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原因探析

我國黨史學界在論及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時，往往都引証1938年8月初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的傳達，因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明確表示“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1]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指示實際上表明了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中共領袖人選的態度。那麼，為什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而放棄了曾經一度看好的王明呢？我國黨史學界很少有人深究這個問題。本文擬以近年來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為根據對這一問題作出自己的解讀。

一、在共產國際的扶持下王明獲取黨的領導權

王明，原名陳紹禹，1904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1924年8月進入武昌商科大學學習。1925年10月7日，時任國民黨總政治顧問的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學已經建成，建議國民政府選派學生到這所新學校去學習，於是國民政府著手在各地選拔學生，第一期共計選送了340余名學員赴蘇學習，王明就是其中的一員。[2]

王明非常工於心計，赴蘇學習之后不久便憑機靈和鑽營很快獲得了時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的米夫的好感和信任，當時跟王明同班學習的庄東曉事后回憶說：“在學習進行中，王明對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世界革命史的討論，很少發言，甚至一言不發，但每逢列寧主義課進行討論時，則經常是第一個首先發言……於是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為什麼他對其它課那樣冷淡，獨對列寧主義課如此積極，是否出於興趣問題？日子一久，人們就覺察出來，原來列寧主義課是校長米夫主講的，王明不過是在校長面前自我表現罷了。果然，‘克勞白夫’（王明的俄文名）這個名字，很快就留在了米夫的腦子裡，每到小組討論，發生意見分歧，爭論不休時，米夫就指名叫克勞白夫說說自己的看法。於是王明就受寵若驚，站起來滔滔不絕講個沒完。從此‘克勞白夫’便以‘有天才’的學生形象，深深留在米夫的印象裡。”[3]

為了獲取米夫的好感，王明還玩命學習俄語，入學不久他便成為很少幾位能夠用俄語進行交談的中國學員之一，這自然便利了他私下裡更好地巴結米夫。也正是借助於米夫的賞識和提攜，王明很快開始介入中共高層事務。1927年2月，米夫由聯共（布）中央派遣，率領一個宣傳工作者小組訪問中國，接著又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而王明則作為米夫的主要翻譯全程隨行。在華期間，米夫曾將沒有多少實際革命經驗的王明推薦給中共中央，建議讓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傳工作，米夫的這一建議遭到了當時的中共中央的拒絕。王明跟著米夫返回莫斯科之后不久，畢業留在中山大學擔任翻譯和聯共（布）黨史課程教員。1927年下半年，米夫接替拉狄克擔任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2月又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王明也開始成為中山大學的秘書和米夫的全權代表，並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翻譯，協助米夫研究中共中央呈送共產國際的報告和文件。當時的在校學生陳修良后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裡的斗爭》中回憶說，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一躍而為‘中大’的秘書，實際上成了‘中大’的‘無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學的命運”。王明的追隨者盛忠亮（即盛岳）后來也回憶說：“當米夫在1927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學校長時，陳紹禹不遺余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從那時起，陳隨時向米夫提出有關中大和黨務工作的建議。陳干的這一切差使，自然就為他的日后躍居顯位鋪平道路。”[4]

由於大革命失敗后國內處於白色恐怖之中，中共決定將其六大移至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為中共六大的順利召開作了精心准備。 受共產國際指派，米夫在中共六大籌備和舉行期間負責大會的行政事務，米夫指定王明擔任其助手，協助他做一些會務工作。為了提攜王明，米夫還在大會召開前夕，當斯大林會見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時，特意安排王明當翻譯。米夫甚至想在中共六大上將王明等人弄進中共中央委員會，不過他的這一嘗試沒有獲得成功，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在‘六大’籌備選舉時，他在籌備選舉的委員會中說過，中國黨負責人在理論上很弱，現在有些較強的同志如王明、沈澤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當然，當時是沒有什麼人理他的（后來傳出去說，米夫要提他們當中央委員），可是這種說法卻起了影響。”[5]

