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中的失落

一、懷舊是對過去的一切不加批評的贊美

現在，東歐人至少採用了四種辦法來對待他們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幾十年。第一種對待過去的辦法是擯棄——反懷舊。在大多數主流話語中，社會主義時代幾乎完全被抹去了。新的意識形態，例如民族主義、自由民主主義、自由市場思想和消費主義，在徹底譴責過去的一切的基礎上得到倡導和發展。我們聽到諸如共產主義帝國、恐怖的幾十年、死亡文化、可怕的年代、嗜血的暴君、紅色的共產主義野獸，等等，均屬此類。第二種對待過去的辦法是“遺忘”，對1989—1991年之前的一切閉口不談，好像過去的事情從未發生過，一切都是后來才有的。於是出現了一些耳熟能詳的比喻，例如民族的春天、民主的覺醒或新的開始，等等。第三種辦法是歷史修正主義，完全重新解釋社會主義的過去——例如，什麼東西都是蘇聯人或一批當地布爾什維克分子強加的，對多數人的恐怖，等等。第四種辦法是懷舊，一種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而對過去的一切不加批評的贊美。本文隻研究這些辦法中的第四種，即對社會主義幾十年的懷念，不過，這種研究是在對待過去的其他三種做法的大框架內進行的。

二、懷舊是個人的，但也有廣泛的社會性﹔懷舊具有工具性，也有其他復雜性

在我看來，懷舊是一個復雜多樣、不斷變化、充滿情感的個人或集體的（非）工具化敘述，這個敘述對浪漫化的逝去的時光、人民、物品、情感、感覺、事件、空間、關系、價值、政治和其他制度感到痛惜並加以美化，而且所有這一切與糟糕的現在形成了鮮明對比。它是對不可逆轉地逝去的過去的惋惜和渴望，而且它常常包含著一種烏托邦式的願望，甚至是使之回歸的努力。懷舊通常完全由對一個安全社會、安寧時期、繁榮和人民之間的團結的各種想像所組成。盡管懷舊指向過去，但是它也間接地涉及現在，尤其是在對更加美化的未來的承諾和期望實際上沒有實現的時候。在對現實不滿的刺激下，它創造並滿足了對美好過去的想像。總而言之，越是對沒有實現的願望和承諾感到失望，就越是容易懷舊。

在德波兩國的后現代后工業“景觀社會”和鮑德裡亞的擬象中，當所有基本社會現象和范疇都需要重新考慮、重新界定時，懷舊具有了新的維度。它不僅可以從狹窄的積極角度理解為對懷舊者“實際上”經歷的過去事件的美化記憶，也可以從建構的意義上理解為一種敘事社會建構而非一個原生類別。這種“間接懷舊”猶如從他人的懷舊敘述中拿來、借用和“竊取”的某種東西，但像“直接懷舊”一樣強烈、有說服力和“真實”。換句話說，有些人即使實際上沒有親身體驗，也會對某個時期、制度、個人、文化等產生懷舊情緒。有關過去的積極形象現在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大眾歷史、媒體文化、政治用語和其他公共話語的超級市場上獲得，而不僅僅從“親身”經歷中獲得。然而，它們不能被簡單地原樣照搬。如果說直接懷舊是嚴肅的、模仿的、醉心於現實主義的重構，那麼間接懷舊則是譏諷性的、不嚴肅的，有意折中和侮慢不敬的。后者的一個例子是對鐵托騎車照片的蒙太奇處理，照片中的鐵托騎著一輛大摩托車，身穿夾克，兩手刺青，其中一隻手放在一張Yugo流行樂的CD封面上﹔還有一隻鬧鐘上面有斯大林像，上面寫著“我會回來的”。

對社會主義的懷舊現象在1989年、1990年或1991年革命浪潮過后很快就出現了，它們震動了幾乎每一個人——從反共的持不同政見者到新機會主義者或新時代機會主義者，從外國觀察家到這些社會裡的普通人。人們問道：新的涂鴉採用共產黨口號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青少年穿著印有前領導人頭像的T恤衫？為什麼社會主義時期在民意調查中排名很高？是誰在買紅色幾十年的舊物？又是誰在生產、出售和購買新的共產主義紀念品？什麼人對如此眾多的紀念過去時光的網站感興趣？很快，時尚報刊、公共交談、政治聲明和學術圈裡開始出現對社會主義懷舊現象的第一批（似乎有理的）解釋。他們中間有的人認為，懷舊只是東歐的另一個獨特現象——好像當代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還有的人認為，懷舊隻不過是一種個人現象而沒有什麼別的意義。我認為，它是個人的，但也有廣泛的社會性。不過，輿論認為，對社會主義的懷舊則是由各種不同的群體虛構、捏造、強加於人的，其目的是開辟一個新的商業市場，獲得政治信譽，贏得民眾的支持，獲得藝術靈感，等等。因此，許多學術研究隻考察了這個現象工具性的一面，僅僅把它局限於“懷舊產業”。我同意懷舊是工具性的，但是隻看到其工具性一面會忽視其復雜性。它的有些特征和表現形式絕對沒有充當霸權話語的野心﹔它們不想說服任何人相信任何事，它們本身就是目的。

