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社會主義的全球視野與國際向度

德裡克·沃爾^[1](Derek Wall)是“繼戴維·佩珀、泰德·本頓(Ted Benton)和薩拉·薩卡(Saral Sarkar)之后歐洲新一代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者中的領軍人物”^[1]10。在筆者看來，沃爾之所以成為歐洲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是因為他致力於闡明生態社會主義的全球視野和國際向度，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綠化處方”遭遇了全球性失效﹔第二，替代資本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才是解決之道﹔第三，這種生態社會主義的某些要素正在全球范圍內萌生和實踐。

一、資本主義“綠化處方”的全球性失效

“對於生態毀滅，包括對於因二氧化碳過度排放而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全球變暖問題，資本主義並不缺乏現成的方案。”^[2]概括起來，資本主義的方案有：一是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部可以利用的經濟手段和機制，特別是價格機制，是解決生態問題的最好方法”^[3]﹔二是依靠新型的綠色技術來解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截止到目前，技術的魔杖最受歡迎，似乎可以提供改善環境又不影響資本主義機器順利運轉的可能性”^[4]。這兩種方案試圖在不變革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去解決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諸多生態環境問題。資本主義的“綠化處方”能奏效嗎？沃爾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這些“綠化處方”正遭遇著全球性失效的現實。

沃爾意識到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具有全球性質，因此，世界性而不是地區性的解決辦法是需要的。但在沃爾看來，當前解決氣候變化的國際框架——《京都議定書》並不起作用。《京都議定書》設計了依靠市場為手段的兩種機制：碳排放交易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碳排放交易機制，又稱“上限與交易機制”，這一機制的原理很簡單：所謂“上限”，就是全球每一個國家都要限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從理論上看，這似乎是解決氣候變化的合理方式，因為如果世界上的每個國家都設置了固定的排放上限，排放就會慢慢減少，從而逐步並最終停止全球氣溫的上升﹔所謂“交易”，就是指那些已經減少了足夠排放量的國家可以將排放權賣給其他國家，從理論上看，這對減排似乎也是有益的，因為它可以提供減排的經濟動力。而清潔發展機制是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的，允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進行項目級的減排量抵消額的轉讓與獲得，並且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這一機制有點類似“碳中和”，污染的企業可以通過資助發展中國家的減排項目繼續其污染行為。

沃爾認為，這種以市場為手段的解決方案無法克服生態危機，從中受益的只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代言人，“這一體系為那些真正理解這一體系如何運作的人賺夠了錢。”^[5]26全球的會議框架由若干大型公司把控著，比如，促進可持續發展企業理事會(the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成員包括雪佛龍石油公司、大眾、三菱、尼桑、新日本制鐵公司(Nippon Steel)、美國經營殺虫產品的世界領先制造商庄臣公司(S. C. Johnson and Son)、道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美國大型廢水處理公司布朗寧-費裡斯實業公司(Browning-Ferris)、美國鋁公司(ALCOA)、美國大型化學公司杜邦公司(Dupont)、皇家殼牌集團(Royal/Dutch Shell)和其他涉及石油開採、汽車制造、鋁冶煉的企業。他們貼上環境保護和減少貧困的標簽進行商品買賣，但環境保護和減少貧困受制於利潤最大化的邏輯。同樣，類似“碳中和”的清潔發展機制也不起作用，這可以在世界上第一個“碳中和”項目中得到體現：這一項目要求在危地馬拉西部高地這一極其貧困地區的4000座小型農場上建造5000萬顆非本地的鬆樹和桉樹，從而允許183兆瓦的新燃煤電廠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繼續運營下去，然而，從一開始，所栽培的樹種大多不適應這一地區，從而導致了土壤的退化，此外，一家叫溫羅克國際(Winrock International)的評估公司於1999年，也就是這一方案實施后的第10年，得出結論：美國電化學協會的補償目標比預期的目標要低很多，到2001年，農民仍沒有得到他們植樹和照料樹木的直接費用，而且許多人還不知道這些樹木是用來為美國電化學協會貯存碳的。

