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生活者”思想

導言

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海嘯和福島核電站事故再次質疑了人類生存和生活的意義。與被迫生活在避難所的人們切身相關的無非是滿足衣食住的基本需求、為此而進行的互幫互助、盡可能確保舒適的生活空間。不曾想到的是，“3·11”教會了我們，這樣的事情才是生活的原點。

馬克思是將上述生活原點哲學化並以此作為基准進行思考的哲學家。他貫徹著“哲學的存在論轉向”。我認為，馬克思思想的根基是活著的生活者的思想。雖然馬克思並沒有明確“生活者”的范疇，但是他從年輕時起就一直重視“生活”、“生活活動”、“生活過程”、“生活關系”等概念。這些概念的主體即活著的人、生活者。因此，與生活相關的一系列概念成為馬克思思想的要素，如果重視這一點的話，將馬克思的思想視為生活者的思想就所言非虛了。

馬克思所謂的生活，並非指與勞動概念相對比時使用的消費生活，而是指包含勞動生活、消費生活在內的人的生活的存在全體。因此，生活者並非片面地意指消費者，而是具有在勞動、消費、享受閑暇的同時排除萬難、維持生存的生活者的意味。

很久以前，研究者就開始反思根據上述視角形成的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在論及生活、生活者時陷入片面討論消費生活和消費者的傾向，它是非馬克思主義思想持有的一般性觀點。另一種觀點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但過分強調人類的本質是勞動。雖然勞動確實是人的本質，但是該表述卻不全面。

將生活者狹義化為消費者，這樣的視角沒有把勞動的意義置入生活的范疇中進行定位，夸大了勞動的意義，因而同樣是片面的觀點。因為，人既要勞動和消費，也要享受閑暇，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才是生活著的人，即生活者。雖然勞動是創造生活的最重要動因，但它並非生活的全部。之所以將馬克思的思想視為生活者的思想，是因為它意味著要將勞動置於其與消費的關聯中以及將消費置於其與勞動的關聯中進行考察。

一、生活者所探討的課題

1.重視現實生活的生活者的視角

若將生活於世間的人作為生活者進行把握，就要從在一定的時間、空間等條件的基礎上維系著的人的生存的根源性事實出發來考察人。此種觀點意味著從人的生存狀態——在自然與社會的交織中維持自身的生存，在飲食談笑間感受喜怒哀樂——出發思考問題。青年馬克思正是從上述生活者的視角出發，重視人維系著的現實生活。

在刊載於《萊茵報》的《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青年馬克思針對森林私有的利害關系進行了論述，擁護“撿枯枝”這種“貧民的習慣權利”^[1]。從馬克思的上述主張可以看出，他重視生存著的人的現實生活這一視角。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青年馬克思探討了深深植根於人的日常生活的宗教問題，認為人向往彼岸生活和宗教是人對充滿苦難的現實生活的逃避和疏遠。在此，馬克思在現實生活中重新質詢人的日常精神生活的意義。他將人的現實生活作為整體進行把握，並批判現實，認為宗教並沒有豐富人的現實生活，而僅僅撫慰了人，是“人民的鴉片”。

青年馬克思在其同時期所寫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從將人的現實生活作為整體進行把握的視角出發指出，在近代社會中，人分裂為“政治共同體中的生活”與“市民社會中的生活”、“公民”與“個人”。^[2]雖然公民生活與個人生活共同構成了人的現實生活，但是在近代社會中，人完整的現實生活是分裂的，其結果產生了“人的自我異化”。

無論是從現實生活避世到宗教，還是現實生活中公民生活與個人生活的分裂，馬克思皆視為人的自我異化。對馬克思來說，自我異化意味著人無法在日常維系著的現實生活中保全自身生存的存在方式。他認為，問題始終在於人的現實生活及其存在方式。

人的自我異化的產生是因為，在滿足衣食住而進行的日常生產和消費中，人的現實生活發生了異化。據此，在與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性較量中，馬克思考察了近代生產與市場中經濟活動的形態，完成了《巴黎手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穆勒評注》)。在此，他通過考察“經濟的異化”將勞動和交往視為人的活動和生命的表現以及生活的表現。