在我看來，有必要從方法論上區分對於懷舊的兩個視角和態度。一是懷舊文化。它是一些社會群體為了達到某種目標自上而下建構起來、然后提供或強加給其他人的一種（物質化的）話語。俄羅斯街頭出售斯大林像章的小販、馬其頓政黨“鐵托的左翼力量聯盟”（Union of Tito's Left Forces）的領導人、出版波蘭（蘇聯或東德）革命歌曲選的唱片公司，在所有轉軌國家電視節目或一些旅游項目中扮演社會主義領導人的人，或回歸社會主義美學時尚的設計者，均屬此類。他們都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即利用人們對那些日子的懷念。第二是懷舊者的文化。它是懷舊者的一種流行信念、思維模式、懷舊感情和活動。簡而言之，是自下而上的懷舊。它的存在証據可以在民意調查、不同人的交談、一些懷舊場所剪貼簿上的題詞、徽章、對舊制度聖地的“朝聖”等中找到。這兩種懷舊在大多數時間裡是交織在一起的，它們相互聯系，但也不一定如此。

三、對社會主義的懷舊，不僅形式和性質不同，而且含義也因人而異

作為第一步，有必要先看一下新政治話語中官方的反懷舊表現。也就是說，在每一次變革或戲劇性事件發生之后，總會出現如何面對過去的問題。在當代政治中，弗洛伊德所說的“重復創傷”出現在不同的物質實踐和活動中。在前社會主義國家，這種長期創傷似乎是由博物式展示和（一定程度上的）消費主義“治愈”的。下面這些機構也持這種反懷舊態度，接受主流意識形態對過去的解釋並使之合法化：布拉格的共產主義博物館（Museum of communism）據設計者的要求，把共產主義——夢想、現實和夢魘作為主題。布達佩斯的塑像公園（Statue Park）的理念來自1989年夏天建立的國家列寧公園，它於1993年在該市郊區開園，展出了共產主義專制政權建造的44個巨大的紀念碑。常年對外開放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展（Socialist Realism）設在波蘭東部一座舊貴族王宮裡，展出了數百件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美學標准創作的塑像、紀念物、繪畫、招貼、裝飾品、宣傳板、明信片、徽章，等等。設在莫斯科新特列契亞柯夫畫廓附近的所謂的坍塌紀念物墓地（Graveyard of the Fallen Monuments），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堆積來自全國各地被折掉的蘇聯紀念物的露天倉庫，連一份正式的講解手冊都沒有。東柏林的民主德國博物館（DDR Museum）收集了社會主義時期的日常生活、技術文化、體育、教育制度和設計物件。立陶宛的格魯塔斯雕刻公園（Grutas Park）設在一個重建的蘇式“文化之家”裡，展出了眾多雕塑，還有一個多媒體節目，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迪斯尼樂園。

除紀念品商店之外，所有這些地方有兩個共同之處。第一是超現實主義的模仿：它們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物品，給人留下了社會主義時代意識形態完全飽和的印象。展示超過了現實：從來也沒有一個地方的社會主義制度像這些博物館式的模仿一樣完美無缺、包羅萬象。第二是家長式的警告：它們提醒參觀者小心那個時候的魔鬼，而它們對那個時候的刻畫完全是消極的。

但是，如果過去真的如此恐怖，為什麼今天還有那麼多人不同意這種對過去的新霸權式的譴責呢？他們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度過的幾十年態度比較復雜，因為它還包含了懷舊情感、敘述、行動和生產。但這裡我們面臨一個問題，即懷舊情感從來都是片面的，它是一個經常變化的酸甜苦辣組合，是滑稽與嚴肅、沉默與坦率、迷戀與恐懼、吸引與拒斥、紀念與嘲弄等等的組合。公共場所、消費品、圖案設計、大眾文化、公共事件、政黨政治、街頭文化、藝術、數字世界或民意調查，無論採取什麼形式，懷舊現象均表現出明顯的差別。

