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著非洲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獨特貢獻嗎?奇怪的是，許多非洲馬克思主義領導人卻斷然否定這一點。后獨立時代的最初“非洲社會主義”浪潮之后，緊隨著的是一伙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人於70年代開始掌控政權，他們堅持正統觀點。如果說當初非洲社會主義者祈求其特殊性而探尋社會主義道路，那麼后來的領導人則主張不存在所謂特殊的非洲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在非洲，盡管馬克思主義被用於各國時需要適合於局部的條件，但隻存在一個普遍的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探討電子論、浪漫主義和朴素的非洲社會主義的科學特征相比較，這些新的領導人則使自己處在一個更甚於馬克思恩格斯所主張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境地。總體上說，我們要論述非洲的馬克思主義並不完全缺少其原創貢獻。首先，俄國人說，馬克思主義者作為發達資本主義條件下進行革命的理論創立者，必須在理論上創新性地解釋馬克思主義與歐洲殖民地的關聯，而屬於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則顯然代表著一個經濟上不發達地區的例子，南非周邊一帶，則於兼有發展和發展不平衡的類型。其次，闡述非洲社會主義並不像“非洲馬克思主義”觀點和后馬克思主義、以及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觀點那樣難以嚴格地區分:至少兩個最著名的非洲領導人塞古·杜爾( Sékou Touré)和克瓦米·恩克魯瑪( Kwame Nkrumah)都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他們理論譜系的一部分，而恩克魯瑪則在被政權拋棄后明確地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我們傾向於把非洲社會主義看作帶有獨創性地對非洲馬克思主義的獨立的貢獻。最后，盡管存在區別，但由於職業的相似性，一些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在實踐與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貢獻。
一、“非洲的社會主義”
就非洲社會主義和后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言，在社會主義成為其來源之前，非洲隻不過是一個社會主義理論推演的對象。非洲思想家們的運動都是泛非主義的，他們最直接地引發了第一波的非洲社會主義，這些人是早期最知名的知識分子代言人——W. E. B.杜博伊斯( W. E. B. DuBois)和喬治·帕德摩爾( George Padmore)——屬於散居在外的非洲人。他們所關心的是歐洲殖民統治下的自由非洲，以及使歐洲大陸統一到社會主義陣營。他們的活動主要是集中在1919、1921、1923、1927年舉行的泛非主義大會上，影響最大的是1945年的大會。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泛非主義的元素，但是，其角色卻是改變了思想家們並跨越了時代。帕德摩爾開始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出現的，但后來卻脫黨了，此后，他尋求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非教條化應用作辯護。相比之下，杜博伊斯則是一個長期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時期，他卻與日俱增地成為一個親蘇派。
泛非主義直接通過恩克魯瑪個人影響著非洲的社會主義，恩克魯瑪組織了第五次泛非大會，並領導了加納1957年的獨立。在執政上，他和其他激進的非洲社會主義領導人繼續探尋非洲統一之路。這個問題引起的爭論暴露了在激進與保守的獨立非洲國家之間的分歧。
非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由大量命題構成的，這些命題包括相信前殖民時代非洲社會本質上是公社制的，它的靈魂是由那些構筑后殖民非洲社會的人所賦予的。非洲早期的公社經歷，使得非洲國家有資格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和階級斗爭時期而向著社會主義發展，按照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這些都應當先於社會主義發展。進一步說，領袖們訴諸原初的非洲性﹝Africanness，一種被利奧波特生( Léopold Seng)稱為“黑人性”的因素﹞，努力地通過發展計劃來動員起大眾的活力，這些發展計劃的目的是想確立形成政治獨立的經濟物質基礎。如果這些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那麼他們就決非農民:恩克魯瑪及阿爾及利亞后續政府試圖建立現代國家並推進工業化。他們也不認為非洲社會是適合於社會主義的，而是主張非洲公社化的精神必須得到有效復蘇，社會主義“新人”須通過敦促和公共教育來加以鍛造。因為這些意圖，非洲社會主義者們曾追尋那種鼓舞人心的黨派的領導:但是，因為他們相信非洲可以不通過階級斗爭而實現社會主義，所以，他們組織了群眾黨派而非列寧主義的革命先鋒隊。恩克魯瑪的人民議會黨在某個階段曾聲稱有200萬黨員，佔總人口的4. 7%。幾內亞的塞古·杜爾在他的痛苦探索中嘗試了大量不同的制度，以尋求一個可以體現他的社會主義願景的整體系統。他領導的幾內亞民主黨以一個群眾組織開始執政，繼而變體為一個先鋒黨，重新成為一個全民黨，最后將其自身徹底改造成一個“國家黨”。在這最后的變化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力圖將社會同化到黨內來解散國家。
群眾性政黨思想適合唯意志論者和非洲社會主義者所表達的人文主義風格。這種風格沒有在現實的考驗中幸存下來:面對這樣一群農民——塞古·杜爾和坦桑尼亞的朱利斯·尼雷爾( Julius Nyerere)強迫他們融入村庄的農民——他們表面上遠沒有非洲社群主義理論所假定的那樣熱衷於社會主義。盡管如此，如果猜測非洲社會主義是純理論而非實踐的，那麼這仍是錯誤的。非洲的社會主義政府付諸更多努力來發起國有化、農村合作建設和民眾動員的計劃，這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十分激進。
