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正義觀研究的四個焦點問題
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美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馬克思與正義”問題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學術爭論。這場爭論肇始於塔克在《馬克思的革命理念》(1969)一書中提出的一個富有沖擊性的觀點：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正義的。但真正把正義之爭這一問題推向縱深和極大影響的是伍德在《哲學與公共事務》(1972)雜志發表的《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一文，伍德繼承了塔克的部分觀點，明確提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馬克思看來是正義的這一觀點。因這篇文章而一炮走紅的伍德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1978年，胡薩米也在《哲學與公共事務》雜志發表了一篇針鋒相對的文章——《馬克思論分配正義》，對伍德進行了全方位的尖銳批判。1979年，伍德又在該雜志發表了回應胡薩米批判的文章——《馬克思論權利和正義：對胡薩米的回復》。至此，關於“馬克思與正義”的爭論正式拉開了序幕，至今仍在爭論不休。
卷入這場爭論的學者大致可劃分為兩個派別：馬克思反對正義的“反對派”和馬克思贊同正義的“贊同派”。反對派以伍德、德雷克·艾倫、艾倫·布坎南、布倫克特、理查德，米勒、盧克斯等為代表，贊同派以胡薩米、柯亨、埃爾斯特、漢考克、羅默、杰拉斯、尼爾森等為代表。圍繞馬克思正義理論，雙方都以馬克思的文本為依據發表了大量文獻，甚至得出了相反結論。這些爭論傳至國內，對國內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提出了一些不同於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的新見解，但也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亂。本文立足於馬克思的經典文本，試圖澄清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爭論的焦點及實質。
一、馬克思如何理解正義?
反對派的伍德認為，根據馬克思的觀點，“一個制度的正義，取決於這個特定的制度以及它所構成的那個特定的生產方式。因此，正義的一切法權形式和原則，如果沒有被應用於特定的生產方式，便是毫無意義的﹔隻有當它們的內容及其所應用的特定行為是自然地出自這種生產方式，並與這種生產方式具體地相適應，它們才能保持其合理有效性”[1](P15-16)。可見，正義在馬克思那裡是一個法權概念，是與政治或權利相聯系的概念。作為法權的正義屬於上層建筑的范疇，它由生產方式決定並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改變，是后者的“異化性投射”和附屬性的概念，所以馬克思反對把正義看作所有社會行為的最高標准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正義觀念，正義的歷史使命就是鞏固和維護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對馬克思而言，並不存在一個永恆的可以普遍適用於所有社會形態的正義原則，正義具有歷史性，它隻有在特定的生產方式范圍內才能得到合理解釋。同一個制度、原則或行為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有可能是正義的，也有可能不是正義的。
伍德舉例道，在古代生產方式中，買賣奴隸是正義的，因為奴隸制度適應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而高利貸是不正義的，因為與這種生產方式不適應。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卻發生了顛倒，買賣奴隸變成了不正義的行為，而放貸取息卻是完全正義的。所以，判斷一個社會制度正義與否，取決於它與生產方式的具體關系。由於正義內在於特定的生產方式，因而比較不同社會形態之間誰更正義是沒有意義的。反對派的布倫克特與布坎南也曾經指出，馬克思堅決反對正義等道德觀念，他訴諸的是革命，強調生產方式的變革，如果從正義等道德觀念出發，恰恰陷入馬克思尖銳批判過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立場。
反對派的另一位代表理查德·米勒認為，馬克思不僅拒斥正義，而且拒斥一切道德觀念，因為這些都屬於處在下位的由生產方式決定的上層建筑的范疇。理查德·米勒的主要依據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下述論斷：對“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的談論是一種嚴重的犯罪，它迫使這些“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於我們黨……又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憑空想象的關於權利等等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2](P306)。
在理查德·米勒看來，道德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基礎，從狹義上看不同於個人利益、階級利益或國家利益，它表現為三個特征：第一，平等，人們被賦予平等地位，或者同等地受到尊重﹔第二，普遍准則，要想正確地解決主要政治問題必須把有效的普遍准則應用到當前具體事件中去，這些准則在所有社會中都是有效的﹔第三，普遍性，任何具有正常理性的人通過對相關事實或觀點的反思都能夠接受這些准則。[3](P14-15)馬克思正是通過對以上三條抽象道德原則的反駁來拒絕包括正義在內的一切道德觀念的，因為這些原則根本不適合用來決定追求何種社會制度，通過生產方式的變革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馬克思哲學在根本上是與道德無涉的，是一種“反道德論”。
