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后馬克思主義視角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學理

后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學術視野后，中國不少學者在理論立場上進行了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認為西方理論家從西方社會的現實出發理解和調整的馬克思主義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要麼認為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沒有實質價值。事實是否的確如此呢？

一、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比對的理論空間

作為后現代主義思潮中的思想派別，后馬克思主義以一種激進的解構思路和熱情的解放規劃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和反思，重新解讀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話語系統，以期為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生存和發展找到出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為社會主義社會人民大眾的認可、理解和應用的問題，也特別關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實價值。今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得到執政黨的政治保証，但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依然是一個任重道遠的重大課題，尤其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讓一般社會成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持續的認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依然存在一定難度。那麼，后馬克思主義能否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呢？后馬克思主義在沒有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作為政治依托的情況下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它具有理論的內在生命力和先天不足。這種內在的生命力表現在哪裡，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能否學有所得？其先天不足又表現在哪裡，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能否揚長避短？本文試做一些探討。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和后馬克思主義都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出發點，旨在最大限度地激發其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生命力。隨著全球融合趨勢日趨明顯，各種思想交流日益頻繁，二者的理論空間應該存在更多的交集可能。鑒於后馬克思主義人物眾多、觀點龐雜，本文不能將其觀點一一列舉，隻能就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在學理方面主要關注的內容去比對后馬克思主義的相關內容，以此獲得啟發和教訓。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成功實施，在學理上需要關注大眾化的主體——哪些大眾、大眾化的方式——是宏觀工具性教化還是微觀話語默化、大眾化的中心內容——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以揚棄的方式應用於實際。

與此相對應，后馬克思主義有一些相關論述。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群眾基礎方面，后馬克思主義將經濟因素懸置起來，主要從多樣性、變動性的社會生活和觀念、行為日益破碎化的個體主義出發，以非階級意識形態的空隙取代客觀的階級歸屬，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基礎從無產階級擴大到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廣大階層﹔由於這個基礎太龐大，后馬克思主義主張以多元包容的“對抗”取代階級斗爭的“對立”，將社會的革命力量粘合起來，為激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供堅實的主體力量。為了使馬克思主義有更大的包容能力，后馬克思主義在表述方式上將宏觀解構和微觀建構結合起來。他們反對啟蒙主義的總體性敘事方式，解構具有支配特征的基礎術語，認為不存在普遍性的政治需求，政治生活已經發生了多樣性、異質性的變化，因此政治表述也應該多元化。為了避開傳統的宏大政治敘述方式的主導，后馬克思主義選擇了“話語”來承擔政治引導重任。“話語”始終是以碎片化的面目出現，可以通過重組的方式形成各種話語結構系統，為其意義的外溢提供各種可能性。同時，話語結構的效度受行動、語境的影響較大，隻要語境和“話語”契合，話語結構就會成為有生命力的存在﹔隻要行動還在繼續，話語結構就會在開放狀態中不斷接納異質性的內容，在話語結合意義上不斷生成。除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動態表達形式外，后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源於和現實的密切聯系，在理解和應用馬克思主義時，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一定歷史環境的產物。為此，他們對盧森堡、伯恩斯坦等進行批判性解讀，告別了決定論立場。即便如此，后馬克思主義依然認為，要讓那些異質的意識形態各元素不致於成為“漂浮的能值”，需要具有相對統一能力的“霸權結合”發揮其意識形態粘合劑的作用，使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的引導價值得以凸顯。

二、從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境分析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現實基礎