我先談一下公共場所，這是草根表達懷舊和崇敬的地方。在布加勒斯特的根恰公墓齊奧賽斯庫墓前，多年來舊時代的懷念者一直在擺放鮮花和象征社會主義的紀念品。在波斯尼亞東部一個小村子的私人院落裡豎立著一尊巨大的鐵托塑像，它帶有祭壇一樣的裝飾，常有不知名的路人在此獻花。在前南斯拉夫許多地方，每逢鐵托生日、忌日和社會主義南斯拉夫創建日，都有數以千計的鐵托主義者公開集會紀念。但是在有些地方，社會主義的過去被嘲諷性地再現。

那些日子的一些消費品、商業品牌、食品和飲料經過與新產品的殘酷競爭生存下來，如今在國內市場和尋找異國新奇產品的游客中間非常暢銷。東德的可口可樂“Vita Cola”、南斯拉夫的可口可樂“Colta”（后者過去和現在的廣告詞都是那句話：我和您的青春飲料），今天仍在市場上銷售。其他一些產品也是如此，例如匈牙利“Macko”或克羅地亞“Buco”（都是很容易被涂開的奶酪），立陶宛的“Soviet Sausages”，克羅地亞的巧克力棒“Zivotijsko Carstvo”，塞爾維亞的須后水“Brion”，匈牙利的香煙“Symphonia”，斯洛文尼亞的香煙“Filter 57”，或波蘭的香煙“Popularne”，塞爾維亞的巧克力冰激淋“Eurocream”，或匈牙利的鞋子“Tizsa Shoes”。我認為，這些消費品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並在商業上取得成功，至少應部分地歸功於民眾對那些日子的愉快記憶。消費者的邏輯可能是這樣的：不許抹掉我們的過去﹔我們接受新東西，但我們也買過去的好東西。這種為牟利而懷舊的第二個方面是各種活動和觀光項目，主要是針對外國游客的，例如東柏林的“東部懷舊游”或“乘特拉貝特車東部游”。這種懷舊的第三個方面是社會主義紀念品（社會主義時尚物品）或小商品（日常用品）市場，這些東西在古董店裡，在跳蚤市場上，在一些懷舊活動、慶祝和周年紀念活動中均有出售，當然，在網上也有銷售。在前蘇聯各國，它們被稱為列寧紀念品。

我敢肯定，那些日子的司空見慣的形象也深深地扎根於當代大眾文化之中。老電影回顧展，那個時代的一些搖滾樂隊的重聚，他們的原唱歌曲重新灌制CD唱片集，一些新樂隊和藝術家對這些歌曲的翻唱，社會主義形象在電視節目（例如斯洛文尼亞國家電視台青少年電視節目青年接力賽）以及更普遍的大眾娛樂節目中的再現。在日常文化層面，懷舊進入口頭語言，例如在波黑，稱某人“鐵托”，表示他確實像王者一樣與眾不同。

根據嚴厲譴責社會主義的過去的主流話語來判斷，社會主義時期不可能是一個合適的展示對象。但是它不僅被公開展示，而且得到普遍認可。例如，2009年3月初在貝爾格萊德舉辦的鐵托的影響歷史展覽，在媒體上掀起了一陣波瀾，吸引了來自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的大批參觀者。2006年保加利亞索菲亞組織過類似的社會主義藝術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展。波蘭多次舉辦社會主義特別是蘇聯招貼畫展覽，整個轉軌期間都保留了對鐵托的尊敬，它們現在是南斯拉夫懷舊者政治旅游和集會或隻對歷史遺跡感興趣的游客最青睞的目的地。

紅色懷舊的第二個特征是政治。紅色懷舊很容易被政治化，也成為議會民主條件下一個政黨政治因素。在俄羅斯，對蘇聯時期的懷舊是根納季·久加諾夫領導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議程的一部分，而社會主義和蘇聯的畫像是游行集會的必備之物。在斯洛文尼亞，有爭議的斯洛文尼亞民族黨領導人、極右分子茲格馬·葉林契奇頌揚鐵托是斯洛文尼亞母親之子、各黨派領袖、南斯拉夫元帥，而且總的來說是一個很酷的人。他還在自己家的院子裡豎起一尊鐵托雕像。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其他所有斯洛文尼亞政治家，包括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並在議會民主制度下成功地繼續自己政治生涯的那些人忽視了鐵托。不過，大多數斯洛文尼亞人認為，鐵托是一個積極的歷史人物，這給葉林契奇的黨帶來了信譽。

