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剛性與制度約束

美國歷史上雖然產生過幾次工人運動的高潮，但並沒有形成大的政治氣候，美國共產黨一直處於發育不良的狀態，而且美國資本主義經濟越發展，社會主義運動越是狀態低迷。在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實力最強和發展水平最高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時代背景下，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黨活動處於前所未有的消沉期。這一悖論現象對於關心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命運的人來說,的確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為什麼美國沒有像其他工業化國家那樣產生有重大影響的社會主義運動或工人政黨? 是否美國的這一現象也與美國建國神話以及美國政治文化一樣是“美國例外論”的重要體現？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主義理論家們。學術界的解釋各種各樣，雖不乏至理，但始終無法取得人們的共識。

結構剛性與美國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問題

關於美國社會主義的生命力，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問題，借用李普塞特的說法，“太多的變量，太少的事例”[1]。這既涉及經濟變量（諸如實現工業化的時間、經濟增長的速度、工業的集中程度、職業結構、勞動分工的性質和國家的財富），也涉及政治變量（諸如實現普選權、政治權利、結社自由的時機、選舉制度、集權的程度、國家的規模、保守主義政黨的傾向以及有關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性質），還涉及社會文化因素和國際因素，十分復雜。要想回答這一問題，的確並不十分容易。

然而，對於美國社會主義生命力問題的回答，從桑巴特到李普塞特都犯了一個關鍵性的錯誤，他們大多是僅僅停留在對美國工人生活領域的現象觀察和對美國價值觀念的推演上，帶有較強的唯心主義色彩，沒有從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考察物質生產領域，將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置於更深厚的社會基礎上來加以把握，找出其深刻的客觀原因。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從唯物史觀出發，分析美國社會物質生產領域中的根源，是理解美國社會主義發育不足的關鍵。從唯物史觀來看，美國社會主義發育不良的關鍵在於美國社會物質生產領域存在著對社會主義發展的“剛性結構”，隻要這一“剛性結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美國社會主義的未來就必定難以獲得大的起色。

所謂“剛性結構”，是指美國的經濟結構、階級結構和社會文化結構都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結構約束，此種結構約束如此堅固以至於隻要結構本身沒有發生斷裂，就不會形成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政黨力量的壯大。具體來說，此種剛性結構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分散的自由競爭的經濟結構。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現代社會主義產生於現代化大生產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當社會生產力獲得發展之后，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也開始激化，經濟結構扭曲導致周期性地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為社會主義提供了歷史機遇，此時隻要無產階級發動革命就會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早期的美國是一個移民墾殖社會，遼闊的國土和天然的土地資源令移民們興奮不已。直到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經濟基礎孕育了雄厚的自耕農主義、生產者主義和共和主義的傳統，乃至使社會能夠自動地保護民眾的權利，限制大資本的力量，美國的資本主義處於自由競爭階段。在自由競爭階段，資本主義的活力仍然十分充足。在此種資本主義活力十足的歷史背景下，勞工甚至無法形成一支有影響的政治力量，他們所有的夢想和激情都燃燒在拓荒開疆的廣袤土地上。

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歷史機遇來自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南北戰爭之后，整個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迅猛，整個社會在積累起大量的物質財富之后，也出現了大量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比如工業壟斷、勞工權利侵害、環境資源破壞、經濟危機、收入差距懸殊、社會道德衰敗、政治腐敗等。從1897年到1904年，美國出現兼並狂潮，1800家公司合並成157家﹔僅1900年就出現了185起合並案，其中73起資產在1000萬美元以上。1904年，300多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國制造業資本的2/5。[3]這些托拉斯大財團在控制了行業之后，與銀行、証券、保險業結成一張利益相關的網，任意操縱壟斷價格，坑害消費者，剝削工人，打擊中小企業，腐蝕拉攏政客，壟斷日益侵害了自由競爭本身，弱小的群體寄希望於政府的保護。同時，美國大量的人口從農村流動到城市，使城市變得擁擠，犯罪和失業急劇增加，社會爆炸的危險度增強，一旦社會領域有點風吹草動，很快就能星火燎原形成蔓延之勢。正是在這一時刻，社會主義思潮一度興盛，“扒糞運動”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丑惡，令社會主義有了替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方案的機會。特別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傷害，美國社會主義面臨著發展壯大的歷史機遇。