贊同派的胡薩米認為，包括正義在內的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切道德觀念或法律觀念都由生產方式和階級利益這兩個要素決定，而不是像反對派認為的那樣僅僅由生產方式這一要素決定。從生產方式這一決定要素看，正義觀念的性質和正義觀念的變革都由特定社會形態的生產方式決定，特定的生產方式必然要求特定的正義觀念為之辯護﹔從階級利益這一決定要素看，在同一生產方式范圍內，正義的性質和具體形態總是由階級利益決定的，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正義觀念。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經濟上佔據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也佔據支配地位，他們宣稱維護其利益的分配方式是自然正義或絕對正義的，並且優於其他任何分配方式。但是，當被統治階級從一個自在階級逐漸成長為自為階級的時候，當他們對自己的生活處境和階級利益能夠自覺地表達不滿的時候，被統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代言人就能夠表達出自己的道德意識和批判意識。例如，在資本生產方式這一特定范圍內，資產階級必然形成自己的一套正義規范以維護其階級統治和階級利益，並宣稱優於無產階級的正義規范，且更利於調節各種利益分配關系。同樣，無產階級也必然形成自己的一套正義規范以維護本階級的階級利益，產品的分配方案完全可以由一個無產階級的正義規范來衡量，否則無產階級隻能被動地適應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安於被奴役和支配的現狀。因此，胡薩米指出：“在馬克思的表述中，無產階級及其代言人運用無產階級的正義標准批判資本主義的分配活動，這是有效的。”[4](P47)
在贊同派看來，以塔克和伍德為代表的反對派由於未能注意到正義具有兩個決定要素，隻看到了決定正義的生產方式因素而忽略了階級決定因素，所以他們誤解了馬克思的道德社會學，並得出這一結論：對馬克思來說，與生產方式相一致的規則是正義的，與生產方式不一致的規則是不正義的，陷入了道德相對主義。
根據贊同派的觀點，馬克思雖然拒絕了資產階級的抽象正義原則，但是並沒有走向相對主義立場，而是發展了代表未來走向的無產階級正義原則：貢獻原則或需要原則。貢獻原則或需要原則不僅僅是與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按資分配不同的另外一種分配原則，而且是處在更高位階的正義原則。這意味著馬克思從外部發展出了一種相對於資本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正義原則，根據這一原則，我們能夠判斷出什麼樣的分配方式更符合人們對平等和公平的道德訴求。
關於馬克思的道德立場，美國學者麥卡錫也認為，在對資本主義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中，貫穿始終的內在線索是馬克思的倫理學和社會正義理論，盡管馬克思並未發展出一套清晰的倫理學和社會正義理論。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批判、規范批判和拜物教批判中，一種實質的道德批判居於這三種批判的核心。馬克思建構了一種吸取古希臘經驗的社會正義理論，在此社會中，道德價值通過公共商議和共識而實現，這種正義理論完全不同於伴隨著現代性而產生的基於市場經濟和抽象的個體主義的哲學正義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其分析的倫理預設、他的需求理論以及最后他的民主理論，為這一社會正義理論奠定了基礎。”[5](P326)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正義理論的尖銳批判並不意味著他取消了正義的內在基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指控，內在隱含著一種作為普遍道德標准的社會正義理論。馬克思不僅贊成社會正義理論，而且擁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的正義理論。
筆者認為，馬克思反對抽象地談論正義，關於正義的任何思辨都被看作意識形態的胡說。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確立，給我們思考正義問題提供了重要啟示：不能抽象地理解正義，不能脫離社會歷史過程談論正義問題，正義必然隨著生產的變革而不斷變革，或者說，要根除社會的不正義現象，必須從變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出發才有可能，否則隻能得出抽象的結論。馬克思實現了正義理論的范式轉換：從思辨或抽象正義轉向社會現實的正義。從觀念領域的變革解決正義及其他現實問題，這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遭到了尖銳的批判，對青年黑格爾派“詞句斗爭”的批判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的確，馬克思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正義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正義觀、小資產階級的正義觀、空想社會主義的正義觀等都進行了尖銳批判，但卻很少正面闡述自己的正義理論，他並沒有建構起像休謨和羅爾斯那樣的系統正義觀。總體來看，雖然馬克思尖銳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正義理論，但這並不等於說他拒斥一般意義上的正義理念。
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正義的嗎?
