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馬克思主義學科化研究的三大路徑
學科化，推動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長足發展。不過，學科化思維，本身亦具有自己的界限。如何突破這些界限，這是學科發展和研究深入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根據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科之特殊性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一般要求，本文從學科化與跨學科、專題史與通史、思想史與社會史三個重要的關系入手闡明本學科發展的三大基本方法論要求：整體思考、局部深入﹔通史觀照、專題突破﹔歷史支撐、邏輯開道。
一、整體性視野中的學科化與跨學科
在邏輯上，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個十分特殊的子學科。作為思想史研究，它的特殊性在於兩點：第一，它以馬克思主義為對象，但卻首先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前提﹔第二，作為思想史研究，但比任何思想史研究都更明確地將自己的目標定位在其外，即改造世界實踐。簡言之，它以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為前提，堅持唯物辯証法精神，把握社會生活之多層次和多方面的聯系，系統地整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全球的發展成果，從而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提供更廣泛的理論支撐。
正是因為這種特殊性，其視野和方法之特殊性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學科要求。首要的，我們便遭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學科化以及這一學科本身恰恰又必須超越一般意義上單一學科視野和方法規定這個辯証的矛盾。在其中，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尤為顯著，故以其為例來說明。國外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對象，它本身就是多重異質性思想和理論的集合。第二國際開始，就像學科分野那樣，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也分門別類地發展起來。而我們知道，僅僅基於經濟、社會或文化單一視角是不足以科學地再現當代資本主義的，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之三位一體正是其作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之指導思想的保証。這也就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不突破學科的界限，是否能夠准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西方發展的脈絡和特點，從而進一步判斷我們面對的具體思想家或思潮之地位。例如，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推動其作為一個獨立論題出現的英國著名新左派思想家佩裡·安德森曾經對20世紀20—70年代初它們的實際表現有一個判斷，強調其“在結構上與政治實踐相脫離”，從而“越來越不把經濟或政治結構作為其理論上關注的中心問題，它的整個重心從根本上轉向了哲學，”[1](P65)並對之進行了批評。在總體上，安德森是正確的，但如果由此來評判一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又是不公正的。因為，更為復雜的是，法蘭克福學派，作為一個團隊，產生顯著影響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哲學表述恰恰包括了學派的經濟學研究貢獻。在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便是，30年代至40年代，格羅斯曼和波洛克關於晚期資本主義的不同判斷，前者關於資本主義崩潰的結論使批判仍然具有實現其解放旨趣的樂觀氣息，而后者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同一性”的斷言(當然，還有法西斯主義的現實背景)推動產生了把資本主義異化追溯到整個西方文明起點的“啟蒙辯証法”以及不再具有樂觀想象的“否定辯証法”。在整體上，這個學派提出的“批判理論”，正如霍克海默解釋的那樣，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拓展和延伸，[2](P242)就如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所開辟的道路。甚至在霍克海默看來，“理論不是關於特殊的社會事件進程的各種假說的儲存室。它勾畫整個社會的發展圖景，作出具有歷史之維度的存在判斷。”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正是出於這種理解強調，“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歸根結底就沒有什麼獨立的法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科學等等，而隻有一門唯一的、統一的——歷史的和辯証的——關於社會(作為總體)發展的科學。”[3](P77)
當然，不僅西方馬克思主義，包括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多數時候，不同的學者都是傾向於以某個學科——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或文學——作為依托的。這既造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碎片化問題，亦給我們判斷研究成果本身的馬克思主義性質及其現實意義帶來了更大的難題。正是出於對這一傾向的糾正，也一直存在著對社會生活整體性以及馬克思主義之總體性方法論的強調。例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賴特·米爾斯提出的“社會學想象力”問題便是對社會生活的整體性(即社會生活之多方面之間的聯系)和單一學科視角之間張力的回應。在他看來，理解個人生活模式與世界歷史潮流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是至關重要的，“個人隻有通過置身於所處的時代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經歷並把握自身的命運，他隻有變得知曉他所身處的環境中所有個人的生活機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機遇”。[4](P4)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米爾斯等人的例子表明，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也一直存在著關於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強調。
