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作為哲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在如何處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這個問題上，始終態度曖昧，莫衷一是。早期的研究者基本上把這兩者對立起來，甚至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從而用他們所認可的馬克思主義摒棄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晚近的研究不再堅持這種絕對化的觀點，但有時似乎又走到了反面，用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摒棄了馬克思主義，結果使得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傳統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兩種做法各有原因，動機有時甚至如出一轍，但這不是本文關心的問題。本文關心的是，如何更加清楚地說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屬性和時代屬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如何更好地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

本文的主要想法有兩點：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整個演變史上的一個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一種特殊形態﹔第二，這種形態的特殊性在於它主要是對社會變遷的文化—哲學反思和批判。也就是說，從形態演變的角度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一部分，我們不能、也不需要把它排斥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譜系之外，雖然它特殊的學術性格使得我們覺得它缺乏教條性和革命性。何以能夠堅持這樣一種觀點，當然需要作出說明。雖然在今天的世界乃至中國，強硬地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絕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極端立場已屬罕見，但是，直截了當地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納入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之中，仍然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這其實並不是簡單的名分問題，而是關系著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認識。人們會問：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本文對所設問題的研究，希望採取社會科學的方法，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方法來進行。盡管如此，由於問題的性質使然，意識形態爭論似乎很難避免。但是本文並不打算因此進行一種爭論性的工作﹔相反，它認為自己擔負的是一項科學任務：它的主要原則是因果解釋，而不是意識形態辯護﹔它的主要方法是概念分析和過程分析，而不是對結果的過度反思。馬克思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發生過並仍然在發生著各種變形和轉化。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探討這些變形和轉化的原因和形式，並不需要過多的價值預設，而確實需要仔細的歷史過程分析。這種觀念決定了本文的寫法大體如下：它從“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詞語是如何出現的以及如何被使用的入手，來說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性質﹔從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爭論的描述，來說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征﹔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情境，來說明它何以會具有如此這般的理論特征。

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論述范圍

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在世界學術界漸成顯學。其實在此以前，后來被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許多作者，比如盧卡奇、葛蘭西、馬爾庫塞、薩特等，早已由於不同的原因聲名鵲起，成為眾人討論的對象。但是，把這些作者納入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有共同學術傳統的理論來研究，從整體上探討它的發展脈絡和理論結構，卻是在這種特殊的思想方式行將完結之時才開始的。有些奇怪的是，這一事業的最初推動者佩裡·安德森，和他擔任主編的英國社會主義期刊《新左派評論》，卻處於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發展無甚關系的英國文化之中。安德森自認英國文化“缺乏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任何傳統”，因此他和《新左派評論》的大部分工作，某種意義上是在有意識地彌補本國這方面的不足。（參見安德森，第4頁）自此以后，整體性和專題性的研究便層出不窮，而且大多數都來自英語國家。但是，稍作了解就會發現，在什麼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上，人們的看法常常是多麼地不一致：沒有任何兩位作者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說的是完全相同的事，講的是完全相同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於人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論題范圍採取了不同的取舍標准。

這種狀況最為明顯的表現是，對於哪些人才算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人們的看法往往相差甚遠。英國社會主義者、歷史學家佩裡·安德森於1976年初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在中國幾乎被看成是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中最早的標准著作。其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被安德森按照出生的先后順序排列如下：盧卡奇、科爾施（又譯柯爾施）、葛蘭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爾佩、馬爾庫塞、列菲弗爾、阿多諾、薩特、戈德曼、阿爾都塞和科萊蒂。（同上，第36-37頁）而在加拿大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本·阿格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1979年初版）中，上述名單裡少了本雅明、德拉·沃爾佩、列菲弗爾、戈德曼、阿爾都塞和科萊蒂，卻多了雅各比、梅洛-龐蒂、一些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科拉西、沙夫、馬爾科維奇、斯托揚諾維奇）、哈貝馬斯、米利班德、布魯弗曼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萊易斯。前者的論述范圍基本在歐洲，后者則還涉及了不少北美馬克思主義者。與以上兩者相比，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顯得保守得多，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描述隻涉及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和包括哈貝馬斯在內的法蘭克福學派（核心）成員，並且似乎有意要把薩特、阿爾都塞以及“分析的”和“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者排除在外。（cf.Mclellan）但這還不是最狹窄的。在梅洛-龐蒂的《辯証法的歷險》一書的著名章節“‘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后續章節“《真理報》”裡，幾乎隻以盧卡奇一人作為討論的對象。（cf.Merleau-Ponty）

