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困境
自20世紀20年代至今，西方馬克思主義已走過近百年歷程。在經歷了高漲的革命熱情、深刻的社會批判及廣泛的文化反思之后，當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陷入一種看似百花齊放、實則深度迷惘的窘境。霍布斯鮑姆回顧20世紀的左派歷程后無奈地說：“我們確實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1](P18)“最具批判意識的先鋒知識分子”喬姆斯基也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基本的民主傾向性和潛在的革命性”如何轉化為現實的問題而苦惱。[2](P8)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居功至偉的佩裡·安德森甚至因“除資本主義外，別無他路”的感慨而被批評為一種“看起來很奇怪的保守主義”[3]。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迷惘與失落是其邏輯發展的必然。對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誤讀是其陷於自由主義的個人本體論窠臼並最終陷於困境的決定性因素。
一、馬克思的資本主義雙重批判理論
資本主義雙重批判理論是指馬克思在資本主義批判中蘊藏的經濟與文化、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主體性的雙重線索、兩種批判。它既是馬克思對長期困擾自由主義者的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關系問題的回答，又是對蔓延於整個西方文化的“神”與人、規律的客觀性與人的主體性之間復雜關系的考察。初看，在馬克思的理論中也同樣存在上述矛盾和緊張，然而，當人們立足歷史和整體審視其思想發展之時就會發現，在馬克思那裡看似對立的兩種批判實質上卻是相得益彰、相互支撐、不可或缺的關系，它們共同支撐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大廈。
馬克思的一生是批判和超越自由主義的一生，雙重批判理論就產生於這一過程之中。作為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的本質是自由意志論，它堅持個人自由至上原則、將個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視為人之根本。[4](P229)然而，馬克思在自由主義者為世人鼓吹的“自由幻影”中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情況，這就是，盡管資產階級用一個個政策措施維護現有制度這一“事實”、自由主義者用一部部鴻篇巨制論証個人自由至上這一“價值”，但對大多數非有產者而言，這種自由不過是看得見摸不著的水中月、鏡中花。資產階級這種理論與實踐的一唱一和啟發了青年馬克思。從1844年起他踏上了從事實與價值雙重視角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批判之路，並且隨著他經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這種雙重批判也日臻成熟與完善。
早在擔任《萊茵報》主編期間，不屑與“下流唯物主義”為伍的馬克思就遇上一個有關“物質利益”的難題。在《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隸屬於青年黑格爾派，但一向關注人民疾苦的馬克思第一次拿起了自由主義武器，以自然法為工具，為貧苦農民揀拾樹枝的行為辯護。他受教於黑格爾的邏輯論証不可謂不嚴謹，但面對嚴酷的現實卻始終顯得蒼白無力，這不僅使他對原本信奉的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產生深深的懷疑，而且對運用政治法權思想批判改造現實的可能性打了個大大的問號，“物質利益”問題成為縈繞在他心頭的一個謎。在費爾巴哈的《關於哲學改革的臨時綱要》《未來哲學原理》、青年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及赫斯的貨幣異化思想的引領下，馬克思發生了從黑格爾唯心主義向人本學唯物主義，從空洞的政治法權批判向現實的經濟學批判的雙重轉變，其直接理論成果就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這部經典著作中，馬克思以經濟自由主義、即國民經濟學為切入點和批判主體，以政治和文化自由主義批判為外延，對自由主義做了一次總體性批判。
與國民經濟學“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不同，馬克思發現了一個隱藏在客觀事實背后“應該”的視角，由此生發出人本主義異化邏輯線索。自然界原本是人的勞動的對象化，人在生產勞動產品同時也改變自然，使之造福人類，但在現代工業生產中，作為勞動產品集合的人化自然卻發生反叛。工人生產的勞動產品越多，不屬於他、“異己”於他的對象世界就越龐大。這顯然是一種工人與其勞動產品的異化，而其背后又隱藏著一種人與其勞動行為的異化：勞動原本是人在滿足自身需要的過程中將其本質力量對象化的活動，是人自由發揮體力和智力、獲得全面發展的手段，但在現代工業生產中，工人從事的卻是一種被動的、強制性的勞動，這種勞動越多，工人就越覺得自己不成其為人。作為“類”原本具有的“自由自覺”的本性被工人用來“自由地”地變賣自己以維持基本的生存需要，[5](P57)於是，個人與他人、個人與自身隨之發生普遍對立與異化：自由平等變成強制與奴役，自由自覺的人變成了“非人”，物質財富的增值帶來的卻是人的世界的貶值。
