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蘇共滅亡與斯大林的關系
一、問題的提出和不同的答案
最近讀到兩篇署名文章:第一篇是《非斯大林化與蘇聯的解體》,發表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5期﹔第二篇是《蘇聯解體與否定斯大林》,發表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10期。兩篇文章的共同觀點都認為1991年蘇聯解體、蘇共滅亡是由於1953年過世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的繼承人(從赫魯曉夫開始到戈爾巴喬夫為止的蘇共領導人)大反斯大林、全盤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惡果,言外之意就是蘇共如果堅持斯大林那樣的正確領導,不但不會垮台,而且還會更加強大。前一篇文章列舉了很多事實,系統地論述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三代領導人如何大反斯大林,而其論據大多是從盛行極“左”路線時期編寫的書刊中摘引的,如1975年版的《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復辟記事》。后一篇文章沒有列舉任何事實,卻得出了比前一篇更加明確的結論:“蘇聯解體來源於否定斯大林,赫魯曉夫是罪魁,戈爾巴喬夫是禍首。”兩篇文章都採用了“非斯大林化”的說法,這一說法源於西方,對於斯大林的錯誤要揭發、批判、改正,但是這並不等於全盤否定斯大林。前一篇文章卻說赫魯曉夫等“全面否定斯大林”、“全盤否定斯大林”,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后一篇文章還提及赫魯曉夫“不是否定”斯大林,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有好幾處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既然如此,作者為何又說蘇聯體制的垮台源於否定斯大林呢?可見作者在論証上不嚴密,邏輯上自相矛盾。兩篇文章都沒有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都沒有指出斯大林究竟犯了哪些致命的錯誤,也都沒有指出這些錯誤對蘇聯亡黨、亡國、亡制(社會主義制度)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在蘇聯劇變的罪魁禍首究竟是誰這一問題上,前一篇文章說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三人,后一篇文章卻隻說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兩人。這三人或者兩人固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是一種建立了74年之久、有兩億多人口的大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怎麼會很容易被兩三個人摧毀呢?這顯然是要有更強大的社會力量作為后盾。早在十幾年前我就提出:蘇聯自己培植的黨政軍高薪特權集團是蘇聯社會主義政權的掘墓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人無非只是這個集團的政治總代表。直接促成蘇聯解體、蘇共滅亡的是葉利欽,戈爾巴喬夫起了幫凶的作用。而斯大林等人所犯的錯誤正是被葉利欽用於摧毀蘇聯、蘇共的靶子。因此,隻有深入細致地透視斯大林的錯誤,才能認清蘇聯解體、蘇共滅亡的深層原因。
二、斯大林開創的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后患無窮
斯大林的錯誤可分為五個層次:思想作風、方針政策、發展戰略、理論觀點和具體體制。體制又可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管理和對外關系五個方面。下面隻談一下政治體制。民主共和國首要的三個制度是:權力制約制、權力任期制和權力選舉制。經潛心研究、獨立思考,早在1980年我就指出,斯大林在社會主義國家帶頭開創的個人集權制、任期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全面背離了民主共和制的基本原則,使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帶有專制主義的色彩。
個人集權制。資本主義共和國通常採取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相互制衡。但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搞三權分立,而是實行三權分工。社會主義國家不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搞三權分立的原因是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和巴黎公社的經驗,議會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是合一的,不存在三權分立的問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國家立法與行政還是分為兩個機關,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作為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員會是由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軍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特殊的意義,一般都是共產黨進行武裝革命斗爭,最后奪取政權,奪權之后在政權的保護中軍權又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義,因此蘇俄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現了國家、政府、軍隊的三權分工。