2.作為生活者的人的本質

《巴黎手稿》中追問的問題就是人的本質。所謂人的本質，回應的是人是什麼的問題。馬克思並沒有抽象地、一般地討論這個問題，而是依照人的具體存在狀態將其界定為“自然的存在”、“類的存在”和“共同的存在”。在馬克思那裡，自然的存在意味著人類作為生命體在自然中生存並隻能在自然中生存的狀態，類的存在意味著人有目的、有意識地從事生產活動的存在，共同的存在意味著包含祖祖輩輩在內的人類共同生存的存在。將自然的存在、類的存在、共同的存在這三個概念連接起來的關鍵在於從事現實生活的生活者。

那麼，在《巴黎手稿》中，作為生活者的人是如何被闡述的呢？

首先，在《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中，作為生活者的人的視角是通過考察人與動物的區別而產生的。馬克思借用費爾巴哈的觀點，認為動物隻存在“外化的生活”這種“一重化的生活”，而人的“類生活”屬於包含“外在的生活”與“內在的生活”的“二重化的生活”。他認為，與動物相異的人的生活活動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3]的活動，並以此考察人的生產與勞動的特點。

馬克思認為人類與動物一樣，皆“靠無機界生活”，並以此作為論述的出發點。但是，“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所謂“片面生產”意味著“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隻生產自身”。也就是說，“它(動物)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因此，“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人的生產是全面的”。所謂“全面生產”，意味著“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而且“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也就是說，“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在此，馬克思進一步說明道：“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於對象。”所以，他斷言：“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4]

第二，作為生活者的人的視角，意味著將生活視為因生活活動(動物生命活動的人的形態)而形成的生活表現。生活活動基本上指的是與對象相關聯的實踐活動，它作為人的活動是有意識的、自由的。它是通過在一定條件的基礎上將人的身體、精神力量對象化(主體客體化)的活動以及將之佔為己有(客體主體化)的活動而運行的。生活者通過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表現自身的生存並確認自身的存在。

在《第一手稿》中，勞動雖然被認為是人的活動，但人的活動並沒有被還原為勞動。作為人的本質的勞動雖然被論述為私有基礎上的異化，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馬克思將畢萊(A. E. Buret)的“勞動乃生命”的論斷作為論述前提。馬克思在論述了“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5]后，又補充了有關“生產活動”的部分，認為若將勞動這種“產生生命的活動”完全等同於勞動，可能是不合適的。

第三，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考察了作為生活者的人的視角，根據人的生活活動在近代“私有化”的基礎上被異化的認識，將異化分為三個層次，即《第一手稿》中“勞動異化”的層次、《穆勒評注》中交往異化的層次(社會交往異化的形態)和《第三手稿》中“個人生活異化”的層次。

馬克思在定義“異化勞動”的概念時首先進行了如下區分：(1)使勞動產品與勞動者相異化﹔(2)使勞動與勞動者相異化﹔(3)使人的類本質與人相異化﹔(4)異化勞動導致人同人相異化。馬克思通過上述區分指出，異化勞動會造成如下后果，即作為人的活動的勞動及其勞動產品會導致其本身與勞動主體的疏離、對立，甚至支配主體。

在分析“交往異化”的概念時，馬克思並沒有將資本主義市場中賣方與買方之間的關系視為人格相互對等和平等的關系，而是認為賣方賣出商品而獲得貨幣，買方支付貨幣而獲得商品，此種雙方彼此將對方手段化的行為使得平等關系發生了異化。人格的相互關系發生逆轉，以商品與貨幣這種物化的相互關系呈現出來，因而導致人格關系不得不受到物的支配，這種情況被稱為交往異化。

而且，對異化生活的理解包含著分析人的需要和享受的異化形態。生產和交換建立在人的需要的基礎上，要滿足人的享受。它雖然滋養著人的需求和享受，但是在生產交換形成的“經濟異化”中，人的需要和享受也會發生偏離而陷入“粗陋的需要”、“牲畜般的野蠻化和徹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簡單化”^[6]的狀態，這種狀態也遭到了馬克思的批判。

所謂享受，即生活活動所帶來的需要的滿足、隨之產生的滿足感和喜悅以及對自身生存的自我確認。生活者的享受存在於生活活動本身，也存在於對生活活動產品的獲得和消費中。在《巴黎手稿》中，並沒有將消費的概念類型化，它依然隱含在享受的范疇內並受到重視。依存於欲求滿足方式的享受作為“直接共同的享受”、“社會的享受”，與共同體中生活者的感性密切相關。正如“人的音樂感”、“有音樂感的耳朵”激起人的音樂享受，人的感覺即人進行享受的能力。馬克思因此論述了享受能力的陶冶，認為“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7]。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了享受的異化形態，指出它存在以下三種方式：“無節制的揮霍浪費和放縱無度的非生產性”的享受的異化方式﹔工業資本家“服從於生產的休息”、“他的享受是精打細算的，從而本身就是一種經濟的享受”的異化方式﹔將人的感覺和需要貶低至粗陋狀態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8]的異化方式。