關於依靠新型的綠色技術來解決生態危機的辦法，沃爾以生物燃料(biofuel)為例，指出其同樣不可能解決問題。生物燃料泛指由生物質組成或萃取的固體、液體或氣體燃料，可以替代由石油制取的汽油和柴油。美國和歐盟都極力推動生物燃料的生產。看起來，它似乎是有益於環境的。但是，在沃爾看來，“生物燃料甚至比使用化石燃料產生更多的氣候變化災害。”^[5]37生物燃料的培育需要能源，而這主要來自化石燃料﹔非有機農業所使用的化肥和殺虫劑也來自化石燃料，生物燃料同樣依賴二氧化碳的生產﹔最流行的生物燃料作物——棕櫚油，是在世界上的雨林地區進行培育，如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它經常通過砍伐雨林來獲得，並在上面建造棕櫚油制造廠，這樣的生物燃料破壞了環境，並通過破壞森林的碳匯來加速氣候變化﹔土地被簡化為糧食作物的來源，在美國，農民種植玉米為汽車提供燃料，這減少了可食用玉米的供應量，導致了墨西哥和中美洲許多地區玉米價格的上漲。

為什麼資本主義“綠化處方”會遭遇全球性失效？在沃爾看來，這是因為這些處方都不試圖克服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採用市場手段去解決問題，是把生態危機歸因為市場的失靈﹔採用技術手段去解決問題，是把生態危機歸因為所謂“邪惡”的技術。但沃爾認為：“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而資本主義傾向於破壞維持生命所需的必要條件。”^[6]那麼，什麼是資本主義呢？“盡管可以詳細地探討資本主義的定義和本質，但通常認為，資本主義是以追求利潤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關涉的是獲取利潤，以及把利潤重新投資以獲取更多的利潤。資本主義從來都不知足，從來都不會滿足於足夠的利潤，而是要獲取更多的利潤。再把利潤重新投資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如此循環反復，永無止境。從本質上看，資本主義是要增長的。”^[5]8-9在資本邏輯的引導下，資本主義傾向於將自然商品化，將復雜的生態系統簡單化，從而使之成為可以買賣的東西以便獲取利潤。沃爾還援引美國生態社會主義者喬爾·克沃爾(Joel Kovel)的論述來說明資本主義是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1)資本傾向於破壞自身的生產條件。(2)資本為了生存必須永無止境地擴張。(3)資本導致了越來越兩極分化的混亂的世界體系，它不足以解決生態危機。隻要資本處於統治地位，不管採取什麼措施，以上三個要素的組合必將產生連連不斷的生態危機。”^[7]38

二、生態社會主義願景

既然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無法克服生態危機，那惟一的辦法就是尋找資本主義的替代物。在沃爾看來，取代資本主義的是生態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是正在出現的政治替代物，它將社會主義與生態學結合起來：不挑戰資本主義，生態問題就無法解決﹔不尊重自然，社會主義就毫無意義。簡單地說，生態社會主義就是生態學原則與社會主義原則的結合。具體說來，這兩個原則包含了以下具體內容：

1.生態學原則

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策或策略必須以生態學為基礎，必須是有益於環境的。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明了的觀點，但如上所述，當前的環境政策卻主要是服務於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沃爾認為，遵循生態學原則，就是要保護自然資源和動植物的棲息地，以此來維護生物多樣性﹔就是要以馬克思的“用益權”(usufruct)思想為指導，保護好環境的原貌。所謂“用益權”思想，就是沃爾經常提及的馬克思下述思想：“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后代。”^[8]878

沃爾認為，當前急需將生態學原則應用到農業領域中。在農業領域，當前的邏輯是為了銷售而生產最大量的農業商品。在全球化的農業體系內，世界的一頭生產農作物，然后被運載到另一頭銷售。在世界特定區域，通過專業化生產形成了規模經濟。像美國嘉吉公司(Cargill)和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這樣的農業商品經紀公司熱衷於購買最便宜的農作物，它們強迫農民削減價格，擊垮小農場主，以最低的價格轉移耕種培植。同時，當前的農業生產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化石燃料，化肥和殺虫劑的生產以及農業機械化和交通成本都是以汽油作為基礎。那麼，將生態原則應用到農業中就要求以永續栽培(permaculture)為基礎，建立有機農業：一方面，農事的進行應是在當地生產食品滿足當地的需要，從而減少工作負擔和能源投入﹔另一方面，採取園林設計的形式，在更寬廣的視野下進行食品生產，而不是狹隘地集中於目前的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單一栽培，農作物的栽培應具有多樣性，混栽不會促進害虫的滋生，以此來減少發生疾病的概率，一個簡單明了的例子就是洋蔥和胡蘿卜的間作，由於洋蔥的味道，以氣味來定位的胡蘿卜莖蠅不會察覺到它的獵物。