當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潮失敗時——被加納發生的政變所推翻，被幾內亞、坦桑尼亞、贊比亞發生的經濟失敗所碾碎——其中一些幡然醒悟的倡導者開啟了他們早期對非洲平均主義的信任。1966年，隨著恩克魯瑪顛覆行為的激進化，他在后來嘲笑“一個田園式的，非洲無階級社會……享受一種麻醉般的寧靜”的概念，並且堅持認為，社會主義隻能通過先鋒黨領導下進行的階級斗爭而實現。在假定必要的斗爭和非洲中堅分子背叛的警告聲中，恩克魯瑪形成了由另一個非洲社會主義革命而建立的一條思路:即阿爾及利亞的弗朗茲·法農( Franz Fanon)的思路。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坦桑尼亞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者”，追隨尼雷爾1967年的阿魯沙( Arusha)聲明的非洲社會主義之星們，都在指責他們國家因不夠充分“科學”的社會主義而發生的災難。加納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干預，正如那些之前的法農和后來的坦桑尼亞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者”一樣，騎牆於第一波非洲社會主義浪潮和隨后正統的“非洲—共產主義”浪潮之間。
二、非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期望，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革命將要爆發，而社會主義將得以建立。他們也考慮到這樣的可能性:近期具有強烈的公共傳統的某些社會(尤其是俄羅斯)也許可以跨越資本主義，但他們從來沒有將這一思想發展成理論。托洛茨基和列寧在擁有大量土地的俄羅斯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來証明革命:他們認為，俄羅斯的自由資產階級太過羸弱而無法建立起一個成功的資產階級民主秩序，而剛好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足以使工人和農民上演一場無產階級先鋒黨領導下的革命。這場革命的本質很長時間內依舊不明，但列寧逐漸改變了看法，認同托洛茨基所認為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雖然他們相信俄羅斯的革命時機已經成熟，但是列寧和托洛茨基都認為，后革命時代國家的生存，當然還有它的繁榮，將取決於所支持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無產階級革命出現在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革命都無法成形，也無法實現一個單獨的社會主義俄羅斯的願景，在這個願景中，能夠促使共產黨人把注意力轉向培養反殖民主義的革命上。有些人開始認為，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脆弱的殖民地帶比起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帶可能更快、更成功地會遭受攻擊。在20世紀20年代期間，莫斯科領導的共產國際把主要精力投放在了實現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渴望上。
在“二戰”后的數十年時間裡，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著一個令人興奮的新情況:一個去殖民化的非洲和步入后殖民時代的亞洲的領導人常常決定建設社會主義。蘇聯作為仍然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它們懷疑新獨立的國家是否已經准備好著手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他們則改寫他們的理論，以使其能夠充分地利用新的機會去凸顯莫斯科在國外的影響力。在20世紀50年代，蘇維埃的理論家們開始認為，一個由相對發達的前蘇聯所領導的國際社會主義集團的存在，使得一條“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對第三世界國家敞開。實際上，蘇聯與它的同盟國都能夠為后殖民時期的國家提供支持，在1917年后，布爾什維克曾希望在資本主義發達的歐洲發現這類國家。從另一角度看，蘇聯所能提供的這種支持卻對非洲馬克思主義起作用，這種馬克思主義所假設的貧窮的公社化指的就是第一波社會主義:它向我們展示了一些戲劇性的成分，即使得貧窮、依賴性的社會能夠通過他們的這種道路越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后來，蘇維埃理論家們斷定了“社會主義社會方向”的可能性。然而，在非洲，這種理論提升的合理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制度密切相關，但是與莫斯科的友好政權相反，這一理論闡述仍然對社會主義前景多少有些懷疑。
三、馬克思主義在非洲的傳播
像馬克思主義這種歐洲化的理論如何走進非洲呢?部分答案帶有些許諷刺:通過殖民主義。
殖民地的活動分子通過與共產黨員接觸，以及殖民大都會中的勞工運動，獲得了他們所屬的馬克思主義。這種聯系發生在非洲學生在歐洲各國大都市學習的時候，即發生在當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以及工會聯合會——尤其是法國聯邦政府——在殖民地建立分支機構的時候，尤其是發生在裡斯本的獨立黨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中。例如，塞古·杜爾，開始在共產主義主導的勞工聯盟( Conféde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中充當組織者。更早些時候，英國工人運動已然密切影響了南非馬克思主義的起源。殖民國家同時植入了移民，其中包括邊緣化的左翼，例如安哥拉的葡萄牙移民中的反薩拉查主義者( anti－Salazarists)。一旦被植入到非洲，馬克思主義思想就經常通過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線從一個非洲國家迅速擴張到另一個非洲國家，建立已久的蘇丹共產黨和獨立黨的阿米爾卡·卡布拉爾( Amilcar Cabral)起著極為重要的當地傳播者的作用。和基督教相比:普遍的歐洲主義投射到缺乏“文明”的殖民地中，在那裡，平均主義在恪守戒律並反對殖民統治的土著居民中得以萌生並發現了新生力量。
