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與現代中國革命

格奧爾基·米哈伊洛維奇·季米特洛夫（1882—1949），現當代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共產國際、保加利亞共產黨和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也是一位對現代中國革命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重要歷史人物和國際友人。季米特洛夫的思想理論與革命實踐活動與現代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關系密切，曾為現代中國革命事業做出過重要貢獻。

一、長期關注和支持中國革命

出生於貧苦工人家庭的季米特洛夫，12周歲就輟學，在索非亞的印刷廠當排字工人，其文化理論水平主要靠刻苦自學。他於1902年春加入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1909年當選中央委員。1919年，保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他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他早在當排字工人時就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於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關注中國革命運動。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成立。同年，他第一次由保加利亞到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時，見到過中共早期黨員張太雷和瞿秋白等人。隨著國際活動增多，他同一些中共代表的聯系也越來越頻繁，尤其在莫斯科，同中國革命者多有接觸，由此對中國革命和中共有了深入了解。30年代初開始，他擔任共產國際、紅色工會國際等國際組織的領導職務，更具條件關注中國革命的進展情況。其日記記載，他從1935年起“開始經常認真地直接處理中國事務”。[1]

季米特洛夫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1935—1943）8年間，以共產國際為組織平台，深入了解中國革命的具體進程，積極動用組織資源支持中國革命。他經常親自會見中共代表，主持召開專門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1935年7月，他在共產國際七大上所作的報告中作為例証具體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情況，並指出：“我們贊成我們英勇的中國兄弟黨的創議，即聯合中國境內所有那些願意為救國救民而真正斗爭的有組織的隊伍，來建立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的非常廣泛的統一戰線。”“我們敢對中國人民保証，我們要堅決地支持中國人民爭取從一切帝國主義強盜及其中國走狗那裡完全解放出來的斗爭。”[2]這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革命的關注和支持。1936年6月，為紀念中共建黨15周年，他專門撰寫了《中國共產黨十五周年紀念》，肯定了中共取得的成就，認為中共“15年以來，經過中國革命的鍛煉，已經發展成為強大的革命政黨，已經成為共產國際最好的支部之一”，中共“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3]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后，他多次以個人身份同中共領導人保持電報或書信聯系，就中共黨內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從同志式的個人角度發表看法，提出建議。1945年11月，他回到保加利亞后仍非常關注中國革命境況。

1933年2月，希特勒及其黨徒制造國會縱火案，季米特洛夫這位“萊比錫之虎”在納粹法庭上的舉動轟動世界輿論。他的名字從此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斗士的象征傳入中國，國內知識階層可謂家喻戶曉。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后，他的許多演說及報告都被翻譯為中文，其著述也成為中共黨員必學的重要文獻資料。40年代初，他的大幅肖像緊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懸挂於延安的眾多場合，成為當時延安各界普遍認同的繼馬、恩、列、斯之后國際共運史上第五位偉大領袖人物。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中，他在共產國際七大上關於干部政策的講話被列入中共22個重要學習文件。毛澤東當時重點指出：“現在新華社應該主要是廣播教育材料，廣播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廣播斯大林的十二條、斯大林論檢查、列寧論紀律、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這些文件。”[4]劉少奇也指出，在整風運動的后期階段，應該“以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條干部標准（無限忠心、聯系群眾、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來反省自己”[5]。毛澤東還專門撰文贊揚、紀念季米特洛夫，他在《格·季米特洛夫和中國人民》一文中指出，季“很早以前就關心建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他在這方面的結論“對於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給予了巨大的幫助”。[6]周恩來也曾說：“保加利亞國土面積雖小，卻出了一個偉大的季米特洛夫。”[7]

1949年7月2日，季米特洛夫逝世，中國各主要報刊都進行了大量報道，刊發專文進行緬懷和悼念。此后，每逢重要日期，國內重要報刊常會刊文紀念、緬懷季米特洛夫。這些緬懷文章體現出中國人民對這位影響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人物的評價，其對中國革命的重要貢獻也被銘記於心。

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季米特洛夫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展和鞏固做出了重要貢獻。標志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基本形成的《八一宣言》的產生（1935年8月）與其有重要關系，它是在共產國際整體策略轉變的推動下，根據七大會議精神，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擬定並發表的。而在共產國際策略轉變及七大新精神的形成過程中，季米特洛夫起到了關鍵作用。