2.社會主義原則

如果僅僅強調生態學原則是不夠的，因為這並不是生態社會主義的專屬內容，可以說，所有的綠色分子都強調這一原則，都要求將生態學原則應用到農業領域，因此，更重要的是，生態社會主義還堅持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生態危機。

第一，實行生產資料共同所有。沃爾認為：“所有權是社會體系的DNA，目前，我們的所有權體系是將所有的一切都轉變為商品以獲得短期利益。”^[5]19上述農業領域的問題，是與所有權密切相關的。由於資本主義實行私人所有，擁有所有權的資本家公司熱衷於將農業政策塑造成有利可圖而不是環境友好。通過私有化，農業商業集團將貧窮社區的土地圍圈起來，落入少數精英手中。在英國，這個過程在1066年就完成了，當時的諾曼底入侵者掠奪了土地。中世紀邊緣地區的土地還存有共同體，但是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它們也被圍圈起來由少數私人土地主佔有。而由資本家公司控制的廢棄物的管理，熱衷於強調焚化原理，即焚燒垃圾可以創造利潤，使垃圾制造者要長期為此付費。但焚化卻會對環境造成破壞，產生需要處理的有毒灰燼以及微小的致命顆粒，這些都對人的健康產生嚴重威脅。

所以，在沃爾看來，“所有權是生態社會主義的關鍵要素。如果採用恰當的所有權，就更容易推進平等和維護生態。”^[5]57生態社會主義就是要以共同所有取代私人所有，建立共同體(commons)。沃爾認為，以共同所有制為基礎的共同體，具有建立在“用益權”基礎上的內嵌的生態原則，即隻要自然資源能保持原貌，共同體成員就能獲取並使用這一資源。這就意味著共同所有並不是要剝奪個人所有權，而是提供了一種獲取自然資源的途徑，在這種途徑下，如果我們能夠獲得我們所需的資源，我們就能減少成倍的浪費，也就是說，共同體可以不通過增加生產而實現繁榮，“共同體是解決生態保護和自由獲取資源這對矛盾的方法，它並沒有拋棄個人所有權，而是允許我們更多利用資源而產生更少的廢棄物。”^[5]18

第二，把國家和跨國層次的計劃與合作同真正的民主結合起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要素還有計劃與合作。”^[5]59沃爾指出，盡管能源的供給以地方化和分散化的方式運行，但是，可更新能源體系的構建需要國家和跨國層次的計劃。國家和跨國層次的計劃與合作是針對市場失靈而言的，所以建立一個具有生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是必要的。但沃爾也提醒要警惕蘇聯式的集權國家的出現，這就產生了生態社會主義另一個必要的原則——推動真正的民主。

沃爾認為當前西方的民主具有虛假性，大多數人對於決策並沒有話語權。各種公司的利益集團通過資助政黨、控制媒體和排斥不同觀點等手段越來越控制著政策的制定。民主與權力相關，在很大程度上，權力就是一種經濟力量，那些擁有經濟權力的人對決策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所以，直接民主和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對於創建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是十分重要的。這樣一種社會應該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管理以勞動者的自由聯合為基礎，即工人應當擁有生產資料，對生產具有決定權。為此，一是要重視工人自己的計劃，比如，20世紀70年代的盧卡斯航空公司(Lucas Aerospace)的工人在失業的威脅下，就曾提出一項替代性計劃，他們計劃使用現有的技術和設備生產對社會有用的商品，而不是公司原先賣給北約的軍事設備，計劃中的商品包括醫療設施、可更新能源和清潔的交通工具﹔二是要給予工會更多的權力，生態社會主義者要積極活躍於工會運動，迫切需要替代性生產而不是破壞性的工作﹔三是要減少正式工作，增加傳統評價過低的家務勞動，減少工作和閑暇的區分，這正如克沃爾所說的，生態社會主義必須也是一種女性主義的形式。