馬克思主義傳入非洲的第二種路徑就是通過階級、種族、民族，以及移居到非洲的中心城市生活——如布拉柴維爾、羅安達、比紹和威特沃特斯蘭德——而帶來的文化。這些包括了教育部門，特別是學生和教師，有時也包括政府公務員;還有被葡語系非洲所同化的相對有特權的非洲人;包括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混血人種以及在南非的“有色人種”;還有那些具有重要意義的在文化上有別於黑人原住民和白人定居者的移民，即南非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印第安人，以及來自俄羅斯帝國定居於南非的猶太移民。這些群體都受過良好教育，足以讀懂馬克思的著作，並能享有與外圍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能力。毫不奇怪的是，他們的隊伍中涌現了以大學為中心的學院馬克思主義，他們與都市馬克思主義理論相銜接，這種理論試圖去理解后殖民國家、中心—外圍經濟關系和南非種族隔離的主要階層。這一理論的主要基礎是在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和南非的各所大學。對於那些被同化者來說，馬克思主義為堅信西方現代性的反殖民主義斗爭提供了一種准則。白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混血左翼在馬克思主義關於種性壓迫的階級特權理論中獲得了一種分析，即他們並不會與壓迫體制永久地聯系在一起，或者並不會排除他們對根本政治制度的積極活動產生的影響。很多猶太移民就是如此，對他們而言，他們已經逃離了猶太人村庄的教區制度，開始認同大規模俄國工人運動，並給這些新的國家帶來了他們的理想。
這群人隨同組織起來的工人一道，在非洲國家的主要城市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環境。這不僅發生在那些流行馬克思主義的非洲國家，而且在許多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中也存在此類情形。在某些情況下，激進環境的組成人員與當權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斷地相互作用。這種環境也產生了種種“左翼反對者”。
馬克思主義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激進的、種族混居的主要城市環境，卻在下列三個群體中有效地解釋了對這些左翼的不信任感:一個是在農村的非洲人，一個是身居城市卻處於此種環境中的非洲人，還有一個是不在主要城市居住地區的居民。因此，政府的左翼反對者在羅安達的貧民窟找到了擁護者，但是在安哥拉，安哥拉獨立聯盟卻成功地求助於一些非洲農民的怨恨，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中心地帶之外的安拉人民解放運動的金邦杜語( Kimbundu)人。在莫桑比克，領導莫桑比克解放陣線的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南方人，必須和北方馬孔德族的傳統主義和來自中部的泛非主義領導者們的懷疑作斗爭。馬克思主義政治制度對大都市環境的滲透，進一步助益於解釋他們的現代主義熱忱。馬克思主義的執政者對傳統權威、宗教，甚至對有利於工業化、高科技和農業機械化的迅速發展的實踐都懷有敵意。
激進的社會環境本身總是內在浮躁的，組織的和意識形態的對抗是常態。它們最后慘烈地結束於埃塞俄比亞的人民解放黨和1977年至1978年發生在亞的斯亞貝巴的全體埃塞俄比亞社會主義運動。社會環境亦因民族和種族對抗而產生裂隙。因此，來自對立的非洲民族群體的激進分子，往往為了在貝寧、剛果和埃塞俄比亞的影響力而進行爭奪，但是一方面是非洲人、白人混血，另一方面是印第安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瓦解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左翼社會環境。對於后者，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經濟自由化的轉變是伴隨著對那些不是非洲人左翼的邊緣化而產生的。類似的趨勢也許正發生在南非。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的非洲黑人轉而依靠非洲民族主義;而邁思梯索斯人( mestios)、印第安人和白人則非如此。
馬克思主義傳播到非洲的第三種路徑，是通過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尤其是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古巴。中國——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早期的競爭者，但卻半途而廢了。很明顯，東歐集團的軍事援助給其供應商帶來重要影響，尤其是在運動或政治制度中為生存不顧一切地戰斗(最明顯的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埃塞俄比亞統治的臨時軍政委員會)。當然，無疑也存在蘇維埃強化下的正統的列寧主義———例如通過鼓勵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裡的軍事政府成立先鋒黨，他們提供了蘇聯的政治和科技的教育課程，並且為非洲的大學和思想流派輸送精通辯証唯物主義的教師。但是，如果假定非洲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採用了馬克思主義政策以保護蘇聯武裝力量或古巴軍隊，那麼顯然是錯誤的。他們的馬克思主義通常以東歐集團或因馬克思主義而獨立發展的國家關系為先導。緊張關系的爆發通常發生在馬克思主義政府和蘇聯之間(例如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領導者懷疑莫斯科在1977年政變中的操控)。馬克思主義政府在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和貝寧對西方世界卻保持著通訊線路的開放，以抵消對蘇聯政府的依賴性，而像安哥拉等其他地區則邀請西方資本家來幫助他們發展採掘墾殖工業——就像非洲幾內亞社會主義者所做的那樣。相反地，索爾和其他地區的非洲馬克思主義政權的獨裁主義趨勢，都無法就任何實際措施而歸因於東歐集團的影響:他們主要都是土生土長的非洲列寧主義的結果。
