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他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10]這就是說，作為有機整體的社會結構主要由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三種因素或三個層次構成。這其中，上層建筑包含“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和“豎立其上”的觀念的上層建筑，而觀念的上層建筑則是指“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普列漢諾夫則創造性地把這個結構具體化為五個因素或五個層次，即生產力、經濟關系、政治制度、社會心理、思想關系。在他看來，古往今來的一切完整的社會有機體都是由這五個因素或五個層次構成的。他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中指出：“如果我們想簡短地說明一下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現在很有名的‘基礎’對同樣有名的‘上層建筑’的關系的見解，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些東西：

（1）生產力的狀況﹔

（2）被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

（3）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

（4）一部分由經濟直接決定的，一部分由生長在經濟上的全部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中的人的心理﹔

（5）反映這些心理特性的各種思想關系。”

在上述的這“五項公式”中，普列漢諾夫最具開拓性的貢獻是把觀念的上層建筑分為社會心理和思想關系，並把社會心理和思想體系看成是社會意識的兩個形式，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其中，他對社會心理的研究成就尤為突出。他不僅把社會心理列為社會有機體的一個重要范疇，而且指出了社會心理在思想體系與政治制度、經濟關系之間的“中介”、“橋梁”作用。

在普列漢諾夫那裡，社會心理是社會有機體這個復雜力量體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是了解一國歷史及其思想體系的“中介”。他指出：“社會心理異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歷史中都必須估計到它，而在文學、藝術、哲學等學科的歷史中，如果沒有它，就一步也動不得。”他還認為，是否重視社會心理是區分新舊唯物主義的主要依據，唯物主義如果不想回返到唯心主義見解而背叛自己固有的原則，就必須要給人的生活的主觀方面加以唯物主義說明﹔而“人的生活的主觀方面，正是心理的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情感和觀念”。正是忽視了人的心理，舊唯物主義才把自己弄成了“枯燥的、灰暗的、悲慘的”的境地。那麼，什麼是社會心理？普列漢諾夫曾先后使用過十幾種不同的稱呼，但遺憾的是，他從來沒有對社會心理作過定義式的表述。在他所使用的概念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創造的，如“環境的心理”、“審美情緒”、“社會意識狀況”、“流行情趣”等﹔有一部分是採用了當時新興社會心理學使用的輿論、情緒、情感、習慣、道德風尚等范疇﹔更多的則是繼承了黑格爾的哲學概念，如“時代精神”、“人的精神”、“公共意見”、“人的意見”以及“民族性”、“民族精神”、“普遍精神”等。可以看出，普列漢諾夫對社會心理的研究仍然與哲學混為一體而沒有獨立出來。因此，他的論述有時不免模糊，甚至令人難以捉摸。但概括起來，社會心理就是人們的日常意識，而思想體系則是概括了的、系統化了的社會意識。

這裡還需指出的是，普列漢諾夫不僅對社會有機體作了五個層次的劃分，而且對其中的某些層次又作了進一步的劃分。例如，他把思想體系這個層次又具體地分為兩個層次：政治、法律、道德觀點等屬於“第一級的”、“低級的”層次，因為它們距離經濟基礎較近﹔宗教、藝術、哲學等則屬於“第二級的”、“高級的”層次，因為它們距離經濟基礎較遠。值得一提的是，普列漢諾夫對藝術進行了更為深刻地分析：一方面，他強調了“藝術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往的一種手段”。但由於它距經濟基礎較遠，因而與之聯系要通過社會心理等一系列中間環節。他說：“要了解某一國家的科學思想史與藝術史，隻知道它的經濟是不夠的。必須知道如何從經濟進而研究社會心理，對於社會心理若沒有精細的研究與了解，思想體系的唯物主義解釋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另一方面，藝術和社會心理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社會心理是藝術的直接來源，藝術則是社會心理的反映。這就進一步揭示了思想體系與社會有機體其他層次之間的聯系，從而豐富了對社會有機體內在結構的研究。

三、社會有機體的運行機制

用社會有機體來把握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是唯物史觀的重要方法，“當人們把握了社會各方面的聯系和層次，尤其是決定因素之后，社會運動的總規律或總趨勢也就進而成為可知的了”。在馬克思看來，社會有機體的運行根本上是由交往形式和生產力的矛盾推動的﹔普列漢諾夫堅持了馬克思的這一主張，並在社會有機體的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主張。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它們之間的這種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採取各種附帶形式，如沖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政治斗爭，等等”，而“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這種交往形式后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給界定為生產關系，正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構成了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有機體克服自身矛盾的過程，也就是有機體對其組成部分的整合過程。社會有機體的各個組成部分必須相互協調才能作為整體而運行。這樣在彼此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中，從基本適應到不適應，再到新的基本適應，如此不斷的肯定否定，循環往復，以至不斷更換社會力量和權力主體，使社會形態向更高層次邁進，進而不斷地推動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進步。這其中，生產力始終是最根本的、決定性的，“隻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

