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環境破壞的原因嗎

自從上世紀80年代西方生態社會主義思潮流入我國后，我國學界關注較多的是生態社會主義內部的一致性，而對其內部的差異性關注較少。2011年5月至7月間，在生態社會主義內部就引發了一場關於人口是否是環境破壞的原因的論辯，筆者關注了此次論辯的過程，在此撰文做些評述。

一、論辯的源起

進入21世紀以后，拉丁美洲國家成為生態社會主義者關注的焦點，這不僅在於一些拉丁美洲國家過去曾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國及其隨后的相續“左轉”，還在於它們對生態環境保護的理解及其所採取的措施。2011年，玻利維亞恢復了高原印第安人舊式的對地球母親的頂禮膜拜，政府官員及社會草根團體一致同意確立了《地球母親法》（The Law of Mother Earth），玻利維亞計劃成為世界首個賦予自然“人權”的國家，人與自然將擁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這一法律也成為憲法的組成部分。據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所說，甚至地球母親的權利比人類的權利來得重要。

針對這部法律和莫拉萊斯的言論，印度籍德國生態社會主義者薩拉·薩卡（Saral Sarkar）於2011年5月初撰文《地球母親與深生態學》（Pachamama and Deep Ecology），並委托海爾格（Helga）將其翻譯成英文提交到生態社會主義國際（Ecosocial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簡稱EIN）在雅虎的在線討論小組^[1]。該文認為，這部法律和莫拉萊斯的言論隻具有象征意義的價值，它們象征著一個走向社會主義的政黨准備為生態社會主義開辟道路。玻利維亞的領導層如果真的要做到莫拉萊斯所說的，如果想要完成其所提出的任務，就要求人類從地球大部分地區撤退，然后將騰出來的地方重新變成不受人類干預的荒野（wilderness），不能再變更大部分的森林、草原、河流、沼澤。生物多樣性破壞的其原因在於不斷增長的人口和不斷增長的經濟，因此要減少人口數量，並立即減少各種經濟增長。而深生態學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比爾·德瓦爾（Bill Devall）和喬治·塞申斯（George Sessions）也認為，自然自身與人類一樣都有價值，這種價值是不依賴於自然對人類的有用性而獨立存在的。所以，在隨后的在線討論中，出現了一股要將生態社會主義與深生態學的哲學立場融合起來的趨勢，甚至認為，生態社會主義隻有吸收深生態學才能更加充實。^[2]

面對這種形勢，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伊恩·安格斯（Ian Angus）於2011年6月19日在其主編的期刊《氣候與資本主義》（Climate and Capitalism）上提出了質疑。他說，由於薩卡的目標是為了保護森林、草原、河流、沼澤免受人類的破壞，薩卡主張第一個要驅逐的無疑就是居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們。但是，由此而來的主要犧牲者將是原住民，為了創建一個不受改變的並不存在的荒野，世界最貧窮和被剝削的人們必須被逐出。誰來決定哪些人必須離開他們以及他們的祖輩居住了上千年的地方呢？誰來執行遷移呢？如何執行？這些犧牲者要轉移到哪去呢？薩卡對這些問題均保持沉默。此外，薩卡要求我們必須停止所有類型的經濟增長，不單單是資本主義式的增長和生態破壞性的增長，還包括所有的增長，那麼，我們如何滿足幾百萬難民生理的、社會的和心理的需要呢？他們如何在新的住所生存下去？甚至他們會不會有新的住所？所以安格斯認為，可以給深生態學貼上一個更好的標簽就是：種族排斥。然后，薩卡又說必須減少人口的數量，可是他並沒有說如何減少，如果按照深生態學家所要求的要回到前工業水平，這個目標就是認為目前90％的人口是沒有必要存在的。還有就是同樣的問題：誰來決定以及如何決定減少人口數量的政策的執行？因此，安格斯最終認為深生態學就是人口主義的極端版本，是極度反人道主義的，他們認為世界的病症在於人口的數量，這就是為什麼它與生態社會主義不能融合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將二者結合起來無法成功的原因。^[3]

由此，薩卡一方與安格斯一方就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人口與生態環境等問題展開了論辯。

