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國際理論家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 一個思想史關系視角下的探討
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思想的形成，除了知曉這一時期思想家們所面臨的國際和各自國內社會歷史和時代背景[1]，從思想史角度來說，探討其與之前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是十分有必要的，“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看到他們所代表的那種類型的特殊新穎之處”。[1](P7)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所出現的直接繼承者(也即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毫無疑問指的是活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團體和稍晚的(也即在1910∼1920年代活躍於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第三國際理論家[2]團體。前者包括梅林、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拉布裡奧拉、盧森堡和希法亭等人﹔后者包括列寧、布哈林和德波林等人[3]。實際上，正是基於同第二、三國際理論家的論爭，西方馬克思主義才得以作為一個具有共同學術傳統的共同體而逐漸形成。也正是得益於這樣的論爭，我們才可以窺見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最初的形成期(即1920年代至二戰前)與第二、三國際思想家群體之間的思想史關系：通過批判第二國際的庸俗馬克思主義，力圖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總體原則﹔通過批判第三國際的直觀唯物主義，解釋什麼是真正的辯証唯物主義。而這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為以后的諸流派所奠定的學術傳統。
一、批判第二國際的庸俗馬克思主義，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總體原則
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創始人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分別在其1920∼1930年代的《歷史與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實踐哲學》等著述中，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的相關理論(及其著述)展開了批判，指責其為“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他們“忽視”或“丟掉”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征，即總體的歷史辯証法原則。因此，為重建馬克思主義正統，而不是被第二國際理論家“膚淺化”了的所謂“正統”，他們有必要致力於恢復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研究(盧卡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維度(柯爾施)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意義(葛蘭西)。當然，這樣的重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他們對第二國際理論家群體的一般性評論和對其具體個人的針對性評價工作(盧卡奇對盧森堡的褒獎和對伯恩施坦的批判﹔柯爾施對考茨基的批判，以及葛蘭西對拉布裡奧拉的褒獎等)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正是基於這樣的論爭工作，他們才得以完成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正統的工作，即逐漸恢復總體原則在馬克思主義中的本質屬性地位(無論是通過“辯証法”、“哲學”還是“實踐”的途徑)。
首先，盧卡奇承認，自己的總體的歷史—辯証法觀，就是建立在對第二國際理論家羅莎·盧森堡相關思想的繼承之上的，1967年在給《歷史與階級意識》所寫的新序言中他回顧道，“羅莎·盧森堡的著作”，“在大戰期間和戰后的頭幾年對我的思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2](P2)實際上，在他思想形成的1920年代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就有專門的篇目用來評論盧森堡的相關思想。通過這些評論，盧卡奇認為，盧森堡堅持的是馬克思的總體辯証法，她的努力，是向馬克思本人的復歸。盧卡奇指出，“羅莎·盧森堡在她早先同伯恩施坦論戰時就已經強調指出總體的歷史考察和局部的歷史考察、辯証的歷史考察和機械的歷史考察(這種考察不是機會主義的就是暴動主義的)之間的本質區別”。[2](P92)而且，“羅莎·盧森堡在與伯恩施坦論爭時，曾尖銳地指出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站不住腳。她令人信服地証明了，歷史是以辯証的方式前進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是不斷加劇的”。[2](P365∼366)由此，盧森堡被盧卡奇譽為“卓越的先知、永世難忘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導師和領袖”[2](P365)、“偉大的辯証法家”[2](P366)和“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群眾行動的意義”。[2](P388)