普列漢諾夫堅持了馬克思的上述理論主張，並對社會有機體的五個因素或五個層次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作了深入地論述，既而對社會有機體的運行機制提出了一些新觀點、新主張，表現在：

首先，社會有機體的五個因素或五個層次之間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序列”和“因果關系”。在普列漢諾夫看來，生產力是社會有機體的第一個層次，是社會有機體的基石，直接制約著經濟關系，這是社會有機體的第二個層次﹔經濟關系作為社會有機體的基礎決定著社會政治制度，這是它的第三個層次﹔經濟關系和社會政治制度共同決定著社會心理，這便是社會有機體的第四個層次﹔而作為最后一個層次的思想關系又受社會心理制約。在這裡，社會有機體的五個層次之間存在著“等級森嚴”的內在關系，從上到下，一層次決定另一層次，每一層次在社會有機體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與其他層次之間的關系都十分明確。對於這一思想，普列漢諾夫在其《階級斗爭學說的最初階段》裡也有過專門地闡述。他指出：“地理環境的性質，決定著受人們支配的生產力的狀況。一定的生產關系適應一定生產力的狀況，而一定的社會制度適應一定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的性質卻影響著人們的心理，同時並決定著人們的智力、道德和一般所謂整個精神的發展。”這就從根本上揭示了社會有機體的運行機制，即決定著經濟關系及豎立其上的其他一切社會關系發展的仍然是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地理環境並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因為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受生產力決定的，隨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

其次，社會意識自身有其變化發展的必然規律，社會意識特別是政治制度和思想因素具有反作用。普列漢諾夫強調，隻承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還不是全部的歷史唯物主義。必須補充一句：意識一經在存在的基礎上產生，就反過來促進存在的進一步發展”。顯然，他沒有把社會意識的反作用與社會有機體的運行割裂開。普列漢諾夫尤其重視政治制度和思想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他一再指出：“‘批評’馬克思的人們直到現在所說的一切，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片面呀，什麼除了經濟因素以外，他忽視社會發展的其他一切‘因素’呀，這只是証明他們簡直不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加於‘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影響的作用。要使大家相信馬克思恩格斯怎樣注意政治因素的意義，隻要讀一下《共產黨宣言》中所講到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幾頁就夠了。……毫無疑問，政治關系可以影響經濟運動﹔同樣，毫無疑問，政治關系在影響經濟運動以前，是由經濟運動創造出來的。”這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亦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對此，他還寫道：在人類社會的漫長而又曲折的發展道路上，有許多偉大的轉折點，而“從一個轉折點到另一個轉折點的道路，總是要通過‘上層建筑’。經濟幾乎永遠不會自然而然地取得勝利，關於它永遠不可能說：自然而然的運動”，而是“永遠必須通過上層建筑，永遠必須通過一定的政治制度。”然而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革是人們有目的的自覺活動，它必須以人們的思想變革為先導。因此，普列漢諾夫在強調政治因素的重大作用之后又接著指出：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政治制度要想成為現實，還必須先以觀念的形式通過人們的頭腦﹔“人類如果不先經過自己的觀念的一系列變革，就不可能從自己經濟發展的一個轉折點過渡到另一個轉折點”。其中，革命理論的作用尤為突出，普列漢諾夫在他1883年完成的《社會主義與政治斗爭》中就明確地提出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名副其實的革命運動”的著名論斷。這一論斷在19年后被列寧重復。列寧在《怎麼辦？》中寫道：“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第三，社會有機體具有整體性，許多“環節”共同作用推動社會有機體的運行。普列漢諾夫認為，影響社會有機體運行的決不是某一個因素，而是多個因素的合力。要想獲得對社會生活的真理性認識，就必須把握社會有機體的整體性。針對被資產階級用來反對唯物史觀的折衷主義“因素論”和把唯物史觀庸俗化的經濟機械決定論，普列漢諾夫指出：“說社會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決定社會發展的所有其他方面，就是承認（正是由於‘歸根到底’這幾個字）存在著許多其他的中間‘環節’，其中每一個環節都影響所有其余環節。……結果就產生一個極其復雜的力量體系。”例如，對於藝術演進的原因，他指出不僅有根本原因，即社會生產力，同時還有一系列中間因素作用的原因，即社會心理、政治制度、哲學學說、道德觀念、宗教理論等。正如他所說：“社會關系的改變使各種不同的‘因素’行動起來，而哪一個因素當時對文學、藝術等等的影響更為強烈，這決定於許多同社會經濟完全沒有直接關系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原因。經濟對藝術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直接影響一般是極少看得出來的：最常發生影響的是其他因素，即政治、哲學等等。有時候其中一種因素的影響比其他因素的影響更為顯著。”所有這些因素在整個社會有機體中都各有自己的特定的功能和地位，共同推動社會有機體的整體運行。

