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過去五年中，銀行體系的崩潰與救助，以及失業率的攀升、抵押品贖回權的喪失、社會服務項目的大幅削減，導致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階級關系方面的廣泛斗爭。從佔領華爾街運動到茶黨運動，政治家和活動家們都譴責“裙帶資本主義”，並且一些主要的經濟學家和記者也加入到批評由羅納德·裡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開創的更加苛刻的、金融驅動型資本主義制度的行列，因此對資本主義的激烈批評本身正在受到人們的重新關注。

與以往一樣，誕生於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人們理解目前這場危機產生根源的重要理論。大蕭條之后，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和美國福利國家與反共產主義思潮一道，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了，但是最近幾十年，右翼勢力的上升撕去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和美國福利國家給資本主義戴上的大部分面具。大蕭條以來資本主義的這場最大危機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潛在的不穩定性和殘酷性，鑒於主流辯論存在的種種局限，人們又重新關注馬克思主義的選擇了。

傳統分析的依據是：市場在買賣雙方進行有效匹配的正常時期與市場運作失靈的危機時期有著明顯的區別，大資產階級與平民百姓有顯著不同，或者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差異明顯。馬克思主義作家不贊成這種二分法，在最近所寫的著作和文章中，他們對恢復供求之間、投機性金融與生產性投資之間、監管型國家與大企業之間的穩定平衡持懷疑態度。相反，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增長實際上需要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工商業不可避免地產生不斷升級的金融投機﹔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公共權力與私人利益結合的基礎上的，這是資產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基礎。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作者還是在政府、銀行業和市場經濟之間容易產生危機的聯系中看到了希望。金融在政治經濟領域日益增強的中心地位限制了資本主義進行零星改革的可能性，提供了通過將信貸、儲蓄和投資系統置於公共的、民主的控制之下，從而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一種方式。

資本主義與危機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商業周期的起伏與偶爾出現的更加嚴重的衰退。但是，最近一個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不時被正在加速的繁榮、泡沫和衰退的輪番更替所打斷。從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危機只是暫時偏離了市場經濟走向平衡的常規趨勢，它自動調整價格，以便讓商品的供應與需求相符。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家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動蕩正表明了資本主義發展從一開始就蘊含著的危機傾向。

150年前，卡爾·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就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特殊悖論，那就是危機產生的原因不在於這個制度生產足夠財富的能力出現了問題，而是它產生足夠利潤的能力出了問題。資本主義危機不是源自產品匱乏，而是源自生產過剩。馬克思晚年、19世紀末期的大蕭條恰逢農業與制造業的生產力取得巨大進步之時。當時，馬克思注意到的問題是：在節省勞動力方面所做的改進，意味著有可能比以前生產更多的煤、棉花、小麥和鋼材，從而為每個資本家創造更多的財富，但恰恰是這一點將破壞整個資本家階級在剝削勞動力方面的最終利潤來源。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利潤率下降，越來越多的資本家開始把錢積攢起來，或者把錢花在非生產方面，而不是運用其進行再投資，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同時，貧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使得資本家越來越難以銷售工人生產出來的越來越多的過剩產品。資本的過度積累和商品的過度生產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危機的產生。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災難性的經濟蕭條使得資本主義制度避免了自我毀滅。就像生長過度的森林發生火災一樣，經濟危機消耗掉了引發危機的大量過剩產品，為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掃清了道路。

在大型鐵路、礦產、冶煉、制造業托拉斯的基礎上，出現了一種公司資本主義的新結構，目的是對主要產業的成本、價格、投資進行控制與協調，避免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出現。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期，工人們生產的汽車、家用電器和其他消費品的數量，超過了他們的購買力。資本家們儲備的資金大於他們投資新的生產的利潤額，於是他們轉到房地產市場或股票市場進行投機。結果，物質充裕與階級不平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又一次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播下了種子。和以前的經濟危機非常相似的是，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商業的破壞和資金的儲備為后來幾十年經濟增長與繁榮的黃金時代創造了條件。

戰后繁榮的基礎是相對充足的私人和公共資源供應，比如高等教育、健康保險、體面的工資以及在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大軍中佔了很大部分的單一家庭。商界領袖及政府領導人企圖用福利資本主義的新結構來維持消費需求，並且，如果不能消除的話，至少可以減緩經濟危機周期的劇烈波動。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期，在德國和日本率先出現的生產力巨大增長，以及美國和歐洲工人工資和公共教育等“社會工資”成本的上升，壓縮了整個工業界的利潤空間。盡管政府通過增加公共支出，極力想對乏力的個人需求進行彌補，但許多企業仍然倒閉，大批工人失業。這樣產生了螺旋式的通貨膨脹、激增的失業率和停滯的經濟增長三者引發的狂風暴雨般的動蕩。