但是在蘇共黨中央從未設立軍委,而是設立了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國、政、軍三大權力機關是如何分擔呢?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設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主席在1919年以后是加裡寧,加裡寧為國家元首,因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即為國家主席,代表國家﹔列寧任人民代表委員會主席,即為政府總理﹔托洛茨基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可見,十月革命后設三個主席,分別是國家主席、政府主席、軍委主席,分掌國、政、軍三大權力。這三大權力恰好又分別象征工農兵掌握政權。列寧是工人政黨俄共(布)的領袖﹔加裡寧是農民出身的共產黨員,推舉他任國家主席,是為了鞏固工農聯盟﹔托洛茨基則代表軍隊,十月革命彼得格勒武裝起義是托洛茨基領導的,在蘇俄初期的內戰中他也是主要指揮官。十月革命勝利后,斯大林在政府曾擔任過兩個部長職務,即民族事務部人民委員和監察事務部人民委員。十月革命初期,為了打碎舊的國家政權,各部一律取消部長而改稱人民委員。斯大林何時擔任黨的總書記呢?當時的總書記在黨內又處於何種位置呢?總書記原本不是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職稱,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稱呼追本溯源應該稱為主席。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參與創建共產主義者同盟時,同盟中央委員會設立的是主席,后來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是在中央設立主席,唯獨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共(布)沒有設立過主席。我認為當時列寧主張不設主席的本意是好的,是為了加強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但這也是列寧的一個缺陷,因為未設主席方便了后來黨的總書記掌握全黨大權。1919年俄共(布)成為執政黨兩年后,客觀需要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黨中央應該有一個常設機構來處理執政黨的很多重大問題,因此就決定成立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三個機構,它們各有分工:政治局主要負責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組織局主要負責人事安排,書記處主要負責黨的日常工作。當時書記處設立三個書記,分別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但未設總書記。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被推舉擔任總書記一職的。斯大林的確具有顯著的組織才能,當時列寧也同意推舉他任總書記。當時設立總書記職位的目的在於實現黨政分開,他專門負責管理黨的工作,不兼任政府職務。斯大林任總書記后就辭去了曾經擔任的政府兩個人民委員(部長)職務。由此可見,蘇聯在1922年主要是四權分工,即國家、政府、軍隊、黨,其機構分別由加裡寧、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領導。但是斯大林權力欲很強,擔任總書記之后逐步獨攬黨政軍三大權。19年之后,1941年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獨攬了黨政軍三大權力,造成權力過度集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雖依然是加裡寧,而實際上斯大林大權獨攬,最高蘇維埃則被架空,以致被稱為“表決機器”、“橡皮圖章”,有時甚至既不表決,也不蓋章。如1939年8月簽訂的蘇德瓜分東歐的密約就是長期、完全隱瞞最高蘇維埃。
職務終身制。十月革命前夕,列寧曾在私下對托洛茨基說過,我們掌握政權后應該在50歲就退下來,國家政權應該由更年富力強的人來掌握。這說明列寧具有民主自由的思想,不搞職務終身制。而斯大林從42歲開始擔任總書記一直到1953年73歲時去世,任期內實行的是職務終身制。此前蘇聯憲法和黨章從未規定領導人任期,他一直都是連選連任。