米夫之所以看好王明是有原因的，那就是當時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非常重視在其他國家革命政黨中培養一批能夠忠實捍衛蘇聯利益、堅決服從和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和決議的力量。1929年春，王明離開蘇聯回到中國，被組織上安排到上海滬東區委當一名宣傳干事，后來又兼任《紅旗》報通訊員和編輯。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由於有米夫的一手扶持和直接干預，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一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盡管向忠發名義上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負責人，但實際上中央領導權已開始被王明獨攬。全會閉幕后，米夫於1月13日召集四中全會上不同意王明進中央政治局的二三十人開會，強行要求他們接受王明的領導，聲稱王明是中共黨內馬列主義水平很高的真正布爾什維克，能夠百分之百地執行國際路線，信任和接受王明的領導就是信任和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反之，就是反共產國際，應當受到處分。[6]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后，王明代理總書記一職。7月份，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機關和一個秘密印刷所被國民黨特務破獲，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驚恐的王明很快辭去了總書記一職，並於10月18日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從莫斯科遙控國內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

從上述王明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的軌跡中，可以看出王明得以上台掌控黨的最高領導權的幾個原因：首先，王明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人，他能在較短的時間裡掌握俄語，直接用俄語向米夫等人匯報思想，從而便利了他跟米夫等人的交流並進而獲取后者的信任。並且王明能說會道，口才很好，熟讀馬列經典著作，常常給人以很有才華的印象。其次，王明工於心計，善於察言觀色，時時處處以一個忠實執行共產國際方針、政策和路線的革命者面目出現，這一點迷惑了很多人。第三，米夫、斯大林等人對王明的信任和扶持是王明得以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掌控黨的最高領導權的直接和根本原因。第四，王明有一批追隨者。王明不僅迷惑了米夫等人，取得了他們的信任，而且還蒙蔽了不少當時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共產黨人。

二、共產國際放棄王明而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原因分析

1931年11月，王明在抵達莫斯科之后，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后來還在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6年后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回到國內延安，貫徹推行共產國際的“新政策”。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看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比較弱小，因而中國的抗戰應當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應當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促成建立全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要提誰領導誰的問題，而應當參照西班牙和法國的經驗，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爭取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政策和策略上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為了促使中共順利地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任務，推動中共實現和完成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決定“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國際形勢的人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7]，王明此次回國就是被作為“新生力量”派回中國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新政策”、幫助中共中央轉變政策和策略的。

從上文的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把王明等人派回中國時，絲毫沒有授意他們回國掌控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權，奪取黨的領袖地位。恰恰相反，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國之前的1937年11月13日誠懇地叮囑王明：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和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8]可是，王明回國之后就將季米特洛夫的這一臨別囑咐忘卻了，舉手投足之間都表現出自己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欽差大臣”，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一書中對回國之后的王明作了這樣一番描述：“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門一些不安的情緒……在我們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王明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十六人的名單。”[9]回國之后不久，王明就到武漢去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同國民黨就國共兩黨合作、團結抗戰事宜進行秘密談判。在武漢期間，王明常常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外發表宣言，而宣言內容事先又沒有跟延安商量。甚至連犯了嚴重錯誤的原紅軍軍事顧問李德都覺得王明將由其擔任書記的中央長江局弄成了“第二政治局”。[10]王明還向莫斯科告黑狀，說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違背了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政策。

而就在王明繼續在武漢跟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禮的關鍵時刻，1938年8月初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9月14日和29日，王稼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11]“必須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人，就不要再爭了！”[12]王稼祥所傳達的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這些指示，明確地表示了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對確立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的支持，同時實際上也就明確表示了他們對王明謀求中共領袖地位的行徑的反對。后來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報告中指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13]曾經參加了六屆六中全會的李維漢后來回憶說：“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國人民的領袖是毛澤東。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14]