這就是馬克思在第一筆記本后半部分闡述的異化勞動思想，也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奉為寶典的重要理論。的確，與自由主義經濟學肯定資本主義“事實”的思路相比，馬克思異化批判邏輯的出現大大推進了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批判的深度和廣度，有利於人們從“事實”和“表象”出發深入到“異化”本質的揭示。在20世紀消費社會到來之時它更幫助人們看清資產階級通過消費主義維護其統治的企圖，因此自然而然地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武器。然而，由於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異化邏輯畢竟是一種從抽象的“類本質”或“應該”出發、以價值懸設為特點的哲學批判，因而這一思路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它隻能帶來對資本主義的倫理義憤和外在批判而難以抓住資本主義的要害，形成對它的有效打擊。馬克思對此是有所覺察的，因此在第二、三筆記本中，他在論及現代工業生產和以往封建地產之間關系之時萌發了一種新的歷史的及現實的維度：自由主義者肯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美好與永恆，而馬克思看到的卻是資本主義的暫時性。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只是歷史發展的一個環節，作為其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也不過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為資本家發財致富而鼓吹的理論，它必將被以真正的自由平等為目標的共產主義所取代。
這樣，在人本主義異化批判的頂點，在解決異化勞動的嘗試中，資本主義現實批判維度在馬克思的頭腦中自然生發出來。然而，由於此時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才剛剛起步，因此始終難以回答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產生的現實根源及如何推翻資產階級私有財產關系等問題。1848年革命失敗后，為了幫助工人階級樹立推翻資本主義的信心，馬克思投入到客觀經濟學研究中，“異化”這一帶有抽象人本主義特點的范疇與他此時的研究重心並不匹配因而暫時隱匿起來。但在十年經濟學研究之后，當“異化”一詞再次出現之時，人們很容易就可以察覺到以往尚顯輕飄含混的“異化”增添了無比深沉厚重的內涵。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詳細論述了他最為重要的理論成果——剩余價值理論，而且用了整整一章100多頁的篇幅大量引用當時報紙雜志關於工人生活狀況的文章和調查報告，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惡劣、工資待遇低下等等事實。僅此一點，我們就可以說，十年經濟學研究並不是對以往異化邏輯的否定而是對它的補充、深化和發展。或者說，在《資本論》中，雖然馬克思對“異化”一詞的使用頻率仍然不高，但它實際上已經羽化為整個《資本論》的“魂”，滲透於其經濟學研究的字裡行間。當他批判資本拜物教同時批判自由主義者關於自由平等的幻想即思想拜物教之時，當他提出以“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發展為前提”[6](P109)的個人聯合體思想之時，原本尚顯分離的現實批判邏輯和人本主義異化邏輯徹底融為一體：后者為前者提供價值導向和精神引領，前者為后者提供現實依據和解決路徑，二者相互支撐、互為補充，共同搭建起“科學社會主義”的大廈。這是一種將經濟學和哲學、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資本拜物教與思想拜物教、客觀性與主體性有機融合的批判，目的就是通過經濟異化事實的揭露打破自由主義苦心經營的自由平等的話語霸權，從而最終實現資本主義向新社會形態的過渡。
需要補充的是，由於馬克思所處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主要面對的是如何擴大生產的問題，普通個人的主體意識尚未真正覺醒，因而雖然馬克思搭建了資本主義雙重批判理論的框架，但對一些細節問題尚缺乏研究，尤其是對思想拜物教及其消極影響的關注嚴重不足。隨著資產階級統治策略的調整，這一隱患首先在第二國際關於科學與倫理的爭論中顯現出來。
二、第二國際資本主義批判中的“科學”與“倫理”之爭
19世紀末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國際很快劃分為“科學”與“倫理”兩大陣營。與伯恩斯坦懸置客觀必然性轉而從“倫理”視角強調社會主義必然性的做法相反，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強調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必然性。除堅持“嚴格”經濟決定論的考茨基之外，意大利的拉布裡奧拉也宣稱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嚴格的和徹底的決定論觀念”，堅信共產主義的實現不是“自由意志的結果”而是由客觀經濟因素所決定的歷史必然。[7](P69)馬克思的女婿、法國人拉法格甚至直接將其著作命名為《思想起源論——卡爾·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即使強調發揮無產階級主體作用的盧森堡也同樣堅信社會主義是一種客觀歷史必然，對伯恩斯坦單純強調倫理因素的言行予以駁斥。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共同特點是將“科學社會主義”建立在客觀經濟必然性之上，堅信“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首先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增長的無政府狀態中表現出來的”。[8](P5)雖然也有學者看到倫理的重要性，但又把這種倫理推動力看作歸根到底由經濟推動力所決定，強調經濟相對於倫理等文化因素的絕對統治地位。
