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以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主要特征和現實意義
馬克思主義自產生以來就一直是人們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的銳利武器,每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危機的發生都會引發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熱潮。2008年以來,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給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災難。世界各國經濟低迷、徘徊不前,社會運行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加大,人們至今仍生活在危機的陰影之中。現實深深刺痛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再度成為熱門話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又成為一個新的熱點。在對本次危機的研究中,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表現得異常活躍,論述頗豐。認真分析和借鑒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促進人們進一步深入認識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運行規律和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對於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金融危機以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主要特征
本次危機的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是史上罕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對這次危機研究的全面性、系統性和深刻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們不但對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且還對超越資本主義的方式、方法和途徑進行了大膽的設計和論証,甚至還一度發展成為轟轟烈烈的反對現實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所有這些都使得當前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心具有鮮明的、不同於以往的新特征與新走向。
(一)從經濟尋因到綜合診斷
對於本次危機,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首先把它視為次貸危機、信用危機和金融危機,把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歸結於華爾街,歸結於金融衍生品的泛濫和金融投機。“為使利潤最大化,大金融寡頭們弄出了沒有實際價值的金融產品,把它們賣到不受監管的國際金融市場謀取巨大利潤,並賭博性投資於債務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1]這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隨著認識的深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一致認為,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和政策的必然產物,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俄羅斯馬克思主義學者布茲加林指出,自由資本主義會導致危機,所有人都是見証人。政府原本可以制止金融投機,把退休金、養老金等置於政府監管之下,但是,政府沒有這樣做,於是,爆發了這場金融危機。[2]美國共產黨認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和治理模式的產物,也是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的弱點和矛盾發展的結果”。[3]時任法共機關報《人道報》主編的皮埃爾·洛朗(Pierre Laurent)在法共三十四大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部分資本家在股市上玩火、投機活動失控等都只是表象,透過其面紗所映射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漏洞更應引起人們的關注。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都堅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認為這場危機實質上仍然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布倫納指出:“正如我所強調的,這是一場馬克思式的危機,因為危機的根源在於利潤率的長期下降並難以恢復,這是至今為止資本積累速度長期減緩的根本原因。”[4]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隻能用“危機解決危機”。
越來越多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主張不能把這次危機僅僅看成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它是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的全面危機。古巴全國人大經濟委員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認為:“我們面臨的形勢已經超出了經濟和金融危機,也是一場社會危機、食品危機和生態危機,是所有這些烈性危機爆發的綜合性結果。”因此,要認識和醫治危機,就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二)從批判反思到建設重構
面對這場發軔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給其自身和全人類帶來的災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從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刻的批判。在經濟上,西方左翼學術界指出,現行經濟活動的運行、管理和勞動成果的分配缺乏有效的監督,社會民眾的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這是誘發這次危機的重要原因﹔在政治上,葡萄牙社會學家博阿文圖拉·德索薩·桑托斯指出:“歐洲的民主和憲法都不合格”,目前的危機讓社會論壇“有理由認為資本主義是反民主的”。[5]美國的大衛·哈維指出,美國統治階級會“依靠權威主義、等級制甚至軍事手段來維持法律和秩序”。這都說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本質上仍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暴力工具,西方社會的許多政黨和廣大民眾無法有效參與政權和表達自己的意願與訴求﹔在文化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其終極目標就是保衛其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6]主張以西方價值作為“普世價值”來重塑世界。