二、論辯的展開

（一）關於馬爾薩斯人口原理有效性的論辯

薩卡的觀點很重要的一個論據在於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有效性。我們知道，馬爾薩斯在其著名的《人口原理》提出了這樣的論斷：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物質生活資料呈算術級數增長，后者永遠趕不上前者，這是超越歷史的普遍的人口規律，也是永恆的自然規律。對此，薩卡認為，馬爾薩斯的糧食生產的增長和人口增長的理論從科學上看是有效的，甚至是在今天，即使自馬爾薩斯時代開始，科學和技術都發展了，這個原理還是正確的。我們不能熟視無睹。但不幸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仍然影響了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家之間的討論。

恩格斯認為，經濟法則並非是自然界的永恆法則，而是歷史法則，它能夠產生也能夠消失。薩卡認為恩格斯的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馬爾薩斯關於糧食生產的增長和人口增長的這兩個法則不是經濟法則。兩個法則是自然法則，屬於生命科學的領域。人口的增長基本上是一種繁殖本能起作用的結果，它內嵌於人類這一物種的基因中，也就是說，它是一種自然法則，自人類誕生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地存在著。而糧食產量取決於三個變量：肥沃土壤的可獲得量，清潔水資源的可獲得量以及照射到田地的太陽光的數量。這三個變量都是地理因素，以自然法則為基礎。即使科學與技術都進步了，這個法則還是有效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是聖經。我們採取了許多措施增加糧食產量、降低人口增長率，但是這並沒有使自然法則失去效用，馬爾薩斯的兩個法則就是建立在自然法則基礎上的。正如我們可以乘飛機和火箭飛行，但並沒有使萬有引力定律失去效用。^[4] 薩卡還推薦讀者閱讀博爾丁的《即將到來的宇宙飛船地球經濟學》和柯頓的《超越適當限度》這兩本書，希望以此來說明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有效性。

對此，安格斯陣營、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組織“新聞和信件委員會”（News and Letters Committees）的跨國組織者富蘭克林·德米特裡耶夫（Franklin Dmitryev）批判了薩卡對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捍衛。德米特裡耶夫指出了薩卡的兩點錯誤。

第一，薩卡在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問題上仍然是執迷不悟的，將人口趨勢、經濟趨勢或者政治生態學簡化為自然法則是根本的錯誤，必將導致完全錯誤的結論。事實是什麼呢？馬爾薩斯的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和糧食按算術級數增長在他那個年代就錯了。200年以后，全球糧食生產已經趕上了人口增長。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未來很自滿了，而只是說馬爾薩斯錯了。薩卡認為的恩格斯“經濟法則並非是自然界的永恆法則，而是歷史法則，它能夠產生也能夠消失”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暴露了許多混淆之處。它以試圖區分經濟法則和自然法則為開端，結束時卻聲稱經濟法則是以自然法則為基礎，而在中間，又訴諸不真實的所謂“事實”。糧食產量依賴於天氣、人類如何勞動、知識和技術的應用，但是這些都被薩卡排除在外了，人們可以看到最近幾十年糧食生產的快速變化。

第二，薩卡的錯誤在於試圖將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同形成這個原理的方式分離開來。人口增長是受生活資料限制的，生態社會主義者怎麼能接受這樣一種錯誤的觀點：存在著超越歷史的自然法則，即人口注定要減少或者增長。馬爾薩斯的意圖是希望得出社會主義是完全無用的這個結論，甚至福利（濟貧法）是無用的而且會起反作用，我們必須服從“總有窮人”的學說。薩卡贊同經濟法則是永恆的法則，而這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是鞏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目前，它表現為“沒有替代物”的學說，即資本主義是永恆的、不可取代的各種學說。德米特裡耶夫認為，我們不應輕視馬克思，最好力圖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的闡述：每一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自身特定的人口法則，認為資本主義的人口法則是永恆的自然法則，實際上是要將人簡化為勞動力商品的承擔者，使他們依賴資本。任何想要支持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都需要認清這一原理的實質，也就是說，支持了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就意味著認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永恆性，因為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與贊成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不相分離的。因此，不管它的標簽是生態社會主義、深生態學還是生物中心主義，任何將歷史關系設想為永恆的自然法則都是有致命的缺陷。^[5]

（二）關於人口與生態環境關系的論辯

深生態學在人口問題上的主張是不是反人類的？是否帶有種族排斥的傾向？這些問題又是論辯的焦點問題。

針對安格斯的質疑，薩卡解釋了他的幾個觀點，以圖澄清安格斯對他的誤解。^[6]