資本家們的應對方法是推出了變革體制的政治和經濟攻勢。他們解散工會或者削弱工會職能、削減工人工資和福利、縮小生產規模、加快生產速度。他們要求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對企業和富人大幅減稅，減少社會服務項目。他們動用軍隊，鎮壓了在智利和尼加拉瓜等地出現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以地球南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為基礎，建立起一體化的“供應鏈”。此舉效果確實很明顯。由於處在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工人被迫工作時間更長、工作任務更重而工資卻更少，再加上從墨西哥北部到東歐、中國南部的內陸地區眾多新招募的廉價工人加入到工人階級陣營當中，20世紀80年代初期，資本家的利潤率再次上升。不過，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秩序比以前更不穩固，20世紀80年代就出現了大幅衰退、股市崩盤、儲蓄銀行體系崩潰。到了90年代末，制度性經濟危機的早期波動摧毀了亞洲和俄羅斯的“新興市場”。全球性的經濟動蕩十年后再次出現，而且中心在紐約和倫敦。

盡管很多自由主義評論家希望二戰后經濟秩序可以更穩固，但是最近，縱觀以利益驅動的充滿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作家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固有的波動性。不過，他們也力求解釋當前的積累結構與資本主義持續經濟危機之間的區別——首先就是金融業的權力過大。

金融與“虛擬資本”

銀行可以保証企業還清債務，各銀行專門通過資金的借入借出來盈利。資本主義的出現，使得那些以農業、工業、商業為中心業務的企業更加依賴銀行控制的貨幣和信貸。也正因為如此，對資本主義的斗爭經常聚焦在銀行家和其他專業金融家們的“金錢權力”上，這些人是被批評家們最早稱為“資本家”的人。在過去25年中，這種權力的影響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債務本身成為一項大業務，可以說使金融成為21世紀資本主義的主導“行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整體債務水平的增長速度比商品生產要快得多，銀行家們和債券持有者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權力。除了最富有的家庭以外，所有家庭都千方百計地不斷增加信用卡、汽車貸款、上學貸款和住房貸款的數量，以彌補實際收入的停滯或下降。杠杆收購和惡意收購也以同樣的方式增加了大公司的債務負擔，同時稅收下降讓地方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依賴於債券市場。不過，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借款人一直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它們同時也是主要的出借人。它們拋棄了作為經紀人和代理人的傳統身份，自身投入到高風險的交易之中。作為企業界的新主人而不是仆人，金融部門在自己的指導下獲取了最大份額的利潤，它與制造業的位置倒了過來，成為美國經濟中最盈利的行業。

因此，2007—2008年金融業的崩潰威脅到了在過去25年中建立起來的整個資本主義積累結構。如同以前面對金融業引發的危機一樣，政治領域的改革家們尋求的是隔離金融風暴對其他行業的沖擊，重新勾畫“寄生性的”金融欺詐與可能受到影響的生產、交換、消費等“實體經濟”之間的想象的界限。他們以平民百姓的名義譴責華爾街的毫無節制，目的是從明顯綁架了實體工業的金融投機者和騙子手中挽救實體工業。

金融恐慌時期有如此多的抗議行為，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也是常見的。不過，馬克思認為，金融投機是資本主義工業所固有的，而不是寄生的。實物商品與服務交易商以及金融承諾與債權交易商之間的表面沖突，實際上反映了經濟核心的矛盾，即貨幣既是市場關系的目的，也是手段。金融允許資本家借錢，用來購買勞動力、原材料、設備，生產商品，銷售商品以獲得更多的錢。它將收益從再投資獲利仍有剩余的人那裡分配給資本不足的人。通過允許購買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之間在時間和空間上日益分離，信貸制度促進了長期投資和遠距離商業的發展。但是，在推動物質生產資料和資本主義市場的雙重發展過程中，銀行體系加快了這兩者之間的沖突。正如最近馬克思主義作者所強調的那樣，由於從整體上看，金融部門為資本積累提供了渠道，因此它成了經濟危機的熔爐——但不是危機產生的最終原因。