還有，如果蘇聯沒有使非洲人接納馬克思主義，那麼即便如此，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從非洲人視角來看，蘇聯的經濟疲軟和衰退便迫使非洲各國政府轉向西方，而經濟自由化則是他們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支持所付出的部分代價。東歐集團並沒有使非洲人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它使這種情況成為了可能。
四、國家政變、人民戰爭與非洲的馬克思主義
非洲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聲望，在平民激進的社會環境中、在學術評論家中，引起了很大爭議。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通過在剛果共和國( 1963)、馬裡( 1968)、達荷美共和國( 1972)——后來更名為貝寧，還有索馬裡( 1969)、埃塞俄比亞( 1974)，馬達加斯加( 1975)和上沃爾塔( 1983)——后來更名為布基納法索，發動國家軍事政變來執政。
很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管控並不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構想中;如同游擊戰爭，它在后續中也沒有獲得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中所言的標志性地位。問題是，它涉及的是武裝部隊從上層進行革命，而不是像人民那樣從下層來保衛它。評論家們更願意將軍隊看作設立軍國主義和受管制的政治制度，而非實現大眾參與民主政治的希望。這些軍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表面性，其脆弱的民眾根基及其對政權的專注，顯然不可能使這些軍人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承擔者。也許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很少有學術觀察家認為，這些政治制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們拒絕承認左翼的可靠性，同樣的，早期的非洲社會主義亦是如此。就我的評判而言，這些評論家低估了軍事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承諾，正如許多人早先時候低估了激進的非洲社會主義者的嚴重性一樣。如果認為軍事統治比那些通過游擊戰爭所建立的統治更為專制，或者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是沒有根據的。這種制度是專制的——在某些實例中起著實用作用而非思想作用——易受政變和軍閥統治的傷害，並且它在軍隊上耗費了許多精力，但同樣地也可以提及例如20世紀80年代安哥拉領導的人民解放運動。索馬裡則把意識形態相似性放在一邊，去侵略埃塞俄比亞。事實上，軍官尤其是初級軍銜的軍官們，往往是非常激進的。某些像布基納法索的托馬斯·桑卡拉( Thomas Sankara)一樣的上尉在革命進程之前就被政治化了，然而其他人則像貝寧的陸軍中校馬蒂厄·克雷庫( Mathieu Kérékou)那樣在革命過程中向左轉。在剛果、埃塞俄比亞和馬達加斯加，可能也包括貝寧，軍事開始作為民眾運動的一部分而登上政壇。一旦上台，他們就要與平民的左翼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相互合作或相互對立，而這往往又會產生激進的影響。軍事領導人象征性地發表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聲明，著名的是:軍政府有關國家民主革命的計劃、馬達加斯加的革命憲章，桑卡拉的政治傾向演講和西亞德·巴雷將軍的藍白書(著作《藍與白》)，當意識到軍事統治違反了列寧主義的原則后，軍政府也就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如果平民化過程是不完整的，那麼盡管在剛果和索馬裡從軍事統治轉向平民黨的統治，那也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然而，在貝寧和馬達加斯加則顯現出一種真實性。最后——也許有人會說，列寧主義者的布丁論証——軍政府勾畫了中央計劃，普及了國有化，並且努力地改善了衛生、教育和文化。而在馬達加斯加的軍事平民政府偏離了列寧主義本意，卻是為了領導非洲最多元化的馬克思主義統治。
另一種建立非洲馬克思主義政權的路徑就是游擊戰。武裝斗爭往往在這樣一些國家爆發，在這些國家中不妥協的統治者——殖民的、非洲的、白人或黑人的統治——拒絕放棄殖民政策(葡萄牙、摩洛哥、南非)，拒絕地方自治(埃塞俄比亞、蘇丹)，拒絕放棄少數人的統治(羅得西亞、南非)，或拒絕停止對人權的侵犯和種族偏見(烏干達)。
游擊戰爭推動了安哥拉的人民解放運動( 1975)、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的非洲獨立黨( 1975)、莫桑比克的解放陣線( 1975)、津巴布韋的非洲民族聯盟( 1980)、納米比亞的西南非洲人民組織( 1990)，以及厄立特裡亞的人民解放陣線( 1991)等一系列組織的成立，並且還就南非的非洲國民大會的成功召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1994)。它也使得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在埃塞俄比亞實現統治，並且先於多民族的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 1991)和烏干達獲得政權的民族抵抗運動( 1986)。在這些陣營中，隻有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統治;而其他大多數運動則是在獲得政權之前的某個時候就是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或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非洲民族聯盟，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和民族抵抗運動) ;而在1994年，非洲國民大會在與南非共產黨聯盟的選舉中獲勝，盡管那時候后者還明顯只是一個新伙伴。原來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游擊運動，始終還是一場發生在西撒哈拉和南蘇丹的權力之爭。