第一，薩卡解釋了減少人口數量的原因。薩卡的邏輯就是目前存在增長的極限，一個生態社會主義者不只是要反對資本主義，那太簡單了，問題還在於工業主義。即使是社會主義工業主義，在生態上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任何的生產和消費的工業模式都會污染和破壞環境。大多數環境主義者不能理解這一點，他們認為新技術的發展能使人類擁有綠色增長和綠色繁榮，但這只是一種幻想。因此，鑒於世界范圍內資源危機、生態危機、氣候變化及其所產生的可怕效應，如果我們想要避免災難的話，世界經濟就必須收縮，但是，如果一方面要求按比例縮小世界經濟的規模，另一方面卻對不斷增長的需要吃住和接受教育和醫療、養老保障的人口保持沉默。這是荒謬的，不符合邏輯的。所以，薩卡認為世界人口過剩了，人口數量必須減少。盡管這不能在一夜之間完成，但這一計劃必須開始實施。薩卡甚至認為，到2050年，即使我們到時推翻了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范圍實現了社會主義，但是，90億人口的存在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情形。而深生態學吸引薩卡的地方就在於其對地球非人物種的關心，像老虎和犀牛這樣的物種因為人口的增長和經濟活動的擴張正從地球上滅絕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第二，薩卡解釋了減少人口數量的戰略。

首先，在薩卡看來，人口數量的減少指的是作為整體的人口數量的減少，也就是說在人口數量總體減少的情況下，佔人口比重原本就是少數的原住民可以不減少其數量。薩卡還以中國為例，指出中國在人口政策上，盡管採取計劃生育的政策來控制人口數量，但是對少數民族並沒有強制實行這一政策。

其次，在荒野保護和人口撤退的問題上，薩卡解釋道，保護自然免受“文明”的侵佔，人類要從地球上大部分地區撤退，這並不是指諸如亞諾瑪米部落（Yanomami）正破壞著亞馬遜森林，而是指所謂的“文明”的巴西大農場經營者、大豆和糧食農場主、伐木工人和淘金者在破壞亞馬遜森林，是來自孟加拉北部的糧食農場主和漁民佔有並進一步佔有之前的荒野孫德爾本斯（Sunderban）老虎的棲息地，是來自阿薩姆邦（Assam）的農場主侵佔了喜馬拉雅山脈丘陵地帶的特萊（Terai）叢林。需要撤退的是這些人，而不是亞諾瑪米人和類似的生活在森林中的部落，他們的工具和狩獵的武器不是用來破壞森林。因此，在薩卡看來，人類的撤退，即所謂的“文明”的侵佔者的撤退是完全可能的，這需要兩點要求：（1）不只是要立即停止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而且要有長遠的經濟活動的收縮﹔（2）不只是要停止進一步的人口增長，而且從長遠看，要減少人口數量。

再次，薩卡認為，戴利對增長和發展的區分仍是有用的。增長涉及資源使用量的增加，發展意味著使用資源的改進而不是數量的增加。因此，所有類型的增長的停止，並不意味著對進步的排斥。但是，由於目前世界范圍內資源使用的水平是如此之高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急劇減少資源的使用又是必要的，那意味著戴利所說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從整體上看，我們人類要接受更低的生活標准，在這一整體的必要性之內，非常不發達的地區是可以例外的。但是，這些地方的人們也不得不滿足於低於目前歐洲工廠裡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過這並不等於原始主義，我們沒有必要回到石器時代以拯救生物區和我們自身，過去一萬年獲得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可以保存下來，許多甚至可以在小規模上使用，特別是用在醫療和衛生領域，因此，生活就會比石器時代更好。

最后，對安格斯上面所提出的一些問題，薩卡也做了簡要回答。薩卡認為，不能隨意或者依賴於個別作者純粹的感覺來解答這些問題。許多科學家正在研究地球的承載能力以及作為整體的人類和個別國家的生態足跡，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隨著問題的解決，如果掌權的人們有意願，將作出合理的決定。人口的減少如何實現呢？當一個生態社會主義的政府和生態社會主義的社會出現時，選舉這樣一個政府的公民將會知道要怎樣減少人口數量。在這之前，也就是在過渡時期，強有力的物質刺激和約束措施是必要的^[7]。