那麼，為什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放棄了王明而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呢？

首先，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非常清楚王明缺乏實際革命經驗，因而他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和認識，而相比之下毛澤東則是經過中國革命實踐錘煉出來的領袖。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幾年中，甚至在接受斯大林垂詢的時候，王明由於缺乏實際革命經驗，缺乏對中國革命實際狀況的了解和認識，因而時常對一些問題作出錯誤的回答和不切實際的判斷。比如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裡姆林宮會見即將返回中國的王明、康生以及在同年7月初抵達莫斯科的王稼祥時，詢問王稼祥現在中共領導的紅軍究竟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說：在陝北大約有3萬人，當時王明插話說是30萬人。斯大林聽了這兩個不同的數字后，顯然更相信親自參加了長征並來自陝北的紅軍領導人之一的王稼祥所說的數字。[1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也參加了當天的會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也明確表示相信王稼祥所說的數字：“八路軍必須要有30個師，而不是3個師。”[16]

盡管對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缺乏了解，王明卻敢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人為地夸大事實，甚至編造材料，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此非常清楚，收藏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的檔案文件証明了這一點。該檔案館收藏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干部部提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一份書面報告，該報告指出：“鑒於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處，以及他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會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向領導人提供了虛假情況匯報等無可爭辯的事實，因此應當建議中共領導人不要將王明放到黨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領導崗位上去。”[17]該檔案館收藏的另一份檔案文件表明，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李立三曾說過：“王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以及其他場合夸大過數據和事實……王明認為，為了宣傳，需要夸大數據和事實。”[18]該館還有一份檔案文件記載著：“為了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造成一種中國革命正處於激烈的高潮的假象，王明曾指示他的秘書歪曲事實，炮制材料。”[19]

其次，王明最初應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激起了斯大林對他的不滿、猜忌和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應和主張是歡欣鼓舞並主張將蔣介石交予人民公審。當時，不僅國內有不少人主張將蔣介石殺掉，而且遠在國外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也曾主張殺掉蔣介石，他在獲悉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也非常激動，叫喚著要給國內發電報讓國人殺掉蔣介石，他的這一態度立刻被知情者匯報給了斯大林，斯大林聽了匯報之后非常震怒，於12月14日深夜12點鐘給季米特洛夫打來電話，質問道：“‘你的那個王明是個什麼人？挑事的奸細？他居然要發電報斃了蔣介石！’季米特洛夫回答說他對此絲毫不知情。斯大林摔了電話：‘我把電報找給你！’”[20]

王明主張殺掉蔣介石何以會激起斯大林如此強烈的反應和憤怒呢？這需要從當時復雜的國際局勢去尋找答案。隨著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蘇聯遭受侵略的危險日益加劇，而在蘇聯的東部，日本軍隊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已經侵佔了中國東北，也直接威脅著蘇聯的安全。蘇聯領導人非常擔心在東西兩線同時遭受日本和德國的入侵，為了捍衛蘇聯的安全和國家利益，蘇聯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改善和加強同中國政府的關系，目的就是要把中國變成有效牽制、抵抗、消耗日軍從而使日軍無力入侵蘇聯、確保蘇聯安全的“擋箭牌”。因此，在我國抗日戰爭時期，蘇聯向我國提供重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援助，固然有支持我國軍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性一面，同時也包含了其利己動機和維護其國家利益的目的。正因如此，早在西安事變發生前蘇聯就不願幫助中共在中國西北發動抗日反蔣運動，因為在莫斯科看來，中共的這一方案不利於中國舉全國之力實行抗日，從而也就不利於蘇聯的安全。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我們認為，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並論是不對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21]正是在共產國際的作用和影響下，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逼蔣抗日的決定：“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22]