第三，以關愛(care)為基礎。沃爾認為，關愛是社會運行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但目前卻完全貶值了。當前最高的報酬來自於投機性的投資團體、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外幣兌換領域。而在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有對貨幣的控制，也不應發生貨幣投機行為﹔如果通過互助和工人控制的項目來執行經濟活動，股票就會消失﹔銀行家的經濟活動會被限制在照料他們年老的親戚或他們的孩子身上，或者支持那些因為殘疾而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因此，“生態社會主義應將顛倒的世界扭轉過來，使關愛成為社會運行最重要的價值。”^[5]63

第四，實現無核化。沃爾指出，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不應有核武器的存在。為制造核武器而對鈾的開採是一個污染的過程，往往侵犯了原住民的土地權﹔核武器的運輸、儲存和最終的處理都對人類有害﹔核武器是軍事資本主義框架內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被用於威脅那些挑戰資本主義邏輯的國家，並為軍工企業提供可觀的利潤。所以，有必要努力推動全球核武器的解除。生態社會主義還反對核力量，這是一種與核武器生產緊密聯系的技術。核事故可以殺死數以百萬計的人，生態社會主義的能源計劃中不存在核能，可更新能源就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並制定減少能源需求的政策來同氣候變化作斗爭。

第五，廢除社會的不平等。幾乎所有的社會都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包括肥胖、犯罪和家庭解體，沃爾認為，這些社會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不平等造成的。社會越不平等，社會問題就越多，包括各種精神問題和身體問題。沃爾援引了《衛報》的數據：“同希臘相比，美國更加富裕，花費大量資金在醫療保健上，但其嬰兒死亡率卻更高，預期壽命卻更短﹔與社會更加平等的瑞典和挪威相比，英國的肥胖人數是它們的兩倍﹔與日本相比，美國肥胖人數是它的六倍﹔十幾歲就生育的人數，英國比更加平等的社會高出六倍﹔美國的精神疾病是日本的三倍﹔謀殺率在更不平等的社會會高出三倍。像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5]65所以，在醫療保障問題上，沃爾主張免費醫療。也許免費醫療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看起來是烏托邦，但在英國，即使在困難時期，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這樣的例子：在二戰剛結束時，1945年的艾德禮(Attlee)政府構建了國有健康保險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這是一種基於需要的免費醫療保健體制。今天，這一體制受到那些想要將其私有化的攻擊，但是，它仍然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一種模式。

三、生態社會主義在全球的逐步萌生

上述生態社會主義願景具有實現的潛能嗎？認為隻要簡單勾畫出一個藍圖就可以實現是不切實際的，認為隻要採取一次行動就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也是不切實際的。在沃爾看來，帶有生態社會主義要素的實踐活動正在全球逐步萌生。

在非洲，沃爾認為，布基納法索的領導人托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可以稱得上非洲第一個生態社會主義領導者。他引入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策保護環境，賦予農民權力。他反對種族隔離，擴大醫療保健的范圍﹔他的政府種植了1 000萬棵樹木，致力於阻止薩希爾沙漠(Sahel Desert)向其國家蔓延。此外，2008年成立的南非綠色社會主義同盟(Green Socialist Coalition)，“它的綱領就是將社會主義和生態的要求結合起來。它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它倡導反對污染環境以及用可更新能源資源取代化石燃料的措施。它深信內在於資本主義的對利潤的需求是對自然危害的原因。它的標語是‘紅的必須是綠的，綠的必須是紅的’”^[5]92。

在亞洲，沃爾認為，菲律賓的棉蘭革命工人黨(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是生態社會主義政治的強烈提倡者。英國另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阿倫·索納特(Alan Thornett)說：“從實踐角度來看，最吸引人注意的是菲律賓的棉蘭革命工人黨。他們不僅談論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氣候事故對菲律賓的影響，而且談論如何在他們控制的恰帕斯(Chiapas)地區尋求可持續農業。例如，他們將孟山都(Monsanto)的轉基因大米替換成傳統的水稻品種。”^[9]在印度，一旦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圈走用於採礦和伐木，他們就會起來進行大規模的生態斗爭，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就描述了原住民與圈地者之間的沖突。上述提及的生態社會主義也必須是一種女性主義的形式也在印度的學者和活動家如范達娜·席瓦(Vandana Shiva)和阿倫德哈倫·羅伊(Arundhati Roy)中體現。此外，從某種程度上看，甘地創建了生態社會主義傳統﹔印度甚至有綠色宗教的傳統，例如印度教支派中信奉自然的信徒——俾斯諾依(Bishnois)。