對於薩卡的回答，安格斯還是不滿意，並再次指出薩卡的錯誤之處^[8]。

首先，安格斯認為深生態學是反人類的（anti－human）。他先是做了個類比：想象中非有這麼一個政治團體，認為瘧疾是非洲最大的問題，因此，優先要做的事情是減少感染瘧疾的人口的數量。安格斯認為，把這個團體稱為反瘧疾（anti－malaria）是合理。現在，讓我們看看深生態學。盡管內部有許多流派，但都接受了“八點綱領”^[9]。安格斯認為，在這八點中有六點是哲學的或者倫理的概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例如，第六點說，必須改變政策，這些政策影響到基本的經濟、技術和意識形態的結構，隨之而來的將會是與現狀完全不同的境況。其余兩點則是清晰的、具體的，因為它們涉及具體的問題和具體的解決辦法。這指的是第四點和第五點，即人類生命和文化的繁榮是與可持續的更少的人口數量相容的。非人生命的繁榮需要更少的人口數量﹔目前人類對非人類世界的干預是過度的，並且狀況正在迅速惡化。

在此，安格斯指出深生態學的邏輯是：問題人類正在傷害非人類世界，問題正在快速惡化。解決之道 ，減少人口數量。

減少人口數量是深生態學所謂的立竿見影的辦法。所有的深生態學倡導者，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宗教的還是世俗的，其所支持的一個具體立場就是地球上人口的數量必須急劇減少。但是，如何才能實現人口數量的減少呢？深生態學又沒有具體化，不過很難想象一種人道的方法會產生預期的減少，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大多數深生態學家認為在不遠的未來相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安格斯認為，同我們所想象的非洲團體是反瘧疾的一樣，深生態學是反人類的。他說他很難想象出一個更好的術語來描繪將人類視為問題和減少人口作為解決辦法的意識形態。

其次，安格斯認為減少人口數量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種族排斥的惡果。安格斯將種族排斥定義為通過強制驅逐出境或者種族屠殺的方式使得一個種族或者一個地區或社會的多個種族系統性的減少。將人類從地球上大部分地區移出，甚至目標是重新創建一個神秘的荒野，都是種族排斥的表現。人口數量的減少是以那些現今生活在森林、草原、河流和濕地的人們為目標，包括原住民，要求數以百萬計的人離開他們的家園，安格斯認為，這可以稱得上種族排斥。雖然薩卡反對驅逐原住民離開荒野，需要離開的是“文明”的侵佔者，但是，安格斯指出薩卡將原住民這一術語限制在居住在資本主義經濟外圍的諸如巴西亞諾瑪米人這樣的依靠狩獵和採集生活的人。而薩卡要驅逐的“文明”的侵佔者，包括孟加拉的糧食農場主和漁民、南方其他國家的農民、漁民和隻能維持生存的工人，這些人不是薩卡定義的原住民，但是他們卻是世界上最窮的人。如果這樣的話，那他們就成為深生態學的受害者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主要的受害者會變成深生態學的主要受害者。

再次，安格斯認為減少人口數量的方法不利於團結社會正義等其他世界正義運動。由於減少人口數量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導致種族排斥，成千上萬的現實中的人們的生活已經被西方各種計劃，如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各個機構支持的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所導致之排放量計劃（the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簡稱REDD）所破壞，西方想把人們從人口過剩中拯救出來，人口運動想減少出生率已經導致了大量的對生育和其他人權的侵犯。簡言之，對生態社會主義者來說，人口減少會使我們在某些重要的世界范圍內的環境和社會正義斗爭上產生錯誤。如果生態社會主義者真正想要創建一個更好的世界運動，我們就必須很明確地知道，人口不是問題，減少人口的數量不是解決之道。

六天以后，薩卡針對安格斯的回應進一步用各種數據材料指出人口過剩的存在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重申了減少人口數量的要求。而對團結社會正義運動的問題，薩卡認為，並不是每一次或者所有的大多數人參加的環境正義或社會正義斗爭都值得生態社會主義者支持，例如在德國，工會成員以社會正義的名義斗爭了許多年，力圖將每周工作時間減少到30或者35小時，但是，他們要求應該繼續維持目前的高工資。薩卡指出這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要求，但卻不是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要求，因為那會提高每小時的工資並進一步通過更高的消費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再比如工人的斗爭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工作，而不管他們生產的是什麼產品，如汽車、武器或者有毒的化學物質等等。那麼，生態社會主義者必須繼續支持更多的汽車、武器和化學物質的生產嗎？顯然，不該支持這樣的生產。^[10]