這一方面不利於世界文化多樣性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給各國帶來了直接的危害,新自由主義泛濫造成的災難就是其文化霸權和文化輸出的結果。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經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反思走向了對現行制度的失望和否定,進而轉向對資本主義的改良和解構重建。資產階級上層社會特別是商界領袖從維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和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立場出發,認為“需要完善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創造性資本主義”的方案,期冀以此挽救資本主義於水火之中。中間改良派大多提出了諸如“加強金融監管,改良金融資本主義體系”、“加強社會建設與公共經濟建設”、“重建一種積極健康的發展理念及其生活方式”等建議以對資本主義進行修補。左翼學者和激進理論家也提出了種種設想,以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和替代。如梅扎羅斯提出實質性改變資本主義的“結構命令”﹔薩米爾·阿明提出要求體現開放性及“多樣性聯合”的“新國際”構想﹔齊澤克對當今貧民窟現象的深入分析,強化了無產階級立場以及政治解放的現實性﹔賴特提出了以“社會賦權”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構想,並由此作為解放政治的理論基礎﹔大衛·科茨更為堅定地強化其反私有制及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弗雷澤的反常規正義理論,也力圖在重建激進左翼理論願景方面有所作為。
但總的來說,由於左翼學者的替代方案有些太過激進或帶有烏托邦色彩而從之者較少,稍顯溫和的改良派的觀點佔據了主流。由此也說明,人類實現對世界資本主義的超越和替代並不是朝夕可至的。
(三)從精英意識到民眾訴求
這次金融危機自發生以來,就一直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從達官顯貴到平民百姓、從宮殿王室到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從政要學者等社會精英到黨派團體和普通民眾都通過各自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見解與訴求。當然,他們除了在不同程度上主張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批判和反思之外,各自的立場和方案也存在重大差別。
一般來說,海外達官顯貴和右翼學者等精英階層是趨向保守的。他們一方面承認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現狀確實需要反思:法國總統薩科齊指責建立在金融投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不道德的資本主義”﹔英國首相卡梅倫呼吁創造“負責任的資本主義”,認為“現在是將機會和財富更加平均地分配到各階層的時候了,我們應該迎來有道德的資本主義”﹔日本經濟財政擔當大臣與謝野馨表示,日本必須拋棄華爾街式鐵石心腸的資本主義,創造全新的“善心資本主義”模式。另一方面,他們又舍不得拋棄資本主義,主張在保留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對現行政策措施進行修正改良,甚至在金融危機發生后,布什還大言不慚地在為新自由主義辯護:“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一直是世界各地經濟體繁榮和進步的引擎,……金融危機並不意味著自由市場制度的失敗。”“要解決危機,並不需要重塑自由市場體制,而是要按照自由市場原則解決面臨的問題。”[7]即便是布萊爾所說的“當前我們正試圖確定一個資本主義的新模式”,也仍然沒有超脫資本主義的窠臼。
而左翼學者、政黨團體和普通大眾則對現行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主張資本主義應“洗心革面”,甚至被超越和替代。達沃斯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認為,“當下的資本主義形式已經無法適應我們的世界了”,“僅僅對資本主義所滋生的那些放任行為加以譴責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對此進行更深刻的分析,即為什麼如今的資本主義體系不再適應現在的世界?”[8]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奧特馬爾·伊辛發表題為《資本主義絕非歷史終點》的文章,指出,弗朗西斯·福山宣稱歷史終結,即人類想必已經達到了最佳狀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說法從一開始就錯了。[9]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形勢下,作為社會主義運動直接載體的歐美各共產黨表現活躍,它們紛紛解析危機,闡釋黨的觀點和立場,組織和參與各種形式的反資本主義斗爭,並提出了一些激進方案。希臘共產黨提出“人民的經濟”的設想,意大利共產黨主張構建一個“社會的歐洲”。西班牙共產黨主張用“反資本主義的社會替代”(ASA)政策來解決當前經濟問題。在美國,不同政治派別、不同膚色、不同性別的普通民眾涌向華爾街,並提出了種種口號,表達自己的失望、憤怒和訴求。
(四)從書齋理論到現實運動
以往發生經濟危機時,對危機的關注好像僅僅是理論家的責任。他們通過對危機的發生原因和應對措施等作出理論上的解析,為決策者提供借鑒或為公眾答疑解惑。即便有少量的民眾運動,其目的也局限在尋求救助,改善當時的窘迫生活,一般不會涉及到政治訴求和制度設計等問題。此次金融危機所引發的社會關注超乎尋常。不僅不同派別、立場各異的理論家們“各顯神通”,提出了眾多關於分析和應對危機的整套理論,而且廣大民眾也走上街頭,形成了轟轟烈烈的有組織、有目標的現實社會運動,籍以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參加的階層之多、數量之大,史上罕見。在這場運動中,各國左翼政黨和勞動群眾表現得尤為活躍。
在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對抗資本主義的運動中,拉美左翼一直引人注目。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左翼力量迅速壯大,歐洲新左翼的“一路飄紅”現象頗值得關注。自2007年底以來,法國運輸業、教育以及公共領域行業舉行了多次聲勢浩大的大罷工,參加人數達500萬人,旨在反對薩科齊政府及新自由主義政策﹔2008年“五一”節期間,德國漢堡和柏林地區舉行大規模的新左翼游行,反對新納粹主義、種族主義、反全球化、反八國峰會,其聲勢完全壓倒了右翼新納粹﹔2009年1月,德國左翼黨數萬人集會舉行紀念國際工人運動領袖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活動﹔2009年9月,“歐洲社會論壇”在瑞典馬爾默舉行,其主題是:另一個歐洲的開始!與會人數多達13000人,會議期間也舉行了口號為“另一個歐洲、另一個世界”的游行。2008年10月,意大利左翼政黨發起了250萬人參加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游行,抗議政府削減教育開支。200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倫敦八國峰會前后,社會抗議活動更是達到近年來的高潮。[10]