然而，美國的進步主義改革使資本主義進行了自我修復，羅斯福新政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先后建立起了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及時地修補了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出現的危機。特別是從1887年開始，國會先后通過了《州際商務法》、《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克萊頓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等法律，建立了專門的反壟斷機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還發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南，對於抑制壟斷具有積極影響。在國會反托拉斯立法和監管下，美國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得以維持。此后，隨著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的集中化狀態被打破，人們的勞動方式、企業的產業性質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的經營形態都日益分散化、個體化、小型化和流動化，生產的全球組裝、經營的全球分布以及投資的全球流動打破了金字塔型的科層化組織結構，在經濟上有著密切聯系的員工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很難組織起大規模的集體活動，社會主義運動失去了物質載體，隻能成為大學書齋裡的經院學說，並導致了一種奇怪的美國文化現象：美國校園和知識分子群體中充斥著左派聲音，而美國社會籠罩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氛圍之中。

二是中產階級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

盡管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后來居上者，但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如約生產出自己的掘墓人，大多數美國人在階級性質上屬於中產階級，這種階級被馬克思稱為“中間階級”，“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中產階級在美國社會中長期居於主導地位，決定了無產階級及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迷而不成氣候的狀態。

北美廣袤的土地資源，非常適合中產階級生長，但不適合無產階級的成長和壯大。西部邊疆的廣袤土地使得土地所有者幾年之間就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移民到北美的勞工也很快就能獲得屬於自己的一塊土地，成為小農場主。土地所有者、獵戶、醫生、律師、商人、教士，構成了18世紀和19世紀前期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美國農業社會。在新大陸，大量的機會造就了擁有大量土地的農民。1841年，美國著名的《宅地法》又規定，一個定居者可以用最低價購得160英畝土地。可以說，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產階級社會的首要條件。在歐洲，往往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獲得一點土地或一個農庄。這樣，殖民地時期形成的中產階級社會，由於農場主階層在中西部的出現而擴大，農業社會時期的美國是中產階級的樂土。

美國中產階級的維系還與美國移民社會的特征密不可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抵達美國之后，沒有封建式的桎梏，面對西部廣大的廉價土地，即使是貧困的新來者，經過一代的努力往往也能成為中產者。在美國決定社會地位的不是出身與特權，而是工作與財富。正如富蘭克林所說，美國人不問你是什麼人，而問你能做什麼事，因為他們所推崇的是能力，而不是家庭背景，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固定的顯貴階層難以形成，這使得美國的中產階級社會得以持續下去。

美國進入現代化大工業社會之后，盡管一度出現了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的問題，但很快由於美國資本主義的調整而為中產階級創造了更好的機遇，美國工業化引起的急劇的社會變動絲毫不亞於自然界的火山爆發。工業化不僅僅制造了兩大對抗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中產階級。在工業化之前，農場主、小業主、小商人構成了美國社會的主體。工業化之后，農場主分化成為富足的農戶，構成農村中產階級的主體。廣大城鎮的獨立小業主、小商人和專業人員也正經歷著異常深刻的地位革命，白領階層逐漸從藍領階層中分離出來，從工廠工人中劃分出來，舊式的老中產階級轉變成為依靠薪金生活的新中產階級。米爾斯在《白領》一書中如此描述新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內部根據職業可以分為上層和下層，一部分經理、專業人員與部分辦公室人員構成白領的上層，白領階層中的三個最大的職業團體——教師、商店與企業的推銷人員、各種辦公室人員構成了白領的中下層。[4]新中產階級的數量在整個美國社會人口中的比重在快速上升。

白領階層的興起，使得美國中產階級更能成為工業社會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國社會的事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特別是股權分散化的趨勢推動了中產階級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上升，中產階級由於在經濟上擺脫了窘境，故而在政治上採取溫和、含糊的觀點，奉行多元政治價值和差異政治理性的差異政治觀。他們更關心生活的質量，關心人生的價值，討厭那些追求純粹的經濟利益和效益的行為。中產階級長期居於美國社會的主導地位，形成了對美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發展的極大限制，大多數美國民眾在政治上是中間偏右的，很難形成有利於左翼政治發展的社會基礎。