最后，薩卡說，他無法立即轉變安格斯，但是，希望事實會轉變安格斯，也許就在未來十年。至此，論辯才得以結束。

三、論辯的實質和意義

這次生態社會主義內部的論辯源自於是否要吸收深生態學的思想到生態社會主義中來，並就人口問題展開了具體性的討論，但是，人口問題的討論只是表面現象，二者論辯的實質其實在於生態環境問題的成因是工業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薩卡之所以認為必須減少人口的數量，原因在於他認為自近代以來的工業化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與增長的極限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要破除工業主義的神話，拋棄“普羅米修斯主義”和“生產力主義”，主張經濟的收縮，而人口的不斷增長是與之背道而馳的，所以，就有了減少人口數量的論調。薩卡盡管也反對資本主義，但把工業主義看成比資本主義更主要的原因，並且在批判傳統社會主義的時候，也是把工業化看成傳統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加以批判，因此，在薩卡看來，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在工業主義這一點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安格斯一方在此次論辯中，雖然重在批判薩卡的人口觀點，並沒有道出生態環境破壞的原因，但之所以不贊同人口數量的減少，其實真正的原因在於他們並不認同人口增長是成因，而是主張資本主義才是生態環境破壞的原因，這在安格斯主編的《氣候與資本主義》中就有多篇文章體現這一觀點，並且安格斯在2009年一次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中，針對把環境破壞的責任歸咎為“人”的說法，公開給予了批判，他說：“我唯一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地方是，它把這種責任歸咎於‘人’這一抽象的范疇。事實上，這一后果是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從資本主義的持續增長中獲取利潤的小部分剝削階級所引起的。絕大多數人是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1]72安格斯陣營的另一個生態社會主義者福斯特同樣指出：“就生物圈整體受到威脅而言，要記住這類事情並不是發生在世界人口增長率最高的地區，而是發生在世界資本積累最高的地區。在經濟與生態廢料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地方，也恰恰是構成最大危險的地方。”^[2]148由此，薩卡一方和安格斯一方兩種不同的理論所產生的路向就不同，如果將工業主義看成環境破壞的原因，那麼，資本主義就會轉移責任，把責任推到所有“人”身上，從而要求改變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來改善生態環境，改良就成為變革的主要方式，當然，薩卡的改良是一種激進的改良。而如果將資本主義看成環境破壞的原因，要求改變的就是資本主義體系，革命就成為變革的主要方式。

那麼，哪一種觀點更讓人信服呢？從這次論辯中我們又可以獲得哪些啟發呢？

就薩卡一方而言，筆者曾經引介過薩卡的代表性著作《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資本主義》^[3]，將其歸入生態社會主義非主流的陣營，主要是因為與主張適度發展的生態社會主義者相比較，他反對工業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增長，主張經濟收縮的觀點在一個發展成為世界性主題的時代裡，他的觀點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之嫌，因此，他很難在迫切需要發展的第三世界國家以及想要進一步發展以維持其霸主地位的發達國家生長。就我國而言，盡管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因此，發展仍是硬道理，我們要善於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我國人口眾多，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解決這一問題除了要控制人口的數量外，更關鍵的還在於發展，隻有不斷促進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在創造大量財富的基礎上，更好地解決人們的生存問題，進而將更多的積累資金用於提高人口的素質和優化人口的結構，讓更多的人具有生態意識，使人口的結構更利於生態的可持續性發展。不過，薩卡所指出的經濟增長遭遇生態環境的極限更使我們認識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8％，是同期世界發達國家的近3倍，但與此同時，所消耗的資源的增長速度也十分驚人，例如，2006年我國GDP總量佔世界的比重約為5.5％，但為此消耗的重要能源資源佔世界的比重卻高得多，消耗能源24.6億噸標准煤，佔世界的15％左右﹔消耗鋼3.88億噸，佔30％﹔消耗水泥12億噸，佔54％。所以，如果不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未來將付出更大的成本。