美國本土的左翼運動也如火如荼。2011年9月17日,美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上千名美國民眾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佔領華爾街。此后運動不斷升級,10月15日,全球82個國家的示威者在951座城市發起示威,“佔領華爾街運動”在不同國家和城市輪番上演,這種現實的佔領運動不斷沖擊著西方資本主義制度。
二、金融危機以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現實意義
金融危機自爆發以來已五年有余,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至今仍不明朗。國外馬克思主義對金融危機的分析和研究對於幫助人們走出危機和促進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等具有重大的啟發和借鑒作用,特別是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我國,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加強虛擬經濟監管,維護金融安全
本次金融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國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和新自由主義對所謂金融創新的鼓勵和對金融投機的縱容。對於這種“繞過生產過程來賺錢”的變戲法,馬克思歷來是堅決批判的。在他看來,虛擬經濟並不創造實際財富,但虛擬經濟的虛假繁榮會給實體經濟傳導錯誤的信號,致使實體經濟的發展脫離社會的有效需求而形成相對“生產過剩”。當社會信用鏈條在某一環節發生斷裂,首先爆發的就是金融危機或信用危機。虛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破滅最終會回歸為實體經濟的危機。另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動蕩都會給其他國家帶來風險,威脅到其金融安全。並且,最早出現金融危機的美國還可乘機向外輸出通貨膨脹,從而達到撇除債務的目的。
鑒於虛擬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風險,我們一方面要重視發展虛擬經濟,完善我國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發展,並加強對資本市場和金融行業的監管,提高駕馭虛擬資本的能力,及時對可能發生的種種風險如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經營風險等進行防范和有效化解。同時,還要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體系的建立。歸結起來就是要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各類金融市場,形成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結構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現代金融體系”。
(二)調整發展戰略,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由於我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出口,外貿依存度過高(據測算,我國GDP的60%是出口,而2004年曾高達70%),這決定了我國經濟在世界金融危機面前無法獨善其身。首當其沖的是南方生產出口商品的企業,許多工廠倒閉,大量工人失業﹔所有投資於海外的我國企業,無論是金融業還是實體產業,無論是民企還是國企,均出現巨額虧損。已經顯露的有中投、中行、建行、工行、中國平安、中信泰富、中鐵、中鐵建、深南電、江西銅業等。隨著世界金融危機向商業、工業的深度擴展和蔓延,很可能會有更多的涉外企業遭受重創。另外,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寶貴的外匯儲備面臨大幅縮水的風險,大量購買的美國國債有不斷蒸發的風險,更令國人憂心忡忡、心痛不已。
因此,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利弊共存。雖然對外開放的大門不可能再度關閉,我們一方面仍要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和外向型經濟,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分享全球經濟發展的成果﹔但另一方面更要充分認識全球化可能給我國帶來的沖擊,科學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的立足點扎扎實實地放在國內。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經濟發展和調節的回旋余地大。我國過去偏重倚靠出口拉動增長所造成的一個奇怪現象就是:中國以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保証了外國人的高品質生活,而國內人民卻不得不“享受”質次價高的假冒偽劣商品的坑害。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痛心和反思。
就國內經濟發展而言,總的指導思想就是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大力推進民生建設,啟動和提振國內消費。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應主要依靠擴大消費需求,積極促進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才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和實現經濟社會長遠、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証和旨歸所在。當然,投資也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要注意投資的方向、結構和力度。投資要向民生傾斜、向基礎設施傾斜、向農村傾斜、向中西部傾斜。長期以來,我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行業結構、城鄉結構和收入結構不均衡、不合理的狀況嚴重制約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后勁和質量。這些問題的平衡和解決會給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注入更大的動力,為我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面對這場洶涌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雖然世界各國幾乎無一幸免,但中國在危機中的出色表現確實引人矚目,使眾多的西方政要學者為之一振,關於“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研討、爭論和贊揚不絕於耳。