然而在另一個方向上，“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寬泛到幾乎無所不包的地步，唯一的限制據說只是一種政治地理學的規定，也即存在於西歐和北美地區的、非蘇聯的或非類蘇聯（non-Soviet，or non-Soviet-like）的馬克思主義思想。（cf.Linden，pp.3-4﹔另見林登，第3-4頁）在荷蘭學者范·德·林登的用法裡（1989年初版），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指的就是政治上獨立於蘇聯的非東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一來，像卡爾·考茨基和羅莎·盧森堡這樣的第二國際理論家，赫爾曼·霍爾特爾和潘涅庫克這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以及甚至像托洛茨基這樣的被驅逐的蘇聯內部批判者，都被他包含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范疇之內，更不用說各種分析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問題的馬克思主義作者了。在中國，雖然目前很少有人這樣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作者群體，但是能夠被包含在這個名稱之下的作者同樣越來越多。張一兵的書裡出現了以上所未見的布洛赫、弗洛姆、杜娜葉夫斯卡婭、普蘭查斯、柯亨、羅默、埃爾斯特以及英國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參見張一兵），俞吾金、陳學明的書裡則出現了施密特、賴希、W.H.肖、高茲、阿格爾、佩珀、拉比卡、巴裡巴爾、雅克·比岱，以及后現代的拉克勞、墨菲、德裡達和詹姆遜（參見俞吾金、陳學明），認為這些人都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陣營。

這種愈益發散的研究傾向盡管不是任意而為，卻也適足令人困惑不已。究竟在什麼基礎上，人們可以作出這樣不同的發揮？當他們說著好像是、又不完全是同一件事的時候，他們的心中有沒有一個共同的核心范式？“西方”完全是一個地理學概念嗎？或者再加上一種政治區位的限制？更重要的是，究竟在什麼意義上，這些“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確實可以說是某種馬克思主義，或者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

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

不過，我們還是應當問一問，究竟有沒有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最初的定義。以上涉及的文獻裡，最早出現的是梅洛-龐蒂的《辯証法的歷險》（1955年初版，1973年英文版）。但是，這本書並不是一部專門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它的主題是辯証法，也即馬克思主義在東（蘇聯）、西方（西歐）的不同的形態演化。實際上，在寫作這本書的年代，法蘭克福學派還沒有獲得它在60年代以后那樣的影響和地位，甚至葛蘭西的思想也還基本上只是意大利共產黨內部的理論財產。雖然梅洛-龐蒂把書中的一章命名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但他並沒有在書的任何地方解釋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也沒有明確地說哪些人可以被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原因在於，“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並不是梅洛-龐蒂的發明，梅洛-龐蒂也沒有在他的書裡冒領這種發明權。他的敘述足夠清楚地表明，他只是按照科爾施的說法使用了這個概念，而按照科爾施的說法，“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他和盧卡奇的敵人對他們共同的思想傾向的批評性稱呼，批評的原因在於這種思想與列寧的哲學思想不相容。（cf.Merleau-Ponty，p.59）因此，這裡雖然沒有定義，卻具有了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的涵義的最初的、基本的表述。

梅洛-龐蒂沒有告訴我們科爾施是如何、在什麼情況下使用這個概念的，但書中的一條注釋把我們引到了1930年的科爾施。（ibid，n.1）這已經是科爾施出版其最重要的著作《馬克思主義和哲學》7年以后。1924年，科爾施由於前一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而遭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國際的批判，這本書被譴責為異端邪說。同年7月25日的《真理報》上，盧卡奇和科爾施、福格拉塞（Fogarasi）、雷維（Revai）被視同一伙，這些“西方的”共產主義者被認為形成了共產國際自身內部一個敵對的哲學派別，是一些“在哲學上背離正統馬克思主義路線的理論家”。這一反對“背叛”的戰役進行了許多年，直至1930年，科爾施就數年來在兩個敵對派別之間進行的爭論作了一個自我總結，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問題的現狀——一個反批判》，附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再版本裡出版。就是在這篇文章裡，科爾施使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詞語。

但是正像后來的梅洛-龐蒂那樣，科爾施對這個詞的使用也是有語境、無解釋，他同樣沒有指出誰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唯一提出來可以作為同道的人就是盧卡奇。這很容易理解，而且根本不是什麼缺陷，因為在那個時候，除了盧卡奇和科爾施，被我們現在稱作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那些人全部都還沒有出現。葛蘭西當時身在獄中，他的寫作不為人知﹔霍克海默剛剛就任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以他為首的學派根本沒有形成，學派的主要貢獻也尚未作出。盧卡奇和科爾施雖然在法蘭克福研究所成立前后都與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等人有過來往，並有一起參加討論班的經歷，但這種關系並不深刻，而且，霍克海默這些人都不屬於“共產國際自身內部的一個敵對的哲學派別”。然而，科爾施以一種極其自然的方式使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詞語。當它第一次出現在一個注釋裡的時候，它看起來就像是科爾施對其蘇聯馬克思主義批評者的批評性意見的評論和引述：按照科爾施的說法，這位本名叫阿·施弗林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進行了一種“批評性對照”。（參見柯爾施，第72-73頁，注17）沒有跡象表明科爾施反對這個詞語，但同樣也沒有跡象表明科爾施以這個詞語自稱，因為就在幾頁以后，科爾施以略帶批評的口吻說道，“使辯証唯物主義的‘方法’同把這一方法運用於哲學和科學所獲得的主觀結果對立起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這已經成了很時髦的做法。”（同上，第83頁）