三是多元社會文化並存的文化結構。

在歷史上，美國一直被譽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熔爐，從不同種族、民族、歷史、文化背景走來的移民們融會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新的美國文化，其特點是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但從政治治理的角度考察，這種“熔爐文化”實際從未將民族與文化之間的隔閡消除，而只是允許它們獨立存在於一個大的文化框架之內，因而彼此的沖突、摩擦往往多於兼容、合作。有學者認為，“在一個大熔爐中的美國人群體，實際上被種（民）族、宗教信仰、經濟地位、政治立場等分割成無數的小群體。”[5]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人們不難發現，美國文化與其說是一種“大熔爐”，不如說是各個“馬賽克”的拼圖，每一個移民團體都保持著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精髓，很難滲透到其他族裔團體之中。此種多元文化與美國多元社會集團一道，構成了對美國工人階級團結統一的極大抑制，即使出現一種思潮，要想獲得大規模發展也不大容易。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美國族裔矛盾非但沒有減弱，反且有大大加強之勢。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對於當前美國社會中的多樣化種族對美國國家特性的挑戰憂心忡忡。他認為，美國的國家特性和國民身份在20世紀后期走弱，美國已面臨何去何從的嚴重關頭，若不大力捍衛和發揚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這一根本特性，國家就會有分化、衰落的危險。[6]盡管亨廷頓的看法過於悲觀，但的確道出了當今美國政治面臨的根本難題。亨廷頓對美國的擔心不無道理，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全球多元文化共處於同一個憲政體系下，必然會產生不同文化的矛盾、摩擦、沖突等“消化不良”的問題。隻要此種文化沖突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多元社會集團並存的格局沒有改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就很難在美國生根發芽，開枝散葉。

制度約束與美國社會主義的否決點

分析美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除了需要將其放在美國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中進行考察之外，還需要考察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在政治上創造的制度約束。從這一角度而言，社會主義在美國除了先天發育不良之外，美國制度體系中還存在大量的“否決點”（veto point），比如勝者通吃的選舉制度、兩黨輪流執政的兩黨制度、分權制衡的政府制度和非國家行為體順暢的政治參與機制都對美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形成了密集的“否決點”，導致社會主義在美國深陷重圍，難有作為。

美國政治對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個否決點來自於相對多數的選舉制度。這一制度使得美國社會主義力量作為“第三種思潮”根本無法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角逐的潮流中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帶。早在工人運動蓬勃發展之前，美國政治就確立了相對多數票決制，政治領導人採取勝者通吃的選舉制度，即某一候選人在特定州獲得超過半數的選民票即可獲得該州的全部選舉人票。此種勝者通吃的選舉制度就是一種簡單多數代表制。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間接選舉制。首先由各州選民投票選出本州選舉人（人數與本州國會議員人數相等），再由各州選舉人同時在各州首府投票選舉正、副總統。議員選舉實行直接選舉制。眾議員由各州選民直接選舉﹔參議員最初由各州議會選舉，1913年生效的第17條憲法修正案規定，參議員也由各州選民直接選舉。州長、議員和某些州的法官、重要行政官員都由選民選舉產生。各級選舉一般都由兩黨包辦，實行單名選區制和相對多數代表制。在此種選舉制度下，社會主義運動即便對政治產生壓力，也被選舉制度過濾掉了，故而就美國選舉制度的實質而言，它是資產階級內部的分權，人民大眾不可能真正當家作主，社會主義運動根本無法找到通過和平選舉進入政治中心的管道。相對多數的選舉制度構成了本來就發育不良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政治否決點。

美國兩黨制度構成了美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的第二個政治否決點。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兩黨制國家，李普塞特認為，兩黨制使第三黨很難形成氣候，社會主義政黨也是如此。[7]恩格斯對此也有過類似論述，他說:“在美國，我覺得還沒有第三黨存在的余地。在這塊廣闊的土地上，甚至同一個階級內部各個集團之間在利益上的差別也是如此之大，以致兩個大黨中的任何一個黨的內部，人們都因地區的不同而代表著完全不同的集團和利益，而且幾乎有產階級的每個階層在兩黨內都有自己的代表。”[8]的確如此，雖然在美國也存在一些小黨，比如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廢奴主義者、平民黨、禁酒黨、西奧多·羅斯福的雄麋黨、共產黨、喬治·華萊士的美國獨立黨、約翰·安德遜的國家聯合黨等，但真正具有政治影響力的隻有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政黨。兩黨制在19世紀30年代初步形成，南北戰爭以后牢固地樹立起來，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資產階級政黨控制著美國政治舞台，從未遇到強大的對手。兩黨不僅控制著聯邦政府，也幾乎控制著所有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雖然曾經出現過從兩大黨分裂出的第三黨和許多其他政黨(即所謂“小黨”)，但它們或是曇花一現(如第三黨)或雖能長期存在但影響有限(如小黨)，都不能成為同兩大政黨分庭抗禮的全國性政治力量。今天，共和黨和民主黨已經完全滲透在美國的政治進程中。近2/3的美國人自認為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即使那些自稱的無黨派人士，通常也具有政黨傾向，並表現出高度的政黨忠誠。自1856年以來，歷屆總統不是共和黨人便是民主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兩大政黨總統候選人得到的選民票平均為95%。1998年的國會中期選舉后，當選的國會議員中隻有一人是無黨派人士，而當選的7300多名州議員中，隻有20人（3‰）既非共和黨又非民主黨人。兩黨體制主宰了聯邦和州的政府，成為美國政治機器的真正“玩家”，在美國政治舞台上，沒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與兩大政黨相抗衡。