也正是出於對蘇聯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考慮，西安事變發生后的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指責西安事變是“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制造的“陰謀活動”，西安事變破壞了“現在中國正在實現的團結各種力量致力國家統一的重要進程”，共產國際出版的《國際新聞通訊》甚至發表文章斥責張學良為“叛徒”、“強盜”。1936年12月16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封密電：“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隻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的侵略”，指示中共堅決“和平解決事變”。根據事后王明的回憶，這封密電實際上是由斯大林親自草擬的，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一書中引述了王明的這一回憶：“一年以后，1937年12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對我們說明上述這個電報的來歷。他說西安事變后，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外交部答復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贊成，接著斯大林便親自草擬了這個給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份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23]在這樣的背景下，王明主張殺掉蔣介石，自然會激起斯大林的不滿、猜忌乃至憤怒。

第三，陳雲、任弼時、劉亞樓等人向共產國際客觀地反映、匯報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有助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了解中國革命的真相，從而促使莫斯科決定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之后，為了讓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認同遵義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以及對中共中央領導班子所作的重大調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結束后不久就派遣了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雲前往莫斯科匯報相關情況。陳雲於同年9月抵達莫斯科，當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陳雲向共產國際客觀地匯報了遵義會議的經過以及遵義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和中央領導班子的變動情況。通過陳雲的匯報及其帶來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莫斯科了解了一度失去聯系的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的真實情況，並且對遵義會議及其所作出的決議和領導班子的變動情況表示了肯定。曾擔任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在其《中國紀事》一書中所講述的一段話從一個側面証明了陳雲此番來莫斯科的重要影響：“在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重新建立了正常的聯系之后，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業已開始、王明回到中國之后，國際主義的思潮這時在黨的領導中再度增強了影響。為了對付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毛在莫斯科拋出了《決議》這張王牌，以此作為証據來証明他的戰略和策略，自1927年以來，在革命斗爭的各個階段，都是唯一正確的。”[24]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任弼時到莫斯科去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的抗戰政策和情況，並且請求蘇聯方面給八路軍提供武器援助，3月底任弼時抵達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他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對報告大綱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還向任弼時詢問了王明回國后的表現和情況，任弼時實事求是地匯報了王明向中央爭權、跟延安分庭抗禮的種種行徑。任弼時所反映的情況有助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准確了解中國黨的真實情況，從而避免了他們聽信王明的一面之詞。

1938年4月，劉亞樓也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匯報中共黨的歷史和現狀，毛澤東請劉亞樓帶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幾篇重要著作以及遵義會議決議，並叮囑他一定要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並請季米特洛夫轉呈給斯大林。[25]

毋庸置疑，上述這些同志到莫斯科實事求是地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的實際情況，對於共產國際作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

三、共產國際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鞏固繼續給予支持

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后，共產國際和蘇聯對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鞏固繼續給予支持。1939年4月，《共產國際》俄文版刊登了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論新階段》，6月份又刊登了介紹毛澤東生平的文章，稱毛澤東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斗爭的勇敢戰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學者，杰出的演說家、軍事戰略家和天才的組織者”。

前面曾提到，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收藏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干部部呈交給季米特洛夫的一份書面報告，這份報告清晰地反映了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之后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鞏固所給予的支持。報告指出：

“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民等人的交談情況，完成了對26名中共領導干部的評述鑒定（鑒定附后）……毛澤東確實是中共黨內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他比中共其他領導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比他們更能准確地搞清楚中國復雜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勢的實質並正確地提出任務。”[26]

在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下，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在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最終建立了新中國。

四、幾點結論

通過上文的敘述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中共確立並鞏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中國共產黨人自主的正確抉擇，無論是遵義會議，還是六屆六中全會，或者中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人自主選擇了自己的領袖。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地向共產國際反映中共黨內的實際情況，有助於共產國際正確認識中國黨的客觀狀況，從而促使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