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在我國的設立，在直接的意義上，為從整體性角度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或許，正是這一原因，多數論者都強調馬克思主義整體性便是這個學科的研究對象。不過，從近十年關於整體性汗牛充棟的研究看，國內研究進展不容樂觀。原因在哪？
一方面，研究多集中在整體性定義，然而抽象的整體性研究不會給馬克思主義帶來多少新的東西。因為重要的是基於整體性方法論對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之間相互作用及其理論再現的具體理解，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科化”的真正意義之所在，而不是一味對整體性本身的強調。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整體性視角不是排斥各種具體的學科視角，而是需要它們的支撐。近年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中，業內有不少人士提出實際上並不恰當地代表著自我封閉的“防御性”學科化思路。因為馬克思主義整體性是本學科的對象，而學科的核心功能則是為高校思想政治課教學提供理論支撐，所以，出於善良的願望，為防止個別高校將學科視為改變和提升本校整體學科建設的特殊通道從而產生侵佔學科資源的情況，有一種聲音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獨立化，應該排除哲學、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的“染指”，不允許其他學科教師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相關專業擔任導師，同時，本專業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也應該嚴格地圍繞學科對象進行。確實，學科和專業在發展過程中，不同學校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問題。不過，從長遠的學科發展看，這種過度發揮的“保護性”措施建議未必是合適的。
從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基本事實看，無論是現實變化導致的新的主題生長，還是社會批判理論視角和方法的拓展，在20世紀都推動產生了不少新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離開特殊的專業支撐，我們就不能准確地把握這些思潮的內涵和意義。例如，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的結合所產生的各種精神分析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從賴希的“性革命”和“勞動解放”理論，到馬爾庫塞的“愛欲與文明”理論，再到今天十分熱門的齊澤克之拉康式共產主義激進思想，要准確地把握這些理論，不僅需要有“本能”、“無意識”、“需求”、“愛欲”、“自我”、“性格”等精神分析主題的專門知識，而且還涉及從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精神分析之方法論的發展。或許，正是在這方面的缺失，在漢語界產生了大量的馬爾庫塞和齊澤克等人的研究，但諸如馬爾庫塞結合弗洛伊德之“本能乃歷史建構”和馬克思的“需求是社會產物”思想對“壓抑是一種歷史事實”的揭示以及對當代資本主義制造和控制“剩余壓抑”的分析，以及齊澤克在法蘭克福學派和阿爾都塞之后基於主體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等等這些基本問題卻並沒有得到恰當的分析。再如，受國外研究影響，許多國內學者也喜歡用源自詹姆遜的“認知圖繪”理論將之變成“管窺之見”，但卻不曾注意這一理論本身是以美國著名建筑理論家凱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為例對阿爾都塞主體理論的再闡明，其核心強調的恰恰是總體性思想，即社會生活不同要素、不同方面之間相對作用對主體的影響。[5]因此，沒有上文提及的米爾斯所稱的那種社會學想象力，不能提供一種再現社會生活整體性的理論圖景，是談不上“認知圖繪”的。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詹姆遜本人也從來沒有給“認知圖繪”提供一種確切的定義。這些例子都說明，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同樣需要專門性學科的支持。
研究如此，研究生培養就更應如此了。隻要觀察一下近二十年關於整體性研究的實際成果，我們就知道把研究生論文的選題限定在其上將會產生何種結果。讓我們假設一個例子，如果一個學生提出要研究街舞，是否支持？答案不取決於話題從屬哪個學科，而是看他怎麼做。如果他或她僅僅從形式的角度說明20世紀舞蹈風格的變遷，那是藝術類研究，當然不妥。但是，如果從青年流行文化與意識形態變遷之間的關系來揭示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臨的新課題，那就要大大地歡迎。從這個例子看，重要的不是學科，而是研究的旨趣、立場和方法。綜觀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盧卡奇到阿多諾，從列斐伏爾到哈維，從詹姆遜到齊澤克，他們之所以形成有巨大影響的理論創新，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在一個學科上深入下去，但絕不囿於一種學科的視野。