美國的三權分立和彼此制衡的政府制度構成了美國社會主義的第三個否決點。美國歷史上也不乏同情和支持社會主義的政客，比如西奧多·羅斯福等，他們在進步主義運動時期推行了一系列反壟斷、公平施政、保護勞工權利等政策，但是他們進入國會、白宮和政府部門，也並非依靠美國工人階級的支持，由此注定他們不可能完全站在推動工人階級運動的立場上。即便獲得工人階級支持進入政府部門，也會深陷其他政治力量圍攻的重圍而無法作為，這是由美國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府制度決定的。在如此復雜的分權制衡體制下，即便是共和黨或民主黨想要獲得政治主導地位，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相比之下，勢單力孤的美國社會主義力量面臨的難度則更大。

另外，除了來自於政治領域的建制性制度否決點之外，美國國家與社會聯結地帶的諸多制度也構成了對社會主義運動的耗散結構。美國的利益集團游說制度和開放的政治參與制度，為普通民眾提供了一個實現特殊利益的管道。某些利益集團為了實現眼前的具體利益，完全不必訴諸奪取政權的策略，而是可以利用自己充足的資金組織開展游說活動，操縱美國政府的議題設置，影響政府官員的決策，進而滿足自己的具體利益。此種利益集團游說制度分化了美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將其化解為追逐各種具體利益的利益團體，僅僅關注左右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消弭了無產階級內在的革命性，減弱了他們對於奪取政權的理想和信念。在美國勞工群體中，對於眼前利益的關注和通過游說滿足此種利益的可能性，消耗了他們對於長期革命利益的追求，造成美國勞工較少關注意識形態和政治信條，更多關注具體問題和利益訴求。此種政治文化對於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政治鴉片”，勞工群體吸食得越多，社會主義運動中毒越深，越不容易醞釀社會主義的高潮。長此以往，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火苗將越來越弱。

結論：美國社會主義的未來

19世紀中后期和20世紀社會主義高歌行進的激情歲月，美國的社會主義思潮和政黨卻十分平靜，沒有對美國政治產生多大影響。這一現象令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困惑不解，因為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社會主義應該在最先進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資本主義越發達，社會主義的基礎越雄厚。美國並沒有驗証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生長的政治邏輯，反而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堅強堡壘，成為捍衛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

從1906年德國人桑巴特出版《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以來，國際學術界圍繞桑巴特的解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然而，這些討論由於並沒有將這一問題與馬克思的政治邏輯結合起來，沒有將對該問題的解釋置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客觀基礎上，所以都不免落入就事論事的俗套。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看，美國之所以缺乏社會主義，主要是因為其分散的自由競爭的經濟結構、中產階級居於整個社會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多元化的文化結構以及美國移民社會的傳統共同導致的剛性結構，隻要這一剛性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社會主義在美國興起的土壤就不具備。與此同時，美國相對多數的選舉制度、兩黨競爭的政黨制度和分權制衡的政府制度以及開放的利益集團游說制度也形成了對社會主義政治力量的強有力的約束，使得即便美國社會產生了社會主義成分，也很難進入政治的中心地帶。美國的制度從根本上捍衛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盡管其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實質上卻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因此，美國社會主義的未來，要想通過和平的、民主選舉的渠道是不可能實現的，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將一直保持當代資本主義頑強堡壘的地位。

注釋：

[1] ﹝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一致與沖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頁。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617—618頁。

[3] 資中筠《老羅斯福的“第一把火”》，載於《財經》2006年第4期。

[4]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p.266; 奧利維爾·如恩斯《為什麼20世紀是美國世紀》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頁。

[5] 參見劉衛政、司徒穎怡《疏漏的天網：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6]﹝美﹞薩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242頁。

[7] 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 W. Norton %26 Company , 2000.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 卷第245 頁。

（作者單位：趙可金，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劉明智，山東濰坊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