其次，在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與共產國際存在著上下級組織關系的機制下，共產國際支持中共確立並鞏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對中國革命的一大貢獻。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其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該《決議案》規定，中國共產黨必須“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21條”，21條的第17條明確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第21條規定：“黨員如果原則上否認共產國際所提出的義務和提綱，應該開除出黨。”[27]胡喬木同志曾經指出：“第三國際一成立，就強調民主集中制，就是國際范圍裡面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國際范圍的集權制加上黨內的集權制。”[28]在這種體制下，共產國際自然會給其下屬的各國黨幫倒忙，比如，對於中共而言，王明、博古等人就是在共產國際一手推動之下上台從而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危害的。胡喬木還指出：“確實，共產國際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也幫了正忙，但是，恐怕幫的倒忙比幫的正忙要大得多。”[29]共產國際支持中共確立並鞏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應該算是共產國際幫了中共的一個正忙，因為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30]而毛澤東本人又在中共七大的報告中指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因此，共產國際支持確立和鞏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給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幫了一個大大的正忙。

第三，由於蘇俄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國際又是在俄共（布）的發起之下並且是在蘇俄國土上建立的，因而共產國際自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成為維護蘇俄利益的一個重要平台和工具，俄共（布）和蘇俄政府通過並利用這個平台把蘇俄一國的利益同世界革命的利益等同起來，斯大林對此的解釋是：“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礎，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31]蘇聯利益中心論同樣對中國革命以及中共領袖人選造成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原先將王明扶上台，還是后來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都滲透了蘇聯黨的利己動機及其對蘇聯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考慮。之所以當初共產國際會極力扶持王明，乃是因為王明能忠實地執行國際路線，忠實地服務於蘇聯利益﹔之所以后來會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乃是因為在莫斯科看來，在中國抗日戰爭的關鍵時期中共需要毛澤東這樣的“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來領導，一如整個中國需要蔣介石這樣的強人來領導一樣。同樣，在我國解放戰爭時期，莫斯科同樣希望毛澤東領導中共及其武裝日益發展壯大，從而使莫斯科制衡國民黨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一張份量很重的王牌。

因此，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援助，既包含了其推進亞洲各國人民革命的崇高使命，也浸潤了其利己動機和國家利益。

注釋：

　　[1] 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頁。

[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

[3][4][6] 孫耀文：《風雨五載——莫斯科中山大學始末》，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240、347頁。

[5]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頁。

[7][2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頁。

[8] 當時會談時在座的王稼祥后來在194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作批評王明的發言中談到了這一情況，請參看徐則浩編：《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頁。

[9][23]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424、333—334頁。

[10][24]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133頁。

[11] 《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頁。

[12] 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指示是其在1938年7月初接見即將回國的王稼祥和同年3月底抵達莫斯科准備接替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任弼時的時候說的，筆者查閱了國內的相關文獻后發現，對於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指示，我國國內相關文獻和著作中至少有三個版本：（1）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第190頁指出：“季米特洛夫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2）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656頁指出：“7月初，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見他和任弼時時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3）朱仲麗著《黎明與晚霞》（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83頁指出：“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筆者查校了收藏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裡的這段文字的俄文，發現俄文的這段文字中既沒有“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這些文字，也沒有“爭吵”這個詞。

[1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14]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5—416頁。

[15] 參見徐則浩編：《王稼祥年譜》，第185頁﹔朱仲麗：《黎明與晚霞》，第257頁。

[16]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頁。

[17] 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472，л.186—189﹔РГАСПИ，ф.495，оп.74，д.314.

[18][19] 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6，т.1，л.63. 

[20] Димитров Г.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ли 1949).София.1997，с.118.

[22]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頁。

[25] 耘山、周燕：《清算王明錯誤路線的斗爭從莫斯科開始》，載《黨史博覽》2010年第1期第16頁。

[26] 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472，л.186—189﹔РГАСПИ，ф.495，оп.74，д.314.

[27] 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318、319頁。

[28][29]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頁。

[30] 《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304頁

[31]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頁。

(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