在科爾施《一個反批判》的語境中，“西方馬克思主義”還不完全是一個專門名詞，它有時寫作“西歐馬克思主義”，有時寫作“歐洲左派馬克思主義”，有時又寫作“西方激進的左派馬克思主義”，這些詞語指的是同一個對象，其基本特征是，它是一種與“俄國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存在。“俄國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已經成了共產國際新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就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ABC”：“把真理定義為表象同外在於它的對象相一致”。（同上，第75頁）這個定義來源於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用這本書重申了辯証唯物主義是一種唯物主義，而沒有涉及這需要多少辯証法前提。列寧確定了一種關於知識的唯物主義解釋，並認為自己把辯証法牢固地建立在了事物自身之中。但在科爾施看來，這種“從辯証法向唯物主義的著重點轉移”意味著一種倒退，它把“歷史存在的整體和所有在歷史上流行的意識形式之間的關系”這個歷史辯証法問題，變成了“主體和認識客體之間的關系”這樣一個更狹義的認識論的或“知識論的”問題，一種前黑格爾的、黑格爾實際上已經超越了的歷史階段的意識。列寧及其追隨者的唯物主義來源於一種絕對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學的存在觀，把辯証法片面地變成了客體、自然和歷史，把認識僅僅描繪成主觀意識對這種客觀存在的被動的鏡子式的反映。（同上，第82-83頁）

總之，在科爾施看來，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變成了一種非辯証的概念體系，他始終以一種抽象的認識論的方式論述存在和意識之間的關系，而從未把認識當作一種歷史現象，當作在既定時期社會經濟結構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筑加以考察。這樣一來，他就破壞了存在和意識的辯証的相互關系，也破壞了理論和實踐的辯証的相互關系，使它們抽象地對立起來，從而使辯証法失去了真正的統一性。由此來看，正像科爾施用其論述所強調的那樣，“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對立，最初、首先是一種哲學對立，雖然這種哲學上的對立與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具有一種歷史的、內在的聯系。從一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就帶著一種對黑格爾辯証法的同情，而與“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相容。這與梅洛-龐蒂在《辯証法的歷險》裡所表達的意見是一致的：這實際上就是辯証法的歷險，也即某種“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的開端。

因此，雖然科爾施沒有在任何地方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詞語作出專門解釋，在他的這些論述裡卻埋藏著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鑰匙，埋藏著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起點的說明，也埋藏著對在探討西方馬克思主義時如何選擇邏輯起點的指示：如果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發展中盡管存在著種種分歧甚至對立，卻仍然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被描述成一種具有共同學術傳統的理論，其基本的原因就在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其演化的每一個階段上，都能發現對科爾施所暗示的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回響。這應當是我們在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時，為自己確定范圍的一條基本規范。

三、作為哲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進程造成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第二國際隨著1914年戰爭的爆發而破產，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權力中心從此開始向東方轉移。然而在東方，它很快又遭到了迅速崛起的斯大林的控制。一戰以后的20多年間，西歐的工人階級運動一再失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整個世界再次陷入更嚴重的混亂。20世紀早中期歐洲馬克思主義的特征，就被這些事態深刻地刻畫著：與前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不同，絕大多數被歸入“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名稱之下的思想家並不是政黨的重要人物（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這些早期人物雖然一度在各自國家的共產黨組織裡身居要職，卻都由於革命形勢趨於惡化而為時甚短）﹔他們傾向於學術化而不是實際行動，並且是在一個工人階級活力的衰退階段，因而也是在與政治實踐相對隔絕的狀態下從事寫作的。因此，從盧卡奇和科爾施開始，在他們的作品中，哲學、認識論、方法論，乃至心理學和美學，而不是政治學和經濟學，顯得更為重要。總的來看，在議會民主在所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變成常規，奇跡般地獲得了歷史上最穩固的發展，而這些國家的經濟又都享受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階段這樣一個歷史時期，一種聽天由命的悲觀主義氣氛在許多歐洲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中間漫延，而這一點尤其明顯地表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身上。