在歐洲，沃爾認為，生態社會主義要素在不少團體和政黨中萌生。在團體方面，較著名的有第四國際的社會主義抵抗組織(Socialist Resistance)、英國的綠色社會主義聯盟(Alliance for Green Socialism)、德國的“生態社會主義倡議”組織(Ecosocialist Initiative)和北歐綠色左翼聯盟(the Nordic Green Left)。在政黨方面，較著名的有英格蘭威爾士綠黨、葡萄牙綠黨、荷蘭綠色左翼黨、瑞士左翼黨、德國生態左翼黨(Ecological Left)和左翼黨(German Left Party)。此外，不少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者或團體創建了生態社會主義網站，例如，土耳其生態社會主義者創建了網站www.yesilvesol.org和www.ekolojistler.org，希臘的生態社會主義網站是http://ecosocialists.webs.com，羅馬尼亞的生態社會主義黨也創建了自己的網站http://ecorom.webs.com。

在大洋洲，沃爾認為，澳大利亞是推動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和行動的重要國家。一是20世紀70年代建筑業職工會(Builders Workers Union)的杰克·蒙德(Jack Mundey)。他發動了“綠禁令”(green ban)運動，拒絕建造破壞自然保護區的建筑。二是物理學家阿蘭·羅伯特(Alan Robert)。他撰寫的《自我管理的環境》(the Self-Managing Environment)一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有關生態社會主義的著作之一。該書將資本主義和環境破壞聯系起來，展現了民主的缺乏和工作場所的異化如何推動了消費主義。羅伯特也發現了馬克思的人與自然新陳代謝理論，考察了資本主義如何扭曲技術的發展，展現了共同體是生態問題解決的源泉。三是活躍於澳大利亞社會主義聯盟(Australian Socialist Alliance)的澳洲民主社會主義視野(Democratic Socialist Perspective，簡稱DSP)。它將生態社會主義視為一種必需建立起來的重要政治形式，以此去解決多重的環境和社會危機。它於1990年創辦的《綠色左翼周刊》(Green Left Weekly)，推動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在新西蘭，社會主義工人組織(Socialist Workers Organization)2012年大會通過決議正式號召創建生態社會主義網絡，並將位於奧克蘭市的“社會主義者中心”(the Socialist Centre)更名為“生態社會主義中心”，用於舉辦“資本主義崩潰論壇”(Capitalist Collapse Forum)和生態社會主義網絡論壇，以及放置所需的書籍和籌措所需的資金。

在北美洲，沃爾認為，美國的許多生態社會主義者活躍於綠黨或者社會主義組織中。沃爾列舉了以下幾個重要代表人物：一是保羅·施威奇(Paul Sweezy)和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施威奇是《每月評論》的創立者，20世紀70年代期間寫了許多有關生態社會主義主題的文章，例如關於社會主義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視野下對汽車文化的分析等內容的文章﹔而福斯特則致力於闡明馬克思主義與生態學的聯系。二是巴裡·康芒納(Barry Commoner)。他對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他挑戰了馬爾薩斯主義的生態學家如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認為技術選擇而非人口是環境破壞的關鍵因素。三是瓦爾特·西斯比(Walt Sheasby)和彼得·卡梅霍(Peter Camajeo)。康芒納創立的公民黨解散后，仍有許多成員活躍於綠黨，這兩位就是綠黨中最著名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在加拿大，生態社會主義者丹·默裡(Dan Murray)在支持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綱后，2010年當選為加拿大綠黨執行委員會成員﹔《社會主義之聲》(Socialist Voice)是加拿大極力提倡生態社會主義政治的網絡期刊，從他們推動綠色政治、社會主義和原住民議題上可以得到諸多啟發﹔許多環境正義的草根運動，盡管很少使用“生態社會主義”的標語，但他們越來越積極推動環境保護、激進民主和土地、社會正義等生態社會主義價值觀。