具有內在生命力的政治理論首先要清楚自己的政治主體，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也要首先明確馬克思主義面對什麼樣的大眾。后馬克思主義認為，雖然馬克思主義傳統政治是階級政治，但是晚年馬克思對階級斗爭的思考卻不是那麼堅定，他認為最具典型特征的英國的階級結構沒有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裡，一些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也到處使界限規定模糊起來”。^[1]在此基礎上，后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些新變化，使得階級越來越成為虛幻的存在。后馬克思主義立足於后工業社會，認為並沒有出現馬克思設想的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沖突的情形，而是出現了一些不同的場景——“資本積累形式的變化，產生經理、‘指揮勞動’大量涌現、白領工作的擴大、利潤的社會化”。^[2]他們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效率的提高，工作方式的多樣化與彈性化，使得社會階層表現出頻繁的流動性，個體的社會身份穩定性和確定性弱化，傳統的階級概念已經失去了現實根基。以工人階級為例，后馬克思主義認為，“在19世紀中葉作為一個工人就意味著他要在工廠度過大部分時光，要生活在某種確定的領域，具有某種確定的消費模式，僅僅能以受到嚴格限定的方式來參與國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但是，所有這些社會參與形式間的嚴格關聯變得越來越鬆散了，因為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在工廠度過的時間日漸減少，因為福利國家的擴展意味著工人的社會身份將愈來愈少地受他（她）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的決定”。^[3]與此相對應，工人參與社會生活有更多的可能空間，其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表現出破碎化的趨向，個人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越來越個體主義化，由客觀階級歸屬和主觀階級認同相結合的統一政治主體——階級的形成越來越艱難。“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傳統的關系分解了。在這種情形下，越來越多的社會身份受到威脅並陷入混亂之中，而日漸擴大的階層向體制提出了新型的平等挑戰和要求，存在著日益增長的社會關系的政治化。”^[4]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結構改變導致后工業國家經典意義上的工人階級的衰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領域並產生紊亂效應進而引發了各種新式的社會抗議，社會階級的對抗性質並沒有二元化進而造成一種單向必然發展軌跡。與此同時，第三世界國家出現了社會模式的危機。當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在解釋這些現實問題顯得捉襟見肘時，后馬克思主義對階級政治的解構立場就浮現出來了。

告別階級政治是后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論斷。這種論斷雖然部分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無產階級的困境，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實踐的政治勝利形成一種沖擊，但是，中國的政治實踐卻可以部分借用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已經成為統治階級，過分強調階級斗爭會導致社會認知混亂，不利於形成社會主義建設的穩定環境。事實上，毛澤東時代政治實踐中“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代表性運動——“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正常秩序。^[5]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實踐帶有淡化階級斗爭的傾向，從而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在階級斗爭理論逐漸退隱的情況下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這種淡化階級的政治實踐卻沒有相應的理論解釋，表現出一種政治理論的空場，與此同時，階級政治理論在名義上依然勉為其難地承擔著政治解釋功能。這種情形會讓中國的一般民眾產生社會主義實踐正在逐漸丟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錯覺，使馬克思主義失去大眾的信任，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失去主體基礎。

馬克思主義要完成大眾化的任務，必須明確政治主體不應該隻以階級為准則來進行劃分，應該對馬克思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政治理論進行重新理解。目前，中國的社會發展處於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並存時期，中國的政治主體相應地出現了工人階級和其他社會群體並存的局面。因此，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解構部分地適用於中國的現實，尤其是后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作為“歷史的特權主體”地位的解構對於社會主義中國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政治主體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中國社會發展的后工業特征日益明顯：經濟結構從商品生產經濟向服務型經濟發展，大多數勞動力往服務業轉移，整個社會圍繞知識進行創新和變革的同時，新型的細化社會關系和結構開始形成。與此相對應，一些新的社會階層開始出現，有些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比如傳統產業工人、農民工、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有些是工人階級之外的階層，比如個體戶、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各個階層擁有的社會資源、價值觀念不同，具有很大的異質性，有的是基於生產關系而產生，有的是由於興趣愛好而聚集（比如QQ群、各種興趣協會），這種異質性導致各個階層都有自己的政治訴求。社會主義要成為和諧社會，就必須要把所有階層的利益協調起來，超越階級斗爭的思路，使馬克思主義的應用領域盡可能覆蓋社會各個階層，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有寬廣厚重的政治主體。