至此，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建立，其意義便正是在於此：為囿於不同學科視野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提供一個整合平台，為職業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專業研究者之間的合作提供一種通道。就此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學科化絕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走向更大開放性的措施。因此，以“學科化”的名義排斥專門學科的研究是一種要不得的理論視野狹隘的表現。基於這一點，本文主張，馬克思主義的學科化恰恰需要跨學科的支持，它應當鼓勵對其他學科方法論的吸取，鼓勵馬克思主義學科內部對其他學科問題的研究，鼓勵與其他專門學科的結合，深入其他學科的陣地上去。用比喻的方式來講，它鼓勵二種具有辯証關系的精神：一種是“拿”，另一種是“搶”。拿，即是學習上，不管別人願意不願意教，隻要是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有利的，就應該拿過來。搶，即是在理論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宣傳上，不管什麼學科邊界，隻要你夠水平，就要主動搶佔陣地，弘揚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和文化自信。
二、思想史視野中的通史與專題史
不僅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無疑都是從屬於思想史研究的。就此來說，它面臨著對於馬克思主義異常重要的一個思想史研究的普遍難題，即通史與斷代和專題之間的關系。作為思想史研究的一般難題，乃是因為它觸及歷史研究更為廣泛的結構與事件之間關系，乃是因為這一關系蘊含著規律性(普遍性)與偶然性(特殊性)之間的關系，這對馬克思主義亦至關重要。國外馬克思主義，盡管由於地域和環境之間的差異而異常豐富，難以按照統一的標准進行簡單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性質判斷，但在總體上，將之視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種形態，從全部歷程角度，將其視為一個階段，這也是能夠成立的。不過，問題也由此而生：在全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它們的合理性以及地位如何？
流行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對人物(如哈貝馬斯研究)、觀點(如總體性思想研究))研究是一種普遍的做法。對於思想史研究來說，這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不過，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也都存在著一個至關重要的難題：如何評價研究對象。或許由於意識形態原因，或許因為研究的能力所限，無論學位論文，還是一般專業期刊論文以及專著，國內研究都普遍存在著述而不評或外在性批評(即用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進行簡單的裁剪)的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來說，這是就事論事的必然，即囿於對象獨特氛圍和直接表述而缺乏更大的思想史語境參照。缺乏這個參照，在一般意義上說，便會形成邏輯孤立現象。在更深層意義上，乃是思想史敘述框架缺失的征兆。在今天，盡管我們不能假想思想史的發展是一條平滑的曲線，但無論如何，也隻有基於思想史的連續或斷裂(即邏輯演化)才能夠准確地判斷某個人物或某種思想之獨創性和意義。這種關於思想史連續或斷裂的邏輯假設，便是思想史敘述的框架。它是思想史研究的理論所在，沒有它，我們就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的思想史主張，而隻能人雲亦雲或草草泛論。[6]
在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中，實際上形成了不少重要的成果，例如，黃楠森教授等人關於三個“五十年”的歷史分期、[7]孫伯鍨教授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之“兩次轉變”和“雙重邏輯”說、[8]張一兵教授關於馬克思思想試驗的“三大高峰”說等。[9]這些成果從邏輯上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全部發展或某個階段的變化，從而為我們判斷某些獨特思潮和文本的思想史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目前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顯然缺乏這樣的理論。因此，我們看到，盡管圍繞德勒茲、福柯、鮑德裡亞等顯赫人物形成不少國外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學位論文、期刊論文和專著，但真正達到對他們思想的轉述水平的研究都不多。原因不是對原著閱讀的多少的問題，而是缺乏思想史研究框架的問題。在解釋學等動態支持下，文本本學或文本解讀成為近十多年相關研究的流行口號。然而，必須正視的是，恰恰由於缺乏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對文本的過度挖掘甚至成為流俗，從馬克思到今天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許多文本都被形而上學地挖掘，產生許多沒有任何問題意識的形而上的考據學成果。以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術界建構的所謂French Theory為例，如果不從法國薩特和梅洛-龐蒂借助於現象學(存在主義)的基於個體自由困境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從而推動戰后法國知識界的“馬克思主義化”、不從列維-斯特勞斯和阿爾都塞從不同角度(前者從歷史之結構、后者從理論之形態)異曲同工地指認馬克思主義之理論上反人本主義(即反對意識主體假設)性質等歷史變遷出發，是否能夠說清福柯、鮑德裡亞等人的獨特性以及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解史中的位置呢？這正是我們從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科切入這些對象時必須首先思考的問題。在這裡，我們簡單地概括它的方法論要求：如果不參照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發展的全程，要說清其中一個人物或一種思潮，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方法論要求很簡單，即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強化馬克思主義通史的研究。