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主要特征與意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1]的產生和發展歷時已近一個世紀。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無論在地域分布以及各自的內容上都十分龐雜，其所包含的學派、人物及其學說體系內容繁多。學術界眾多學者分別從哲學、經濟學、生態學等多學科視角對其展開了內容豐富且卓有成效的研究。由於很難把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作為一個單一的或統一的整體進行理論歸納或總結，本文僅從倫理學視角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特征及其意義做一個歷史素描式的勾勒。
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總體特征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諸多學派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反思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問題的積極探索既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也存在著不少的理論教訓。“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完全自足的哲學或完滿的社會理論，那麼它就是一種死的東西。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廣闊的思維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它將是不完滿的，那麼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活的東西。”[1](P50)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大膽探索，對當代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入思考，彰顯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巨大活力。西方馬克思主義總是結合時代現實的需要而不斷發展﹔從倫理學視角總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具有如下特征。
1.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思想呈現出一個十分明顯的對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和現實道德層面逐漸增強關注和研究的發展過程
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整體的發展呈現出了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歷史過程，這即是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主題呈現出從哲學到具體科學的變化過程。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發展從哲學走向具體科學、從抽象理論走向具體現實正是這一宏大歷史發展過程的具體體現或表現。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型，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發生了重大變化。有學者認為，作為在工業現代性基礎上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歷了早期建構、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發展之后，於20世紀60年代末已經走向終結。這一終結的理論特征表現為在全面批判工業文明的基礎上否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物質生產和人的解放的邏輯。1968年法國“紅色五月風暴”標志著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走向衰落。另有學者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在地域上和研究主題上都發生了轉移，從歐洲大陸轉到了英美國家，英美國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日趨解體和資本主義加速全球化進程的背景下展開，更為關注發達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突破了哲學的學科局限，擴展到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具體學科領域。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學者們側重於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而相對忽視了從政治學、經濟學等層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很明顯，馬克思本人的學術研究呈現了一個明顯的從抽象的哲學而轉向經濟學最后到晚年的歷史學的過程，馬克思晚年所遺留的關於歷史學的筆記是馬克思所遺留下來的篇幅最大的手稿﹔與馬克思本人的學術研究發展相比，可以說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經歷了一個正好相反的學科變化歷程。對此，安德森曾明確指出：“隨著歐洲馬克思主義越來越不把經濟或政治結構作為其理論上關注的中心問題，它的整個重心從根本上轉向了哲學。從盧卡奇到阿爾都塞，從科爾什到科萊蒂，這整個傳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事實就是：專業哲學家在其中佔了壓倒優勢。”[2](P65)“西方馬克思主義整個說來，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轉了馬克思本身的發展軌道。馬克思這位唯物主義的創始人，不斷從哲學轉向政治學和經濟學，以此作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現的這個傳統的繼承者們，卻不斷地從經濟學和政治學轉回到哲學——放棄了直接涉及成熟馬克思所極為關切的問題，幾乎同馬克思放棄直接追求他青年時期所推論的問題一樣徹底。在這一意義上，似乎整整轉了一個循環。”[2](P68-69)對文化現象和意識形態問題的高度重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區別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強調上層建筑即意識、精神和道德等方面的能動性，它明確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決定論的主張，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馬克思並未說過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而說它只是一種可能性，它的實現取決於階級意識和階級斗爭”[3](P2)。雖然在這些早期階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研究中蘊涵了一些倫理的意蘊，甚至個別思想家的著述中有較豐富的倫理內涵，但他們並未直接把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思想納入其理論研究的視野，而且其哲學層面的倫理話語也是十分零星和抽象的。
早期階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高度關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他們在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闡發中彰顯了其自身的倫理思想。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代表人物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闡釋，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給予獨特理解，在其物化理論和對資本主義物化現象的批判中深刻呈現了其倫理思想﹔柯爾施對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批判功能的強調，也在哲學維度上包含了較抽象的倫理意蘊﹔葛蘭西對文化問題的高度重視，對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強調，布洛赫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乃至費爾巴哈宗教哲學的重視，都從多個方面呈現了它們所蘊涵的倫理思想。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主要是從倫理的和價值的維度對資本主義社會展開批判。馬克思揚棄了道德批判而達到了實踐批判的高度。