指定接班人制。1922年列寧病重時給黨的代表大會寫了一封信,信中談到每個領導人的優缺點,要代表大會參考他的意見選擇領導人,並沒確定誰是接班人。斯大林則是終身任職,他是何時考慮接班人以及讓誰接班這一問題,根據歷史事實來考証,並沒有留下文字的東西。但是根據種種事實判斷,他晚年已開始考慮接班人問題。他最先的意向是日丹諾夫,此人比斯大林小17歲,有地方工作經驗,1930年任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央緊緊追隨斯大林,1938年斯大林任命他為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在俄文中,宣傳是指文字,鼓動是指口頭,其意義是既搞文字宣傳又搞口頭鼓動。1941年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當時中央政治局決定,由於斯大林以總書記兼政府總理后工作會更加繁忙,在黨中央內部確定日丹諾夫為斯大林的副手。日丹諾夫當時雖然沒有副總書記職稱,但很明顯他即是斯大林的接班人。這時還決定免去其宣傳鼓動部部長職務,專門擔任斯大林的副手。日丹諾夫在衛國戰爭時期做政治工作也很有成績,被授予上將軍銜,戰后他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出乎意料的是他於1948年52歲時突然病故。在第一個意中的接班人病故后斯大林非常傷心,為此他還搞了一個“醫生謀殺案”,稱日丹諾夫和季米特洛夫都是被醫生害死的,在國際上斯大林寄希望於季米特洛夫,在國內則寄希望於日丹涅夫,他認為國際國內這兩個愛將都是被醫生害死的。日丹諾夫逝世后斯大林已69歲了,1949年70大壽以后,其精力、體力都明顯下降,於是進一步考慮接班人問題。他考慮的第二個接班人盡管沒有文字的書面材料,但事實已証明是馬林科夫。1952年召開黨的十九大時,斯大林責成馬林科夫代表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1924年列寧逝世后,從1925年黨的十四大至1939年十八大,歷次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的都是斯大林,十九大之所以讓馬林科夫代替他做政治報告,明顯暗含他是斯大林的接班人。馬林科夫與日丹諾夫的經歷相似,但也有所不同。相似之處是都做過中央書記處書記,都是緊跟斯大林﹔不同之處在於馬林科夫沒有主持過地方工作。馬林科夫比斯大林小23歲,1925年在蘇聯高等技術學校學習,還沒有畢業就調到中央機關工作,早年任斯大林的秘書,1939年當選中央委員,1941年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48年任中央書記。他緊跟斯大林,一帆風順、青雲直上,卻缺少地方工作經驗,又長期從事機關組織工作,缺少獨立見解和魄力,比較軟弱。十九大之后,斯大林又對馬林科夫不太滿意,但沒有物色好新的接班人就遽然中風過世。后來的事實証明馬林科夫的確是生性軟弱。斯大林逝世后,馬林科夫是第一把手,任中央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但僅僅過了半年時間,即1953年9月,赫魯曉夫就取代馬林科夫任中央第一書記,馬林科夫隻擔任部長會議主席。
赫魯曉夫於1894年生在烏克蘭一個礦工之家,當過牧童、學徒和鉗工,出身很好,但文化素質不高。他在家鄉擔任過貧農委員會主席,十月革命以后第二年才加入共產黨。1929年在莫斯科市工業學院學習,通過他的同學阿利盧耶娃(斯大林的夫人)認識了斯大林,之后屢屢被斯大林提拔。他從工業學院畢業后,任莫斯科市委副書記,隨后任市委第一書記,進而又擔任莫斯科州委副書記、州委第一書記、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聯共(布)中央書記。他取代馬林科夫任第一書記以后,反對過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特別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他做了秘密報告,帶著濃厚個人感情來譴責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雖然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但是事實証明,赫魯曉夫掌握權力之后,依然實行了像斯大林那樣的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1953年9月任第一書記時,他就實行黨政分開,隻管黨的工作,不管政府工作,馬林科夫仍然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由於馬林科夫比較軟弱,1955年改選后由布爾加寧代替馬林科夫任部長會議主席。但是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合不來,很多意見相左,赫魯曉夫還是想獨攬大權。1957年赫魯曉夫把布爾加寧、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黨集團。從1958年起赫魯曉夫由黨中央第一書記兼任部長會議主席,從而恢復了斯大林式黨政合一的體制,他於1961年在黨的二十二大上又提出2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方針,依然是在推行斯大林主義路線﹔他的“全民黨”、“全民國家”理論形右實“左”,是為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服務的。所以不能從表面上認為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其實他還是繼續實行了斯大林權力過度集中的體制和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路線。赫魯曉夫本來也要搞終身制,但因主觀主義瞎指揮,隻執政11年就被迫辭職。接替他的勃列日涅夫又搞黨政軍三大權合一的個人集權制和終身制,執政18年之后於1982年病逝。1982—1985年經過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兩個老人短期過渡,到1985年指定54歲的戈爾巴喬夫接班,蘇聯政治體制依然實行黨政軍三大權合一的個人集權制。戈氏未能搞職務終身制,1991年蘇聯就解體、滅亡了!