需要進一步評論的是，這一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意義涉及兩個大的問題：其一，我們留至本文第三部分說，即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具體地說，從環境與意識之間的關系評估思想的獨特性和價值﹔其二，馬克思主義作為普遍文化的性質，或者馬克思主義在全球文化中的普世意義。談論這個問題，在今天似乎十分困難：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的當代挫折使人們懷疑和失望，與之相對，正如“歷史終結論”的重新流行，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試圖把自由主義打扮成“普世價值”並強加於世界人民。國內理論界對這個問題反應是直接否定“普世價值”，按照阿爾都塞的方式來評論，這種反應近乎本能，乃缺乏理論准備和技巧的肉搏式戰斗。實際上，我們可以採用更具有戰斗性的方式，美國著名哲學家理查德·羅蒂便示范過。羅蒂指出，《聖經》關於人類歷史的最終未來有著非常明確的預言，這些預言到今天也沒有實現，但《聖經》在西方文化的核心和基礎地位卻從未動搖，《共產黨宣言》正是與《聖經》類似的文本，並不能因為它的直接預言沒有實現就否定它的意義。[10](P345-347)雖然我們不能把《共產黨宣言》等同於《聖經》，但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基督教那樣的普世意義，后者是古代世界的回聲，而馬克思主義則是當代世界的吶喊。盡管就如基督教沒有把西方帶入流淌著奶與蜜的土地，馬克思主義亦沒有在全球直接實現共產主義，但其對現代社會切中肯綮的診斷，其追求新文明的激情不是已經融入了當代思想，成為激勵人們的最顯著思想資源嗎？回首望去，在理論和思想上，那些卓有成就的現代自我理解、反思和批判，哪一種能夠離開馬克思主義呢？在實踐上，那些試圖替代資本主義的新社會運動，有多少與馬克思主義無關或拒斥馬克思主義呢？必須承認：盡管馬克思所設想的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馬克思主義無疑已經成為具有競爭力的普遍文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中，我們能夠理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一些重要現象。例如，德裡達寫了一本《馬克思的幽靈》，國內外便有許多學者將之視為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是否聲明馬克思主義立場，對其理論邏輯並沒有什麼影響﹔他的理論與馬克思有何邏輯上的關聯，這個問題也不重要。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問題是，德裡達確定為什麼在蘇東劇變之后發表《馬克思的幽靈》那樣的著作？這個問題並不難以理解：他選擇了一個恰當的時候向馬克思致敬，從而產生了預期的轟動效應。這不是說他隻想嘩眾取寵，而是說他確實是一位善於思考和擅長批評的當代思想家。在邏輯上，當他僅僅從彌賽亞情結來透視馬克思時，他與羅蒂的思路是一樣。他把政治口號“造反有理”改造成學術語言“解構即正義”。在直接的意義上，他深知馬克思已經成為現代性思想之普遍維度之一，而他的目標便是借助於這樣的普遍維度推動對現代思想和主體的解構。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而陷於其《論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等文本的解讀，研究本身不知與馬克思主義離得會有多遠。
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要正確地回應諸如此類的學術難題也不困難。需要的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的傳播和發展甚至更廣泛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全球思想動態之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通過這種了解，我們便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全球思想中的脈動，為我們准確地判斷相對獨立思想運動過程重要環節的特質和意義提供強大的思想史基礎。要走出跟風式研究、重述式研究和貼標簽式研究，這便是正途所在。試想，如果我們不理解巴塔耶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抽象化為反對特殊的資產階級社會物化結構及其意識的一般經濟學同路人、列維-斯特勞斯把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抽象化為超越時間地平從而擺脫近代主體假設的結構主義人類學之先驅，這些理論何以構成論述、評判和利用馬克思思想資源的前提，僅僅糾纏於福柯的某些判斷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這樣的研究具有何種意義呢？同樣，不了解上述背景，以及更廣泛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普遍接受的由盧卡奇闡述的關於歷史唯物主義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一樣是屬於資產階級社會的真理，我們是否能夠准確地判斷鮑德裡亞的《生產之鏡》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否恰當，是否理解由這本書所揭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新主題？是否能夠理解薩林斯《文化與實踐理性》對歷史唯物主義之雙重視角解讀的內在張力？諸如此類的大量例子表明，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尤其需要宏觀的思想史參照。在這個學科的深化過程中，這個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三、實踐視野中的思想史與社會史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面臨著兩個不同層次然而都是基礎性的問題，即：怎樣看待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作為思想史研究，研究本身如何體現其馬克思主義特色？能夠把這兩個問題聯系起來的交叉點，是由社會史研究建構的。因此，我們將思想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之間的關系作為本學科發展的又一個重要入口，即突出強調社會史研究之支撐意義：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無歷史則不能進行有效的邏輯判斷，離開社會(經驗)史的參照，則無從談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研究。