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已經淡化了階級政治，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邏輯來看，社會發展應該走向越來越少沖突甚至消除沖突的狀態。但是，現實社會的沖突卻不斷增加。那麼，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后馬克思主義對社會沖突的分析或許可以給已經消除了階級斗爭的中國社會沖突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后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實質上是一種‘對立的政治’，而他們的非階級政治則是一種‘對抗的政治’”。^[6]前者是就自身的政治邏輯而言，階級對立會形成一種對抗的終結狀態，后者則認為對抗的完成是不能實現的。對抗不同於現實客體之間的對立，也不同於兩個概念化客體的客觀矛盾，因為后兩者中的客觀關系是確切而穩定的，即“處於關系中的對象是已經構成了的”。^[7]對抗卻是這樣一種情形——“‘他者’的存在使我無法完全成為我自己，我與‘他者’的這種關系並不是從完全的總體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它們構成的不可能性中產生出來。‘他者’的存在並不是邏輯上的不可能性：它存在著，所以它不是一個矛盾。但是，它也不可歸類為在因果鏈條中的一種實証性的差別性環節，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關系將由每一力量已經成為的東所決定了，因而也就不會有對這一存在的否定”。^[8]這種設想對於解釋今天中國的社會沖突不無裨益：當某兩種社會群體的利益或者觀點處於對抗狀態時，它們既不是完全的存在，也不是因果鏈條中的“實証性環節”，即它們由於對方的限制既不具備將對抗進行到底的能力，也不能被別人有意理解為“現實的對立”和“抽象的矛盾”。基於這樣的事實，一種對立和矛盾消除的結局不能預期，一種更為可行的狀態是：社會總是在對抗中不斷生成的，一種消除了沖突的社會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必須包容沖突，否則，沖突的主體會在被民主排斥之后被吸收到各種極端主義中去，使這些力量成為民主的敵人。這種認識既和中國傳統處理社會沖突的古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異曲同工之妙，又擴展了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的外延。

對於那些希望社會主義社會始終河清海晏的人們而言，社會主義所有沖突最終都能得解決的願望更像是一種理想主義。人們應該對那些在社會主義現階段無法消除的沖突持一種寬容的態度，讓他們在對抗式的發展中達到一種和解的狀態。同時，由於對抗不可根除，政治不僅僅是作為派生物的“上層建筑”而存在，而有其自主性，“它必須被構想為內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並決定我們真正的存在論條件的一個維度”。^[9]這樣看來，政治沖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並不必然給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帶來政治和諧的災難，相反，每一種政治群體在對抗中的政治參與都具有可能等同的影響力，可以為民主的充分發展形成一種寬廣而深厚的環境，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提供寬廣堅實的群眾基礎。

三、從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構和建構中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選擇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一個社會大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認可並進而運用的過程。撇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合理性而言，它的成功實現還需要首先考慮馬克思主義的表述邏輯是否契合社會大眾的理解方式。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史上，意識形態主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闡發成解釋一切的大全理論，沒有看到“在馬克思已經作出的結論和推動人類最終解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存在著一個裂隙，這個裂隙即是馬克思身后的世界歷史變遷，它既証明了馬克思基本思想的科學性，同時又大大超出了馬克思的估計並對馬克思主義某些基本命題產生了嚴重的挑戰”。^[10]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一定的理論解構和建構，對於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選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后馬克思主義在方法論上沿襲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基本觀點，認為現代啟蒙理性建構的主體性、同一性、總體性概念是一種理性的狂妄，不但不能有效地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反而使資本主義以合法的身份成為一種專制性權威。為了反抗這種權威，使社會進步呈現其歷史性，必須拒斥本質主義，反對“宏大敘事”，推崇多元化異質因素。以德裡達、拉克勞和墨菲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者，以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旨歸為導向對馬克思主義的總體精神也進行了解構。德裡達建立了“解構的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真實圖景，並將這種批判精神貫徹到底，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階級等基本概念。拉克勞認為，后馬克思主義“為了按照當代的問題重新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必然包含對它的理論核心范疇的解構”，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通過這些范疇“來把握宏大歷史的本質和根本意義的強烈的一元論傾向”。與此相對應，激進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思想的出現就順理成章，“拒斥總體化的同源性的基礎性權力，轉而尋求一種異質性權力概念，這一觀念的現實結果便是對趨向於日常生活的微觀政治的關注和倡導”。這種關注不再把政治斗爭局限於具有普遍性的生產場所或國家重要領域，而是在生活風格、話語表達、交往等具體生活場景中化嚴肅為輕鬆，使得任何政治行為都不能呈現為可以被歸納的普遍化狀態。總之，其政治重心表現出對總體權力理論的拒斥和對微觀政治的訴求，因為“當代社會斗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特征不可改變地消除了那種宏大政治想象的最后基礎”。