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隨著對非洲國民大會的異議，這些運動選擇了由毛澤東、武元甲及其他亞洲領導人發動的不同類型的人民戰爭，而不是選擇更強權的贖武中心式的戰爭，這種戰爭與古巴和南美的游擊運動相關。這些人民戰爭的特點之一是具有廣泛的農民階級的政治基礎，農民為武裝斗爭提供了外部力量，他們享有軍事指揮和建立“解放區”方面的政治領導的特權，在這些運動中，農民建立了后方基礎，建立了社會主義秩序的胚胎。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和幾佛獨立黨是在保衛解放區戰役中最成功的;其他組織則取得了較為脆弱的或短暫的成功。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對他們的崇拜者而言，這些投身於人民戰爭的明確地被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無疑比第一波非洲社會主義改良運動或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軍事政權(埃塞俄比亞或許除外)更受重視。據一些評論家認為，莫桑比克解放陣線，特別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幾佛獨立黨是一個“持久戰邏輯”的受益者，這種邏輯反復灌輸民主習慣和社會改革的熱忱。因為這些運動依賴於農民的支持，所以他們理解民眾參與的價值;並且因為他們的領導人必須經歷持久又艱苦的戰爭，一直在與改良派和保守派的競爭對抗中磨礪他們的政治觀點，所以他們在理論上可能更精明、更堅定。相比之下，非洲社會主義者們是真正的激進分子;他們與軍事馬克思主義者相反，他們至少是潛在的、真正民主的。一旦被動狀態下的民眾被喚醒，那麼他們很可能成為后革命時代大眾能量釋放下的受益者。
在非洲語境下，最能用理論概括這類戰爭類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幾內亞阿米爾卡·卡布拉爾( Amilcar Cabral)。在裡斯本，揭露激進政治傾向的一個產物就是，卡布拉爾變成了一個奠基者、一個首席公法學家和幾佛獨立黨以及將葡萄牙驅逐出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的長期斗爭過程中的主要軍事家。卡布拉爾的影響，一部分來自幾佛獨立黨在軍事上的勝利，一部分來自他統一葡語系地區解放運動的努力，還有一部分來自幾內亞比紹在1974年4月發動的反對葡萄牙新法西斯主義政治制度的政變的武裝抵抗中的作用——這場政變依次推動了幾佛獨立黨、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中武裝斗爭的勝利。卡布拉爾從未見証他們戰勝那些共同的葡萄牙敵人:他在1973年遇刺身亡。
卡布拉爾認為，被殖民地區隻有當他們發起對新殖民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革命性挑戰，才可能恢復他們對經濟命脈的控制。這一挑戰的成功取決於小資產階級的意志，他們將在此過程中為農民提供革命的領導，承諾“毀滅階級”。如果假定葡萄牙殖民地居民是不妥協的，那麼解放也仍然需要武裝斗爭。不像幾內亞比紹，人民陣線通過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建立，卡布拉爾從一開始就想要一個久經斗爭的政黨來領導農民階級、新生的無產階級和漸進的中產階層的聯盟。農民階級是卡布拉爾思想的核心。首先，他們是一種本土文化的資源庫，這種文化曾經抵制殖民化，並且“回歸源頭”——在他們中間運轉，是小資產階級遠離城市的非洲化的必要組成部分。其次，農民群眾能夠提供武裝反抗的兵源，而動員他們則是打敗裝備精良的殖民者武裝的唯一途徑。黨內干部都必須對農民坦誠相待，讓他們分享斗爭狀態的冷靜分析的結果(“不欺瞞，主張沒有輕易的勝利”)，生活在他們中間，並與他們一同討論。同時，卡布拉爾認為，黨要沿著進步的和現代主義者的思路改變農村文化。通過適當的改變，民族文化則可以更強有力地服務於解放運動。
這種傾向於“持久戰”和“人民戰爭”的積極主張如何令人信服呢?回過頭來看，答案一定是:可信度不是很大。例如，這種游擊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軍政統治相比幾乎不具有軍事色彩，這一點是不明晰的。也許並不是巧合，非洲最成功的反殖民主義的游擊隊、幾佛獨立黨的波沃( Povo)革命武裝力量( Foras ArmadasＲevolucionárias do Povo，簡稱FAＲP)為反對卡布拉爾的哥哥路易斯創建的第一個后殖民政府——在1980年被推翻——奠定了基礎;或者說，原本的領導者若昂維埃拉( Joao vieira)在1999年的一場血腥內戰期間自行免職。就其本身而言，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在20世紀80年代劃分了安哥拉的大量地域來進行軍事管制，估計有70%的政府收入花費在其武裝力量上，以及耗費在反復發生的軍閥統治對反對派和當權者的圍困上。同樣令人震驚的是，解放區的實驗幾乎不能鞏固獨立后的民主實踐，或在馬克思主義政府和作為早期依賴的農民之間保持一種長久的和諧關系。例如，莫桑比克解放陣線，丟掉了參與的優先權和游擊戰爭期間建立的親民傾向，1975年以后，一種中央集權的親工業化的統治意志卻採用高壓政治來反對它的農村主體。解放區是否能成為未來理想的民主實踐的搖籃，這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戰爭的危機很可能會漸漸形成軍事指揮的習慣，就如同他們培育民主本能一樣。最后，沒有任何証據能夠表明，當面對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國際貸款機構的艱難談判時，經歷持續斗爭磨礪的馬克思主義會比軍事馬克思主義或非洲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堅持其社會主義的承諾。
五、兩個特例:南非和埃塞俄比亞
在非洲實際的和潛在的革命中，似乎有兩個例外:南非和埃塞俄比亞，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后者則是封建制度的。