在融資模式發生重大轉變的前夕，馬克思對現代股票市場與企業合並的出現作了論述。華爾街把資本的所有權與產業管理權進行了合法的分離，創建了公開交易、功能多樣的商業企業，這些企業在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之時主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股票市場與商品交易所在同一時期出現，它與商品交易所一道，使資本家可以投資像現金一樣交易的工農業証券，而不用承擔經營工廠和農場的債務與責任。股票市場把對生產的控制集中到了董事和經理的手中，同時把對資本的控制集中到了經紀人和銀行家的手中。與其說華爾街代表了本身的單獨利益，不如說它構成了統一的資本家階級，這個階級能夠統治市場，而不被市場所統治。

同時，正如馬克思所認識到的那樣，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在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工業生產力量和金錢利潤力量之間又產生了新的基本矛盾的形式。金融市場使那些缺席的貨幣持有者離開自己經營的產業成為富有活力的金融投機者的美夢能夠成真。公司股票不代表對現有資源、機器或商品的法定的權益，這些權益在股票出售時不出讓。它們代表的是以紅利形式表現的對未來利潤的要求，這種權益更像彩票，不像房契。與企業主的利潤不同，它們的價值只是間接來自工人以前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過去的績效影響股票的價格。通常公司股票的交易與公司收益之間隻有鬆散的關系，就像對價格上漲還是下降下注一樣。因此，馬克思把它們稱作“虛擬資本”，它們的“價值可以不因道路、礦山、工廠等實際資本的價值波動而升降”。它們內在的投機特性使得這些可以自由流動的資產很容易受到經濟過熱與經濟蕭條的影響，尤其是因為它們是由專業的交易者進行管理的，而這些人認為，所投資的公司企業就像他們在賽道上賭的賽馬一樣。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華爾街按自己的意願重新塑造了市場經濟的大部分因素。隨著銀行業與商界聯系的加強，獲取利潤與生產財富兩種迫切需要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加劇了。並購、企業吞並和“股東積極主義（shareholder activism）”迫使企業即使是大型企業也要符合金融大腕們制訂的短期利潤的高標准，否則就會被分割成一組組可以交換的資產和債務，然后隨時在資本市場進行打包、出售、重組。放鬆管制使得華爾街可以插手許多以前禁止它們涉足的領域，比如在美國境內的商業和消費者借貸以及在外匯和外國工業上的投資。金融証券的數額和種類呈幾何指數增加，高速的計算機化交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像杠杆率水平（寅吃卯糧）一樣，這種狀況加大了系統崩潰的風險。

除了觀察到華爾街的地盤大幅擴張外，最近，馬克思主義作家強調了金融行業兩類質的變化。第一是對變幻莫測的新型虛擬資本的創新，這種創新把金融証券與實物資產進一步割裂開來，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混亂。“証券化”也使債務與原始借款人和出借人（以及貸款抵押品）割裂開來，因為投資基金買斷銀行向房屋所有者提供的按揭貸款，然后把它們變成捆綁的債券。購買這種抵押貸款擔保証券和其他“債務抵押証券”的投資者既不知道也不關心它們所買賣的房地產真實情況。期貨、期權、掉期等各種奇特的不良金融衍生品的市場在沒有任何監管情況下的瘋狂增長，意味著債券持有人基本上是在拿他們不掌握實際風險情況的公司和商品的價格打賭。缺席所有權這條路本來就窄，由於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集團這樣的機構投資者日益居於支配地位，而它們可以動用從股東（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儲蓄的去向）那裡募集來的上千億美元資金，這條路就變得更窄了。

名義受益者也包括許多工人：20世紀70年代，他們的養老基金開始積極投資於公司証券。這個事實說明了關於新金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第二個重點。盡管虛擬資產的增值不是直接來自工人以前的勞動，但是它代表的是對工人現有勞動和未來勞動的無限索取。華爾街在推卸資本家對自己的投資后果應承擔的責任同時，成倍地增加了自己的階級權力。從一個側面來看，金融機構與企業主結成聯盟，通過壓低工人工資的方式重新獲得高額利潤。“貪婪的資本家”擅長於剝奪員工的健康福利和養老金福利，通常採用的方式是迫使公司破產或者威脅要這麼做。“股東積極主義”通過要求更少的工人、拿更少的工資、干更多的工作來為投資者榨取更大的價值。債券持有者要求大幅度削減公共就業和社會福利。