馬克思主義理論要在中國執政黨和大眾的政治訴求間保持一種契合狀態，可以辯証地借鑒后馬克思主義對總體權力理論的拒斥和對微觀政治的訴求。一方面，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可以使民眾的政治經驗獲得一致性，保証較為長久的利益，不至於像西歐的左派那樣，“由於沒有任何統一的長遠眼光，就日益變成了無以引發任何集體性熱情的短期實用性游戲。政治的地平線顯得暗淡不明，歷史進程喪失了方向”。但是，總體權力由於涵括范圍較廣，容易傾向於濫用，使各階層的具體政治訴求被淹沒，社會主義民主不能落到實處，一般大眾會喪失對總體權力的信任，使馬克思主義無法大眾化。另一方面，對微觀政治的訴求可以避免這種危機。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只是為更大范圍的民眾行使政治權利提供了可能性，社會主義民主要變為現實，還必須充分考慮實際情況。如果社會主義政權是在民主不夠成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普遍的政治訴求是不現實的。真實的民主不是生活服從宏大政治的需要，而是政治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多樣性決定了政治訴求的多樣性，政治實踐遵循生活領域的邏輯勝於政治本身的邏輯﹔隻有在微觀生活中民主有介入可能性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民主觀才不是抽象的，才有被大眾認可的可能性。政治的變革並不一定要追求偉大而統一的策略（這種策略因其虛假性而可能腐蝕政治根基）。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實踐應在保持總體權力到場的情況下，使民眾的政治訴求駐足於微觀領域，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大眾潛移默化地接受。

那麼，在解構之后，微觀政治訴求如何可能？與純粹的解構主義者德裡達相比，以拉克勞和墨菲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話語可以擔綱。德裡達在解構中尋求意義時發現了“語境”，但是由於語境的復雜性和動態性，他失去了耐心，認為“不能指望哪一種理論能夠卓有成效地把握指意活動，無論求諸主觀的意向也好，客觀的語境也好”。拉克勞和墨菲認為，話語是一個與“語境”不同的概念，它不僅僅局限於語言學的范圍，總是表現為與行動的結合（當然也包括與微觀主體政治活動的結合）。話語在社會行動中既具有解構性，又具有建構性，使得人們的政治訴求不但可以躲避本質主義權威觀點的壓制性影響，還可以形成一種在場的昭示。

一方面，單個的話語是“漂浮的能指”，作為總體化的社會消解后的“碎片”，它不再具有傳統形而上學的決定論和邏各斯的種種特性，而是通過與各種不同話語“碎片”的隨意組合和鏈接形成一種中心缺席的暫時結構系統，從而為能指漂浮不定的意義“外溢”提供可能性，這種“外溢”決定了每一話語對象的必要的話語特征以及任何特定話語實現最后縫合的不可能性。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政治訴求不能放在單一原則所決定的固定結構中考慮。“如果政治不被局限於一種制度，不被看成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特定階級的‘利益場’，而被視為內在人類社會並決定人的存在論條件的一個真正維度，那麼，政治也是一種‘接合’”。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也要求馬克思主義話語有一定的“溢出”效應。這一溢出指向並不是要消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終解放意義，而是正視社會現實的變化，讓話語和一定的社會語境相結合，造成意義的局部固定，使意義在一定范圍內具有時效性，主動消除其永久價值的奢望，使理論回歸真實的生活空間。因此，在表達時盡量少用總體性、永恆性、確定性和封閉性的概念。同時，局部的固定性並不意味著終結性，“外溢”還預示著隨著歷史的發展，相應的“結合”也會跟著發生變化。與此相對應，在闡發一定范圍內有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其語言表述應該盡量避免固著化，而應該以一種謹慎的態度表明有關話語的不確定性和非縫合性，為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理論的過渡提供一種自然的話語系統，而不是在非常突兀的狀態下改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話語，使大眾的理解呈現一種斷層狀態，無法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