早在20世紀之交，南非德蘭士瓦的黃金礦業吸引了大量來自英國、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的熟練勞動者。他們中的激進分子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灌輸馬克思主義、工團主義，然而，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模式，並不存在適應殖民地的情況。早期社會主義者組織的幾乎全是白人工人階級，該階級成熟且時常好斗，直到它在1922年著名的“蘭德起義”中戰敗。然而，南非的勞工黨(成立於1910年)卻公開與白人工人結盟，甚至激進分子最初還做出假設，白人將在一個國家中構成無產階級的先鋒盾，這個國家的非洲工人階級始終是弱勢的、不熟練的，而且總是束縛於耕地之上。但是，1922年以后，左翼開始對種族主義和白人工人的被動性大失所望。成立於1921年的南非地區的共產黨，從1924年開始就積極招募非洲人。盡管如此，它在1928年仍遭到一個巨大的沖擊，許多黨的領導階層在共產國際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要求南非共產黨員撤銷其珍視的無產階級革命目標，並集中精力在南非建立一個“獨立的黑人共和國”。經歷過多年的內部爭吵之后，南非地區的共產黨——后來改名為南非共產黨——與非國大緊密結盟。然而，在南非地區定居的廣大白人早先的獨立性( 1910年)及其較發達的經濟一直都使它在非洲條件下與眾不同。縱觀整個20世紀(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有左翼批評家堅持認為，共產黨沿著民族主義的道路走得太遠，而南非卻不是一個殖民地王國(根據南非共產黨所言，南非服從於“特殊類型”的內在殖民主義)，而是一個動態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所發展的黑人無產階級逐漸能夠實現一種社會革命。但民族主義的魅力被証明是不可抵擋的，甚至於對很多托洛茨基分子和許多基於工人利益為基礎的聯盟而言(諸如共產黨)，他們滿懷著進入正統的希望，形成了與民族主義運動的聯盟，后者在非洲民眾間極受喜愛。南非共產黨繼續追尋著它與戰略聯盟間那種令人吃驚的成功:該黨在20世紀60年代末幾乎接管了非國大。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黨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就發現自身被邊緣化了，而這時非國大卻站在權力的頂端——這標志著社會主義從屬於民族主義，這是強調階級的左翼一直以來都警告的。
如果南非的殖民地位值得懷疑，那麼埃塞俄比亞就是根本不適合殖民的案例:除了被意大利統治的那段短暫時期外，它從來就不是一個歐洲殖民地。埃塞俄比亞以另一種方式有所區別:其傳統的統治階級多少帶些封建性質，堪比歐洲古代的政治制度，包括剝削的地主階級和皇家中央集權。1974年，推翻海爾·塞拉西一世君王的政變，初看是精英分子的事，實際上與其他非洲政變相似的是它導致了左翼軍事獨裁。另一方面，軍政府得出結論認為，一種大眾的以城市為中心的起義，一旦掌權，就會改革封建秩序。這些事實，加上君主的暗殺，使一些觀察家們想起了過去幾十年甚或幾個世紀的兩種不同范式的革命:一種是法國革命，發生在1789年;另一種是俄國革命，它發生在1917年。韓禮德( Halliday)和毛利努克斯( Molyneux)一直都堅持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盡管這場“革命是自上而下的”。
從另一種意義上說，革命的埃塞俄比亞與俄國很相像:它從一開始就繼承了一個多民族的帝國，面對著來自不同種群的自治論者和分裂主義者的要求。事實上，埃塞俄比亞民族問題所說的在本質上並非歐洲帝國的問題，而是一個非洲本土的問題。它源自於這個國家的民族願望:即想要擺脫他們所認知的被某一群體即阿姆哈拉壓迫的狀態。像布爾什維克和后來的蘇聯共產黨一樣，新政權試圖通過雄辯的列寧主義語言來表達對民族自決的尊重，從而平息這場民族主義。與俄國不同的是，它無法避開國民需求和國家穩定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的倒台多少是與蘇維埃的保護者相伴隨的，盡管其經歷了如此短暫的生命。即便如此，埃塞俄比亞革命的特征是遠離了對馬克思軍事統治的廣泛討論，或者說在革命中肯定了非洲馬克思主義政權的特殊地位。
六、存在獨特的非洲馬克思主義嗎?
非洲的馬克思主義領導人和思想家，將一個單一的模板應用於這塊大陸。他們雖然渴望社會主義，但他們承認非洲無法立即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更不用說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的初始階段是“國家民主”，並且會產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言的人民民主或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將消除封建殘余，並且繞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為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奠定基礎。在此期間的政治領導人開始成為代表工人、農民和進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先鋒黨。雖然工人將是聯盟中的主導因素，但是，由於缺少實質性的無產階級，他們的領導角色將由黨代理執行。這個核心階級聯盟出於戰術需要將會與其他社會成員合作，但它仍會與任何阻礙社會主義進程的既有的或有野心的階級作斗爭。一般地說，非洲馬克思主義代表了一種普遍模式，這就是非洲的馬克思主義政府在將人民陣線或軍政府轉變為先鋒黨時所運用的模式，它向人們展示的是:國有化政策、國家管控下的發展和全民動員。
盡管如此，主張非洲馬克思主義運動及其政權未做出獨創性貢獻的觀點也仍然是錯誤的。也許，最奇怪的是默汗穆德·西亞德·巴勒將軍( Mohammed Siad Barre)對馬克思主義和伊斯蘭教加以綜合的企圖。我所知的唯一做出類似嘗試的有重要意義的運動，隻有伊朗的人民聖戰組織。雖然在一種明確的馬克思主義話語中，西亞德·巴勒在哲學及神學上的創新和人民聖戰組織有著共鳴，但阿爾及利亞的彭·貝拉( Ben Bella)和他的繼任者鮑美迪恩( Boumedienne)所做的早期努力，都是為了發展“阿拉伯—伊斯蘭”社會主義。
然而，這些都是明顯的綜合，發生在以穆斯林為主的社會中的大多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伊斯蘭教。盡管他與穆斯林兄弟會相對抗，但埃及的納塞爾從該國的官方宗教領袖烏理瑪的神學支持中受益。學校中所教授的伊斯蘭教仍然是也門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官方宗教。