可見,斯大林帶頭開創的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這一違反民主共和原則的體制與列寧的主張背道而馳,使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帶有濃厚的君主專制色彩,后患無窮!
三、斯大林實行的破壞社會主義民主的其他七種體制禍害巨大
斯大林除開創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制之外,還實行了破壞社會主義民主的七種體制,給蘇聯留下了巨大禍害。以下扼要舉例說明。
一黨專政制。政黨是社會化大生產與商品市場經濟競爭條件下議會斗爭的產物,政黨制度從一開始就是多黨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多黨制已經一、二百年,多次挽救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應該繼承並超越資本主義國家多黨政治文明的成果,不應該搞一黨制。十月革命初期,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之后主要實行的是兩黨合作,1917年12月,列寧吸收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中的7個人擔任人民委員,因而十月革命以后不是一黨專政,而是兩黨聯合執政。在1918年到1919年間,還實行過三黨聯合執政,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在政府裡面合作了幾個月,直到1918年左派社會革命黨反對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而退出政府。在左派社會革命黨當中有一部分人另外成立了兩個共產黨,分別是民粹主義共產黨和革命共產黨。所以1918年下半年,蘇俄政府是三個共產黨聯合執政,俄共(布)代表工人階級,民粹主義共產黨和革命共產黨主要代表農民階級。到1918年底,民粹主義共產黨認為自己人數太少,而且它的政策和俄共布的政策基本一致,因此就要求自行解散加入俄共(布),所以到1918年底,蘇聯政府又變為兩個共產黨聯合執政,即革命共產黨和俄共(布)。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作出一個國家隻能有一個共產黨的決定,凡是有兩個以上的共產黨都要合並。因而根據共產國際二大的決定,這兩個共產黨就合並為俄共(布)。因此到1920年以后,俄國才實行一黨制。1924年列寧逝世后,俄國國內的情況比較復雜,在農民仍然佔多數的情況下,有人提出是否應該讓社會革命黨恢復活動,是不是應該允許成立新的政黨。1926年,一個鉗工出身、受過高等教育的黨員奧索夫斯基在黨的理論刊物上發表文章,建議俄國實行多黨制,避免一黨專政,今后應該支持其他政黨恢復和建立的方針。對於這樣的意見,缺少自由民主思想的斯大林當然不能接受,他馬上組織人馬對其進行激烈的批判,將奧索夫斯基開除了黨籍,還責備黨刊為什麼要刊發這樣的文章。由此可見,斯大林對是否有其他政黨活動非常敏感,害怕共產黨的大權旁落。1928年,斯大林還懷疑某一礦區存在破壞活動,說有人暗中組織政黨搞破壞活動。從1930年到1931年,在斯大林主持下搞了三次懲治異黨活動的大審判,制造了很多冤案。第一是審判勞動農民黨,該黨以農民和學者為主要組成部分,據稱查出它在莫斯科就有20萬地下黨員,但這完全是憑空捏造的。第二是審判由工程師、技術人員組成的工業黨。第三是審判孟什維克,說被取締的孟什維克仍然繼續有地下活動,要顛覆布爾什維克政權。現在總結這些歷史經驗,可以看到,從列寧時期起已具有多黨制思想,能夠考慮到農民佔有多數。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既然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既然吸收了加裡寧這樣農民出身的人做國家主席,如果再保留一個農民的社會主義政黨,使工人的共產黨與農民的社會黨密切合作,相互監督,會更有利於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但是,列寧執行了共產國際二大的決議,把俄共(布)與俄革共兩個共產黨合二為一﹔后來的斯大林完全拋棄多黨合作的思想,繼續推行一黨專政制,這樣就沒有其他政黨對領導執政的共產黨長期進行有效的監督。實踐証明一黨專政的體制是不好的。