社會主義似乎還存在於后社會主義城市的街頭文化中。它可能是官方的，得到了國家或地方當局的支持：例如，仍有眾多街道、廣場或建筑物以社會主義領導人、英雄或重要的社會主義事件命名。確實有很多紀念碑被拆走或毀掉（甚至賣掉），但也有很多被保留下來。作為一種象征，共產主義的紅星仍然在莫斯科克裡姆林宮三一大教堂的塔尖閃耀。不過，涂鴉、圖案、即時貼和其他街頭藝術提到社會主義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在盧布爾雅那，有一幅招貼畫寫道：“11月29日，共和國生日萬歲！”（它指的是南斯拉夫而不是獨立的斯洛文尼亞！）和“生於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在布加勒斯特，齊奧賽斯庫被描繪成一個嚷嚷著“我五分鐘后回來！”的天使。

過去的時代、主題和美學，一直為藝術提供巨大的靈感，尤其在后現代性的創作折中主義中——后者游蕩於過去的風格、拼貼藝術、模仿作品、重寫、挑舋、去語境化、解構主義、彌散、去經典化、反敘事觀、無聊和滑稽模仿之間。80年代起的斯洛文尼亞的新斯洛文尼亞藝術集團的返前衛派，對瑣碎的政治歷史問題、人物和象征進行諷刺性再解釋的蘇聯波普藝術，以及當代藝術家謝爾蓋·巴嘎耶夫（Sergey Bugayev）等，都是在對過去的欣賞、雜合與挖苦嘲笑和蓄意修改之間搞折中的例子。類似的影響在搖滾和另類音樂場景中發揮作用，也反映在穿著印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形象與人物的T恤衫的朋客，以及將老的社會主義、黨派、反資本主義和改變全球因素融入其音樂、歌詞和現場表演的斯洛文尼亞等新Yugorock樂隊身上。同樣的結合在兩首歌曲中也可以看到：一首歌曲是《生於波蘭人民共和國》﹔另一首歌曲是馬其頓歌手演唱的《一切如初，只是他已不在》，這裡的他指的是鐵托。

社會主義在東歐政治版圖上消失了，但是它在網絡世界似乎還好端端地活著。談論社會主義的網站、博客、互聯網小組、網絡商店的數量多得驚人，而且大多是正面議論。這裡僅舉其中幾個為例：匈牙利-德國的“www. nostalgia.net”關心所有后社會主義東歐國家的情況，阿爾巴尼亞的“www.enverhoxxha.info”明確對恩維爾·霍查及其社會主義表示崇拜，保加利亞網站“http://red.cas.bg”的抱負是“創建和發展一個當代保加利亞共產主義批評讀本目錄”，而“I lived Socialism網站”（www.spomeniteni.org）匯集了人們對那個時期的回憶。此外，社會主義時期的節假日賀卡、慶祝這些節日的系列圖片以及笑話，也通過不同的郵寄名單發給知名和不知名的網址。社會主義的主題在手機鈴聲和屏幕圖像上也可以看到。所有這些以及其他例子都有說服力地表明，對以前制度的欣賞不限於老同志，在今天的年輕一代人中也很普遍。我把這種現象稱為“新懷舊”，即把對（社會主義的）過去的積極態度與當代的其他（亞）文化和（亞）政治因素融為一體的調侃性的、無教條的、間接的懷舊。

輿論研究的結果令人感興趣，對許多人來說，令人震驚甚至令人擔憂。1999年，德國東部的一次民調顯示，在“牢騷滿腹”的東部人中，有40%的人聲稱，他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過得更幸福﹔而且大部分人斷言，他們對經濟變革感到遺憾。在斯洛文尼亞，轉軌十年后，約50%的人堅信社會主義制度好於目前的民主制度（Simencka 2003，188）。2002年，波蘭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發現，56%的受訪者確信他們在蓋萊克領導下（1970—1980年）過得比今天“更好”。2002年，保加利亞3/4以上的受訪者抱怨說，1989年以來他們的社會地位下降了，表示地位改善的受訪者還不到8%，認為地位沒有變化的人約佔8%。5年前，60%到65%的羅馬尼亞人說1989年以前他們過得很好。