這和西方世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反思和絕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自2008年以來,國外激進左翼對中國的興趣超過了拉美,中國在反“藏獨”、汶川地震、迎奧運等一系列活動中不斷高漲的民族精神與民族自信心,使得西方左翼理論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正在和將要承擔的角色,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對於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化解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貢獻,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歷史終結論”的始創者、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日裔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反思金融危機時也慨嘆“歷史似乎沒有終結”,“客觀事實証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相反,世界銀行代表佩雷拉·達·希爾瓦認為,“最后的可能結果是資本主義的終結,或是建立一種更加有調節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社會發展前景黯淡的大環境下,何以中國“風景這邊獨好”?其根本原因在於我們一直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反對和抵制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侵蝕。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萬能論以及反對國家干預,絕對不是我國改革的方向。事實充分証明,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場運作來解決這次金融危機,而必須由政府實施強有力的宏觀調控。目前我國“調結構、保增長、惠民生、保穩定”的調控措施已初見成效。
本次危機的發生也再次印証了馬克思的“兩個必然”的論斷。資本主義自身包含的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它最終必然走向衰亡,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雖然這需要一個歷史的過程﹔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在應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活力,對於堅定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論証。不斷發生的經濟危機反復証明,走出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擺脫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斷發生的危機表明,唯一的出路是走向社會主義。
(四)提供馬克思主義研究新契機,促成社會主義運動新發展
從總體上看,在西方社會經濟繁榮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時,馬克思必然成為西方學者們攻擊的對象,而一旦西方世界和國際社會出現危機和矛盾,其思想界就會這樣那樣地“回到馬克思”,並給予各種恭維。本次危機的發生,給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再度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有了一個新的發展。
有關人士認為,目前的金融危機已經轉化為經濟危機,而且出現了向制度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轉化的趨勢。據《環球時報》報道,現在西方國家的人民在苦難中反思,公開爭論資本主義的出路問題。隨著金融危機的日益加深,歐洲人開始越來越多地談論:資本主義帶來了什麼?它是否走到了盡頭?在對這一問題的求解中,人們紛紛轉向了馬克思及其著作,《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成為熱門讀物。《共產黨宣言》有關全球化、世界歷史、空間轉移以及階級斗爭的理論,進一步激發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及新帝國主義方面的探討。《資本論》關於危機與信用的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實體經濟與虛體經濟的關系、資本擴張與領土擴張的關系等一度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問題。英國《泰晤士報》報道,金融危機使西方人突然青睞馬克思的《資本論》了。在德國,人們在努力尋找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德文版的《資本論》熱銷就很能說明問題。
美國《外交》雜志2009年5-6月號發表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政治學教授裡歐·帕裡奇的文章說,馬克思的《資本論》近來在全球熱銷,反映了這次經濟危機導致許多資本主義信徒出現了意識形態的迷失。這篇題為《完全摩登的馬克思》的文章說,為什麼人們要為馬克思招魂?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在150年前就准確預言了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出現及其后果——即這次金融海嘯的發生﹔更重要的是,他還為此預留了解救的“藥方”,這值得我們今天進一步重視。德國馬克思故居展覽館館長比特裡克斯則說:“我記不清聽到人們這樣講了多少次:‘這個人是對的’。”
注釋
[1]挪威共產黨:Svend Haakon Jacobsen,13 IMCWP,Contribution of CP of Norway,http://www.solidnet.org/norway-communist-party-of-norway/2332-13-imcwp-contribution-of-cp-of-norway-en,11December 2011.
[2]這是布茲加林教授在其參加的“莫斯科之聲”(Эхо Москвы)廣播電台的“人民反對”(Народ против)節目中發表的觀點,具體內容可參見網站http://esdek.narod.ru /17 /buzgalin1.htm,2012年8月10日。
[3]Sam Webb,“Finances and the current crisis:How did we get there and what is the way out?”,
美共網站http://www.cpusa.org/article/articleview/988/1/44/,September27,2008.
[4]布倫納、丁聖鎮:《布倫納認為生產能力過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蔣宏達、張露丹譯,《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5期。
[5]詹得雄:《西方民主還真是一個問題》,《人民日報》2012年4月23日第3版。
[6]張玉國:《國家利益與文化政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頁。
[7]新華網2008年11月6日。
[8]克勞斯·施瓦布:《改革資本主義體系的三個原因》,《人民日報》2011年11月18日第3版。
[9]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月31日,轉自參考消息網2月2日報道。
[10]《社會科學報》(滬)2009年第917期第1版。
(作者單位:馮顏利,中國社科院馬研院﹔張朋光,上海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