另一方面，后馬克思主義認為，話語還承擔著通向總體性的建構工作。由於話語是由言談和行動、語言和使用語言的語境構成的總體，因此，每一個社會行動在本質上是話語建構的一部分。對此，拉克勞有明確的表態，他說：“我們使用‘話語’概念是為了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每一個社會構型是有意義的。”也就是說，如果社會客體要彰顯自己的存在，必須首先進入一定的話語結構中，成為話語客體。因此，社會客體並沒有確定不移的“客觀性”，不是某種既定的“所指”，它“隻得去發現自己的適當能指或意識形態話語的模式來獲得自己應有的意義”。今天，人們的社會關系比工業社會更為復雜，社會群體在理解同一社會現象時，基於不同的語境，不自覺地在使用不同的話語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分析社會現狀時，把社會事實置於“經濟沖突”、“解放”等語境中考慮，形成了一套話語結構。但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今天面對的社會遠比以往復雜，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已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現象，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越來越多元化，此時，如果還固守高度抽象的話語結構，行動和語境就會出現一種內在的分裂，從而使話語喪失活力。馬克思主義要大眾化，就應首先考慮大眾的話語結構，分析其話語結構中的諸多成分和語境，讓多元的活動者在話語之間進行隨意性的“認同”，在“認同”的基礎上形成一種話語結構，讓大眾在“能指”和“所指”匹配的基礎上認可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像教育者使用受教者語言的效果遠勝於說教語言一樣，當大眾不需要外在地適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語言時，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具備表達可能性。與此同時，因為語境的缺失，那些與現實已經疏離的話語，最好能淡出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樣，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新的話語結構才不至於顯得左支右絀。

雖然話話結構在一定時間內成為人們認識和語言的意義來源，但后馬克思主義認為，它不是固定的，會隨著時間而變化，呈現出動態性和開放性特征。“在話語的開放性方面，他們吸納了德裡達的‘延異’觀念和拉康的‘縫合’概念，認為話語的意義不可能完全凝聚和固定，從‘因素’（element）到‘環節’（moment）的轉換永遠不會完全實現，意義處在永久的綿延和推遲完成之中，最后的‘縫合’永遠不會到來”。由於“話語”同時具備精神特征和物質特征，使得話語結構具有實踐的特性，以此類推，話語結構也是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無限地發展的。“因此，鏈接實踐在於對部分確定意義節點的建構，而且，這一確定化過程的部分特征始於社會的開放性和下述結果，即因話語領域的無限性而導致的所有話語的不斷增多”。

基於以上認識，后馬克思主義將社會稱為話語接合意義上的“the social”，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Society”﹔將政治稱為“the political”，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politics”。既然一切都是接合意義上的存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絕不應該是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和政治現象的總體性概念，它應該對一切領域、群體和生活空間都投以話語結構的起點關注，既不是和舊話語的完全決裂，也不是讓已有話語成為一種封閉的存在，應該包含異質性的話語，使自己的話語結構具有更大的張力。與此相對應，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應該始終保持一種開放態勢，關注社會群體的異質性要素，認可他們基於生活現實而產生的政治意識，通過已有的話語結構對其結合或者通過“等同鏈條”形成新的話語，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成為一個“沒有最好，隻有更好”的追求過程。

四、從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思路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理論原則