顯然，與對盧森堡的贊賞形成對比的是，盧卡奇在自己思想的形成期，就已不同意伯恩施坦的觀點，同樣對考茨基也沒有好感，甚至認為自己的寫作動機都部分源自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特別是考茨基[4]的解釋)又使我厭惡”。[2](P2)不滿意伯恩施坦，是因為盧卡奇認為伯恩施坦在第二國際開啟了一個與總體—歷史辯証法原則相左的庸俗馬克思主義傳統。盧卡奇指出，是“伯恩施坦[5]的《社會主義的前提》第一次明確而公開地使馬克思主義膚淺化，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資產階級‘科學’”。[2](P79)因而，在盧卡奇看來，由伯恩施坦等人所開辟的、以奧拓·鮑威爾等人所代表的庸俗經濟學家[6]的經濟宿命論，是與馬克思的總體辯証法精神不符合的。所以在強調了“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2](P76)之后，盧卡奇肯定地說：“在馬克思主義被庸俗化數十年以后，羅莎·盧森堡的主要著作《資本積累》開始研究關於這一點的問題”。[2](P79)雖然“羅莎·盧森堡的批評者[7]漫不經心地忽略了”盧森堡這本著作的意義，但在盧卡奇看來，“羅莎·盧森堡隻不過根據馬克思的思想把她的未竟之作思考到底，並按照她的精神對它作了補充而已”[8]。盧森堡的批評者(主要來自第二國際理論家成員內部)盧卡奇堅持認為，盧森堡“沒有離開馬克思的傳統。更確切地說，她的表述方式同樣意味著向原來的、未被歪曲的馬克思主義的復歸：向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復歸”。[2](P83)由此盧卡奇斷言，“馬克思主義的再生在理論上由以開始的兩部基本著作，即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2](P86)然而，我們知道，盧森堡實際上是不同意列寧的一些看法的，因此她寫的《論俄國革命》也同樣遭到了來自第二國際理論家集團的抨擊。對此，盧卡奇認為，盧森堡對列寧和俄國革命的指責[9]，表明她“對俄國的真實情況了解不夠”[10]，而且“過高估計歷史發展的有機性質”，[2](P365)即認為歷史“同任何真正的社會需要一起產生出滿足這種需要的手段，同任務一起同時產生出解決辦法”。[2](P367∼368)“這種對革命的自發力量、尤其是被歷史賦予領導使命的階級中的自發力量的過高估計，決定了她對制憲議會的態度。她指責列寧和托洛茨基持有‘公式化的僵硬的觀點’”。[2](P368)但即便如此，盧卡奇也認為，“羅莎·盧森堡的思想即使在錯誤時也帶有她特有的冷靜的邏輯性”。[2](P369)至此，盧卡奇也沒有放棄對盧森堡的褒獎態度。雖然，盧卡奇也承認，“畢竟，梅林或考茨基的著作(雖然我們斷定梅林在科學上有個別缺點，或者認為考茨基的一些歷史著作並非無可指責)為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它們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這一斗爭的動力，給其作者帶來了不朽的榮譽，這種榮譽即使在后代的評價中也將足以抵銷他們在科學上所帶有的缺陷”。[2](P324)相形之下，對盧森堡的“貶也是褒”和對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褒也是貶”的評論，顯示出盧卡奇自己的理論傾向。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個人交往的好惡無關，而與他對自己所提供的總體—歷史辯証法這一馬克思主義正統的重新解釋之理論旨趣更相關。
其次，和盧卡奇一樣，為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即重新回答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柯爾施也對第二國際理論家提出了不滿，同樣指責他們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在1923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柯爾施認為，盡管“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致力於“恢復‘馬克思的真正學說’”，[3](P22)但馬克思主義理論依然在“19世紀下半葉逐漸地貧困化，並墮落成為庸俗馬克思主義”[11]。柯爾施認為，這種墮落雖然主要原因在於以梅林和考茨基等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問題，[3](P3)就像列寧所批評的他們對“國家”問題的忽視一樣[12]﹔但也不要忘記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把社會發展作為活的整體來理解和把握的理論﹔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是一種把社會革命作為活的整體來把握和實踐的理論”。[3](P22∼23)基於此，“從唯物辯証法的觀點來看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種原初形式不可能在整個19世紀的下半葉(這在實際上是相當不革命的)的漫長時期保持不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說，柯爾施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原初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會在它的進一步發展中，根據時代的變遷會“不可避免地經歷重大的變化”。[3](P23)然而，馬克思理論的本質特征，即總體性(柯爾施稱之為社會革命的整體性)卻不會改變，可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后來的“追隨者”，如以希法亭[13]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經濟學家卻把這種革命理論的整體“割裂成了碎片”。[3](P25∼26)可見，在對第二國際理論家、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庸俗經濟學家的批判態度上，柯爾施與盧卡奇是站在一起的。