盧卡奇和科爾施遭到批判的著作非常巧合地都出版於1923年。這兩本被視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端的著作，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政治經驗，包含著對大戰結束以后歐洲工人階級革命屢屢失敗的反思。以往深重的政治氣氛和歷史事件使這兩本著作不約而同地回到了馬克思主義正統久已忽視了的哲學領域，正如這兩本著作的標題所表明的那樣：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副標題是“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研究”，而科爾施的書則干脆就叫《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它們雖然都沒有提出公開的異端政治立場，卻對已成共產國際新正統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僵硬哲學不以為然。這是在革命的權威中心移往他地、環境急趨悲慘的情況下所作出的反思的努力。

這種努力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形成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歷史和階級意識》寫於匈牙利公社被鎮壓、盧卡奇背井離鄉亡命維也納之際。它在傳統馬克思主義之外尋求哲學靈感，強調意識，對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科學表現出強烈的反感。盧卡奇據此確立的主題，在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都得到了共鳴。不過，在蘇聯不斷強化的獨裁和教條化的世界裡，盧卡奇的方法顯得太不安定，太渴望辯証法了，從而犧牲了唯物主義，並且對工人委員會觀念和羅莎·盧森堡的遺產抱有太多的同情。因此，他的著作在1924年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上遭到了譴責。其實，盧卡奇對意識及其在工人委員會裡的政治對應物的作用的強調，同樣也是他的同事科爾施所持的主張。科爾施是把馬克思自己的觀念系統地運用於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也就是說，“把唯物史觀應用於唯物史觀本身”（柯爾施，第59頁）——的第一位作者。他重視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革命的哲學內容，重新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面，這同樣使他發現了黑格爾的重要性。然而令他痛苦的是，他同盧卡奇一樣遭到了共產國際的譴責，並且在1926年被德國共產黨開除了。

從總體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失敗的哲學沉思。這些沉思雖然包含著深刻的政治意蘊，但是很少具有直接的政治性﹔相反，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前提的再思考被看成是成功政治的必要的先決條件。而且，為了獲取這種再思考，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樂於與“資產階級”哲學相周旋，對它們既批判又加以利用。於是，黑格爾的精神由於隨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來的動蕩和變化得到了復活，弗洛伊德理論的影響可以在法蘭克福學派的作品中感受到。納粹的興起及其后續結果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的中心轉移到了法國，並經歷了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作為哲學探討的支配模式的相繼出現。盡管如此，所有這些思想模式的首要目的都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以此不斷地激發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人們確實可以懷疑，這些思想模式是否真的能與可以被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任何東西相兼容，但它們的確把馬克思主義探討的視域擴大到了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相當有限的視野之外。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及其對政治文化的重要意義，馬爾庫塞對弗洛伊德理論的運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的激烈批判，所有這些試圖補救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弱點或不足的嘗試，都產生了各自的關於哲學、政治和社會的不容忽視的文獻，盡管有時它們也相當盤曲難解。

在其主要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被看成是這樣一種嘗試，它試圖向后返回到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根源，向前尋求與晚近的社會學方法（主要是韋伯的啟發）相結合，從而達到修正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目的。對黑格爾的批判的、哲學的和反思性的遺產的繼承，使得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拒絕了馬克思主義通過經濟基礎解釋和改變社會的傳統方法，甚至拒絕承認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關於自然和歷史的普遍科學。他們並不想浪費時間去討論什麼辯証唯物主義，即一種認為物理現象和化學現象具有同樣的辯証性的教義。他們一門心思想建立的是一種社會理論，而按照他們的觀點，這種社會理論主要是一種文化理論和意識理論。

世界形勢的發展相當強烈地影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這種更加上層建筑化的路徑。工人階級的斯大林化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使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被迫流亡，從而失去了參與實際政治的機會。面對這樣兩種困厄，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一些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似乎未能正確地對政治的復雜性作出評判。他們對政治的悲觀隻能使他們把興趣局限在諸如認識論和美學這樣的主題上。由於西方革命前景黯淡，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將注意力轉向哲學這樣的明顯遠離政治的學科。但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於政治，這種遠離政治的馬克思主義自然發展成了一種特殊的、脫離實踐的純粹的學術。他們的共同特征因此也許可以這樣概括：他們的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哲學，一種對社會歷史的分析和批判工具，而不是政治性實踐指南。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全然否定。通過把分析擴展到被其先輩忽視了的領域，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獻。這些文獻的作者們探索了技術進步造成的沖擊、與之伴隨的合理化的意識形態，以及這種意識形態所生產和再生產的各種不同的統治形式。這些貢獻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傳統，而且它們所發展起來的獨特的社會批判理論至今仍然對世界保持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阿格爾，1991年：《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慎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安德森，1981年：《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铦、文貫中、魏章玲譯，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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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一兵主編，2012年：《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上卷、中卷），江蘇人民出版社。

[7]Mclellan,D.,2008,"Western Marxism",in Cambridge Histories Online 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Merleau-Ponty,M.,1973,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trans.by J.Bie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