理論的生命力來自理論的張力，馬克思主義理論大眾化的有效性首先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蘊含著被大眾認可的理論因子，這些理論因子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豐富和調整其內容，不斷展開批判和解釋相結合的意蘊空間。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緣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相同的基調：“作為我們時代歷史進程的共同參與者，如果我們要實際承擔起干預的職責而又不盲目胡來，我們就必須盡可能地從我們所參與的斗爭中、從我們眼前正在發生的變化中探尋新的線索。如此一來，重新鍛煉‘批判的武器’也就再度成為必要”，那麼，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到底可以從后馬克思主義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嘗試中獲得理論發展的什麼借鑒呢？馬克思主義要實現大眾化，必須充分關注大眾實際生活的變化，這也是后馬克思主義認為理論必須調整的一個首要前提——“既不忽視這些變化也不歪曲這些變化，因為，對這些變化的忽視和歪曲，其實質無非是把這些變化與過時的圖式兼容起來，從而使我們可以繼續依存於那些重復老式套話的思想方式”。要想真正將變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起來，還必須以對現在的充分介入為開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拓展理論發展空間。

首先，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充分關注那些引起繼承者基於現實變化出現理解分歧的理論裂縫。應該說，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在盡力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自己當時的社會現實，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概念畢竟產生於馬克思生活的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多種變化可能性並未充分展露出來，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局限性和歷史性應有充分的認識。“隻有通過降低馬克思主義的諸范疇的本體論僭妄、隻有不再把它們當做歷史的基礎而是當做歷史性的現實情境（它顛覆並超越這些范疇）的實用性的有限綜合，才有可能去接受它們當下的有效性”。后馬克思主義“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生成的‘敏銳洞察與話語形式’發掘出來”，使自己的理論與政治成果內在於馬克思主義的譜系學。他們以盧森堡的分析為切入點，后者認為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的分裂、不同種類的工人之間的分裂已經不是歷史發展必然中的偶然現象。這種分析在后馬克思主義看來，撕開了一個多樣性的增值空間，但由於盧森堡堅持的“僵化的教條”，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現了“雙重空場”的危險狀態。伯恩施坦處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裂縫”的辦法則是把“偶然性的政治介入放在比堅持必然規律的機械決定更優先的地位上”。但后馬克思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先驗主體對另一先驗主體的代替，依然沒有走出決定論的怪圈。后馬克思主義從盧森堡和伯恩施坦的理論努力和困境中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些概念需要重新審視。今天，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並不意味著要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和理論的某種所謂傳統的理解作為不變的結論直接宣傳給大眾，而是在告知大眾前預先看到理論本身的一致性，理論與現實的一致性，在一致性可疑的地方，去思考“裂縫”在哪裡產生，緣何產生，究竟是理論本身的原因，還是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產生了局限。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絕對不是一個作為“絕對真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待被灌輸到大眾那裡，而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裂縫”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內容和大眾密切結合，那些暫時失去生機和活力的內容退場或者重生。