從當下的視野觀之，第二國際理論家在宣傳解釋馬克思主義時的重大缺陷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他們雖然信奉馬克思主義，宣揚人是歷史的主體，但實則由於過度強調經濟的客觀決定作用和倫理文化因素的被動性而無意中割裂了馬克思主義客觀性與主體性之間本應有的密不可分、互為支撐的關系。在其影響下，產生於20世紀上半葉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日益形成一種僵化的經濟決定論。它宣稱“歷史的偶然性是沒有的”[9](P40)，其必然性也已經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揭示出來。似乎，隻要堅持嚴格的經濟必然性及以此為基礎的歷史規律，共產主義就將指日可待。顯然，在這一論說中，普通個人完全是被動、可以忽略不計的，其主體性和自由意志根本就是一種奢談。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馬克思本人對個人及思想拜物教言之不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身的缺陷更值得關注。在他們看來，從經濟學視角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揭露會自然而然地在無產階級中衍生出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成“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因而他們將19世紀末資產階級採取的改善工人生活狀況、緩和階級矛盾的做法簡單判斷為“本質未變”，對價值多元化潮流的萌發置若罔聞，對工人階級主體意識的覺醒及可能帶來的挑戰缺乏研究。伯恩斯坦意識到了這些變化，因而強調“倫理”和個人的自由意志在社會主義實現中的重要作用，但可惜的是他又走到了另一極端，即把資產階級的讓步過於樂觀地想象成資本主義“質變”，擱置馬克思的客觀經濟批判線索而沉迷於主觀化的“倫理”批判。此后，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盧卡奇通過主體性和價值問題的介入進一步開啟了隔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人文性”、經濟批判與文化批判之路。
三、西方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批判中“經濟”與“文化”的對立
在盧卡奇看來，第二國際理論家雖然自詡為“科學社會主義”，但在強調經濟決定論或歷史規律客觀性的同時卻忽視了現代社會價值問題的出現，簡單地將“應然”等同於“實然”，想當然地認為美好的價值必定被人們接受並轉化為現實。在盧卡奇看來，關鍵問題不是社會主義是否必然而是如何由“應然”轉化為“必然”。他主張在強調經濟因素“作為一種決定一切理論的決定性趨勢”的同時，重視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意識特別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在趨勢轉化為現實中的積極作用，[10](P313)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主觀化”的先河。[11](P234)就盧卡奇不否認資本主義經濟批判同時又強調無產階級“群體意識”而言，他並沒有完全脫離“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而只是吸收了盧森堡關於發揮無產階級主體作用的思想，以期實現客觀決定論與主體自由意志、馬克思主義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因而對消除僵化的經濟決定論的弊端具有積極意義。但是，由於盧卡奇以黑格爾主義特色的“總體性”概念取代了經濟的基礎性地位，並堅信“理性的形式主義的認識方式是把握現實的唯一可能的方式”，[10](P12)從而使馬克思最為重要的物質生產“實踐”概念被扭曲為純粹的理論批判活動，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客觀經濟維度因而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入，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二戰以后，在移居美國的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看來，以往偏重理論思辨、強調階級斗爭的歐洲式研究思路在奉行實用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美國基本不再適用，盧卡奇開創的通過提升階級意識克服異化的思路也基本失去效力，因為與物質相對匱乏、不得不致力於擴大生產的歐洲社會相比，美國資本家面臨的是如何刺激和創造消費需求，將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出去的問題。廣告宣傳、信用卡透支等促銷手段被創造出來驅使全社會狂熱地投入到消費活動中去，真實需要和虛假需要、統治與被統治的區別日漸模糊，工人階級也因物質生活的富足而變為現存秩序的堅定擁躉。因此，霍克海默等人決定改弦易轍，轉而以“個性衰落”問題為人口，研究資產階級如何借助科學技術等“工具理性”進行思想異化。[12](P144)“文化”就此被開發為資本主義批判的主戰場。
客觀地說，以霍克海默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以個性為切入點的文化批判思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思想拜物教理論，深化了盧卡奇的主體性和價值問題研究，強化了資本主義批判的“文化之翼”，有利於彌補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缺失。問題是他們在得出資本主義全面異化結論的同時又把美國資本主義繁榮看成是“現在如此、應當如此、將來也如此的現實”，這就使得他們對消費社會的批判被扭曲為解釋現存社會、為現行統治出謀劃策的手段。[12](P14)這種悖論的出現，與他們忽視甚至主動拋棄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客觀經濟維度直接相關。或許是出於資本主義雖然存在全面異化但仍充滿活力的形勢判斷，更或許是擔心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會嚇跑資助社會研究所的千萬富翁的考慮，霍克海默擔任社會研究所領導職務期間，就對其學生格羅斯曼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角度批判資本主義的努力嗤之以鼻，甚至有意阻攔。[13]