同樣，這種站位，也與他們對馬克思主義革命主題的關切密不可分。所以，柯爾施分析說：“這個時期所謂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現在是純粹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理論家們由於傳統的重壓而企圖以純粹的理論形態來保持構成馬克思主義的最早形態的社會革命理論”。然而，他們這樣做卻是“全然抽象的和沒有實際結果的”。“歷史運動的真正特征”也被他們表述為“非馬克思主義的”，“這恰恰就是為什麼在一個新的革命時期中，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們不可避免地最無能力處理諸如國家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關系這些問題的緣故”。[3](P29)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和盧卡奇同時，柯爾施在這個問題上，將盧森堡和列寧奉為標杆。他說：“德國的羅莎·盧森堡和俄國的列寧”則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從“第二個時期的社會民主黨的禁閉性的傳統中解放出來”。[3](P31)因此“為了恢復被其追隨者敗壞和庸俗化了的馬克思理論的正確和充分的意義，對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問題的再考察，甚至在理論水平上也是必需的”。因此，“我們以辯証唯物主義的方式必須解決的不僅是‘國家對於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於國家的關系問題’(列寧語)，而且還有‘意識形態對於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於意識形態的問題’”。[3](P33)正如柯爾施1930年所指出的，“我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提出的論點在許多方面與盧卡奇在更廣泛的哲學基礎上所確立的命題相一致﹔這些命題是他在辯証法研究中發現的”。[3](P58)而柯爾施自己則是在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維度的努力中來實現這一任務的。
為完成自己從哲學的維度重新恢復馬克思主義正統的理論目標，柯爾施也和盧卡奇一樣，對考茨基的觀點表達了不滿，實際上，柯爾施的表達更加直接。在1930年寫的一個“反批評”材料中，柯爾施一直在反擊考茨基對自己的指責，如對馬克思“青年時期”的界定，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關系等問題[14]。柯爾施認為，自己並不否認馬克思晚期著作的貢獻，也不否認恩格斯和馬克思思想之間的連續性和一致性。但他卻不能同意考茨基所說的“第二國際的理論始終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論斷，相反，他指出，“關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歷史發展懷有的偏見，考茨基是最明顯的例子”。“他的最新的主要著作《唯物主義歷史觀》，排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斗爭的任何基本的聯系”。[3](P63)“他針對我的所謂馬克思和恩格斯使馬克思主義枯竭化和平庸化的‘指責’的整個抗議，無非是要掩蓋他故弄玄虛和教條主義地使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立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權威’之上罷了。他和其他人一樣偽裝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早已改變了馬克思主義的性質，不再承認它，現在已經拋棄了它的最后一點殘余”。[3](P63)因此，在柯爾施看來，“考茨基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理論翻版和對稱物”，[3](P66)而且，考茨基“對我的書的評價”，“既曲解了我的觀點，又對俄國的主要狀況抱有某種幻想”。[3](P90)可見，就像盧卡奇將主要指責言辭聚焦伯恩施坦一樣，柯爾施選擇的目標(作為“反批評”的對象)是對准了考茨基，可以說是把盧卡奇對后者的“厭惡”更加具體明確地說出來了。
最后，如同盧卡奇對羅莎·盧森堡的推崇一樣，葛蘭西將這種榮譽給了同為意大利人的第二國際理論家拉布裡奧拉。他將后者視為“唯一的企圖科學地建立實踐哲學的人”。[4](P299)相比之下，柯爾施似乎也隻對拉布裡奧拉難得有些好感罷了，因為柯爾施認為“拉布裡奧拉和普列漢諾夫”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好的門徒”，他們“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黑格爾哲學傾向”[15]。然而，與盧卡奇和柯爾施(后者態度稍顯消極)對於普列漢諾夫的贊賞不同，葛蘭西對普列漢諾夫的態度就更為消極了。他認為“普列漢諾夫以典型的實証主義方法提出問題，並証明了他在思辨和寫史方面能力的貧乏”。[4](P299)顯然，葛蘭西有褒自己的國人拉布裡奧拉[16]和貶普列漢諾夫之意。[4](P301)
實際上，關於葛蘭西與拉布裡奧拉的思想關系，已有學者指出，葛蘭西之所以在其《實踐哲學》中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是有其“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這個傳統是葛蘭西“大部分”“從拉布裡奧拉”等人那裡“承襲的”。[5](P143)因為就像柯爾施將哲學納入馬克思主義視域以便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總體性維度[17]，將“實踐”納入馬克思主義視域，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即把實踐當做一個歷史的總體)。從而拒絕第二國際的機械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殘余。而關於拉布裡奧拉與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思想關系，也有論者指出，葛蘭西實際上正是在接受普列漢諾夫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不可分”的基本原則下，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也即實踐哲學)更多“革命”也即“政治”的維度[18]，葛蘭西甚至因此被認為是西方的列寧主義者——在列寧是普列漢諾夫學生的意義上﹔而且，葛蘭西在構實踐哲學框架下所討論的領導權概念，也來自於普列漢諾夫的“首先使用”。[1](P101)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與盧卡奇和柯爾施相似，葛蘭西對於希法亭(和柯爾施一樣，他也把希法亭稱之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也表達了不滿[19]。而正是由於這種不滿而引發的葛蘭西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被后來的評論者認為，“自二十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漸漸地不再從理論上正視重大的經濟或政治問題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著作中直接討論階級斗爭中心問題的，葛蘭西是最后一人。然而，從分析生產方式本身的運動規律這一經典意義來說，他的著作也沒有論述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結果，“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當它從方法問題進而涉及實質問題時，就幾乎傾全力研究上層建筑了”。[1](P96)因此，葛蘭西實踐哲學視域中(通過領導權概念)對於作為上層建筑的市民社會(及其文化力量)的強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批判第三國際的直觀唯物主義：解釋什麼是真正的辯証唯物主義
