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還是激進民主？

近期，對於共產主義觀念在一群左派知識分子中的復活，我們應該做何感想呢？對於構想解放政治來說，“共產主義的假設”真的有必要嗎？我們難道不是看到，從本質上講，平等主義的理想與共產主義的視界是如此的緊密相連，以致於前者的未來將取決於尋回共產主義這一有爭議的模式嗎？或者說，現在到了另眼辨事物的時候了。

蘇聯模式災難性的失敗迫使我們放棄了整個解放規劃，雖然贊同這個普遍接受的聲明，但我真的相信從這個悲慘經歷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訓，這就要求對共產主義規劃中的一些核心原則進行認真反思。的確，宣布“實存社會主義”代表著一種理想有缺陷的實現，即有待於真正的實現，這有點過於簡單了。

誠然，導致蘇聯迷失的諸多原因是可以避免的，當前的環境或許能夠提供一個更加有利的形勢。但是，遭遇到的一些困難不能被化約為簡單應用的問題，這些困難與人們概念化這一理想的方式有關。要對激勵著不同共產主義運動的這些理想保持忠誠，就必須審視它們是如何構想其目標的，並且弄清楚，為什麼那些理想能夠讓人們如此悲慘地誤入歧途。

我堅信，正是“共產主義”的觀念需要被妖魔化，因為這個觀念強烈隱含著一種關於社會的反政治願景，對抗（antagonisms）在這裡將被徹底根除，法律、國家和其他監管機構將變得毫不相干。依我之見，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主要缺陷在於，它未能承認政治的首要作用。在與拉克勞共同撰寫的《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一書中，為了糾正這個缺陷，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幾個關鍵原則提出異議。我們很清楚，左派——既包括它的共產主義版本，也包括它的社會民主主義版本——那時所遇到的困難源於其無法把捉民主斗爭的特殊性，這些斗爭不能被化約為階級問題。我們聲稱，正是由於本質主義和還原論標示著它們的方法，因而必須詳盡闡明另一種方法。

將源於后結構主義和葛蘭西的洞見結合在一起，我們提出了另一種方法：那就是圍繞作為話語空間的社會概念，強調政治時刻在社會構造中的中心作用。我們認為，在處理政治問題時，“對抗”和“霸權”這兩個關鍵概念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必須承認“政治”迄今尚存對抗的可能性這一維度，另一方面，對於一切社會秩序最終基礎的缺失和不可判定性，要能夠心甘情願的忍受，並能夠將一種旨在偶然性的背景中建立秩序的社會設想成一系列實踐的結果。通過實踐，一種社會秩序得以創立，機構的意義得以確認，我們把這些實踐稱為“霸權的實踐”。政治與霸權機構的行為是相關聯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能夠將社會和政治區分開來。社會是沉積實踐（sedimented practices）的領域，這種實踐掩蓋了它們偶然的政治機構的原初行為，正是這些行為通常被理所當然地視為自為依據的。

我們的話語方法堅持存在（being）的徹底歷史性，因此，純粹人性的真理從不訴諸任何超驗的基礎。該方法將世界完全設想成一個人類社會的構造物，這個構筑物並非建立在任何外在於它的形而上學必然性基礎之上——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本質的形式”，更不是“必然的歷史規律”。每一種秩序都是偶然的實踐暫時的、不確定的接合。事情可能往往以另一副面孔呈現出來，即每一種秩序都以排除其他可能性為基礎，表現為特定的權力關系結構。在某一特定時刻，什麼是可以接受的“自然秩序”，聯系與之相關的葛蘭西的“常識”概念，我們說它不過是沉積的霸權實踐的結果。“自然秩序”絕不是令其生成的一種更為深刻的客觀性的表現。不能將社會看作外在於它的邏輯的展開過程，無論該邏輯可能源於下面哪種情況：生產力、精神發展、歷史規律，等等。

通過將社會主義置於更為廣闊的民主革命領域，我們指出，那種將最終令我們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變革，要以社會代理人及其斗爭形式的多樣化為基礎。因此，社會沖突的領域便得到了擴展，它不再集中於像工人階級那樣的“享有特權的代理人”。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依據激進民主重新描述了解放規劃。我們強調，民主斗爭的擴展和激進化將絕不會出現這一個時刻，即一個完全解放的社會最終實現。這便是為什麼共產主義作為透明的、和解的社會（這明顯暗含著政治需要的終結）這一神話必須被拋棄的原因。鑒於馬克思主義在共產主義和國家消亡這兩個邏輯彼此限定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按照我們的觀點，解放規劃再也不能被視為權力的消除，再也不能被視為認同社會總體立場的社會代理人停止管理他們的事務。社會的對抗、斗爭和部分不透明性總是存在的。

就政治的介入而言，根據霸權實踐來想象社會現實，對於直觀社會現實的形式來說顯然至關重要。再也不能把激進政治看成是外在於一切機構安排的一個步驟或逃離的過程，而是應該把它看成一個同那些機構交戰的領域，其目的是使這些機構發生變革。激進政治的目的是讓現存的話語和政治實現拆解，通過這種方式，當前的霸權得以確立和復制，以便創建新的霸權。借用一個來自葛蘭西的概念，我們建議將這個策略想象成一種包含了一系列反霸權介入的“陣地戰”，其目標在於拆解現存的霸權，通過一種新舊要素在不同權力結構中的再接合，創造出更為進步的霸權。