失去客觀經濟批判的支撐，霍克海默對“思想異化”的探討隻能以悲觀和迷茫告終。幸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歐美國家興起了女性和黑人等少數族裔爭取權利的新社會運動，原本處於傳統秩序邊緣的個人開始覺醒，他們用不同的方式發出要求更廣泛的自由權利的吶喊。馬爾庫塞、弗洛姆、薩特等人在這些新社會運動中欣喜地看到，個人沒有，也不可能被全面異化，在他們的“本能”中還存在著強烈的斗爭沖動，完全可以走出一條克服異化、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就是從非理性視角調動個人積極性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化的馬克思主義”。[11](P229)其中，弗洛姆設計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堅信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取代，但卻寄希望於一種抽象的“愛”去實現勞資雙方的平等合作，進而將被異化的個人改造成自由的、理性的、主動的、具有獨立個性的“新人”。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實現個人與社會真正統一的思想早已被他實質性地拋棄，人們不僅很難再將其與堅持個人主義原則的自由主義者區分開來，甚至不得不懷疑他在多大程度上還能稱之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弗洛姆的這一失誤在另一位訴諸個人主體的思想家薩特那裡表現得更為極端。薩特相信，在這個不存在一般性道德規則，也不存在什麼決定論，甚至沒有什麼價值是確定的世界裡，個人依然可以依照“本能”做出對自己和他人負責任的選擇，進而促進世界的改造。薩特對此充滿了自信，但人們在這種主觀化、理想化的架構中卻讀不出一絲的樂觀與希望。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學生運動的失敗不僅表明薩特、弗洛姆等人以“本能”“沖動”等非理性因素改造社會的努力的失敗，而且為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人本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之路畫上了一個大大的句號。
四、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之路的反思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弗洛姆、薩特這種從革命激情出發，以各種烏托邦結束的現象帶有普遍性。20世紀70年代以降的結構主義、生態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想流派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同樣草草收尾。所謂“后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學”不僅與此前激情四射的法蘭克福學派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有的明顯帶上了反馬克思主義特征。[14](P9)當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及至整個西方左派呈現出看似繁花似錦、實則深度迷惘的態勢。縱觀西方馬克思主義近百年的發展歷程，它經歷了一個從反對“無人”的僵化的經濟決定論到強調人的主體意識，從無產階級“群體主體”到“個人主體”，從理性到非理性的曲折變化。可以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短短幾十年間如同過山車一般把西方文化中可資借鑒的資源都毫無例外地走了一遍，最后仍以灰飛煙滅告終。
個中原因雖然眾多，他們在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與文化雙重批判關系問題上的重大失誤乃至在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上與自由主義殊途同歸恐怕是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在追求日益廣泛的個人自由權利的過程中，一旦拋棄了資本主義經濟批判及其支撐的歷史性、客觀性和現實性維度，單一的文化批判就必然呈現為一種碎片化和主觀化的狀態，“現實的個人”原本豐富的內涵被抽象為脫離社會和歷史的自由主義式的“個性”，個人自由也隨之蛻變成主觀想象。結果，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口口聲聲強調社會重要作用之時，卻偷偷地用“個人本體論”的腳挪向自由主義。
歷史總是人的歷史，研究歷史總是離不開對歷史主體的探索。作為僵化的“無人的”經濟決定論的反動，盧卡奇試圖在肯定馬克思客觀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找尋激發無產階級斗爭意識、凸顯人之主體性的哲學之維。遺憾的是，由於他的幫手是黑格爾，因而從一開始就埋下了閾於理論思辨的隱患。二戰前后，“個性研究的狂潮”使這一隱患充分膨脹凸顯，以個人意識為對象的社會心理學、存在主義、現象學一時成為顯學。雖然這種對歷史主體及其意識文化的研究有助於糾正傳統馬克思主義單方面強調客觀歷史規律、忽視歷史主體作用的研究缺失，並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思想拜物教理論，但由於拋棄了經濟批判維度和客觀現實視角，因此當他們深刻猛烈地抨擊消費社會卻又不切實際地空談人間大“愛”甚至訴諸個人非理性沖動之時，他們或許沒有意識到他們實際上正變相地淪為論証資本主義永恆性、為資本主義出謀劃策的工具﹔當馬爾庫塞、弗洛姆、薩特以非理性本能為武器鼓勵個人創造歷史和自身，把個人的自由意志及自由選擇奉為圭臬之時，他們與自由主義的界限已經極為模糊。聯系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上台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及至整個西方左派的失聲，回想前述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有意淡化資本主義經濟批判的做法，我們不能不說，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那裡，馬克思畢其一生研制的“革命武器”早在20世紀30年代末就已被其否定因而埋下了重大隱患，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不過是單一文化批判面對強大現存秩序所做出的誓與敵人同歸於盡的自我引爆，早已向自由主義繳械投降的他們，留給世人的隻能是煙花般短暫的輝煌!及至21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屢發危機，手無寸鐵的他們除了詛咒謾罵之外根本就不可能找出什麼現實可行的解決辦法。