反對派認為，盡管馬克思尖銳批判了資本主義，但他並不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不正義的，理由有三。
第一，工人和資本家的交換是正義的交換。反對派認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換建立在自願平等的基礎上，是自由討價還價的結果，雙方並沒有強買強賣。勞動力在一定時間范圍內理應屬於資本家的財產，因為資本家以契約工資的形式支付了勞動力商品的全部價值，所以，由使用這一商品所得的全部收益理應歸資本家無償所有。這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經常被提到，例如，“貨幣佔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勞動力維持一天隻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發揮作用或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大一倍。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決不是不公平”[6](P226)。
第二，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否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法存在。資本主義存在的前提就是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能夠創造剩余價值，如果工人沒有遭受剝削，那麼就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這一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剝削工人是正義的，反對剝削或者使剩余價值從資本中抽離出來的任何改革都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這些類似改革都侵犯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都試圖把一種完全異質的分配規范強加給它。
第三，馬克思盡管經常用“掠奪”、“搶劫”、“盜竊”等詞匯指責資本對工人的剝削，但不能由此得出馬克思把剝削看做是不正義的。為了說明這一問題，伍德作一類比，用於指責資本剝削的“掠奪”不同於偷汽車、當街搶劫這些偶然的行為。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掠奪者)或無產者(被掠奪者)之間的關系形成了一種常規的生產關系，而不是經濟上偶然發生的情況，因而雙方之間的交往合乎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這種交往便是正義的，而那些偶然行為則是不正義的。
按照反對派的看法，馬克思不僅沒有得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正義的這一結論，反而承認了勞動與資本的交換符合“交易正義”原則。假如我們承認伍德解讀的馬克思的正義觀就是交易的正義觀，那麼，我們就不會因為他得出“資本主義剝削是正義的”這一結論而感到困惑。在伍德看來，正義在馬克思那裡只是一個事實性判斷，與道德、價值無涉，它從屬於佔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本身並沒有獨立的歷史，一個制度或行為正義與否的根據在於與佔主導地位生產方式的適應性。在此意義上，如果說資本主義剝削是正義的，我們完全可以接受，因為這隻不過是在說資本主義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它與這種生產方式是相適應的。即使伍德根據他的馬克思正義觀進一步推斷，把剩余價值從資本中抽離出來的任何提議都是不正義的，我們也不必奇怪。我們應該感到奇怪的是，既然在伍德看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正義的，那麼他理應不譴責資本主義，但伍德卻告訴我們，馬克思其實強烈譴責了資本主義，並且譴責的最重要理由就在於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這似乎陷入了一場悖論：馬克思強烈譴責了資本主義，但卻認為它是正義的。伍德並未成功地解決這一悖論，其原因就在於他堅持一種極端立場，把正義僅僅看作一個由生產方式決定的事實判斷，看作對生產方式的適應，忽略了正義的價值訴求和道德評判功能。
同樣依據馬克思的文本，贊同派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剝削是非正義的，其理由與反對派針鋒相對。