讓我們還是從一個重要的例子入手，拉克勞和墨菲《霸權與社會主義的戰略：走向徹底民主》(1985年)提出“后馬克思主義”問題在英語界引發廣泛爭論。在這本書中，拉克勞和墨菲強調認為霸權是社會主義理論的新基礎，而圍繞徹底民主(即將自由-民主事業進行到底)進行的霸權斗爭則是社會主義的新策略。在論証這一觀點時，拉克勞和墨菲立足於意識形態問題試圖在主流馬克思主義之外的知識史(如奧利地馬克思主義、葛蘭西等)中尋求理論支持，融合(后)結構主義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如拉康的“縫合”、阿爾都塞的“過度決定”和“接合”等)，以新的范疇重新激活對馬克思的思考(也即解構馬克思的范疇，如“階級”、“對抗性”等)。[11]盡管論証過程有許多花哨的東西，但邏輯是十分清晰的。在他看來，社會歷史條件發生了重要變化，使得馬克思言說解放的基礎不復存在，因此需要以新的政治語言對解放的前提進行本體論的再定義以及對斗爭的形式進行重新定位。焦點問題便在於他們強調的社會之非實體和非決定的建構性質，這使得語言(概念)在主體的自我理解和社會建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圍繞社會建構的霸權斗爭將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策略。當然，他們的理論前提和言說方式都走到了馬克思之外，因此被同行指責為反馬克思主義並不冤枉。那麼，怎樣理解這種學說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出現及其廣泛影響呢？換句話說，如何從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歷史演進來解釋其特點及性質呢？
在形式上，我們不難發現，其言說與伯恩斯坦的《社會主義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1908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年)高度相像，都是通過重新定義社會主義理論為前提來改變斗爭策略的，並且這三個文獻記錄了歐洲社會主義斗爭的三個不同階段對於現實變化和理論危機的反應。拉克勞和墨菲在其著作中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這也是其繞過蘇聯代表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和為20世紀60年代法國“紅五月”代表的文化斗爭提供理論支撐的盧卡奇至法蘭克福學派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原因。如果這一點能夠通過廣泛的思想史發展得到揭示，那麼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論邏輯的變遷就必須得到重新理解。因為，從社會史的角度看，這一邏輯的形成與變遷確實是歐洲社會主義斗爭條件和形式變化的記錄。首先是第二國際時代馬克思以工廠政治(經濟斗爭)為基礎的暴力革命被議會政治(即改良主義的形成)取代，接著是第二國際的背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和新社會運動代表著街頭政治的興起，20世紀70年代正是法國“68革命”失敗之后相當不革命的時期，拉克勞和墨菲之所以產生重要影響，乃是因為他們試圖通過對這一歷史的理論反思重新打開斗爭的局面。正是從社會史的角度，我們看到了拉克勞和墨菲實際上代表著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對政治危機的反應。當然，從理論上，我們也看到，這種反應把政治危機轉化成理論危機(即指導思想的危機)，試圖通過更弦易幟就解決問題，這也隻不過是激進知識分子的浪漫想象。更重要的是，必須承認，最終，解放變成了學院的文字游戲，與馬克思的理論不再具有直接的聯系。這正是許多今天仍然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歐美激進思想家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更直接地說，這也是我們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所需要高度重視的。
當然，這並非意味著，諸如霸權這樣的問題不重要。相反，即便在歐美，也產生了許多重要的研究。例如，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著名社會學家布若威便通過前后30年在工廠的田野調查揭示了問題的重要性和復雜性。他的結論是，在生產領域，工人的自發同意與資本主義的強制結合共同塑造了生產行為，也即是勞動市場和國家是“制造同意”的兩大重要機制，即是霸權斗爭的真實場域。確切地說，通過對活生生的全球化經驗(即全球力量、全球聯系和全球移民支持、適應、抑制和爭奪既存秩序的方式等等)的微觀研究，布若威揭示了既有的秩序正在被彈性積累、全球—地方間互動以及新的雜交身份替代。基於此，他主張有根基的政治學(grounded politics)，通過它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關切：勞動者的解放。[12]以布若威作為參照，我們在研究上立即將切入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的核心主題：思想乃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應，正如馬克思強調的，“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13](P33)不能從一種學說的自身邏輯出發，而必須從它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回應的社會歷史問題出來評判它們。在流行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都極大地表現出以文本解讀壓抑理論分析的傾向，而這種研究恰恰忽視了這一點。因此，有必要重申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需要社會史研究支撐這個重要問題，它在理論上涉及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場：一方面，思想與物質環境之間的關系是唯物主義思想史研究的基點﹔另一方面，缺乏改造世界旨趣的解釋世界不能構成馬克思主義的言說。