在國家問題上，厄立特裡亞人民解放陣線( EPLF)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令人有趣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厄立特裡亞人民解放陣線強調各國有權分離，甚至從社會主義國家中分離出來;而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則提出，非洲國家應該認識到國家間的差異及其在多民族基礎上構成的必要性。這兩種情形實行的都是列寧主義的標准，但是，這些標准至多只是不一致地運用在前蘇聯身上，而對於獨立后的非洲來說，由於他們堅持超越種族劃分的國家建設，反感對現存國家分界的再調整，則肯定是不會苟同的。厄立特裡亞人民解放陣線、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些觀點，例如前者所表明的當它帶來厄立特裡亞分裂時，后者則在其統治實踐中先於埃塞俄比亞統治的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一步。
在實踐層面，我已經提到了塞古·杜爾帶有群眾黨的實驗形式;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體制創新實例就是馬達加斯加。在那兒存在著一個文武混合的政權——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模式——允許一種限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競爭性多黨民主。為了申請獲得選舉政治的資格，政黨必須簽訂一個現成的革命文獻——馬達加斯加革命憲章。盡管這個政權建立了自己的政黨——馬達加斯加的革命先鋒派，但卻加入了其合作的競爭對手——保衛革命民族陣線。這個左翼結合體中的多元主義類似於這樣一類政治，即一些自由主義的左翼在上世紀時常提倡的政治。馬達加斯加的馬克思主義通常更為不拘一格。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它尋求與基督教在哲學上的和解，基督教曾在馬達加斯加沿著相當進步的方向得以發展。馬達加斯加的馬克思主義從未將他們的多元化標准轉化為理論:事實上許多是列寧主義的，他們將其政治體系看作暫時性的、聽命於環境的相當令人不滿的妥協。即使如此，與這個時代其他更嚴格意義上的非洲馬克思主義相比，它代表了一種並非完全缺乏吸引力的例外。
七、非洲馬克思主義的衰亡
非洲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十分短暫。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政治制度都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建立的，並且多數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在經濟上自由化了。在1990—1991年間，他們幾乎都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欣然接受自由的代議制民主。事實上，非洲社會主義的發端一直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后期——但它也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依循了類似的衰亡軌跡。在參與者和觀察者之間，壓倒性的共識都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和非洲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的經驗。
難以判斷的是:究竟什麼原因導致了非洲社會主義和非洲馬克思主義的失敗?
其中的一些符合典型的“缺乏加包圍”的情形，同情者經常用來解釋左翼政權所面臨的困難。非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繼承了不發達的農業經濟，其中經濟的增長主要集中在少量飛地上。殖民教育體制竟然幾乎沒有產生技能性人才，而幾內亞—科納克裡、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移民和僑民在獨立后卻紛紛逃離，人才進一步減少。軍政府繼承的卻是埃塞俄比亞高原地區土地長期退化的歷史——這至少是一種造成1983—1986年百萬人喪生的災難性飢荒的因素。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面臨付出高昂的代價，外部支持的武裝叛亂破壞了美好的社會進程。1977年，埃塞俄比亞被索馬裡(馬克思主義雖然有美國的支持)入侵，並受到來自武裝的分離主義者的挑戰;索馬裡的政治制度和軍政府最后都在1991年被叛亂分子推翻。當種族隔離的南非在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區成功地實行了“去平衡化”政策時，安哥拉和非洲之角則開始成為冷戰戰場。盡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起，評論者開始適當強調在何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政府給他們自身帶來了困難，其固有的欠發達和軍事壓力足以呈現出在任何思想指導下憑他們自己的力量來重建經濟的巨大困難。
不過，失敗的內部原因也很多。一個就是急躁，它導致了非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一些國家的發展要求太多太快，這些國家由於缺乏技能人員和其他資源而阻礙了發展。過於自信的社會主義統治者卻毫不猶豫地將集中規劃整體經濟的任務寄托於脆弱的國家體制，在資本、技術短缺的背景下，在經濟規模有限的低發展水平基礎上，他們高估了其社會快速實現工業化的能力。這種過度追求所產生的附帶結果包括了官僚乏力、城鄉企業虧損，以及各地背負巨債。迅速積累的債務是毀滅貝寧和馬達加斯加社會主義的元凶。由於維持這樣的激進追求，社會主義政府高估了農村快速進入社會主義或事實上迅速實現現代化的成熟度。可以理解的是，在位的社會主義領導人試圖重新規劃農村生活，以促進社會福利的供應、提高生產力、平均土地分配和社會合作——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亞就輕易避免了大規模的飢荒。他們選擇的實現目標的方法通常遭到了農村人的不滿，這並不是說農民是親資本主義的，在多數情況下，他們不想要土地的自由交易，並且在上世紀90年代，他們反對試圖通過提雷格人民解放陣線和莫桑比克解放陣線來引入自由市場;他們大多數都歡迎對國家所控制的和大地主所持有的土地進行重新分配。同時，在埃塞俄比亞，農民通常並不希望在合作社或集體農場勞動，或者不希望被重新安置到數百裡之外的大片沃土去勞動。面對農民不願意參與這種安置的情況，馬克思主義的政府像一些非洲社會主義的先驅一樣轉向了強制政策。農民的農耕遭受了一系列並不完全由國家控制的因素的影響:從干旱和戰爭，到生產力不足，但對農民的高壓政治必須被看作是刻意的、魯莽的、缺乏善意的。許多農民也痛恨城市領導人萬物有靈論的信念，怨恨他們強制性地將傳統領袖邊緣化的做法。