第一，資本家與工人的交換從表面上來看是正義的，但從實質上來看卻是非正義的。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即便工人得到了勞動力的全部價值，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不正義的，因為工人創造的價值遠遠大於自己所得的價值。況且工人由於在經濟上處於劣勢地位，為了獲得基本的生活資料，他們往往被迫以低於自身勞動力的價值進行交換，而這涉及更深刻的不正義。
贊同派認為，伍德等人把市場上的交換正義誤作馬克思評價資本主義的標准，而這個標准在馬克思看來卻是庸俗國民經濟學評價資本主義正義與否的標准。“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佣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准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6](P205)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平等交換只是純粹的形式和騙人的表面現象，具有意識形態上的欺騙性，其實質內容是資本家以不等價的形式佔有他人勞動的一部分，因而是不正義的。
第二，資本的原始積累是通過掠奪進行的，也就是通過暴力形式掠奪農民生存所必需的外部資料(土地)，進而使農民成為無產階級，資本具有原罪，因而建立在原初資本之上的剝削是非正義的。但在柯亨看來，“馬克思主義者夸大了剝削對於世界財產的原初不平等權利的依賴程度”[7](P139-140)。他又列舉了導致剝削的另一種情況：假如對所有生產資料都進行平均分配，但由於才能的差異以及甘冒危險的程度不同等，同樣會導致財富佔有量的差別，當這種差別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隻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就會產生富人對窮人的雇佣關系，因而也一定會產生剝削。“馬克思主義所重視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窮人是無產階級，他們之所以窮並不純粹是因為他們運氣不好，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公正的對待”，不正義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不是資本家的偶然行為。窮人遭受不公正，原因在於這一制度的存在使得他沒有從外部世界得到應有的份額。[7](P139-140)柯亨結合20世紀的資本主義現實論証了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剝削制度。
第三，馬克思用“掠奪”、“搶劫”、“盜竊”等詞匯描述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意味著他把剝削看作不正義的。埃爾斯特指出：馬克思經常把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看作“搶劫”、“掠奪”、“盜竊”等等。這構成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非正義制度的最主要証據，盡管他並沒有在一些段落中使用這些術語。[8](P222)在胡薩米看來，掠奪意味著資本家拿走了本來不屬於他的東西，這些東西屬於作為創造者的工人，伍德一方面說資本家掠奪了工人，另一方面又說工人受到了正義的對待，這顯然是一個悖論。
與伍德等反對派僅僅把正義看作事實判斷相反，以胡薩米為代表的贊同派卻把正義僅僅看作一種價值判斷。贊同派認為，盡管馬克思經常批判打著正義旗號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盡管在馬克思那裡，正義確實是一個附屬性的概念，但是，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確實有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正義視角，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內蘊著一種正義理念。贊同派尼爾森認為，隻有把正義理解為反映並服務於現狀的“法權正義”時，資本主義剝削才不被譴責為不正義的，但是正義觀念作為調節利益沖突的平衡機制並不都是法權正義，伍德也並未在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充分依據証明馬克思所表達的正義都是法權正義。[9](P167)
國外“馬克思與正義”的爭論傳至國內之后，國內大多數學者都接受了贊同派的觀點，因為主張剝削是一種不正義，更符合大多數人的直覺和道德期許。贊同派承認馬克思持有正義的理念，資本剝削是非正義的，但是對於正義內涵和特質究竟是什麼，他們並未解釋清楚，往往把正義與自我實現、自由、平等、共同體等范疇混同起來。
三、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根據是正義嗎?