消滅異己制。共產黨內在民主決策中出現不同的思想派別是正常的,沒有不同的思想派別才是不正常的,那就肯定是搞個人崇拜。十月革命以后,俄國黨內就出現過好多思想派別,如“左派”反對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軍事反對派等等。十月革命以后列寧執政六年,他對於黨內出現的不同派別採取求同存異的政策,以加強團結、並肩戰斗。1921年俄共(布)十大作出決定:今后黨內仍然保留民主自由,具有不同的觀點意見仍然可以發表、爭論,但是反對搞有組織的派別活動,因為有組織的派別活動會破壞黨的團結、削弱黨的統一。1924年列寧過世以后,斯大林卻利用十大反對派別活動的決議,不斷地清除反對派,破壞黨內的民主自由。從1925年到1928年,斯大林就清除了三個反對派,分別是托洛茨基反對派、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黨集團。斯大林把這三個反對派一律清除出黨,開除黨籍。這種做法完全不同於列寧時期,即自由爭論,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思想上不通者可以保留意見,通過實踐檢驗以后復議。斯大林指責反對派搞派別活動,而他們的確也存在派別活動,比如托洛茨基搞過“46人政綱”,聯名46個人給中央寫過信。但是斯大林也搞過派別活動,所不同的是他暗中搞派別活動,托洛茨基等明著搞派別活動。斯大林首先聯合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搞三人幫,聯合起來反對托洛茨基﹔后來三人幫擴大為七人幫,即在原來三人幫基礎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這七人幫之間用密碼聯系。斯大林把那三個反對派都清除出黨之后,在政治局內又搞了個五人小組。在斯大林時期政治局委員不超過十個,他對這幾個政治局委員不是一視同仁,經常僅僅找四個人來參加會議,另外幾個人則被他冷落。斯大林晚年找的四個人分別是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卡岡諾維奇。斯大林在把反對派清除出黨之后,仍然不放心,害怕這些人在社會上組織人反對他,因此還要將其在肉體上加以消滅,把他們作為裡通外國的間諜特務判處死刑。這種消滅異己制使得黨內沒有了民主。正如陳獨秀於1927年諷刺國民黨專制獨裁時編出的順口溜中所說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以黨治國,放屁胡說﹔黨化教育,專制余毒。”[1]
監視干群制。斯大林對於廣大黨政軍干部和群眾實行嚴密的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監視。他主要是依靠情報機關實行嚴密監視,同時依靠群眾檢舉。十月革命勝利的第二個月,即1917年12月,從工作需要出發,建立了一個全俄肅反委員會,其主要職能就是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現象。這個機構按俄文第一個字母拼寫叫“契卡”,1922年2月改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按照第一個俄文字母的拼音叫做“格伯烏”,1953年以后又稱為“克格勃”。政治保衛局應該歸政府人民委員會管轄,但是自從斯大林當上總書記以后,就想直接控制這個“格伯烏”。“契卡”和“格伯烏”的第一個領導人是老布爾什維克捷爾任斯基。斯大林任總書記后經常和捷爾任斯基發生矛盾,1926年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大吵一架,捷爾任斯基在當天回家后就心臟病發作突然死亡。在捷爾任斯基死后,斯大林立即任命他的親信明仁斯基接管了政治保衛局。這樣,斯大林就違背了黨的集體領導和黨政分工的原則,直接掌握政治保衛局,把政治保衛局由原來反對反革命的機構轉變為黨內斗爭的工具。通過蘇聯的歷史可以看出來,蘇聯情報機關的首腦都沒有好下場,捷爾任斯基死后,以后歷任的四個領導明仁斯基、亞戈達、葉諾夫、貝利亞等都是非正常死亡,因為他們都受斯大林指示,對廣大的干部和群眾實行監視、誣告、逼供、迫害,做了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最后自己也成為犧牲品或替罪羊,被暗害或者被處決。斯大林通過情報機關監視黨政軍干部和群眾,搞大清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這些政治局委員和政府總理全部都是被情報機關逼供,被迫承認是帝國主義的間諜特務,在1938年被處死。托洛茨基在1929年就被驅逐出國,即使他在國外,斯大林也仍然不放心。托洛茨基在國外開展揭露斯大林的活動讓斯大林非常惱火,1940年,斯大林指使“格伯烏”的人冒充托洛茨基的信徒,到墨西哥把托洛茨基暗殺了。根據蘇聯解體之后最新解密的檔案資料,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在1940年也是被情報機關的人買通醫生下慢性毒藥毒死的。[2]為什麼要毒死列寧夫人呢?因為列寧夫人對斯大林很有意見,尤其是對於斯大林的大清洗活動很不滿。除了高級領導干部外,斯大林對普通群眾也採取嚴密監視的措施,主要是在郵局對群眾的來往信件進行嚴密審查。比如后來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家索爾仁尼琴,他在蘇聯衛國戰爭前線給他的弟弟寫信,流露出對斯大林等領導人的不滿,這封信在郵局被保衛局的人檢查出來后,就把他送到古拉格群島改造。他親身經歷了古拉格群島勞改營的內幕,從而寫成了《古拉格群島》這部名著。總之,斯大林利用情報機關和個別人的誣告陷害了很多干部和群眾。