如果說對第二國際理論家的庸俗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表現為經濟決定論的庸俗唯物主義)的批判性論爭，使得形成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團體對自己需要重新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總體辯証法的正統有了日益清晰的緊迫感的話，那麼，他們對第三國際理論家機械唯物主義(表現為技術決定論等)的異見，則使他們對於自己的這一重建任務有了更加深刻和具體的認識。后者是前者的繼續和延伸。這樣的延伸，使得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創始人的思想作為一種較為系統的學術傳統而得以正式形成。
首先，盧卡奇的進一步澄清工作主要是通過對布哈林和德波林等人的機械宿命論式技術決定論的批判而展開的。正如盧卡奇在1967年給《歷史與階級意識》寫新序言的時候回顧的，自該書之后幾年寫的文章中，“就其本質而言，關於布哈林的評論可能是這些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篇”[20]。在1970年接受《新左派評論》記者訪問時，盧卡奇又回顧說：“我對布哈林的評價可以在我1925年寫的一篇批評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中看到”[21]。這實際上指的是他當時給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讀本》[22]一書寫的書評。在這裡，盧卡奇指出，“布哈林的理論宗旨不同於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梅林和普列漢諾夫到列寧和羅莎·盧森堡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偉大傳統”，而是一種“直觀的唯物主義”做法。[6](P227)因此，布哈林的這部著作雖然“多少是馬克思主義的”，“作為一部教材，這本書可喜地達到了它的目的”，但卻犯了“把問題本身簡單化的危險”錯誤。“摒棄了馬克思的方法中導源於古典德國哲學的一切因素”[23]，“完全忽視了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和馬克思的辯証法的關系問題”，甚至“在並非不重要的幾個問題上，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傳統”。因此“在許多方面他並沒有達到普列漢諾夫和梅林已達到的水平”，而“同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更“接近”。[6](P216∼219)在盧卡奇看來，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布哈林賦予技術裝備以太過分的決定作用，就完全失去辯証唯物主義的精神”。[6](P219)因為在盧卡奇看來，這種“把技術裝備與生產力等同起來的作法，既不可靠，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技術只是生產力的一部分，但卻不是“社會生產力改變的最后或絕對因素”。[6](P220)另外，對於布哈林的社會學觀點和歷史觀，盧卡奇也不能同意。他說，布哈林“要把辯証法變成一門‘科學’的企圖。這種傾向在科學理論中的表現就是他關於馬克思主義是‘一般的社會學’這一概念”，而“他對自然科學的傾向同他往往很敏銳的辯証本能在這裡不可避免發生矛盾”，這使他“搖擺於不同結論之間”。[6](P224)可見，同布哈林的論爭依然主要圍繞著先前建立的總體辯証法原則而展開，這是對1923年成果的一種捍衛。
實際上，1920年代盧卡奇(特別是其1923年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及其“同伙”柯爾施(其同年發表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等“教授”的論點，理所當然會遭到來自前蘇聯(即本文中所說的第三國際)理論家們的反對。這種反對在列寧去世后，變得更加言辭激烈。即便是在1920∼1930年代參與前蘇聯那場著名的大辯論中代表辯証法一派的德波林也對盧卡奇所重建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大為不滿。因為在德波林看來，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將恩格斯和馬克思對立起來”[24]，即強調“辯証法對於自然界的應用的問題上恩格斯和馬克思不同的地方”。[7](P153)換言之，“盧卡奇一概反對唯物主義或辯証法對於自然界的應用”[25]。在德波林看來，盧卡奇隻“承認歷史的唯物主義，但是卻否認了哲學的唯物主義”，在這一點上，“盧卡奇和他的同道者對於普列漢諾夫和恩格斯的自然主義的玄學的笑罵，又完全和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批評者不謀而合”。[7](P153∼154)而且，德波林指出，作為盧卡奇的“信徒”，柯爾施也“是傾向於他的”。[7](P155)總之，“盧卡奇同志深信恩格斯離開了馬克思，改變了他的朋友(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是把辯証法的應用限制在社會歷史的事實中的，而同時恩格斯是拉大了辯証法一直應用到自然界去”。[7](P156)德波林得出結論，盧卡奇的這種做法是“躲在馬克思的廣闊的背后”“來嘲笑恩格斯”，是“可笑且無聊”的“唯心主義”做法。[7](P155∼156、185)