反對派和贊同派都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批判的依據不同，即便在派別內部，批判資本主義的依據也不完全一致，我們先來看反對派。
伍德認為，馬克思反對根據正義批判資本主義，其根據不是簡單的、單一的，而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綜合理論。伍德分析，根據這種綜合理論，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具體的歷史的生產方式，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文明作用，在發展生產力、創造自由時間、培養個性等方面正在完成一項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任務﹔另一方面，人類在這種發展過程中卻付出了沉重代價，它損害了工人的身體健康，使人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變得貧瘠，它造成了社會關系的動蕩和不安，資本主義本身正在走向終結。這一綜合理論在伍德看來根本不是道德理論，也不包含任何特定的道德原則，它只是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現狀和未來趨勢的事實分析，所以伍德堅決反對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根據是正義。
在伍德眼中，馬克思顯然是一位非道德主義者或反價值主義者，他在《馬克思論權利和正義：對胡薩米的回復》一文和《卡爾·馬克思》這本著作中略微修正了關於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不包含任何價值立場的觀點：“在馬克思攻擊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他可能接受了某種價值，但他極少反思這些價值是什麼或是考慮怎樣才能從哲學上論証它們。”[10](P78)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的價值根據是自由、共同體、自我實現、安全和舒適等，他譴責資本主義是因為它沒有實現這些“非道德的善”。伍德把正義看作隸屬於生產方式的法權或意識形態偏見的立場並沒有變化，為反對把外部的正義原則強加給資本主義社會，他尖銳地批判那些重構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學者，他們只是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革命立場倒退到改良主義上來，這樣只是把馬克思降低到他一貫反對的拉薩爾、蒲魯東等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水平上。遺憾的是，伍德並沒有充分說明區分“道德的善”和“非道德的善”的根據，其實，伍德所說的“非道德的善”，例如自由、自我實現等本身就像正義一樣，具有一定的道德價值。
反對派盧克斯認為，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著“法權的道德”和“解放的道德”的嚴格區分。前者訴諸正義和權利原則，馬克思拒斥法權的道德，把它看作是意識形態的和相對的。后者是馬克思致力於實現的道德形式，它包含人性的充分實現和人的能力的充分發展﹔新的和諧的社會關系的建立﹔異化的消除即支配人的力量重新由人駕馭。[11](P11-12)馬克思根據解放的道德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如何使人陷入奴役和異化狀態。與伍德把自由看作非道德的善不同，反對派布倫克特認為，自由是一種根本的“道德的善”，馬克思持有一種道德的自由觀，他批判資本主義是因為它造成了奴役和不自由，而不是像伍德所認為的那樣，資本主義受到譴責是因為它破壞了自由、共同體、自我實現、安全和舒適等極為重要的人類善。自由具有絕對的價值，超越於特定的生產方式，而正義隸屬於特定的生產方式，隻具有相對的價值。馬克思根據自由而不是正義批判資本主義，所以，布倫克特認為，馬克思把具有本體論意義的自由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但布倫克特這一論點的問題在於，在馬克思那裡，自由到底是不是唯一的根本善，這一點甚至遭到了同屬反對派的伍德的堅決反駁。
贊同派認為，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根據不是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道德標准，而是以一個外在的道德標准審視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與否。具體來看，這個外在的道德標准就是資本主義之后未來社會(包括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無產階級的道德標准，根據這個標准(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一切社會形態都能夠得到評判。胡薩米認同伍德關於正義由生產方式決定的觀點，他指出，不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特定的正義標准，而且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能夠產生特定的正義標准，並且用這一正義標准評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有效的和切實可行的，否則無產階級隻能面臨被迫接受對自己不利的經濟狀況，這顯然不符合馬克思的革命立場。“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並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12](P455)無產階級認識到財產私有制度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分配安排是不公平的，這一“了不起的覺悟”有助於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走向滅亡。隨著階級意識的發展，無產階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正義標准審視資本主義。