這種“陣地戰”不可能僅僅由分離的不同要素構成，要素的接合構成了節點，正是圍繞這些節點，那些實踐和機構才得以固定。第二個時刻，即再接合的時刻，是決定性的。否則，我們將面臨一個純粹散布（dissemination）的混亂局面，這便為非進步力量的再接合嘗試敞開了方便之門。事實上，這種局面在我們的歷史上有過不少例子，在那些情況下，統治秩序的危機導致了右翼的解決方案。因此，“解認同”（de-identification）的時刻同時伴隨著“再認同”（re-identification）就非常重要，對現存霸權進行批判的同時提出另一種霸權亦非常重要。這一點在許多左翼人士的方法中是被忽略的，尤其對於那些依據物化和虛假意識看待問題的人來說，更是如此。這些人相信，為了給一種沒有壓迫和權力的新秩序開辟道路，強調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就足夠了。考慮到霸權的方法承認社會現實由話語構成，並認為身份是復雜認同過程的結果，因此，唯有通過實踐和語言游戲的多樣化嵌入，個體的具體形式才能被建構出來。此外，既然政治具有一種原初的結構化作用，那麼，社會關系便是偶然的，任何一種源於對抗性沖突的普遍接合，其結果永遠無法預先被決定。

我們提出的激進民主政治並不是建立在任何“社會本質”的武斷假定之上，而是對偶然性、所有“本質”的模糊性、社會分工和對抗的構成性特征的一種確証。我想要澄清的是，我們的對抗概念不應被理解為一種客觀關系，而應被理解為如下關系，即一切客觀性的界限都盡顯其中。因此，社會的界限是對抗性的，社會分工內在於政治的可能性之中，甚至恰恰內在於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之中。

我們的“后馬克思主義”方法對滲透於馬克思主義構想中的一種本體論類型提出了質疑，這種本體論類型僅僅以一種辯証矛盾的方式設想否定性。恰恰因為沒有承認根本的否定性，它便無法為對抗留下空間。與此相反，霸權的方法承認對抗是不可化約的，承認對抗原初的本體論領域是分化的、非單一的。通過強調根本的否定性這個阻止社會完全總體化的維度，我們恰恰對一種和解社會的可能性提出了質疑。如果對抗是不可根除的，那麼，每一種秩序必然以霸權的形式出現，異質性便不可能被消除，並且，這種對抗性的異質性將指向社會客觀性建構的界限。社會的客觀性絕對不可能被完全建構出來，因此，一種完全包容性的共識或“絕對的”民主永遠不可能出現。

政治是相互沖突的霸權規劃之間的一場角逐，這些霸權規劃試圖將一般具體化，以便規定社會生活的限定性因素。霸權通過節點的構造達成目的，在這個過程中，機構和社會實踐的意義在話語層面上被固定下來。通過這一過程，一種具體的現實構想得以確立。這個過程的結果通常是偶然的、不確定的，每一種秩序都容易受到反霸權介入的挑戰，這些介入旨在拆解霸權，為的是安置另一種霸權形式。政治常常在一個對抗橫貫的領域發生，把對抗僅僅設想為“共同的行動”（這種觀點在當前如此流行），將導致對抗的本體論（政治）的維度被抹殺，而正是這個維度為對抗提供了准先驗的（quasi-transcendental）可能性條件。一種適當的政治介入是這樣的，即，為了拆解/再接合霸權的構成要素，它總是會致力於現存霸權的某個特定方面。絕不能把政治介入僅僅看成是逃離，或者看成是一種關於“活動”（event）的模式。

對霸權政治而言，一個決定性的維度就是，在不同的民主要求之間建立“等同鏈條”，以便把它們轉變為將會質疑現存權力關系結構的訴求。顯然，在我們的社會中，民主要求的增殖並不必然匯聚在一起，它們甚至會相互沖突，這便是這些要求必須在政治上接合的原因。這裡必須要澄清的是，一條等同鏈條的創建代表著一種統一的形式，它尊重多樣性，不抹殺差異。當且僅當民主的差異反對令其自身無效的力量或話語時，這些差異才會處於一種相互替代的關系之中。真正危如累卵的是一種“集體意志”，一種“我們”的產生，這需要一種“他們”來確定。這就是為什麼一種集體意志的建構將需要明確界定一個敵手的原因。不能認為這樣一個敵手可以用同質性的標簽（例如“資本主義”）來囊括，而是要看到，它是以權力的節點為鵠的，其目的在於對現存霸權提出質疑。“陣地戰”需要在多樣化的場所中才能發動起來，這就需要在多種各樣的行動者、社會運動、政黨和工聯之間建立配合。生死攸關的不是什麼國家或各種機構的“消亡”，通過這個過程多元性將被組織起來，而是那些機構將實現一場意義深遠的轉變，該轉變旨在讓它們成為民主要求多樣化表達的工具，從而在盡可能多的社會關系中擴大平等的原則。這便是激進民主斗爭所包含的內容。

（作者簡介：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教授，后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