3.生活表現和生活享受

先於馬克思關注“享受”概念的人是黑格爾。他在《精神現象學》的“主人與奴隸”一節中指出，奴隸因對主人的恐懼而從事勞動，但沒有享受勞動成果﹔與此相反，“主人僅從事享受”，卻並沒有勞動。此種主人和奴隸的對立內化至自我意識的層面中，即成為“苦惱的意識”。在“苦惱的意識”一節中，他認為意識主體在需要、勞動、享受的關系中確認自身的存在，在勞動和享受的分裂中返回自身的外化狀態，從而無法確認自身的存在。這就是異化。在黑格爾那裡，享受隻有在以勞動為媒介的需要得到滿足時才能確認自身，才是快樂的意識。

青年馬克思在黑格爾視角的基礎上，同樣將勞動與享受進行統一化的處理，將二者分裂的狀態視為異化。在《巴黎手稿》中，他考察了“異化”的概念，認為異化是人的需要(動物需要的人的形態)基礎上產生的勞動、交往、享受等人的生活存在。當然，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僅僅將需要、勞動、交往、享受等人的生活存在的整體分別進行分析，並沒有像他其后的經濟學研究那樣，將它們置入“需要—生產—交換—消費”的經濟總體過程中進行定位考察。

勞動和交往皆是人的活動。馬克思將人的活動視為生活表現，認為它通過視覺、聽覺、嗅覺、味覺、感覺、思維、直觀、情感、願望、活動、愛等人的力量而得到呈現。所謂生活，是指在一定條件下運行的自我生存表現和生活表現。生活者通過自我的生活表現而確認自身的存在，這就是享受。感性地說，享受是生存的喜悅。馬克思在談到勞動、交往等生活活動本身令自己因“享受了個人的生命表現”而感到滿足的同時，也談到自己因他人“享受或使用我的產品”而感到有意識的滿足。對此，他寫道：“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產品時，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識到我的勞動滿足了人的需要……又創造了與另一個人的本質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9]

如此一來，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明確了將活動與享受相統一的研究視角：“我的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10]享受是伴隨著勞動、交往等活動本身及其產品的獲得與消費而得到的自我確認，是伴隨著上述滿足而得到的樂趣和需要本身得到的滿足。

二、生活者的實際生活過程

1.溝通人學與唯物史觀的生活過程

《巴黎手稿》考察了生活者的存在，認為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異化形態，但是它並沒有充分考察生活者在歷史條件的基礎上如何經營生活。《德意志意識形態》卻在歷史的舞台上考察了生活者經營生活的狀況。在此，生活作為一個整體被視為在一定的時間、空間條件下存在的生活者的生活活動過程。這樣一來，從生活者的視角出發，生活被納入能動的范疇，即納入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的范疇。

“生活過程”的概念是馬克思的人學思想與唯物史觀(歷史唯物論)的中介，形成了它們相結合的連接點。馬克思的人學思想和歷史唯物論曾經屢屢出現對立的傾向。俄國馬克思主義重視歷史唯物論中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范疇。與此相反，西方馬克思主義則認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方式忽視了人的存在，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視包含異化論的人論。但是，有必要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和唯物史觀。既然唯物史觀旨在從結構上把握人類社會及其歷史，則探尋人的本質與探尋人類社會之間並非沒有聯系。唯物史觀的根基是人學，人學因唯物史觀而得到更全面的展開。

脫離對人學的深入洞察而探討唯物史觀，會導致唯物史觀本身淪為空談。當然，有必要根據人學和唯物史觀中關注點的差別進行探討，因此，無論將唯物史觀還原為人學，還是將人學與唯物史觀混為一談，都是不恰當的。

連接馬克思人學思想和唯物史觀的結點是生活者。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生活者隱含在“生活過程”的范疇中。因為，生活過程的主體是生活者，生活過程不過是生活者的生活過程。《德意志意識形態》指出：“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11]