這種有違初衷的結果與現實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遷不無關系。20世紀，文化對經濟的引領作用日益突出、價值多元化日益彰顯、反法西斯主義等時代主題最終匯聚成文化價值層面的思想及個性異化問題的探討。然而，文化和異化現象的凸顯畢竟只是表象，厘清這些現象賴以產生的現實社會根源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隻有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才有可能形成對現實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問題的宏觀把握。
在馬克思那裡，經濟和文化批判猶如放風箏的人與風箏的關系。當風箏自由地在空中展翅翱翔之時，人們往往仰頭看天，不去關注放風箏人嫻熟高超的技巧，似乎風箏天生就應該而且永遠會擁有優美的“舞姿”﹔一旦控制風箏的線斷裂，風箏墜落在地，放風箏人的重要作用就會立刻凸顯出來。就人類社會而言，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說到底也是這種關系，它們相互關聯但又相對獨立，而經濟生活無論何時都處於基礎性地位。當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會經濟持續繁榮之時，高層次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滿足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議事日程，個人追求更廣泛的自由權利的呼聲也會不斷高漲﹔而一旦經濟發展滯緩、個人的衣食住行需要尚難以滿足之時，炫麗的文化生活就會立刻幻化成肥皂泡，破裂墜地，經濟的基礎作用隨即從后台走向前台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看不到經濟基礎相對文化上層建筑的這種忽隱忽現的作用形式，就很容易沉迷於各種五彩的文化泡沫中扔掉最重要最根本的經濟批判武器。
從歷史上看，經濟與文化作為現實個人的兩種需要，它們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在馬克思之前即已被人關注。作為自由主義鼻祖的洛克早在18世紀就發現了二者密不可分的關系，因而在論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同時，拒絕將所有的社會關系都簡化為市場關系，而是試圖從個人抽象本性的假設中引出道德王國。[15](P270)作為經濟學家的亞當·斯密同樣在為自由市場辯護的《國富論》之外撰寫了《道德情操論》作為補充。19世紀的約翰·密爾在捍衛個人自由的同時也多次強調“社會道德”及個人對社會的義務。[16](P90)從這個意義上說，早期自由主義者也曾試圖通過賦予經濟生活以道德內涵，促進物質與精神兩種生活齊頭並進的方式以保証和擴展個人的自由權利。但遺憾的是，在其后的百年中，在資本家的瘋狂逐利中，自由主義的“道德”意蘊日漸衰微。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盡管對近代社會現狀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但他對“文化沖動力”的衰落也是無能為力。20世紀，經濟之翼愈益強勁，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全球各國各民族都被卷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財致富的漩渦中來。少數發達國家利用手中的科技金融手段對內採取消費主義，對外奉行帝國主義，在全世界建立和鞏固自己的霸權，[17](P22)直至出現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將超過其余99％人口的財富總和的現象![18]看不到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歷史性，不去從更為寬廣的視角反思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隻看到特定階段少數發達國家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實”，妄圖以純粹的文化批判解決思想和消費異化、生態危機等等問題，不僅無助於現實社會的根本改造，而且極易造成“現存秩序永恆化”的誤導，最終難逃被現行秩序整編的悲慘命運。這就是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整個西方左派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挖掘和發展馬克思的資本主義雙重批判理論、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不僅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走出困境的不二選擇，也是每一個關心人類前途命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光榮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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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