以黨代政制。黨如何領導蘇維埃政權,這是十月革命以后提出的一個新問題。十月革命初期,難免出現以黨代政現象,因為蘇維埃政權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赤衛隊革命武裝攻打冬宮、推翻臨時政府之后建立的,在奪取政權以后,又遇到了三年國內戰爭的緊急時期,所以重大的決策和重要干部的任命經常是由黨中央作出的,不可能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或者由人民委員會來開會集體研究。但是到1920年戰爭結束以后,列寧發現以黨代政的現象是不正常的,許多工作應該由政府自己出面解決,而不是都報中央政治局討論,因此列寧在晚年提出,黨應該對政權實行“總的領導”,不要作過多過細的干預。1922年推選斯大林任總書記同時要他辭去政府兩個部長的工作,主要是為了專職管理黨的工作。但是1924年列寧過世以后,斯大林貪權,以總書記的身份不斷干預政府工作,下面是四個突出的事例。第一個事例是1933蘇聯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本來應該由政府總理來做,當時的政府總理是莫洛托夫,但是這個報告最后是由斯大林總書記來做的。第二個事例是1936年蘇聯建成社會主義要修改憲法,關於社會主義憲法草案的報告本來應該由國家主席即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主席加裡寧來做,但是這個報告最后也是由總書記斯大林來做的。第三個事例是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屬於政府的事情,當時莫洛托夫任政府總理和外交部長,條約應該由莫洛托夫和德國的裡賓特洛甫來簽訂,但是這個條約當中有一個秘密協定,就是蘇聯和德國密謀瓜分東歐,把波羅的海三國和羅馬尼亞的一部分劃分為蘇聯的勢力范圍,把波蘭的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劃為德國的勢力范圍。這個秘密協定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兩人密謀、得到斯大林授意之后簽訂的。斯大林還叮囑莫洛托夫說,這個秘密協定不能交國家檔案局,由莫洛托夫個人收藏。第四個事例是1941年5月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任命斯大林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按蘇聯憲法的規定,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應該由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而不是由中央政治局任命。在斯大林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前,從1929年起一直由莫洛托夫擔任。盡管莫洛托夫對斯大林言聽計從,但是斯大林還是感到不如自己親自擔任更好,於是讓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由斯大林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而莫洛托夫則改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這也是以黨代政的典型,同時違背了憲法。這種黨政合一體制的危害就是:政府不能獨立自主決策、辦事,而黨又很少管黨的工作。總書記本來是專門負責管黨的工作的,但是卻去管政府的工作,從而就無法專心致志管好黨的工作,從而黨政兩方面的工作都搞不好。
等級授職制。就是層層任命干部的制度。按照民主政黨和民主共和國的原則以及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黨和國家的各級主要領導人應該普遍選舉產生。蘇維埃政權初期的主要領導人確定是由選舉產生的,但是隨后逐步改變為等級授職、層層任命的制度。即由上級黨委內部決定,通過形式上的選舉產生。蘇聯從30年代起就編制了一個選拔、任命黨和國家干部的花名冊,所有的干部都通過層層任命產生。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干脆就是由斯大林一個人事先擬好。這種等級授職制無形中在干部當中形成了一個幫派和利益集團,各地方優秀的干部無法通過平等競選由人民選舉產生,干部要想上升就必須善於阿諛逢迎、拉關系、抱粗腿、找靠山,因此在蘇聯幾十年官場當中彌漫著不正之風,有很多裙帶關系、任人唯親的現象。