從人學的視角出發，生活過程是一定條件下生活者進行生活活動的過程。雖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人類的生活活動是有意識的活動，但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人類的生活活動被重新理解為生活過程，即個人生活活動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重視“個人”的范疇和“條件”的范疇。“個人”的范疇是與施蒂納(Max Stirner)的“利己”截然相反的哲學命題，它並非片面指代獨立的、個人的集合，而是指代生活過程的主體，即有機結合起來的“有生命的個人”^[12]。“條件”的范疇指代制約主體活動的、“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13]，直到《資本論》問世之前，它一直受到重視。從人學的維度理解“生活過程”的范疇，則有必要把握其隱含的三層動因，即主體、主體的條件和主體的活動。

《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費爾巴哈”一節通過考察生活者這一主題，在人學與唯物史觀之間建立了聯系。在此，歷史成為這一聯系得以成立的前提，作為生活者的人被視為研究對象。正如其手稿中所言，“人類生存”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因此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其修訂稿中也寫道：“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4]雖然手稿和修訂稿中的表述有所不同，但生活者的生活過程皆被視為人類歷史的前提。唯物史觀即以此為前提而展開。

唯物史觀是對人類社會及其歷史作出的唯物論的理解，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它是以“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為出發點而展開的。^[15]生產物質生活隱含著雙重含義，即為滿足作為個體的生活者維持生命所需的“吃喝住穿”而進行的物質生產，以及為維持物種存續而誕育子女所進行的他者的生產。這個觀點是此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有的基本觀點。生產物質生活作為物質生活的不斷再生產過程而成為社會的物質生活過程。

2.對社會及其歷史的唯物論理解

唯物史觀之所以被稱為唯物史觀，是因為它在個人物質生活再生產過程的基礎上考察人類社會及其歷史。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經常使用成對的概念，例如“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物質生產—精神生產”、“物質勞動—精神勞動”、“物質活動—精神活動”、“物質交往—精神交往”、“物質關系—精神關系”。這些概念也被黑格爾左派應用於黑格爾哲學的框架內，他們雖然認為現實生活過程的基礎是物質的，但是仍然重視精神，強調精神的獨立性。唯物論認為，與精神相比，物質是更為根本的。此種觀點並不意味著無視精神或認為精神低於物質。當然，有必要對精神進行更全面的評價。

上述“物質—精神”的成對范疇是包含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在內的生活者的現實生活過程的各種動因。馬克思在“費爾巴哈”一節指出，“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因素、四個方面”分別是：(1)“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2)因“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而“引起新的需要”﹔(3)“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4)“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16]前兩個因素是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后兩個因素是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前兩個因素的核心概念是“生產”，后兩個因素的核心概念是“交往”，兩個概念始終得到重視。

生產圍繞著個人“吃喝住穿”的滿足，處於“需要”、“生產生活資料”、“擁有生活資料”、“滿足需要”等概念范疇的中心。交往是隱含著繁育后代、交換勞動產品、溝通(“精神交流”)等概念的范疇。生產和交往產生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這種“二重關系”互為中介，統一於現實生活的過程中。這種二重關系成為生活者的生活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旨在以這些概念為基礎，對人類社會進行結構性的理解，對其歷史進行合規律性的把握。

但是，為把握人類社會及其歷史而將與精神截然相反的物質作為其存在基礎，這樣的觀點是不完全的。有必要將精神納入物質當中進行考慮，並弄清精神在其中如何運動、具有何種意義。唯物史觀的重要視角即在於考察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是如何被納入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當中以及二者如何形成現實生活過程的。因此，在唯物史觀中，區分物質和精神，將其理解為二元世界和二元領域，這樣的觀點會損害馬克思的思想。黑格爾或黑格爾左派認為精神具有獨立性，與此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卻試圖將精神納入物質生活再生產的過程中，並在此基礎上考察精神在個人現實生活過程中的意義。

若將此種觀點上升為意識的話，那麼《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下述有關意識的論述就值得關注：“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17]由此可以看出，首先，意識以語言這種物質因素為載體﹔其次，以語言為載體的意識被納入“交往”、溝通的現實生活過程中而運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意識論並非如俄國馬克思主義經常誤解的那樣從反映論的視角出發而展開，而是通過將意識納入現實生活中，從“實踐的意識”的視角出發進行論述。

三、消費與生產的同一性的思想

1.消費與生產的直接同一性

生產是以生活主體的需要為基礎生產生活資料，其目的是消費並滿足需要。需要的滿足並非一次性的，它會喚起新的需要。因此，“需要—生產—消費”的生活過程作為物質生活的再生產而不斷循環往復，進行再生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考察了生產與消費的關系。雖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已考察了需要、生產、滿足需要、享受(消費)等范疇，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重新從消費的視角出發解釋生產，展開論述了生產與消費的“直接的同一性”^[18]。