對此，盧卡奇回應說，德波林等人“對我《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所提出的批評，使我不得不做出回應”。[8](P47)且自己的回應並非旨在“為該書本身提供捍衛”，而是擔憂德波林對自己批判的目的即“証明布爾什維主義的組織和策略在方法論上是馬克思主義唯一可能的結果”實際並未達到。[8](P47)因為德波林“對我的批評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即德波林“用自己的問題將孟什維克的因素混雜在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之中，這使我不得不反擊德波林公開的孟什維克主義”[26]。在盧卡奇看來，德波林不僅是一個孟什維克主義者，還是一個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早已批判過的機會主義者。他說：“每一次來自機會主義的攻擊都聚焦於革命辯証法，而其掩體則是：反對主觀主義”，“伯恩施坦反對馬克思”是這樣做的，“考茨基反對列寧”也是這樣做的，德波林也正是這樣“反對我的”。[8](P48)盧卡奇指出，德波林所持不過是“庸俗的資產階級的立場”，即“僵化和機械的”立場，這種立場將“主客體截然二分”。[8](P49)由此，“德波林否認了社會是一個歷史過程，也就改變了主客體關系”，“否認了階級斗爭”[27]，把社會看成一個純粹的“表象系統”。所以，“在他那裡”，“主體=個人”、“客體=自然”。[8](P49)盧卡奇認為，這是一種“康德式的”、“非辯証地”看待主客體關系的視角和立場。[8](P101)同時，盧卡奇也不同意德波林給自己戴的“主觀主義者”這頂帽子。他認為，自己的確主張“辯証法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但“這並不意味著辯証法就可以是一個純‘主觀’的東西：地租、資本和利潤等等，也都是這一歷史發展的產物，能說它們都是純主觀的東西嗎?”[8](P101∼102)所以，盧卡奇說：“辯証法是經濟和人類歷史發展的產物，而非純粹主觀的東西”。[8](P102)
其次，與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出版后的命運相似，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年出版后，在1924年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黨代會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上，都遭到了“內容”上“完全一致”的“譴責”。[3](P56)以德波林和布哈林等為代表的批評家們將柯爾施的觀點譴責為“異端邪說”。柯爾施認為，這些譴責與對盧卡奇的“迫害”有關，而且也只是對考茨基“陳舊論點”的“復述和展開”。[3](P57)在柯爾施看來，這些批評“絕大多數毫不關心”這本小冊子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即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系問題，甚至把這個問題“丟掉”了。[3](P57∼58)與盧卡奇對列寧和羅莎·盧森堡的褒獎態度不同，柯爾施認為自己對第二國際其他理論家的批判，“同樣適用於”羅莎·盧森堡和列寧。[3](P68)雖然“像他的哲學導師普列漢諾夫”一樣，“列寧很嚴肅地想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保留黑格爾的哲學”，但列寧的“唯物主義哲學”不能成為“適應今天需要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哲學”，[3](P80)也與恩格斯的觀點有著“天壤之別”[28]。因為“第三國際中對原初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明顯復興，隻不過是這樣一個事實的結果：在新的革命時期，不僅工人運動自身，而且還有表達它的共產主義者的理論概念，都必須採取一個明確的革命形式”[29]。而關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理論家之間的關系，柯爾施說：“考茨基和他的《新時代》在所有理論問題上都完全贊同正統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誠然，就其理論所涉及的哲學基礎來說，德國正統馬克思主義所受到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比受它自身的影響更多些，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德國人是受俄國理論家普列漢諾夫支配的”。[3](P88∼89)顯然，與盧卡奇相比，柯爾施並沒有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之間作出太多的區分，當然，他對列寧的態度也就沒有盧卡奇那麼積極了。
第三，葛蘭西和盧卡奇一樣，對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讀本》進行了專門的批判性評注。在他看來，布哈林該書的第一個錯誤是把大眾文化(即葛蘭西所說的常識)和知識分子的文化(即系統哲學)相對立，他認為這是《通俗讀本》的“一個危險”。[4](P334、335)葛蘭西認為，布哈林在該書中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歸結為一種形式的社會學”具體地代表了恩格斯“已經批判過的那種退化傾向”，其錯誤就在於“把一種世界觀歸結為一個機械公式，給人以整個歷史盡在掌握的印象”[30]。而實際上，在葛蘭西看來，該書中“沒有任何一種辯証法的論述。辯証法被以一種非常淺薄的方式假設，但卻沒有得到闡述”，與其書名中所包含的應有之義相比，葛蘭西認為這是“很荒謬的”做法。[4](P350)因此他分析說，這其中的根源在於作者(即布哈林)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人為地分成了兩個“要素”：一是建立在“最粗俗的實証主義意義上”的“社會學的歷史和政治理論”﹔二是“形而上學的或機械的(庸俗的)唯物主義”“哲學本身”。也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分裂成兩部分：“一種關於歷史和政治的學說和一種哲學”。[4](P350∼351)這是布哈林的全部錯誤的“根源”。[4](P352)此外，葛蘭西也不能同意布哈林對“過去哲學”的“淺薄批判”。[4](P366)而且“《手冊》所謂結構、上層建筑、技術工具究竟指的是什麼，這很難說。它的所有的一般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用這樣一種一般方式來設想技術工具，使它能夠意指任何形式的裝備或器具，包括科學家在其實驗中使用的工具和……樂器，這種對待問題的方式就使事情毫無益處地復雜起來了”。[4](P378∼379)“十分明顯，《手冊》中關於技術工具的全部理論都是一派胡言”，是“對實踐哲學的一種幼稚的偏離”。[4](P379)可見，無論是在盧卡奇這裡，還是在柯爾施和葛蘭西[31]這裡，對於直觀唯物主義的批判，都是為了強調把總體原則運用於馬克思主義自身，即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總體分立為所謂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大塊(或其他類似做法)，因為它們本來就是總體，這才是真正的辯証唯物主義(如果我們堅持用這個術語來代表馬克思主義的話)。