沃爾認為：“當前，毋庸置疑的是生態社會主義在拉丁美洲是最強大的。”^[5]104在秘魯，原住民為了捍衛雨林，建立起政治組織開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迫使秘魯國會廢除了威脅他們土地的法案。秘魯長期的社會主義者烏戈·布蘭科(Hugo Blanco)，與墨西哥薩帕塔主義者(Zapatistas)一起，在綠色路線上遵循激進的道路。在委內瑞拉，查韋斯已經聲明支持生態社會主義，致力於綠化整個國家：建立新的地鐵線，鼓勵自行車出行，採用永續栽培法推動有機農業，實施植樹方案——米西翁·阿伯計劃(mision arborl)，取消金礦和煤礦開採方案，將石油收入投資於可更新能源，發展合作制企業，推動共同所有制，鼓勵地方自治和內生發展。在玻利維亞，莫拉萊斯修改憲法，賦予原住民參與權﹔在2008年11月的一次演講中，他說，“氣候變化迫使所有人面臨一個大抉擇：要麼繼續資本主義的方式，然后死亡﹔要麼沿著人與自然和諧的路徑，尊重生命”，“地球比華爾街和世界的股票交易更加重要”。在古巴，這個被世界自然基金會視為世界上惟一一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國家，廣泛實踐永續栽培模式，城市、城鎮的蔬菜和水果大部分能夠自給自足﹔實行土地公有制，在“用益權”思想的指導下，農民可以使用尚未開發的土地，但不得售賣給壟斷公司﹔引入強有力的環境保護法來保護野生動物。在厄瓜多爾，憲法將生態保護奉為神明，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權得到增強，政府支持採用法律手段反對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公司，並補償由於這些公司對他們土地的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在巴西，巴西無地運動(The Landless Movement)佔領了被精英階層佔據的尚未開發的土地，主張農業生態網絡，其目標是捍衛糧食主權，確保合作性農業的優先權，保障不同階層移居者的受教育權。在巴拉圭，民眾開展反對依賴殺虫劑的單一栽培。在智利，馬普切族(Mapuche)為捍衛土地所有權而斗爭。在阿根廷，生態社會主義網絡“Marxismo Ecológico”正取得某些進展。

四、簡評：星星之火，能否燎原

沃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一方面展現了現實世界中資本主義面對氣候變化所採取的“綠化處方”的全球性失效，証明了沒有資本主義體系的消解，生態危機就無法克服﹔另一方面展現了作為資本主義替代物的生態社會主義的輪廓，以及全球范圍內蘊含生態社會主義要素的政黨、團體、個人的實踐斗爭。沃爾的思想主旨在於闡明生態社會主義不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而是正在出現的替代物，從而啟發更多的人為之展開行動。就此而言，沃爾所揭示的全球范圍內對生態社會主義的踐行活動，可以視作生態社會主義從理論走向實踐的端倪，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它正在擺脫烏托邦的窠臼，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生態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然而，無論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帶有生態社會主義要素的“星星之火”能否擴展成燎原之勢，似乎還有待進一步觀察。筆者認為，要實現一種舊社會向另一種新社會的過渡，至少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第一，就變革的主體而言，要找到具備變革意願和能力的階級力量﹔第二，要有將先進的理論與階級力量結合起來的堅強的領導力量，在反抗舊社會的過程中發揮先鋒隊或者組織的作用﹔第三，要制定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採取恰當的方式進行斗爭和革命。而生態社會主義在這三個方面似乎還有很大的缺憾。

首先，生態社會主義所展示的是完全不同於現存社會的質的變化，那麼，要實現這樣一種質層面的變化就不能僅僅有量的積累，而應該有一股強大的希望並具備變革能力的階級力量來實現這種變化。但生態社會主義者所寄希望的上述力量(包括工人階級、原住民、各種團體和政黨)能夠擔當起變革的重擔嗎？在發展中國家，工人階級對物質利益的關切相比環境保護的關切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發達國家，隨著后工業時代或后物質主義時代的到來，在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均有明顯改善的條件下，工人階級從客觀上看如果不好說成為現存制度的受益者，那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同化進現存制度。而對於原住民來說，他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盡管也取得了一定的勝利)的結果讓人很難相信他們在現代化面前的戰斗能力。除了工人階級和原住民，生態社會主義者寄希望的拉丁美洲左翼領導人盡管在行動方面表現出與生態社會主義理論某些方面的契合性，然而這背后也存在著很多的復雜性，它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的封鎖和意識形態上的沖突有密切的聯系，因此，很難說他們有完全的意願接受生態社會主義，況且政黨輪替的制度也很難保証今后制度的連貫性。英國另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佩珀曾經公開承認：“直到大多數人確實希望它被創造出來並堅持它的時候，一個生態健康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會到來。很可能而且令人遺憾的是，它的最大催化劑將是資本主義在如下方面的失敗：(a)未能為甚至一個少數團體生產它所許諾的‘商品’﹔(b)未能創造一個足夠寬容以包容不滿的其余人的物質和非物質的環境。”^[10]357佩珀所認為的這兩方面失敗，從目前或者在可預見的未來來看，都還很難出現。就此而言，在具備這種意願和能力的階級力量方面，生態社會主義者仍需長期等待。