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不少人物緊緊抓住了馬克思的異化思想並對之予以發揮，從理論的邏輯發展來看，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倒退﹔但就其與西方社會的現實關系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異化思想的闡述發揮，卻正好適應了社會的現實需要，雖然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但社會需要這種道德的批判，因而，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特別是其異化思想——的關注和闡發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在中期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思想開始脫離哲學層面的抽象性，日漸豐富和具體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學派，如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則主要在對資本主義的制度批判——包括道德批判——中展示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關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和對未來社會主義的設想中都開始正視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倫理層面，他們在對當代社會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思考中充分挖掘馬克思的思想資源，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及其不道德性給予了具有時代特色的道德批判，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合理性與道德優越性進行了有力的論証。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雖然直接蘊含的倫理因素較少，但它曾經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英國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思想來源。“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被視為代表了蘇東劇變后“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最新階段。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來自傅立葉、馬克思等人。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証法》被視為開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先河。“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即是對生態社會主義的深刻論述。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這種生態危機主要源於資本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生產方式，因此資本主義與生態保護相對立。社會主義必須用生態理性取代經濟理性。經濟理性使人與人的關系變成金錢關系，使人與自然的關系變成工具關系，使勞動者失去人性。經濟理性追求最大限度的生產和消費，不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生態理性則力圖盡量少用勞動、資本和資源，努力生產耐用的、具有高使用價值的東西，以滿足人們適可而止的需求。兩種理性背后是兩種動機——利潤動機和生態保護動機——的對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和諧的道德關系，也不可能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具有道德性。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從一個全新的視角闡述了社會主義的道德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20世紀70年代后期出現於英美等國家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Analytical Marxism)，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眾多流派或學派中呈現出了對馬克思倫理思想予以極大關注和研究的顯著特質。分析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從經濟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等具體學科視角來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和重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剝削和階級現象進行了全面、獨到、深刻而細致的剖析。以約翰·羅默(John E.Roemer)為代表的一些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對現當代社會的階級結構的復雜性與剝削的多樣性進行了創造性闡述。既批判了剝削的不道德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肯定了剝削的道德合理性。從經濟、政治等方面揭示了剝削的復雜性及其濃厚的倫理學意義。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G.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更是在其理論研究中充分地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義思想。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可以說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諸多流派中蘊涵了最豐富倫理內容的一個流派，他們一方面力圖以精確、嚴謹的方式來重新表述或重構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圍繞著馬克思的文本對馬克思的倫理思想層面予以深入研究和展開爭論，“雖然他們修正並拋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觀點。但卻保留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和它的價值取向”[4](P95)。
就倫理維度而言，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對馬克思的文本或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關注與研究上，還是對其各自當下的社會現實道德問題的關注與研究上，都確實呈現了一個從哲學層面到具體科學(具體學科)層面的發展過程或轉變過程，呈現了一個從單純的抽象理論研究到具體學科研究以及理論與現實緊密結合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是對馬克思倫理思想的關注與研究不斷增強的過程，也是把馬克思倫理思想、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與當代社會現實愈益緊密結合的發展過程。
2.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呈現出了從繼承和借鑒馬克思的批判傳統對資本主義給予道德批判到積極發掘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思想和注重從倫理層面上建構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變化過程
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實現抱持較悲觀的態度，他們主要是借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法，繼承或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缺乏對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正面研究和揭示，更是缺乏對社會主義設計方案的道德層面的考量。對未來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重新建構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面向現實思考問題的重要特征。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繼承或借鑒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給予嚴肅批判的傳統基礎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很多流派都開始深入挖掘馬克思經典文本中的道德內涵，並把馬克思經典文本中的這些倫理內涵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緊密結合起來，而且與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和設計緊密聯系起來。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所主張的人類隻有在把他們的社會生產力置於其共同控制之下，使其不再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統治人本身的條件下人類才能獲得在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關系上的自由的思想[5](P928-929)，強調環境生態問題的解決必須與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變革緊密聯結，生態馬克思主義不僅對資本主義社會必然造成環境破壞和生態危機給予了嚴肅、深刻的道德批判，而且提出了建設具有濃厚道德意蘊的生態社會主義的設想﹔威廉·萊易斯(William Leiss，又譯“威廉·萊斯”，1939- )認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變成一個不道德的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得社會生產呈現出無限擴張的趨勢，超出了自然環境所能承載的限度，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沖突和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造成了整個社會的人的異化，“勞動中缺乏自我表達的自由和意圖，就會使人逐漸變得越來越柔弱並依附於消費行為”[3](P493)。