綜上所述，第二、三國際理論家(特別是前者)的庸俗唯物主義，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創始人提出自己的重建馬克思主義正統之任務提供了理論動力(在思想史的意義上)﹔而他們(尤其是后者)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創始人的批評，則在很大程度上讓這一重建工作更加明確具體。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雖然葛蘭西的思想早期形成，是在“第二國際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葛蘭西可以不直面與之相關的問題”而獨立成形。[9](P113)這在某種意義上同樣適用於盧卡奇和柯爾施思想的形成。當然，誠如佩裡·安德森所看到的，第二國際“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實上可以視為恩格斯本人最后時期的繼續。換句話說，他們關心以不同的方式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有關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論而加以系統化，使之能替代對立的資產階級學科，並為工人運動提供其戰斗者們易於掌握的廣泛而一貫的世界觀”。[1](P13)為此他們寫的著作“給人的總的感覺是，它們是馬克思遺產的總括而不是發展”。[1](P13∼14)而在變化了的世界和革命主題的時代(也包括地緣)正在形成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群體，卻是以“對恩格斯的哲學遺產發出決定性的雙重批駁”而開始的，當然，這是借助於對前馬克思的思想家、特別是黑格爾而完成的，而“第二國際從來沒有廣泛地研究過黑格爾”。[1](P78∼79)因此，雖然“自二十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從理論上重視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了”，轉而“自始至終主要關注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1](P96、100)但“在它本身所選擇的領域中，這種馬克思主義較之以往所有階段的歷史唯物主義都更為深刻細致”。[1](P119)當然，這樣的深刻和細致，多少是以實踐中的斗爭形式從無產階級轉向知識分子(即從戰場到書房或講堂的轉移)的理論主義和以理論中的溯源前馬克思思想根源的唯意志論的雙重危險傾向為代價的。
正如盧卡奇之后回顧：“在二十年代，柯爾施、葛蘭西和我曾企圖以不同的方式解釋第二國際流傳下來的社會必然性和對它的機械解釋的問題。我們繼承了這個問題，但我們誰也沒有解決它，葛蘭西也許是我們三人中最好的一個，但是他也未能解決”[32]。而且，令今天的學界雖覺可以理解但卻仍感到困惑的是，盧卡奇后來還是在認真研究了列寧思想、特別是如他自己所聲稱的在讀了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之后，做了一個“自我批評”——雖然，在1967年給自己的新版《歷史與階級意識》所寫的新序言中，他吐露了自己當初的這個“自我批評”的“策略性”考慮或者說某種“不得已”。與稍后時期不得不輾轉“流放”於前蘇聯的盧卡奇相比，后來移居美國的柯爾施則在對待第三國際的態度上如同對待第二國際整體一樣堅定，他明確表示“我基本上同意盧卡奇的觀點”，雖然“我們之間依然存在”“方法和內容上的特殊的分歧”。[3](P58)而主要在牢獄中寫作的葛蘭西則表現出更接近於盧卡奇的立場和態度。總體來看，形成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總體上對第二國際的反感，超過了對第三國際的反感——當然，這又不能排除他們自己的思想形成直接受前者(特別是其中具體人物)的影響(如盧森堡對盧卡奇的影響、拉布裡奧拉對葛蘭西的影響等)，以及正是通過與后者的論爭而使得自己的問題域更加清晰具體(如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與布哈林和德波林的論爭等)。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在對待第三國際時期的列寧的態度上，三人之間稍有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十月革命之后逐漸成型的“列寧主義”，不僅是其思想形成的歷史事件背景，也是交織在其思想形成本身之中的要素[33]。或許正因此，他們也被不同的評論者分別稱之為“列寧主義者”[34]。這也正是對他們的一種褒獎吧，褒獎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傳統——革命主題——的堅持，雖然革命的陣地(即從政治經濟領域轉向哲學文化領域)已經開始轉移，但政治議題從未消失，也從不像第二國際那樣接受“改良主義”[35]。也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誠如有論者所言，我們今天依然在某種意義上活在他們的影響之中[36]，因為他們“已經成為我們思想世界的一部分”。[10](P297)
注釋：
[1]特別是20世紀初期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資本主義在歐洲各國的最新不平衡發展及其危機、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主導所成立的第二國際(1889∼1919年)和由俄國布爾什維克所成立的共產國際也即第三國際(1919年形式上成立)在歐洲乃至全球工人和左派運動中的影響等等。
[2]1924年(列寧逝世)之后，“列寧主義的政治思想剛在俄國以外的地方得到傳播，就被第三國際的斯大林化所癱瘓，第三國際不斷使得它下屬各黨的政策服從於蘇聯外交政策的目標”。參見佩裡·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铦等譯，第31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
[3]由於列寧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關系，是一個值得專門加以探討的議題，因此由於本文篇幅所限，將不在這裡詳細探討(雖也有涉及)。