引人注目的是，無論馬克思主義的統治怎樣准備，在其第一次掌握政權后，都會無緣無故地疏遠他們試圖去治理的整個社會。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莫桑比克(在較小程度上)和安哥拉政府還在折磨已經令人可疑的基督教會，以保証其徹底的敵意。雖然外國資本深受追捧，但國內資本似乎經常面臨一種不加區分的敵意。先鋒黨的磨礪就其本身而言需要系統的清理，即把黨的精英從社會中分離出來。例如，雖然外來族群在國家機構中是不足代表人數的，但是他們卻通過對本土語言權利的否定來貶低民族認同。厄立特裡亞對於獨立的要求則被軍政府所忽視，軍政府一心要把埃塞俄比亞帝國變成一個有效的統一國家，僅對民族群體做出有限的讓步。
所有問題中最為困難的是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社會主義運動和政治制度考慮到公眾參與對實現民主價值的必要性，以及通過某種渠道把公眾活力納入發展計劃的必要性。他們的民主理想主義不僅給不少觀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還同樣影響到了居民委員會、工會、農會和在解放區和新社會主義國家管轄范圍內成立的行業群眾組織。
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參與式民主更多地是彌補了代議制民主的制度缺位。然而，很明顯，現在來說，這種民主只是一種偽裝。就索爾和其他人所提到的領導和民眾的辯証關系中，一旦社會主義的領導人掌權，命令主義的領導理念似乎就會相對較快地佔居主導地位。結果是參與性民主的急轉直下。在許多情況下，它的下滑是由這樣一個事實所引起的，即政府或軍隊的派系反對者——剛果的年輕派激進分子、貝寧的革命國防委員會、羅安達的公眾政權和埃塞俄比亞周邊城鄉協會的人民解放黨——在參與的機構中已經建立了基礎。另外，還有一些不那麼引人注目的案例，如莫桑比克的調解者組織( grupos dinamizadores)和阿爾及利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工人自治團體的這種參與機構，為政府尋求紀律和集中協調做出了犧牲。
更重要的是，那些機構起初是民主錯誤模式的一部分。當非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制度談論參與的時候——他們指的是為實現執政黨所確定的集體目標的民眾動員。可以肯定，這需要民眾通過討論和批評來參與，這樣的參與可能會影響政府審查后的候選人、政策的技術細節，甚至是憲法條款之間的選擇。但參與者並非有意向執政黨或意識形態的方向進行挑戰，也不可能向他們進行挑戰。對政府而言，參與主體主要是作為解釋既定政策的參照;或者是作為增選的異議以及對民眾的監督機制。所謂的青年、工人、婦女和其他群體的“群眾組織”被設定為政府和民眾之間起傳送帶作用的角色。也有個別例外，即在上述范圍之外，並不允許自治的社團得到發展。也有例外的組織平衡了對權利集中的審查，當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擔當了審查的作用。但(剛果和索馬裡的)執政黨無論如何總是服從強勢統治或軍事陰謀。
一個更深刻的民主理念就是參與群體的運作。民主社會主義政府的到位是目的而非代表性。其設計所追求的是圍繞單一建設社會主義目標而建構的國家，而非授權給公民在不同的集體項目中加以選擇。
一直到1989—1991年，非洲的馬克思主義國家(馬達加斯加除外)的民主理論與實踐，絕非偶然地不同於現行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我們可以適當地把它描繪為列寧主義的實現民主的方法，通過布爾什維克以及之后蘇聯共產黨對馬克思恩格斯模糊性的作品所給出的特殊解釋，通過共產國際的全球推廣，從而使列寧主義的方法得以合法化。最后，這種觀念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無法顧及不可化約的社會差異，無論是價值觀抑或利益。因為由於敵人的搗亂(西方政府、當地叛亂分子)，從而使政權失去權威性地位，這些敵人可以把他們描繪成專制獨裁政權。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前)社會主義政府廢棄了目的論的民主模式，代之以更開放式的代表制民主模式。現在，公民至少原則上可以在有競爭的集體項目間進行選擇，這些項目體現在競爭性的項目與黨派上。這是一個失去政權保証的框架，在這樣的框架中，未來社會主義的或社會民主黨派將不得不尋求執政，這就意味著隻能和實際的有經驗的人民一道來進行統治。
原則上我認為，在實踐中，經過數十年經濟失敗的消耗所造成的所有蕭條的非洲國家，都經歷過一種“開拓殖民地”的模式，這種模式幾乎限制了他們對現實的選擇。在這些國家中，目前多數政權都依賴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國內則依賴於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至少直到最近為止，國際貸款機構所需要的是通用型的私有化、解除管制、貨幣貶值和削減開支的政策，這些隻會加大社會的困難程度，加劇不平等和物欲的釋放。雖然向代議制民主的轉向(至少不是受操控的或表面工程)給予公民權力去監督領導者並驅逐暴君、昏君和庸君——這種權利不會被輕視——它將重新安排國際關系秩序，從而使他們有真正的意識形態的選擇。很明顯，新的資本主義並不是其勝利者所期望的靈丹妙藥。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領航，避免各個觀點的新自由主義陷阱，並且完全接受非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負面教訓。在這個時代，在正式的民主框架內，他們開始著手尋找限制社會不平等、深化民主、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道路。在他們的探尋中，可能還需要請教馬克思主義，如果不設計一個新的政治秩序，那麼至少也要對在遭到廢棄的社會主義廢墟上形成的新的階級不平等模式提供一個明晰的分析。
(作者單位: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政治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