總而言之，對於社會有機體的運行，普列漢諾夫不僅強調了社會有機體各個因素或層次之間的從下到上的制約與被制約的關系，而且強調了各個因素或層次的整體作用。這些作用是相互的，並以之為前提，共同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在他看來，“歷史是最大的辯証主義者”，“在歷史過程中同樣常見的是，結果可以成為原因，原因也可以成為結果”。

四、社會有機體的發展向度

社會有機體既是一個囊括全部社會生活及其關系的整體性范疇，也是一個貫穿整個人類社會始終的整體性范疇。社會有機體的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推動了社會有機體的發展。其一般趨勢是怎樣的？馬克思用社會形態范疇來表征社會有機體的特定發展階段的存在，普列漢諾夫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但由於理論脫離實際，他最終在社會有機體的發展向度上陷入了機會主義。

對社會形態的發展，馬克思作過不同的表述，主要有“三形態”說和“五形態”說。“三形態”說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闡述的。他把社會歷史劃分為三大形式：“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即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最初的社會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以“個人全面發展”為基礎的自由個性形態的三種形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論述了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更替的情況：“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加上未來的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歷史的發展就呈現為五種社會經濟形態。“三形態”說和“五形態”說是從不同的角度、方面對社會形態向高層次更替的說明，二者並不矛盾，而是內在統一的，都揭示了人類社會演進的一般規律。

普列漢諾夫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用社會形態來表征社會有機體的特定發展階段的存在，他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中引証了馬克思的這一觀點。但他同時指出：“馬克思后來讀到摩爾根的《原始社會》一書時，大概改變了他對於古代生產方式同東方生產方式的關系的觀點。”他認為，西方由原始社會步入奴隸制社會，再進入到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但東方國家在“氏族組織崩潰”之后，進入的卻是一個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特征的“社會”。他指出，這是一個與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如“像中國和古代埃及的經濟發展的邏輯”就“沒有引導到古代生產方式的出現”，奴隸社會沒有產生。東方與西方分道揚鑣，步入一個特殊的、游離於世界歷史進程之外的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社會。為什麼會出現如此相異的情形？普列漢諾夫回答說：“如果這兩種類型彼此有著很大的區別，那麼它們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環境的影響之下形成的。”

對於社會有機體的演進過程，普列漢諾夫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歷史規律的決定性和人的自選擇性都起著作用，要把歷史必然性與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統一起來：一方面，人的意志自由不僅不排斥歷史必然性，而是以歷史必然性為自己的堅實基礎的。他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世界上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又都是按照那些到處都起作用的普遍規律發展的，這就使歷史的進程具有統一性。因此，歷史必然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另一方面，不能把歷史必然性和人的意志自由對立起來，個人在歷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他指出，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告訴我們，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雖沿著普遍規律發展，在現實中卻有很大的差別從而表現出多樣性的特征。比如，能夠影響歷史“個別的外貌”的人的意志自由方面的“個別原因”，就會促發這種差別。但普列漢諾夫同時反對過分夸大這一“個別原因”，他強調：“被作為結果來考察的社會的人，不能認為是自由的活動者，因為那些決定他的意志活動的情況是不依賴於他的意志的。因此，在我們看來，他的活動是受必然性的規律支配的，也就是說，是一種合乎規律的活動。由此看來，自由絕不排斥必然性。”因此，歷史必然性與人的自由自覺活動是相統一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普列漢諾夫對於社會有機體的演進過程的認識，還有其明顯的缺陷：在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理論脫離實際，教條主義嚴重。普列漢諾夫雖然是一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但他自1880年起就居於外國，未能把他的上述一系列真知灼見同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帝國主義時代以及自然科學新成就結合起來，從而導致他在俄國革命的一系列現實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成了俄國革命最著名的反對者。最終導致了他在1903年后，政治上成為孟什維克，陷入機會主義的泥坑。

注釋：

[1] ﹝法﹞蒲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78頁。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604頁，第567頁，第575—576頁，第538頁。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

[4][7][8][9] 《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205頁，第372頁，第168頁，第373頁，第273頁，第272頁，第550頁，第237頁，第237頁。

[5][6] 《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754頁，第754頁，第747頁，第725頁，第98頁，第79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第592頁。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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