其次，在淡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階級取向的同時強化“霸權結合”。后馬克思主義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堅持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還原論，難以在日漸復雜的政治社會環境中承擔起解釋功能，面臨著理論危機。為了克服這一困難，后馬克思主義首先解構了意識形態和階級、生產關系的必然聯系，認為“某一歷史性意識形態包含著異質的多種原素（elements），這些不同的意識形態原素並不一定都必然地具有階級屬性，其中有些原素根本是非階級性的、中立的﹔意識形態的統一性不是由主體在生產關系中的結構性地位所預先規定的”。在這種解構之后，意識形態各原素成為“飄浮的能指”，它們如何獲得自身的意義呢？它們必須與其他原素接合，在遇合式的動態建構中展現自己。那麼，這種動態建構是如何可能的呢？拉克勞認為，“意識形態體系不同方面的統一被特定的召詢所賦予，這一特定的召詢形成了所有意識形態的軸心和組織原則”。每個意識形態在多元的環境中召詢主體時，形成不同的主體立場，進而形成一種非內聚性的、激起性的關聯，此時，激發性的召詢因為引發了其他的召詢，構成了支配性話語，形成一種相對統一性——“霸權結合”。作為把任何一個社會集團約束在一起的意識形態“粘合劑”的普遍性機制，“霸權”是市民社會的主體實踐活動產生的意識形態相互作用的結果，即一定的階級從自己的特殊地位出發，從事社會的普遍解放，就必須把自身的特殊性表述為社會的普遍性。事實上，“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論述就是在這一范圍內展開的”。今天，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面臨著非常復雜的政治主體，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何以能贏得更多大眾的認可？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重新闡發的結合理論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啟發。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應該淡化階級取向。事實上，有張力的意識形態理論同時包含著豐富的階級性原素和非階級性原素，如果把一切意識形態都規范到階級意識形態之下，會使階級意識形態在內部受到一種強有力的抵制，從而導致階級性意識形態的統一成為可疑的存在，更遑論更大范圍內統一意識形態的形成。另一方面，接合理論可以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獲得隱性發展空間，為大眾意識形態被吸納進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一種自然的通道。雖然“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但是為了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有更大的包容性，社會主義國家同樣需要行使“霸權”，這種“霸權”與其說在於它能夠將一種統一的世界觀念強加於社會中的其他階級，不如說它“能夠將各種不同的世界展望如此地結合起來，以至於它們之間潛在的對抗被中立化”。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在大眾化過程中一定要盡可能把大眾的意識形態加以吸收或同化，同時將非階級性的意識形態話語進行加工和改造，使之適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語境，這種語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要不斷拋棄其歷史性和特殊性，對各種意識形態話語的差異進行不斷抽象，成為具有更大社會完滿性的“能指”，以非壓制性的話語，使人們感覺到自己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有內生的融合性。

第三，對馬克思主義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保持理性的謹慎。后馬克思主義作為產生於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激進理論，一方面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解構性批判，另一方面又繼續推進全球解放的規劃，為人們重新認識和闡發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辯証視角。后馬克思主義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不能解釋不斷變化的當代世界，其根本原因是馬克思主義存在著根本的認識論假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所有的社會沖突都可以在經濟沖突中尋找到根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必然導致異化進而出現無產階級共同體﹔社會主義應該通過革命和斗爭來實現，而且是“總體革命”的方式來實現等等。后馬克思主義對這些假設都進行了解構性解讀，對於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不適當的政治圖解有一定的啟發作用，也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要注重歷史語境提供了一定的參照。但是，后馬克思主義的解構是服務於其激進民主建構的需要，是“一種拙劣的模仿，一種對理論傳統的系統扭曲”。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中絕對不能為了迎合利益多元化的大眾需要而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辯証論在當今社會依然具有極強的生命力，甚至當拉克勞和莫菲用他們的“話語理論”無法解釋資本主義制度的復雜性而又不得不談到資本主義構成的廣泛特征和它們的長期變化時，“他們回復到如此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概念上去，如剝削、商品流通、勞動過程、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界限，等等”，這無疑是一個絕妙的諷刺。而且，后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變革的力量是平等異質主體的聯合力量，這種力量沒有固定的階級利益，依靠話語“接合”，而且“接合”還是偶然的行為。這些論述在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階級性時，以一種看似更為強大的“民眾聯合”將社會革命力量泛化，實質上卻是一種閉門造車的話語“智識訓練”，對社會進步沒有實質意義。以此為鑒，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不應無原則地擴大大眾范圍，而是立足於具有斗爭可能性和解放可能性的階級，將現實政治和文化斗爭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具有普遍話語效應的“霸權”工具，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成為真實的存在而不是精神性的存在。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01頁。

[2]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13頁。

[3]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第70－71頁。

[4]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第72頁。

[5]陳萬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整體性技術特征與推進思考》，《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6]周凡：《后馬克思主義導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第327－328頁。

[7]周凡：《后馬克思主義導論》，第332頁。

[8]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p.125．

[9]莫菲：《政治的回歸》，王恆、臧佩洪澤，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頁。

[10]胡大平：《走出“后馬克思主義悖論”——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訓與啟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3期。

（作者單位：重慶郵電大學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