控制選舉制。十月革命初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真正由工農兵人民大眾選舉產生各級領導人。列寧就是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以多數票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主要是在蘇維埃當中多黨平等競爭當選的,而不是靠暴力手段。但是布爾什維克一旦掌握了蘇維埃政權的領導權之后,就取締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這是不妥的。布爾什維克以前在蘇維埃當中也是少數反對派,但是憑借正確的政策在蘇維埃當中爭取到多數代表的贊成而上台執政,那麼現在有少數反對派在蘇維埃當中有什麼可怕呢?同時,1918年以后蘇聯的農村選舉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農村的黨組織比較薄弱,社會革命黨的影響比較大,甚至還有一些富農分子把持著選舉。於是1918年12月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了關於鄉與村蘇維埃改選程序的指示。這個選舉指示出來以后,選舉開始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進行,而真正地發揚人民民主。其中規定要由上級派的特別指導員擔任下一級選舉委員會的主席,所有候選人都必須經過這些特別指導員的認可才行,實際上是派人來控制選舉。另外,1918年的蘇俄憲法進一步規定,蘇維埃代表選舉採取等額選舉的辦法,后來幾乎所有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開始搞等額選舉,其根源就在於1918年蘇聯憲法的規定。1936年的蘇聯憲法擴大了社會主義民主,這個時期的蘇聯選舉出現了競選,主要是在醞釀候選人階段可以有差額競爭,但是最后定下來的蘇維埃代表候選人仍然就是一個。盡管仍然規定如果選民不贊成選票上的候選人可以另外寫上你所贊成的候選人,可是即使你寫上了你所滿意的另外候選人,由於他沒有被列入候選人名單,因此其選票肯定非常少,所以決不可能超過已經確定的某個候選人。因此蘇聯的這種等額選舉對人民民主的限制很大,最后確定的候選人一般都是各級黨委的意中人。不僅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是這樣選舉產生,即使是黨的代表與黨的各級委員會委員的選舉也大體上是這樣一種控制選舉的辦法。因此,雖然蘇聯名義上都有選舉,但是都受到了上級黨委的嚴密控制。
官員特權制。1871年巴黎公社最重要的經驗有兩條:普選與限薪。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列寧非常重視這兩條經驗,認為蘇維埃就是第二個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解放的第二個形式。巴黎公社限制最高官員的工資應與熟練工人相當,與最低工人的工資最多相差5倍。克裡姆林宮的總務長看到列寧生活困難,自作主張為列寧每月加薪500盧布,列寧知道之后,對這個總務長實行了行政記過處分。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蘇維埃政權也不是完全機械地照搬巴黎公社的經驗。早期列寧認為最高與最低工資相差不應該超過5倍,但是到列寧晚年,最高與最低工資相差已經達到了8倍,這樣的差別還是可以的。然而之后工資差別越來越大,這樣在蘇聯就逐漸形成了一個黨政軍高薪特權官僚集團。現在理論界分歧在於這個高薪特權官僚集團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我認為是在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根據是在30年代蘇聯的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已經達到30多倍,到50年代已經達到50多倍,而且在這個時期蘇聯實行兼職又兼薪的政策,斯大林有三個職務,即黨的總書記、政府總理、軍隊最高統帥,因而斯大林一個人有三份工資(他實際上是享有供給制,並沒有花工資)。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在1935年訪問蘇聯時寫了一本《莫斯科日記》,他在書中說到1935年時蘇聯的高干和特權都非常普遍,他認為那時蘇聯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或者叫做共產黨貴族階層。有人認為蘇聯的特權群體是在赫魯曉夫時期開始出現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還有人認為蘇聯特權階層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的,實際上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工資差距已經擴大到一百多倍,高干享有的特權更多了。
四、政治體制改革一再延誤導致蘇聯劇變