贊同派胡薩米、杰拉斯、漢考克、埃爾斯特等都曾在相關論著中指出，馬克思有效運用了兩個處在不同位階的共產主義正義原則批判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相對於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按勞分配的單倍不正義而言，資本剝削是雙倍的不正義：一是違背了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按勞分配(貢獻原則)這一低階正義原則，勞動者即便得到了自身勞動力的全部價值，他創造的價值仍然比自身的價值大很多﹔二是違背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按需分配(需要原則)這一高階正義原則，資本主義生產並不是以滿足人的需要而是以剩余價值為目的，它不能滿足人性自我實現的需要。贊同派把正義理解為一種評價既有社會形態的價值尺度，這一尺度立足於未來社會，因而是外在的標准。
贊同派立足未來社會的正義標准批判資本主義陷入非正義，這也遭到了一些學者的反對，例如塞耶斯指出：“現存的秩序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否定的方面和批判的傾向就是在其內部產生出來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沒有必要為批判和否定的思想尋求一個‘超驗’的基礎，也沒有必要在現存秩序之外尋求絕對的道德標准。”[13](P150)塞耶斯的批判可謂一語中的，以一個外在的超歷史的道德標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而贊同派並未令人信服地說明其根據，他們忽略了馬克思的歷史方法，因為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反對把任何道德看作永恆的、終極的，因為一切道德都是現存社會關系的產物。
其實，反對派主張的批判資本主義的自由、自我實現等標准並不必然與贊同派主張的正義標准相對立。自由、自我實現和正義在馬克思那裡並不是相互隔絕的概念，而是內在聯系在一起的，對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強調同時就意味著對分配正義的關心。根據馬克思的異化觀點，資本主義制度導致了每一個人在實質上都是不自由的，每一個人都受資本邏輯的宰制。但是，不自由的程度並不是一樣的，控制著生產條件的階級通過否定另一個階級活動的客觀條件，從而剝奪他們的自由。這種不自由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現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對勞動的控制和指揮﹔二是體現在資本家對工人生產的剩余產品的佔有之中，不自由就意味著生產條件或產品分配的嚴重不正義。正義是每一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的條件，正如美國學者古爾德所說，正義本身既是積極自由充分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也是所有個人自我實現的條件，正義就是在自由本身的價值中獲得價值的。[14](P170-171)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分配正義原則即需要原則，其目的就是為了保障每一個人都能夠平等地獲得自我實現所需要的條件，每個人的自由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諧共處，互為條件。
四、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正義的社會嗎?
反對派認為，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正義的社會。理由一是，共產主義消滅了產生正義的環境：資源稀缺和人性自私。理由二是，正義作為一種法權原則，它要求整個國家機器負責其組織和實施，而共產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國家，所以正義不可能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發揮作用。理由二是從理由一衍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既然消滅了正義的環境，那麼同樣也消滅了國家存在的環境。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了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超越了經濟上的匱乏，而正義在他們看來就是關於社會稀缺資源的分配規范。此外，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了人性的自我完善，不再具有現代市民社會的利己品格，消滅了引起社會沖突的私利動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也不再需要正義的調節。共產主義社會無論就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這一客觀條件而言，還是就人的思想道德品格極大提高這一主觀條件而言，都不再需要正義原則的調節。因此，布坎南指出：“(1)馬克思拒絕指認共產主義社會為正義社會﹔(2)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必將消除分配正義的環境(其言外之意是共產主義不需要正義原則)﹔(3)馬克思把關於正義和權利的談論批為‘過時的語言垃圾’和‘意識形態的胡說’。”[15](P75)可見，共產主義社會之所以被看作人類社會的理想形態，不在於它成功實施了某項正義原則，而在於它消滅了正義存在的環境，關於正義的所有爭論在共產主義社會將成為多余。