[4]盧卡奇認為，“對古代社會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例如像考茨基進行的關於原始基督教史或古代東方史的研究，與今天的科學能力相比，就証明是不夠精細的，它們的分析並沒有或者並沒有精細地揭示事實的真相”。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第324頁，商務印書館，1992年。
[5]盧卡奇指出，“大約從伯恩施坦開始，社會主義理論的一部分也越來越厲害地處在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310頁。
[6]盧卡奇甚至將考茨基和希法亭等都納入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范疇——因其不懂真正的辯証法，也即盧卡奇意義上的總體辯証法原則(參見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Verso,2000.P113)。對於后者，他說：“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指希法亭在其《金融資本》中的相關論述)“提出從方法論上把馬克思主義的‘純’科學與社會主義分開的問題，象所有類似的問題一樣，是一個假問題”。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即對現實的辯証唯物主義理解，隻有從階級的觀點中，從無產階級的斗爭觀點中才能產生出來。放棄這一點就是離開歷史唯物主義”。(參見盧卡奇：《什麼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收錄於《歷史與階級意識》，第71∼72頁)
[7]指奧托·鮑威爾等人。盧卡奇說：“鮑威爾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盡管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但是按照他們的理論的本質來說，他們仍然是蒲魯東主義者。”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88頁。
[8]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81頁。盧卡奇認為，“《資本積累》重新採用了青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對問題的提法”。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82頁。
[9]盧卡奇認為，“列寧和盧森堡之間的對立有相當深遠的根子”，“列寧和盧森堡對反對機會主義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是一致的。他們的對立在於：這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內部的思想斗爭呢?還是應該在組織領域解決這一斗爭?羅莎·盧森堡反對后一種觀點”。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373∼374頁。
[10]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361頁。即“過高估計了布爾什維克掌握的為解決土地問題選擇形式的實際權力”，“過高估計無產階級在革命第一階段能夠擁有和事實上的確擁有的外在力量以及內在的清徹性和成熟性”，從而“過低估計黨在革命中的作用，過低估計與自發力量的經濟發展必然性對立的有意識的政治行動”。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361、363頁。
[11]參見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等譯，第21頁注釋，重慶出版社，1989年。
[12]參見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19頁。柯爾施認為，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陣營內，已經存在著明顯的危機﹔它採取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之間沖突的形式”，以后又伴之以“新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混合”。參見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20頁。
[13]柯爾施說：“希法亭和第二國際的其他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不過是要求超出階級差別，進行公平、純粹的、理論的研究”。參見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32頁。
[14]參見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60、62頁注釋。
[15]參見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61頁和注釋。因此，和盧卡奇一樣，柯爾施似乎對普列漢諾夫頗有好感。
[16]關於拉布裡奧拉對葛蘭西思想的影響，請參見Leonardo Paggi,"Gramsci's general theory of marxism",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Edited by Chantal Mouffe,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pp.115∼118.
[17]當然，這樣的工作(顯然由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所開創)在很大意義上是借助於“突出地恢復了黑格爾研究”，並“以對恩格斯的哲學遺產發出決定性的雙重批判而開始的”，但其“主要理論目標卻是馬克思的思想本身”。參見佩裡·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第69、78、69頁。
[18]參見Leonardo Paggi,"Gramsci's general theory of marxism",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edited by Chantal Mouffe,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pp113∼114.