1934年4月29日，季米特洛夫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委員和中歐地區局領導﹔5月23日，他被吸收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他當時作為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深孚眾望的成員，實際上領導著共產國際。[8]同年7月1日，季就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指出，“由於局勢發生了變化，我們的統一戰線策略也必須加以改變”，“不應當把統一戰線策略僅僅當作揭露社會民主黨的手段”，“必須拋棄那種認為統一戰線隻能在下面進行的觀點”，“必須改變共產國際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9]為此，他主張給各國共產黨更大的主動權和自主權。1935年7月25日共產國際七大在莫斯科召開，根據季的報告，大會作出《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統一、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的任務》的決議，指出：“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人民反帝陣線。”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會議方針，以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名義草擬《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10]定稿后，由王明譯成俄文，送交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傳給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11]可見，中共策略的轉變在准備階段就得到過季的指導、首肯和支持。1936年，他再次肯定了中共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分析了中共在國內面臨的困難，認為中國“黨要依靠著民眾的意志來有系統地為著與國民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還預見到，在建立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會遇到黨內破壞統一戰線的“關門主義分子的抵抗”，遇到“預備犧牲黨與紅軍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的“機會主義投降派”的反對，並認為中共“完全懂得克服這些困難的基本條件是鞏固自己的黨，鞏固黨的統一和鐵的紀律”。[12]同年，他還較早地提出了在中共倡導下開展“逼蔣抗日”運動的主張，認為“中共目前的任務不是擴大蘇區和紅軍，而是尋求將絕大多數抗日的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道路”，“蔣介石願意建立統一戰線並害怕統一戰線，但應創造這樣一種局面，要在蔣介石的軍隊和國民黨中進行這樣的運動，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統一戰線。這一運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隻能是中國共產黨”。[13]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季米特洛夫為維護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對統一戰線的發展和穩定起了重要作用。這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他提出了鞏固國共合作的具體策略。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的意見時說，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中，“季米特洛夫指示，要多作上層活動，使國民黨員同情於我們”。[14]1939年5月他又建議：“基本問題是鞏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聯盟。與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聯系，依靠群眾，孤立國民黨內的投降分子，這是上策。”[15]其次，他深刻認識到中共黨內團結對於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1938年9月王稼祥從共產國際臨走回國時，季特別囑咐：“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間的團結。”[16]再次，在國共關系危機處理中進行有效協調。1941年1月，在獲知中國發生震驚世界的“皖南事變”后，他幾次召集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研究國共關系問題，力避重新爆發內戰，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局。1月16日，在收到中共中央書記處密電后，他認識到這一事變使中國很可能有“重新發生內戰的危險”。18日，他親自寫信給斯大林說：“無論中國共產黨人的處境如何艱難和危險，他們都不可能不反擊蔣介石對新四軍的強盜式進攻，也不可能不對蔣介石軍隊對八路軍和邊區的攻擊進行自衛。假如蔣介石不終止其總的侵略行動，則不可避免地將燃起內戰。”他建議“在蘇聯方面採取可能的措施來影響蔣介石”，“應該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掀起相應的運動”，以避免中國抗戰統一戰線分裂。2月5日，他又給毛澤東發電說：“我們認為，（同蔣介石）決裂並非不可避免。你們不應採取分裂的方針。正相反，在依靠主張保存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的同時，共產黨應採取一切取決於它自己的行動，來避免決裂。”他在共產國際進行的這些協調活動對於雙方矛盾的解決起到了重要成效。1942年6月16日，為在復雜形勢下指導中共正確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發來了如下電文：“目前局勢迫切要求中共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蔣介石的關系，鞏固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我們知道，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千方百計向共產黨發起挑舋，妄圖詆毀和孤立共產黨，但如果我們不巧於周旋，而屈服於挑舋，那我們的策略就是錯誤的。” 6月25日，季“收到毛澤東的電報，電報說，他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並已採取了措施”。[17]可見，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季的意見對中共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季米特洛夫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對中國革命意義深遠。毛澤東與王明的關系是當時中國革命的重要問題，直接關系到黨的路線走向。中共在組織上是共產國際支部之一，作為共產國際的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對中共領袖人選的表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王明長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1932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上即被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會后又被選為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到二戰開始后，他一直都是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構的組成人員。[18]盡管季米特洛夫與王明在莫斯科接觸甚多、關系較為密切，但經過獨立考察、權衡后，他明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並對王明提出了誠摯忠告。在這一問題上他的做法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首先，他的表態明確、誠懇，建立在事實基礎上。1937年11月13日，王明、康生、王稼祥到共產國際執委會辦公室會見季米特洛夫時，他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19]1938年7月，王稼祥動身回國前夕，季在談話中明確指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20]其次，他採取了處理二者分歧的正確方式——不從外部進行干涉。1943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了王明關於中共領導中存在分歧的電報，2月3日，又收到毛澤東指責王明的電報。王明的電報是發給季和斯大林的，該電報認為“毛澤東執行的政策不符合共產國際關於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請“加以干預，以避免黨分裂”。12月13日，季通過伊利喬夫發給王明的信中說：“至於你們的黨內事情，請你們設法自己解決。由我們從這裡干涉，現在來說是不恰當的。”[21]他採取的這一方式有利於中共黨內分歧在不受外來干預的情況下解決，避免內耗造成不利影響。再次，他支持毛澤東的明確態度一以貫之。一直到晚年，季米特洛夫仍明確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1947年7月，在會見劉寧一談到中國的解放戰爭時，他說：“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是十分對的，各國人民，要向他們（中共）學習！團結一切人民的力量，反對少數反動派，這個辦法是非常正確的！”[22]1948年12月，在季米特洛夫主持召開的保共五大上，毛澤東還被選舉為大會名譽主席。