債務也成了經濟學家科斯塔斯·拉帕維特薩斯所說的越來越多的“金融掠奪”的支柱，它與工業對勞動力的剝削是同時進行的。高額融資一直與窮人和工人階級大眾不斷加深的債務挂鉤，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它立即緩解了社會頂層有剩余資本、社會底層缺乏購買力的這兩個逆向問題。它把工人與華爾街捆綁在一起，採用的方式是既增加工人的消費債務（比如2001—2007年，向低收入房主發放大量証券化的“次級”貸款），又動用他們在養老金和健康保險中的儲蓄。在美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的金融市場上，也有大幅增長的跨國剩余資本准備出借給周圍比較貧窮的鄰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中國家層層疊疊的債務危機帶來了嚴厲的“結構調整”計劃，造成外國投資者大規模剝奪它們的土地、資源和以前的國有企業的后果。

因此，虛擬資本和金融掠奪構成了支撐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階級結構的一對支柱，在國內和國外都是如此。研究當前這場危機的馬克思主義作者從中得到的一個教訓是：平民百姓深陷華爾街的巨額債務當中。但是，反映新自由主義制度特征的是沒有責任的權力結合，其集中體現就是金融和政府的重新結盟。

政府與銀行業

人們再次對這場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對私營部門的公共救助提出質疑，長期爭論的政府權力與商業企業之間的關系又引發熱議。自由主義者譴責對金融市場放鬆管制，要求實行更加嚴格的監管，而保守主義者把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家與市場的腐敗聯盟上。不過，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主權和資本的結合——就像金融與工業的伙伴關系一樣——實際上是資本家階級統治的根本。從300年前英國金融革命過程中政府與銀行業的高層聯姻開始，企業合並就是后來公司資本主義誕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位最高的就是半公半私性質的聯邦儲備系統。

正如歷史學家米切爾·邁瑞爾所寫的那樣，如果資本主義指的是“由資本家統治的，或者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建立的市場經濟”，那麼這種統治最明確的標志就是最近華盛頓與華爾街之間的重新聯合。盡管華爾街的主張是提高“自由市場”的地位，但是最近幾十年的金融化已經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漸增大，而不是減小。金融系統杠杆的作用越大，它所產生的經濟泡沫和蕭條也就越頻繁，對政府作為信貸與房產的擔保人和“最后貸款人”的依賴也就越大。

200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由三個前后相連的階段組成：住房與按揭危機、銀行危機以及基本上席卷了美國每個州和市的公共債務危機，同時還有歐洲一些國家政府的危機。危機第三個階段的起因是私營部門向公共部門轉移巨額債務，國家財政和中央銀行向破產的金融機構提供大量資金，買下它們的“不良資產”。為了支付救助所需的資金，政府從債券市場大量借款。債券所有者要求政府保持賬目平衡，壓力主要落在公職人員和享受教育、基礎設施以及福利計劃等公共服務的人身上。

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銀行救助不只是有關階級統治的有價值的一課，而且是一個沒有抓住的黃金機遇，預示了如何才能完成真正的變革。它表明金融部門不僅僅需要資本控制、公共會計、金融交易稅等更大程度的政府監管。實際上，銀行業系統已經在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它深深依賴政府的支持。通過股票公開交易制度實現銀行業所有權的部分社會化，對儲蓄與投資以及生產資料管理控制的集中化，都代表了馬克思所說的“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通過加深社會財富與私人利潤之間的矛盾，現代金融業加快了過度積累和經濟危機的動態過程，為改變而不僅僅是挽救這個制度的激進行動不斷創造著機會。

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們強烈要求政府最終應該把銀行業置於勞動人民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置於富豪的控制下，結束金融業的獨裁。他們看到了政府對銀行進行嚴格控制的部分先例，這些先例出現在戰后的日本和最近的英國、中國和德國﹔出現在復興金融公司和房屋所有者貸款公司等短期新政試驗中﹔出現在英國的國家衛生服務制度和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出現在澳大利亞、挪威、新加坡、韓國以及其他國家為公眾控制的“主權財富基金”中。由於金融部門已經承擔起了對工業、商業、房地產業實施半主權控制的功能，接管銀行業可以為更廣泛的經濟決策民主化提供機會。正如馬克思所說：“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另一方面，造成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 原文載於《新勞工論壇》（New Labor Forum）2012年秋季號，作者杰弗裡·斯克蘭斯基（Jeffrey Sklansky）系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歷史系副教授。

（譯者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