如果僅僅把正義適用的環境限定在人性自私和資源稀缺上，那麼共產主義社會確實不再需要正義原則和規范來進行補救和調節，但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卻明確地提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分配正義原則：按需分配。反對派布坎南對此的解釋是，馬克思提出按需分配這一口號並不是想把它作為共產主義的分配正義原則，而是說這種情形將在共產主義社會成為事實的方法描述。[15](P76)也就是說，按需分配在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事實，而不是一個價值規范和理念。按需分配是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物質財富充分涌流和人性充分完善這一事實的原則，而不是為了解決由資源稀缺所引發的沖突而不得已採取的一個規范原則。
實際上，反對派對正義的理解過於狹隘，他們僅僅把馬克思的正義理解為休謨和羅爾斯意義上的補救性正義，這種正義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缺陷和分配機制的小修小補，它既不主張取消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也不主張改變現存的社會秩序，而主張在現行的社會制度框架內通過正義規則的實施以及政府的保駕護航，就可以建立起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補救性正義在古今自由主義中一直是佔據主流地位的正義形態，無論是羅爾斯基於平等的正義，還是諾奇克基於自由的正義，都是各自從不同路徑強調對社會補救的必要性，這一點與休謨是完全重合的。而在馬克思看來，補救性的正義體系越完善，基於每一個人自我實現的正義理想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小，由於這個理想依賴的不是對現行社會秩序的改良和補救，而是革命和制度替代。反對派實質上是在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框架理解馬克思的正義理論，因為二者分屬兩個根本異質的理論范式，所以不免發生錯位和誤解。
與反對派相反，贊同派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的理想形態是一個超越資本主義形式正義的實質正義社會。這一理想社會形態的正義原則是以每一個人的自我實現為基准的需要原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私有財產制度由於違背了需要原則因而是不正義的。按需分配原則針對的不是所得物的分配，而是人的自我實現，因為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發展，物質財富已經十分豐富，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稀缺狀態。馬克思的需要原則比以往任何分配正義原則都更加具體化，它克服了以往正義原則的形式化，以每個人的特殊個性為立足點，並充分重視每個人的個性。
根據胡薩米、埃爾斯特、漢考克等贊同派的觀點，需要原則基於每一個人的自我實現，反對以同一標准對待不同個性的人，它確保的是人與人之間能夠平等地獲得自我實現，或者說每個人都實際上享有平等地獲得自我實現條件的權利。漢考克指出：“馬克思偏愛按需分配的真正原因，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隱含的道德自我實現理論，這一理論雖然為馬克思所持有卻從未得到系統的闡述。一個正義的社會是力圖使每個成員實現其潛能的社會。”[16](P325)由於每一個人的個性在自我實現上都具有無限延展性，因而，每一個人的需要都具有無限差異性。由於個人之間需要的殊異性，如果把收入平均分配給任何個人，那麼，這種分配方式就不是正義的。需要原則決不是平均主義，它的目的是保証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自我實現，所以需要原則是一個滿足所有個人自我實現的實質正義原則。馬克思反對導致特權的不平等，卻支持自由個性發展的不平等。共產主義社會克服了以往一切社會形態的弊端而成為一個實質正義的社會。
贊同派阿蘭·桑德洛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像以往任何社會形態一樣同樣需要正義原則，盡管消滅了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支配關系，但是關於資源分配的潛在分歧不可能完全消除，因而仍然需要正義原則來調節和引導。“關於資源分配的潛在的分歧絕對不可能被取消。如果這是事實，那麼即使是在共產主義社會，為了解決可能發生的爭執，正義原則也將是必需的。這種論點並不意味著，真正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系會立刻變得更加和諧，也不意味著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共產主義社會求助於正義原則的可能性更小。”[17]但是，分配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確實變得不是那麼重要，因為共產主義社會不僅實現了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和人性的完善，而且改變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實現了生產正義。
五、簡評
下面我們對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馬克思與正義”的激烈爭論作一簡要評論。反對派與贊同派的爭論凸顯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正義問題的重要性，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試圖運用分析的方法澄清馬克思主義與正義的關系在某些方面確實加深了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研究，但是雙方的爭論各執一詞，各自抓住馬克思思想中的某一方面，甚至是把馬克思的某些話從整體中孤立出來進行“斷章取義”式的解讀，嚴重誤解了馬克思的原義，這一誤解傳至國內，對一些學者產生了不良影響。由於馬克思提出的正義理論，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種種非正義現象，而且揭露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一深層根源﹔不僅展望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正義原則，而且論証了實現這些原則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僅在批判性和建構性的雙重話語中展開了自己的正義問題，而且這種展開是在一個與佔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正義觀完全異質的范式下進行的。由於馬克思的正義理論本身非常復雜，我們應採取整體性原則對馬克思正義理論進行立體式解讀，否則就有可能使馬克思正義理論支離破碎，進而扭曲馬克思正義理論的整體性，