馬克思寫道：“生產直接也是消費。”這是因為在生產中，勞動力被消費，生產資料被消費。生產是“生產的消費”。而且，馬克思在論述“原來意義上的消費”時寫道：“消費直接也是生產。”這是因為在消費中，勞動力被再生產。消費是“消費的生產”。^[19]

這樣，馬克思就認為生產和消費具有直接同一性，將“生產—消費—生產”的過程視為“勞動力的消費—勞動力的生產—勞動力的消費”這一連續的過程。隻有這樣，才能將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視為將人類物種的生產也作為動因包含在內的勞動力再生產過程。重要的是，生產與消費並非分離的，它們具有直接同一性。但是，此種消費與生產的直接同一性雖然是馬克思的表述，卻並非馬克思的獨創見解。因為他自己也意識到，這種觀點是“經濟學家所承認的”^[20]。

將物質生活的再生產視為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是從生產的視角出發而形成的理論路徑。馬克思的獨創性在於將勞動力視為人的本質能力，將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視為人類本質能力的表達過程。包含物質生活在內的人的生活過程即人類本質能力的表達過程。因此，從馬克思的視角出發必須注意的是，探討物質生活的再生產過程是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即是探討勞動力作為人的本質能力所進行的再生產過程。

同時需要確認的是，馬克思將物質生活作為“需要—生產—滿足需要(消費、享受)”的過程來把握。它是從生活的視角出發而產生的理論路徑。可以說，滿足需要的過程是滿足因人的生存而產生的“吃喝住穿”和性欲需要的同時生產新需要的過程。正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所充分論述的那樣，此過程在以生產為中介的人的形態中產生，是滿足需要的過程，是人的本質能力的表達過程。

因此，物質生活的再生產過程是二重過程，即“生產生活資料、消費勞動力—原來意義上的消費(享受)、勞動力的再生產—生產生活資料、消費勞動力”的過程，它是滿足需要的過程與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的統一。對勞動力再生產過程的探討是從生產視角出發而產生的理論路徑，對滿足需要過程的探討是從生活視角出發而形成的理論路徑，即使是在后者的語境下，人的形態也是以生產為特征的。要進一步考察這個問題，即要在需要及其滿足(消費、享受)與生產的關聯中探討消費與生產的中介的同一性。

2.消費與生產的中介同一性

馬克思不但考察了生產與消費的直接同一性，而且考察了生產與消費的“中介運動”。二者相互依存、互為中介。“生產中介著消費”，“消費也中介著生產”。生產是消費的“手段”，消費是生產的“目的”。首先，從消費層面來看，“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同時，因“產品消滅”而在現實中“成為”產品，才使產品最后完成，而因此又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從生產層面來看，生產不但“為消費提供材料”，而且在“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的同時，喚起消費者的新“需要”，生產“消費的動力”。^[21]

這樣，馬克思就考察了消費與生產相互依存、互為中介的問題，確認了如下重點。第一，物質生產是為滿足生活者的需要而進行的消費，即消費是“目的”，生產是“手段”。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然而，第二，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一“總體的各個環節”中，生產是該過程實際的“起點”。消費的狀態、方式由生產決定。第三，產品在以人類生產活動為中介而形成的社會形態中實行“自然佔有”，“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供個人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22]消費是滿足需要的“終點”，因此創造出新的生產需要。馬克思考察了生產和消費的運動中介，明確指出，在物質生活中，生產是為消費而進行的生產，消費的狀態、方式由生產決定，因生產、消費而得到滿足的需要創造出新的需要。

四、作為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的生活

1.“Scoffwechsel”的雙重含義

《資本論》考察了在“需要—生產—消費(滿足需要)”中形成的人類物質生活，並將其視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過程。馬克思在探討“人的生活”時論述道：“……勞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23]也就是說，他認為“人的生活”是“人和自然的物質變換”，被勞動“中介”、“控制”、和“調整”。

這裡所謂的“人的生活”即人的物質生活。這種觀點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主張，它將“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視為物質生活，與此同時，又從人與自然物質代謝的視角出發進行重新考察。馬克思將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即人與自然的物質循環)視為同化與異化，即人通過飲食、呼吸、飲水而將外在的自然攝入體內(同化)，消化和排泄攝入體內的物質(異化)。