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傾向使人充滿挫折和焦慮，並未使人得到真正的滿足和幸福。資本主義為要維持這種生產的無限擴張和生活的高消費，勢必造成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更具有壓制性的和極權主義性質的統治。“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對自然的技術控制通過操縱需求轉化為對人的控制。”[6](P141)為了克服現代不道德的資本主義社會，威廉·萊易斯建構了自己生態社會主義的以穩態經濟模式為基礎的“易於生存的社會”(The conserver society)。在這一社會中，徹底轉變了過去以消費為滿足的觀念，“我們認為人的幸福在於把自我實現的勞動與有益的消費結合起來”[3](P496-497)。“人的滿足最終在於生產活動而不在於消費活動(雖然正如萊斯指出的，在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並不會明顯地取消消費)。”[3](P475)衡量幸福的標准將不再是以單純消費的量為標准，而是以質的標准衡量幸福，這樣就會使人們把自由自覺的創造性勞動視為幸福的源泉，追求更高的文化、藝術、精神的享受和實現。萊易斯的“較易於生存的社會”是一個使人的生活舒適和豐富多彩的社會，是一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的社會，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的社會，是一個具有豐富倫理意蘊的社會。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1930- )認為隻有生態社會主義才能實現“生產性正義”，生態社會主義是實行“生產性正義”唯一可行的途徑。“生產性正義”是指事物的平等生產，追求生產活動的正當合理性，“分配性正義”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生產性正義”首先關涉的是社會的權利或要求，“分配性正義”首先關涉的則是個體的權利或要求。奧康納認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所追求的正義是“分配性正義”而非“生產性正義”，這種“分配性正義”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可能得到實現的，“分配性正義在一個社會化生產已達到高度發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正義之唯一可能的形式就是生產性正義﹔而生產性正義的唯一可行途徑就是生態學社會主義”[7](P538)。生態社會主義的“生產性正義”所應改變或改造的，不是資本主義的交換關系，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生產目的)。生態社會主義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的地方，就在於要力求實現社會的生產正義，使社會主義從過去對分配正義的迷戀轉向現在的對生產正義的追求。
分析馬克思主義面對蘇東劇變后社會主義的重大挫折，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仍然堅持樂觀主義，不僅正面挖掘和闡發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思想，更是在對未來社會主義的設計中賦予其平等、正義等倫理目標。G.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1941-2009)認為，社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迫切需要道德上的証明或論証。馬克思以前設想的平等是以物質極大豐富為前提條件的，人們無需通過道德上的平等訴求即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自發地、自動地實現平等。而我們現在必須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平等，而這就需要從道德上對社會主義尋求平等的正當性予以論証。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關注分配公正或分配正義的問題。柯亨認為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主張馬克思忽視分配正義問題乃是對馬克思著作的嚴重誤讀。在柯亨看來，馬克思關注的分配正義是生產資料(生產要素)的分配正義，而不是消費資料的分配正義，因為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生產要素)的分配乃是分配領域的根本層面，它決定了消費層面的分配以及其中的道德性問題。對馬克思原著思想的誤讀或誤解，嚴重遮蔽或消解了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豐富的道德維度。柯亨則主張“(對馬克思來說)剝削的不公正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榨取剩余產品本身”[8](P220)。柯亨認為生產資料分配上(佔有上)的不平等只是資本主義剝削不公正(非正義)的一個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強迫性(強制性)的佔有工人的剩余產品(剩余勞動)才是資本主義剝削不公正(非正義)的根本所在，才是資本主義剝削不公正的首要方面。“在馬克思看來，物質上的富足不僅是平等的充分條件，而且是必要條件﹔不僅是平等的前提，而且是合理高尚的社會的前提。”[9](P146)這些都充分體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倫理思想的高度關注，體現了其繼承馬克思主義從倫理維度批判資本主義的歷史傳統，體現了其從倫理維度對建設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創新闡述。
3.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發展呈現了一個從政治革命、社會批判到生態建構的發展過程
最初，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是對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歷史反思，是對在西方社會條件下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探索，他們——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等——希望無產階級充分發揮其思想上、政治上的主觀能動性，雖然他們沒有直接涉及倫理方面的問題，但他們的這些理論探索在邏輯上蘊涵了對倫理層面的肯定。中期階段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批判中直接蘊涵了或間接地呈現出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批判。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導致的世界性的環境危機，環境保護運動逐漸興起和壯大，在應對世界性(全球性)的環境危機、生態危機中，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文本中吸取思想資源，結合其時代現實建構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案。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倫理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倫理之間的一個重大區別在於：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倫理寄希望於社會的普通勞動者或者廣大的窮人，而非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倫理則寄希望於有產階級或有產階層，利奧波德在其《沙鄉年鑒》中寫道：“有產階層的道德義務是改變現狀的唯一顯著藥方。”[10](P224-225)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追蹤時代發展中所出現的重大現實問題，愈益聚焦於當代社會中的生態問題和環境問題，使環境保護運動、生態運動的發展呈現出了新的特質和新的色彩，這就是環境保護運動和生態運動中的“紅—綠”派和“綠—綠”派的分野。以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1953- )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明確主張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不是取決於個人或道德觀念的變革，而是取決於社會制度的變革﹔環境問題的解決必須與整個社會制度的道德問題的解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當代，“要想遏制世界環境危機日益惡化的趨勢，在全球范圍內僅僅解決生產、銷售、技術和增長等基本問題是無法實現的。這類問題提出越多，就愈加明確地說明資本主義在生態、經濟、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續的，因而必須取而代之”[11](P61)。福斯特認為那種無視階級沖突和階級斗爭的生態運動是不可能取得徹底成功的，在資本主義體制的框架內是不可能解決環境生態危機的﹔必須把生態運動和工人階級的運動結合起來、統一起來。環境生態保護運動中的“紅—綠”派即是將生態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嘗試，即將“綠色”與“紅色”相結合的嘗試。正是由於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使得當代世界的環境、生態保護運動才與社會制度的變革結合在一起，使得當代社會的環境生態的保護和建設呈現出鮮明的社會主義指向。