[19]參見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第299頁注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20]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30頁。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7年，盧卡奇也沒有后悔自己在1920∼1930年代的相關觀點，只是自責說，那時的“理論缺陷”，只是在於“將機械的庸俗唯物主義和實証主義視為一種統一的、沒有區別的思想。盡管前者的確從后者吸收了許多內容，但畢竟不能將它們混為一談”。
[21]盧卡奇：《答英國〈新左派評論〉記者問》，1971年7∼8月發表在《新左派評論》第68期，發表時的題目為《盧卡奇談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收錄於《盧卡奇自傳》，李渚青等譯，第29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
[22]也譯為《通俗手冊》。
[23]盧卡奇認為，在布哈林這裡，“馬克思和黑格爾被以相當勉強的方式聯系起來”。參見盧卡奇：《技術裝備和社會關系》，收錄於《論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編譯——孟北譯自《新左派評論》1966年9∼10月第39期英文版﹔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5頁。
[24]參見德波林：《喬治·盧卡奇和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載德波林：《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張斯偉譯，第151頁，上海樂群書店，1930年。原譯文中將“恩格斯”譯成“恩格爾斯”，這裡統一為現通行譯法。全文同。
[25]德波林說盧卡奇“在自然界的問題上是個空想主義者，但是對於社會歷史的事實，他是個辯証法的唯物主義者”。參見德波林：《喬治·盧卡奇和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第154頁。
[26]參見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Verso,2000,p.47.在盧卡奇看來，德波林“一直是一個孟什維克主義者”，所以德波林根本“沒有弄懂”自己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所談論的問題。參見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p.48.
[27]因為盧卡奇說德波林的這種觀點和立場，實際就是將“行動和實踐僅僅看作是‘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斗爭’”。參見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p.135.
[28]參見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85頁。安德森后來則評價道，“盧森堡的政治著作從來達不到列寧那樣的嚴謹或深度”。參見佩裡·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第21頁。
[29]參見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31頁。如安德森所指出的，與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相比，第二國際理論家“在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裡”形成。參見佩裡·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第14頁。
[30]葛蘭西說：“舊形而上學在《通俗手冊》中的最顯著的痕跡之一，就是企圖把一切東西都歸於一個最終的和最后的簡單原因”。參見葛蘭西：《獄中札記》，第35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31]雖然，在這一點上，即便是葛蘭西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和盧卡奇之間的相似性。葛蘭西說：“人們必須研究盧卡奇教授對實踐哲學的立場”，“或許盧卡奇在回應《通俗手冊》的奇談怪論時，跌落到相反的錯誤之中，落入到一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去了”。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這是葛蘭西根據“德波林和其它人當時對盧卡奇所作批評報道的基礎上的”一種“誤讀”，實際上，在不假定自然和人之間的二元論原則的前提下，葛蘭西贊同盧卡奇的辯証法思想，即社會—歷史辯証法。由此更可見，他們都堅持的是同一種總體—辯証法。參見葛蘭西：《獄中札記》，第265頁。
[32]參見盧卡奇：《答英國〈新左派評論〉記者問》，1971年7∼8月發表在《新左派評論》第68期，發表時的題目為《盧卡奇談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收錄於《盧卡奇自傳》，第293頁。
[33]雖然由於篇幅所限，這並非本文所能進一步展開的內容，但仍有必要指出的是，盧卡奇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形成期的主要思想家對於第二國際(如對考茨基等人)的批判，在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都有類似的態度表述。參見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64年。
[34]這樣的稱謂被更多地加在葛蘭西的身上，有時也出現在盧卡奇和柯爾施的身上。加諸於后二者，是因為他們依然秉承的是將“革命主體等同於工人階級”這一傳統觀點(當然，他們賦予其馬克思主義哲學依據是：無產階級是主客體的歷史統一，這既符合盧卡奇的歷史總體辯証法的階級意識理論，也符合柯爾施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維度之強調的“柯爾施問題”主旨)﹔而葛蘭西則因為對領導權(也即霸權及其鏈接機制)概念的引入，而與“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各種經典化傾向”有“全新”的不同，即通過“置換列寧主義的”“階級聯盟”概念而將多元化和偶然性因素納入“作為政治斗爭條件的社會復雜性”考察視域。參見恩斯特·拉克勞、查特爾·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第75、77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35]參見佩裡·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第117頁。
[36]參見Slavoj Zizek,"Postface:Georg Lukacs as a Philosopher of Leninism",in 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Verso,2000.p157.
參考文獻：
[1]佩裡·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M].高铦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3]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M].王南湜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4]葛蘭西.獄中札記[M].曹雷雨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5]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6]盧卡奇.技術裝備和社會關系[A].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編譯.論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C].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
[7]德波林.喬治·盧卡奇和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A].德波林.哲學與馬克思主義[C].張斯偉譯.上海：上海樂群書店，1930.
[8]Georg Lukacs.Tailism and the Dilactic[M].Translated by Esther Lesli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0.
[9]Leonardo Paggi.Gramsci's General Theory of Marxism[A].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C].Edited by Chantal Mouff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