其次，退一步講，即使工人階級和原住民等力量在當前具備了變革的意願和能力，仍然需要有一種將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或原住民運動結合起來的力量，這是因為二者的分離會導致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的空想和工人運動或原住民運動等其他運動處於分散狀態，而二者結合的結果就是產生類似政黨或先鋒隊的領導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及無產階級政黨的時候也曾經說過類似的思想。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斗爭中，隻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11]228恩格斯也說：“無產階級要在決定關頭強大到足以取得勝利，就必須組成一個不同於其他所有政黨並與它們對立的特殊政黨，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12]578對於生態社會主義者來說，由於其階級基礎的廣泛性以及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性，就更需要有一個類似政黨或其他形式的領導力量來開展運動，就此而言，盡管不少地區或國家建立了生態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但他們要麼只是主流綠黨中微不足道的力量，要麼完全是處於政黨政治的邊緣狀態，要麼長期以來陷於“沉寂”狀態毫無作為，要麼在其內部還尚未具備嚴格組織紀律性而顯得極其脆弱，所以，他們能否真正擔當起先鋒隊的角色而發揮作用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最后，再退一步講，即使具備了前兩個條件，要取得勝利仍需要制定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採取恰當的方式進行斗爭和革命。可以看出，盡管生態社會主義者提出了激進的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目標，但在斗爭的方式上仍局限於非暴力方式，這種方式要取得成功需具備一定的條件，比如，反抗力量要足夠強大，統治階級無力加以抵抗並有相當的理智放棄這種抵抗，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13]269再比如，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制度要足夠完善，生態社會主義者要有利用和平方式奪取政權的智慧和能力，隻有這樣，生態社會主義者才能在資本主義政權內外進行自由地斗爭，而不被同化進體制內部。這些條件在當前情況下還不具備，資產階級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在生態社會主義者進行抵抗的時候，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總是首先使用暴力進行回擊，對於這種暴力行徑，在必要的時候還是要用暴力的方式進行還擊，生態社會主義者採用“暴力”進行還擊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暴力的偏愛，而是因為有資產階級的反動暴力存在這一基本事實，“如果沒有必須加以反對的反動的暴力，也就談不上什麼革命的暴力”^[14]490。

生態社會主義的這些困境表明全球范圍內的對生態社會主義的踐行還很難構成對現有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以實質性的威脅，但反過來並不是說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將無法撼動，正如郇慶治所說，這“絕非意味著資本主義化的經濟與政治及其蘊含的對環境的吞噬破壞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未來制度前提(對於少數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或‘不可避免的宿命’(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而是說，對具有生態破壞本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真正‘紅綠’式超越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1]32

注釋：

[1]德裡克·沃爾是英國“綠色左翼”主要理論家和活動家，英格蘭和威爾士綠黨首席發言人，英國左翼報刊《晨星報》(the Morning Star)、《紅辣椒》(Red Pepper)的定期撰稿人，《社會主義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的咨詢編審。代表作有《巴比倫及其以后：反全球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和激進的綠色運動的經濟學》(2005)和《綠色左翼的興起：一種世界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2010)。

參考文獻：

[1]郇慶治：《當代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生態社會主義國際：《貝倫生態社會主義宣言》，聶長久譯，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0年第2期。

[3](印)薩拉·薩卡：《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資本主義》，張淑蘭譯，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4](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5]Derek Wall. The Rise of the Green Left: Inside the Worldwide Ecosocialist Movement, Pluto Press,2010.

[6]Derek Wall. "Ecosocialism is a pragmatic,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n our planet",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p=5373.

[7]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world, Zed Books,2007.

[8]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Alan Thornett. "Fourth International Declares Itself Ecosocialist", http://socialistresistance.org/870/fourth-international-declares-itself-ecosocialist.

[10](英)戴維·佩珀：《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劉穎譯，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蔡華杰，哲學博士，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生態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