三、堅信中國革命必勝，幫助中國革命事業

季米特洛夫的許多言論和著述表明，他對現代中國革命的意義和前景有深入認識，對中國革命滿懷必勝信念。早在1932年3月，在一次號召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重要會議上，當談到中國革命問題時，季米特洛夫指著一幅中國工農紅軍的照片說：“革命不是在房子裡高談闊論所能成功的。你們看中國革命戰士，在寒冷的季節裡還穿著草鞋堅持斗爭，這種英雄主義氣概非常使人感動，值得各國工人階級向他們學習。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大有希望的。”[23]1935年8月，他在共產國際七大閉幕詞中指出：“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族人民不認為他們的解放是沒有希望的事業。相反地，他們正日益前進，從事反帝國主義奴役者的堅決斗爭。最好的例証就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和中國人民紅軍的英勇業績。”[24]1936年6月，他又指出：“毫無疑問地，中共一定能克服一切的困難與阻礙而實現中國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民族統一戰線。”[25]1947年7月16日晚，季米特洛夫在家中與劉寧一交談時說：“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很多久經鍛煉的有學問的同志……他們懂得中國人民的要求，是那樣的和人民結合著，這是一個不可戰勝的力量！”1948年12月，他在保共五大政治報告中再次肯定了現代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在世界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上，有其特殊重要意義的是：中國人民，為了爭取自己的獨立，正在從事頑強的、英勇的長期斗爭，以反對各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反動腐敗的代理人。”並預言：“他們的最后勝利只是時間問題而已。”[26]他的這些重要論斷或預見是建立在長期的革命實踐活動和對諸多歷史事件的客觀考察基礎上的。

為幫助艱難的中國革命事業，季米特洛夫積極交涉爭取對中國的經費及物資援助。1935年他開始直接處理中國事務后，從1936年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的數年間，中共獲得的大量經費援助及各種物資幫助基本上都是在季米特洛夫的直接參與討論決策或交涉爭取下，由蘇聯和聯共（布）批准提供的。1936年9月7日，在克裡姆林宮參與討論中國問題時，他“認為可以同意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計劃草案（通過向寧夏和新疆運送武器支持中國紅軍等）”。9月11日，確定了明確的援助計劃。12月2日，他收到聯共（布）政治局作出援助的決定。1938年2月17日，他被叫去見斯大林、莫洛托夫，經討論決定：“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27]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任弼時談話，說共產國際從它的外匯中撥出30萬美元送給中國共產黨。[28]1941年，在抗戰最艱難的階段，他又積極為中國爭取援助。共產國際解散后，1944年11月他還召集會議研究從蒙古共和國到延安之間的聯系線路問題，也是為了便於向中國提供援助。他的多次參與討論決策、交涉申請、開會研究等活動為中國在戰時爭取到寶貴的財物援助起到了甚為重大的積極作用。

注釋：

[1]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7頁。

[2] 《季米特洛夫選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103頁。

[3]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241—242頁。

[4]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

[5]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頁。

[6]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13頁。

[7] [保]卡門·卡爾切夫：《季米特洛夫一家》，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

[8] [保]維·哈吉尼科洛夫等：《季米特洛夫傳》，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頁。

[9] 周文琪、褚良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第292頁，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6年發行。

[10] 張培森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頁。

[11] 周國全、郭德宏：《王明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頁。

[12]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243—244頁。

[13] 周國全、郭德宏：《王明傳》，第141頁。

[14] 《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頁。

[15]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95頁。

[16] 《王稼祥選集》，第141—142頁。

[17]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121、126、198、199頁。

[18] 參見[荷]維·卡漢：《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構的組成人員》，載《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3輯，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282頁。

[19] 徐則浩編：《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頁。

[20]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頁。

[21]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229、229、266頁。

[22] 劉寧一：《我會見了季米特洛夫同志》，載《人民日報》1947年10月23日。

[23] 轉引自余志和：《法庭驚雷——國會縱火案紀實》，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

[24] 《季米特洛夫選集》，第171頁。

[25]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244頁。

[26] 《季米特洛夫選集》，第274—275頁。

[27]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46、64頁。

[28] 徐則浩編：《王稼祥年譜》，第190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