這種方式是維持生命的生理物質代謝，是作為物種的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滿足需要是人的形態，或該形態的異化形態，它因勞動而實現，該觀點是馬克思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來的基本視角，蘊含著雙重含義，即人的生活因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而得以運行，以此為中介而形成的生產勞動不但豐富了人的生活，而且也“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正常的物質代謝。

同時，在《資本論》中，人的生活不但被視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而且將以人的生活為中介而形成的生產勞動視為“Scoffwechsel”。生產勞動意味著人在自然中活動，改造自然，創造人所必需的產品，這種人與自然之間的“Scoffwechsel”究竟意味著什麼？我認為，在馬克思看來，“Scoff-wechsel”具有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代謝以及在勞動過程中進行質料變換的雙重含義。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馬克思關注“Scoff-wechsel”的問題皆在於解釋人與自然關系的狀態。

2.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的破壞

生活者看重的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的正常運行，不過馬克思也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正常運行的狀況和不能正常運行、被破壞的狀況。環境被污染和破壞，污染物質進入人的身體破壞人類健康，這些情況在《資本論》中皆被視為“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24]。它是由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理論而引發的。在此，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的正常運行成為馬克思生態觀的基本視角。

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的破壞，在“生產—消費—廢棄”的整體過程中產生。在生產過程中，胡亂開發、掠奪自然，工廠排放出未曾淨化的煤煙和污水污染、破壞環境，其結果令人類的健康遭受危害。而且，若產品中含有對人類有害的物質，則使用、消費該產品會危害人類健康，因消費而產生的有害廢棄物和過量廢棄物同樣也污染環境，威脅著人類健康。

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的破壞雖然不能用“異化”一詞來描述，但是從人與自然之間的正常物質代謝視角出發，還是可以將其視為該狀況的異化狀態。《資本論》認為：“資本的權力在增長，社會生產條件與實際生產者分離而在資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獨立化過程也在增長。……但是資本表現為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權力，這種權力作為物，作為資本家通過這種物取得的權力，與社會相對立。”^[25]此種“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26]是物化論的具體陳述，它沒有放棄而是繼承和發展了青年馬克思異化論的觀點。物化論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人格關系發生了顛倒，表現為商品、貨幣、資本等物的相互關系，這是人格關系的異化狀態。同理，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的破壞也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狀態。

近代以前人和自然的關系與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近現代工業化以后人和自然的關系大為不同。近代以前的生產力低下，自然表現出巨大的力量，與此相反，人類雖然與其進行了殊死斗爭，但是不得不沿著順應自然的方向調整自身，調整人和自然的關系。近代以后，生產力獲得巨大發展，人和自然的關系大為改變。因此，人如果不調整自身的活動，則會加劇對自然的污染和破壞。當代社會，人如果不關懷自然、調整人的活動，人和自然的物質代謝就無法正常運轉。

結語

《資本論》從人的生活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的視角出發進行探討，這種視角對生活者來說是最根本的視角，在先於《資本論》完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論述道，人的生活是生活者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27]生活者的生活過程皆以“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為根本條件，它們在各自互為中介、相互聯合、重合的同時，又各自分化，形成相對獨立的生活過程，在社會中形成獨自的活動領域。

生活者的生活是這些生活過程的總體。雖然生活者的生活過程以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為根本條件，但是並不能僅從“經濟結構產生社會”的角度出發考察問題，而應該對其進行總體考察，在其中質詢對生活者來說生活的意義和含義何在，這才是馬克思有關生活者思想的最重要觀點。

本文系作者直接供稿。文中所探討的“生活者”概念是日本經濟學和社會學界特有的概念，與“生產者”相對應。雖然馬克思並未直接提出“生活者”的概念，不過在有關人的問題上，馬克思始終強調人的現實性，他把人的存在歸結為人的生活，認為人並非抽象的存在，而是生活著的人，是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即“生活者”。本文作者所引用的馬克思文獻除《德意志意識形態》外，均來源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MEGA^[2])，《德意志意識形態》則來源於由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出版的“先行版”(Marx-Engels-Jahrbuch，2003)，而中文翻譯則來源於中央編譯局的中文版譯文。

注釋：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4、428和429頁。

[3][4][5][6][7][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5—47、46、224—225、187—191、233—235頁。

[9][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頁。

[11][12][13][14][15][16][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19、524、531和519、519、531—533、533頁。

[18][19][20][21][22][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4、14、15—16、23和13、393頁。

[23][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和207—208、579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頁。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

(作者單位：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