以伍德等為代表的反對派把作為法權和意識形態的正義看作生產方式和社會交往的產物，他們正確地看到了正義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但這不足以作為得出馬克思全盤否定正義這一道德價值的理由，更不能作為論據以支撐馬克思反對對資本主義進行道德審判這一結論。正如胡薩米等贊同派所認為的那樣，既然可以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出資產階級的正義，那麼同樣可以從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得出無產階級的正義，並且能夠依據這些正義從道德上批判資本主義。否定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反對派彰顯的是馬克思思想中的事實性或科學性的邏輯，其價值層面被嚴嚴實實地遮蔽了。反對派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依據的是事實分析，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深刻揭露上，而不是建立在道德價值這一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反對派實質上是把馬克思的思想看作對人類歷史規律的科學實証分析，在給定事實的基礎上以客觀知識的形式預測歷史的演進，其實這完全是波普爾式的實証解讀。
馬克思一生的目標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所以他要解決的問題包含兩層：一是為什麼要改變舊世界，二是新世界“新”在哪裡以及如何超越舊世界。因此，馬克思思想中包含事實性與價值性、現實性與理想性、理解性與超越性兩個層面，在這兩個層面之間必須保持合理的張力，否則就會誤解馬克思。伯爾基深刻地抓住了植根於西方文化傳統的這兩個層面：“馬克思主義有一種理想因素，即暗含著價值設定和終極目標﹔在具體情況中，這可以被定義成自由、幸福、美好社會、共產主義。並且，馬克思主義裡面還有一種認知因素，這指的是關於世界的知識或理解﹔具體說來，這牽涉到馬克思關於歷史、政治經濟學、社會階級、國家、意識形態和革命的諸多理論。”[18](P13)
以胡薩米為代表的贊同派認為，馬克思的理論中含有正義理論，他依據道德正義批判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化解讀，與反對派的事實性解讀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也屢見不鮮。贊同派的合理性在於看到了馬克思理論的理想性和超越性因素，意識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超越資本主義形式正義的實質正義社會。但是，倘若馬克思理論僅僅包含這些超越性假設，那麼馬克思理論在知識建構方面將極其薄弱，他也不可能成為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科學依據不是道德上的正義，而是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這兩個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他用畢生精力証明，資本主義是一個嚴重不正義的制度，但如果把這種批判的依據僅僅歸結為道德上的“應該”，那麼就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維度。道德判斷應該與事實判斷保持必要的張力，不可偏廢其一。道德判斷應該以事實判斷為根基，馬克思主義才可能有理論的徹底性和征服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上，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財產私有制內在弊端的科學分析上，從而得出資本主義必然走向自我否定，被共產主義社會取代的科學結論。反對派的合理性就在於指出了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科學性向度，反對根據正義等抽象的人道主義價值批判資本主義，這似乎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但卻把歷史唯物主義與正義對立起來，得出了馬克思是一位反道德主義者這一誤導性結論。贊同派過高估計了正義等道德價值的作用，沒有充分意識到正義植根於社會歷史土壤之中這一觀點的重要性，同樣沒有准確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與正義的關系。“事實—價值”的二分難題自從休謨提出以來，就一直伴隨著社會歷史的研究者，馬克思正義理論的“道德論”與“反道德論”之爭的實質是這一難題的延續，雙方各自抓住了馬克思思想的一個方面，忽略了另外一個方面，甚至得出了馬克思反對馬克思的結論，因而都造成了一定的誤解。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要立足於整體性原則，對馬克思的正義理論進行科學化和價值化的雙重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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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