1996年，烏克蘭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了人們對烏克蘭哪個時期的看法最積極（可能不隻一個回答）：勃列日涅夫時期（1964—1982）為57%，赫魯曉夫時期（1958—1964年）為33%﹔改革時期為20%，革命時期為17%，而后蘇聯獨立的烏克蘭時期隻有15%。1999年，85%的俄羅斯受訪者對共產主義和蘇聯制度的瓦解表示惋惜，這是1991年以來這類調查中的最高數字（這一年的另一次民調是3/4）。而2004年的一次調查發現，74%的受訪者仍對蘇聯的消失感到惋惜。2006年，在回答“你為蘇聯瓦解感到惋惜的主要原因是什麼”的問題時，55%的人選擇“人們覺得自己不再屬於一個大國”﹔49%的人選擇“單一經濟制度被毀掉”﹔36%的人選擇“互不信任和痛苦增加”﹔35%的人選擇“與親戚朋友的關系被破壞”（Levada Center 2006，183）。2009年，當斯洛文尼亞的一個電視節目問道“在哪種政治制度下生活得更好”時，電視投票顯示：60%的人回答“在社會主義下”，40%回答“在資本主義下”。 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以來的一些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斯洛文尼亞人認為他們在南斯拉夫時期的生活“好”和“比較好”：88.1%（1995年）、88.2%（1998年）、86.9%（2003年），而回答“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人隻有7.0%（1995年）、5.5%（1998年）和5.2%（2003年）（見Tos et al. 1999，565，872﹔Tos et al. 2004，474）。

四、人們懷念過去，但不想回到過去

盡管有証據顯示民意調查受訪者對社會主義的過去不乏好評，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在問及他們是否想回到過去時，結果卻相反。在1995年斯洛文尼亞的一次民意調查中，多達78.20%的受訪者“完全”和“多半”不同意重建以前的共產黨領導的自治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和“多半”同意重建的人隻有11.4%（Tos et al. 1999，615）。在2001年的一次民意調查中，對“我們應當恢復共產黨人的統治”的主張，68.1%的受訪者表示“強烈反對”和“非常反對”，表示“非常贊成”和“強烈贊成”的人隻有20.2%（Tos et al. 1999，2004，300）。在1996年對烏克蘭人進行的一次調查中，對“你是否認為烏克蘭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恢復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大多數人的回答是否定的（54%），隻有1/4是肯定的。2006年，俄羅斯受訪者對“你想重建蘇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的回答差別更大：48%的人選擇“想，但我認為現在不現實”，12%的人選擇“想，我認為很現實”（Levada Center 2006，183）。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懷舊——人們從正面懷念過去——的本質：人們懷念那些日子，但是他們不想回到過去。他們也不希望重現過去的制度。他們偏愛過去，甚至與回到過去的想法調情，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它們絕對不會回來。

對於當代后社會主義社會的懷舊現象，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釋。第一，懷舊是不適應新環境而想生活在“漫長的昨天”的人們的一種消極逃避和宿命策略。作為一種“理想化的情感庇護所”（Balazs 2007，67），懷舊思想批判當前﹔然而，它不是務實的，甚至是沒有綱領的——它沒有一個清晰的“行動計劃”，也沒有重建過去的抱負。第二，懷舊也是填補當代社會合法性欠缺的一種省力辦法，因為這些社會的“合法性危機”是一種“認同危機”（Habermas 1975，46）：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一直依賴它們自己不能再生產的文化邊界條件的原因﹔它們寄生性地依靠殘余傳統滋養自己”（Habermas 1975，76﹔又見Habermas 1975，77）﹔懷舊的常規意識形態功能——即在現存世界上創造保留（后）現代絕望的“另一個世界”——實際上至今仍未改變。它從過去中尋找庇護的逃避主義實際上給它的擁護者提供了一個如何在今天生存下去的狡猾策略。懷舊在這裡就像是一個故意欺騙、一個策略行動、一個漂亮詭計：一個掩蓋始終存在的合法性欠缺的煙幕。第三，懷舊是一種反抗，是抵制新的意識形態敘事、歷史修正主義和強加的遺忘，維護個人歷史和集體認同的一種策略。因此，它可能成為沖破當代霸權話語和做法的壓迫的解放力量。

不過，除了這三種解釋，還有一種對后社會主義懷舊情緒的深層解釋。埋藏於懷舊情緒、敘事和實踐核心的，而且很多懷舊者仍然沒有察覺的，是潘多拉盒子裡沒有釋放出來的東西——希望。懷舊實際上是一種向后看的烏托邦，一種對安寧世界、公平社會、真正友誼、相互團結和普遍福利的願望和希望。簡言之，對完美世界的渴望。因此，它不是一個回憶過去的主觀的、武斷的、意識形態的努力，因為它是一個超越現在的、一個決心未定的、不明確的、無明確方向的希望（正如Bloch在1981年所描述的那樣）。所以對社會主義的懷舊實際上並不是絕對隻與過去的時間、制度、價值、關系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有關，它體現了一種烏托邦式的希望，即肯定有一個比現在好得多的社會。

（譯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