以上所講的十種政治體制,都是背離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有的是在列寧時期就出現了,比如一黨專政、以黨代政、控制選舉,但是到斯大林時期更為嚴重了,大部分體制都是在斯大林時期形成的。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官員高薪特權制,它形成了黨政軍高薪特權官僚集團,他們阻礙改革、反對改革。如果干部改為選舉產生,那麼他們肯定會落馬。如果人民有民主自由來監督他們,那麼他們肯定會倒台。因此不要單從表面上看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如何反對斯大林、批判斯大林、否定斯大林,而是要從主要方面看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如何沿襲了斯大林的那套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誤了政治體制改革,從而給葉利欽提供了重拳轟擊蘇共極權、特權的口實和機會。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是同齡人(生於1931年),兩個人出身與經歷相似(都是生於農民家庭,都是大學畢業生,都是先在地方任黨委第一書記后進中央書記處)。可是后來戈爾巴喬夫卻被挑選指定為總書記,葉利欽卻於1987、1988年先后被免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因此他內心極不平衡,急欲取代戈氏成為國家首腦。於是他於1990年7月在蘇共二十八大上毅然宣布退黨,隨即以無黨派身份於1991年6月參與俄羅斯聯邦總統競選。他打出反極權、反特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旗號蠱惑人心,57%的得票率當選。他就任后立即訪問美國,表明反共決心,取得西方支持,同時在國內下令禁止共產黨活動。接著又利用蘇聯的民族矛盾,促使蘇聯於12月25日解體。戈氏在葉氏的攻勢下節節退讓。戈氏於1988年就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1990年2月后又被迫同意搞多黨平等競爭,到1991年8月終於迫使蘇共自行解散。葉氏與戈氏內斗1500天,葉氏終獲全勝,連任俄聯邦總統10年。可見葉利欽是蘇聯解體、蘇共滅亡的元凶,戈爾巴喬夫是幫凶。其根源卻在於蘇共幾代領導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誤改革斯大林推行的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
對於斯大林體制的弊病該怎麼辦呢?那就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認清斯大林體制的種種嚴重弊端,從發展黨內民主入手,不搞西方那種黨派紛爭的多黨制,大力發展東方式的社會主義民主,走一條體制內改革的成功之路。遺憾的是,從斯大林晚年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及戈爾巴喬夫初期,長期多次延誤了政治體制改革。到了戈爾巴喬夫后期,國內外、黨內外很多人都對這種政治體制嚴重不滿,從而逼迫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引進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總統制,進行體制外的改革,從而導致了蘇聯解體、蘇共滅亡。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斯大林的錯誤與蘇聯解體、蘇共滅亡沒有關系,也不能簡單地說由於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否定了斯大林而導致了蘇聯解體、蘇共滅亡。應該說,蘇聯解體、蘇共滅亡的深層根源還是在斯大林這裡,在於斯大林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埋下了禍根,這樣說並沒有否定斯大林在蘇聯實現工業化和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方面的巨大功績。我認為從蘇聯解體、蘇共滅亡中應該得出這樣的經驗教訓:要加快政治體制的改革,改革斯大林首創的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種種弊病,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使社會主義重新煥發青春活力。
注釋:
[1] 陳獨秀:《國民黨四字經》,載《上海工人》第43期,1927年12月26日。
[2] 見2004年4月22日俄文《莫斯科共青團員報》。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資深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