我們都喜歡引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喜歡去爭論馬克思主義要不要解釋世界這種形而上學問題，而不願深思馬克思從來無意取消理論的價值，他強調的是，隻有服務於革命實踐的理論才是真理論。馬克思本人不是這樣做的嗎？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馬克思始終如一地強調的，不都是無產階級立場，而這種立場的真正體現不就是由《資本論》所代表的深入社會歷史變遷過程嗎？全部馬克思主義理解、傳播和發展史研究，難道不需要我們堅持這一立場來評價自己面前的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言說嗎？
整體性，不只是外在的事實，而是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內在要求，就此而言，不僅僅是作為一個理論對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是其組成部分之間的整體關系，即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脫離實踐來談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理論體系的整體性，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誤解之一。整體隻有在與當代狀況相聯系時才具有恰當的意義，這種聯系就是馬克思主義所稱實踐的基本含義，它表明思想與其得以誕生的物質環境之間的實踐關系。沒有這種關系，既不能談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也不能正確地理解世界與解釋之間的關系。
在全部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上，其實也不乏大量的積極的例子。例如，早在20世紀20年代，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之一柯爾施便強調過，“理論上的批判和實踐上的推翻……是不可分離的活動，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具體地和現實地改變資產階級社會的具體和現實的世界。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新唯物主義原則的最精確的表達。”[14](P52-53)盡管在嚴酷的環境中進行研究和寫作的法蘭克福派採取了隱晦的方式，但他們對這一原則的堅持也是非常明確的，無論是從霍克海默領導的社會研究所關於家庭和權威的研究，還是阿多諾的文化工業研究、權威主義人格研究和馬爾庫塞關於發達工業國家意識形態的研究，都是關於社會史的經驗研究重要代表。盡管這並非唯一原因，但它們卻幫助我們解開法蘭克福派何以能夠成為20世紀60年代思想導師之謎。在更大的理論空間中，我們實際上將遇到更復雜的例子。例如，1989年，哈維的《后現代性狀況》不隻在馬克思主義領域，而且在整個英語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按照SSCI統計，其他引率一直居高不下，這也使得哈維成為他引率最高的當代思想家之一。[15]這一著作何以產生如此力度？實際上，這本書是一種論戰之作。它回應了兩個重要的且已經廣泛流傳的命題，一是利奧塔在《后現代的狀況》中宣布的“后現代主義將成為新時代的文化特色”﹔二是詹姆遜在“后現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文中強調的“后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風格。”前者以后現代主義名義宣布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宏大敘事的瓦解並以此要求更加激進的知識學立志，而后者則基於馬克思主義論証后現代主義是具有解放旨趣的知識學的批判對象。值得注意提，后者的論証側重於邏輯，在經驗分析方面並沒有詳細展開。哈維的工作便是在詹姆遜的基礎上進行的，通過對資本積累變遷過程的詳細分析，他充分說明了后現代主義的歷史內涵。這一研究的力度來自多方面，而歸根結底，這便是他早就表述過的從經驗和意識雙重維度揭示現代時空的變化，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要求。從這些例子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中不乏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范例，它們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以自己的方式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深入資本主義變遷事實，從社會存在與思想意識的相互作用過程來揭示當代社會歷史復雜形勢，從而為打開新的斗爭局面做出卓越的貢獻。霍克海默早就指出，“思想上的墨守成規和堅持認為思想是社會整體中的一個固定職業、一個自我封閉的領域的觀點，都背叛了思想的特有本質”。[16](P211)
可以確定地說，這是全部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中那些值得我們關注的研究之底蘊。對於這些研究的成果，我們在分析和評論的時候，當然也不能做歷史的旁觀者，囿於純粹的與社會史無涉的思想史，甚至陷入到文本窠臼之中。為什麼在象牙塔會產生啃書本的、缺乏問題意識的經院式文本考據？對鮮活生動的社會生活的漠然，恐怕是重要原因。國外馬克思主義學科化研究的深入，必須拒斥這種不良習慣，以對社會史變遷的精確把握為支撐，闡明思想的內涵和意義。也隻有如此，我們也才能輕鬆解決那些學科研究的一般問題，如，哪些是我們的關注重點，我們如何判斷研究對象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把學科研究提升到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高度，從而更好地實現其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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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igel Thrift."David Harvey:A Rock in a Hard Place",in 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eds),David Harvey:A Critical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