而安格斯一方將薩卡的觀點斥為反人類的、種族排斥的，顯然有失偏頗。在論証薩卡的反人類性質時，安格斯採取的是類比的方法，即將中非的一個反瘧疾的團體同薩卡的觀點進行類比，在筆者看來，類比就是由兩個對象的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性質，推斷它們在其他性質上也有可能相同或相似的一種推理形式，類比是一種主觀的不充分的似真推理，因此，要確認其猜想的正確性，還須經過嚴格的邏輯論証，而安格斯所欠缺的就是這樣的邏輯論証。在論証薩卡的種族排斥性質時，安格斯也只是說這是不可避免的，但能否避免唯有以實踐為依據，正如薩卡自己辯解的那樣，在總體人口減少的情況下，少數民族的人口不一定要求減少，例如，在我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顯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長6.92％。安格斯一方不主張限制人口總量的觀點在一個人口大爆炸並引起相關問題的時代，確實很難說服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並且生態環境正面臨嚴峻挑戰的國家，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自實施以來確實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到2010年末全國總人口13.41億人，“十一五”時期年均增長5.1‰，實現了“十一五”和2010年人口總量控制目標。還有就是正如上面筆者所指出的，安格斯一方把環境破壞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也遭遇現實的尷尬，至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同社會主義國家比較，環境保護的理念、制度設計、政策實行乃至個體的意識和行動都出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態文明的征兆和跡象也出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生態文明在實踐上是一種不可否認的現實，而且仍有進一步擴展的空間。不過，安格斯對資本的批判也啟發我們，盡管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資本在創造財富和社會進步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資本的負面作用，特別是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也日益顯露出來，我國人口基數較大，是環境破壞的因素之一，但這並不是唯一原因，例如，城市生態環境的壓力，正是因為在資本的引導下，大量的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聚集造成的，因此，我們在引進資本的同時，既要重視資本刺激財富增長的作用，又要注意限制資本對環境的破壞作用﹔在控制人口的數量時，更應採取措施優化人口的結構。包括人口的分布結構、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等等，例如，我國老齡社會的“未富先老”的特征更提請我們應注意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人口年齡結構的關系。

注釋：

　　[1] 生態社會主義國際，英文簡稱EIN，是生態社會主義者喬爾·克沃爾（Joel Kovel）、邁克爾·洛威（Michael Lwy）和伊恩·安格斯（Ian Angus）於2007年10月7日在巴黎創建的全球性國際組織，2007年10月14日在雅虎開設了生態社會主義者交流的平台，網址是http://groups.yahoo.com/group/EI-Network/。

[2] Saral Sarkar, Pachamama and Deep Ecology, http://groups.yahoo.com/group/EI-Network/message/4493.

[3] Ian Angus, Deep Ecology Versus Ecosocialism(part one),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 p=4724.

[4] Sand Sarkar, Discussion: Eco-Socialism and Deep Ecology,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 p=4872.

[5] Franklin Dmitryev, Sarkar' s confused defense of Malthus's capitalist ideology, http://climatcandcapitalism.com/? p=4890.

[6] Saral Sarkar, Reply to some points made by my critics and sympathizers, http://groups.yahoo.com/group/EI-Network/message/4558% 20tel=.

[7] 薩卡在這裡的主張的物質刺激指的是為貧窮的老年人提供保障，那些相對富裕的人必須為老年保障基金捐款。約束措施指的是將后代的人數限制到兩個，國家通過法律把最低結婚年齡提高，為青少年提供各種避孕方法。詳見（印）薩拉·薩卡：《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資本主義》（張淑蘭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258頁）。

[8] Ian Angus, A letter to Saral Sarkar: on population, wilderness, and ecosocialism, http://climateandeapitalism.com/? p=4892.

[9] 1984年，奈斯和塞申斯提出了八點深生態學運動基本綱領。這是一個以“生命平等”為基礎同時具有廣泛包容性的生態中心主義政治宣言。詳見：http://www.haven.net/deep/council/eight.htm.

[10]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and the Population Question: An Open Reply to Fan's Open Letter,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 p=4935.

參考文獻:

[1]伊恩·安格斯：《為后代而斗爭：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姚單華摘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1期。

[2]（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3]蔡華杰：《隻有重構社會主義才能克服生態危機——薩拉·薩卡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論析》，載《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