二、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借鑒意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一個分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解讀，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及其道德性的思考和批判，其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思考和建構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和道德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需要我們辯証地對待。
在當今全球化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如何繼承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遺產，是當代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必須面對的重大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總的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各個學派或思想家雖然以各自不同的程度和方式涉足倫理學領域，但他們大都沒有構建出具有完整體系的倫理學。但他們的許多倫理思想在20世紀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甚至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影響到了20世紀的歷史進程。
我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最初主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而生發開來，是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發揮。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主要是從倫理的和價值的維度對資本主義社會展開批判。思想成熟的晚年的馬克思揚棄了早期道德的批判而達到了實踐批判的高度。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不少人物，緊緊抓住了馬克思早期的異化思想和晚期關於上層建筑的思想而予以高度發揮和綜合。從馬克思思想的邏輯發展來看，對馬克思早期異化思想的過分推崇與發揮無疑是對馬克思成熟時期思想的某種倒退﹔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異化思想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擴展又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推進。就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社會的現實關系來看，它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西方社會的現實需要，雖然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並不能改變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但人類又確實需要從精神、價值層面批判現實和超越現實。如何處理對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道德批判、價值批判與對資本主義的現實改造，仍然是一個需要我們予以繼續思考的重要問題。
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通常沒有直接涉入倫理學的領域或主題，他們的倫理思想大多是在哲學層面間接地呈現出來。后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則比較直接地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或現代文明的道德批判，大都直接涉入倫理學的領域，他們的倫理思想也因此而豐富和具體。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通過對馬克思經典文本的解讀，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道德性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道德性給予了深刻的學理研究，對馬克思的正義觀進行了系統的探討，為我們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觀點和啟示。特別是生態馬克思主義學派把現當代社會的環境危機、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不道德性緊密聯系起來，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道德批判。生態馬克思主義把現當代社會環境問題、生態危機的解決與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相聯接，主張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制度才是解決生態危機的唯一正確道路，認為人類與自然之間沖突的解決必須以人類自身人與人根本利益沖突的消除為前提，這些觀點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繼承和發展，是在當代社會條件下結合時代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創新。
我國社會從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可謂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科技、體育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和進步。伴隨著這一巨大而深刻的社會進程和社會轉型，其中也呈現出了諸多矛盾和問題。物化現象、異化現象、拜金主義、虛無主義、以誠信危機為代表的各種不道德現象、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而導致的社會財富的分配失衡與嚴重矛盾(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生態環境倫理問題)，如此等等，嚴重影響和阻礙了我國社會的發展進程、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當然也程度不等地曾經存在於並仍然存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諸多流派和學者對這些問題都以各自的視角和方法給予了很多有價值的思考和探索，對我國當代社會所面臨的這些問題能夠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鑒和啟迪。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建構特別添加了生態的和倫理的維度，這無疑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面建設具有十分有益的參考和啟示。我國社會30年來改革開放的發展，在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同時，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問題。如何消解市場經濟一味追逐利潤的消極性，如何充分發揮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對維護生態環境的引領作用和模范作用，如何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整體優勢以推動環境的保護，在消除人與人之間根本利益沖突的基礎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確實能夠為我們提供十分有益的思想資源。
注釋：
[1]本文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使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即指自20世紀20年代起產生於西歐並廣泛發展於西方世界(西方國家)的、與原本意義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有某種繼承關系的、力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運用多學科的方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時代現實作出創新發展的理論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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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汕頭大學社會科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