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在考察和分析蘇聯劇變的原因問題上，唯物史觀應當是我們堅持的基本方法。因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1]741縱觀蘇聯74年的發展和演化，探究蘇聯劇變的歷史成因，是十分復雜的歷史命題，審視蘇聯劇變的歷史教訓，必須作出條分縷析的哲學梳理，使“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響與蘇聯在現代科技浪潮中所做出的改革決策，是分析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時不可忽視的內容，而在面對蘇聯社會向何處去的關頭，戈爾巴喬夫之所以選擇人道主義的主導思想及其在改革失敗后的反思都應該從俄羅斯文化層面尋求原因。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與蘇聯模式的興衰

20世紀50年代前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西方蓬勃興起。

這次科技革命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量子理論的問世，它直接為原子能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的應用奠定了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后各國對高科技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子能的應用成為人類利用能源的一個質的飛躍，人類第一次獲得了不僅能夠征服自然而且能夠毀滅自然的巨大力量﹔電子計算機的發明和使用使自動化控制功能代替了人的腦力勞動，人類首次獲得了置身於直接生產過程之外的可能。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還涉及空間技術的利用、新材料的開發、生物工程和海洋開發等方面，它使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達到了微觀層面和宇觀世界。從這個時候開始，科學活動不再是一種封閉的學術研究，也不再受生產的決定，而是與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相互依賴、密切相關，二者直接決定著物質生產的發展，科學技術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生產力。這場新科學技術革命興起之后，世界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徹底的轉變：粗放型的、浪費的經濟變成了集約型的、節約型經濟﹔體力勞動佔優勢變成了腦力勞動佔優勢﹔工人的勞動是第一生產力轉變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也從根本上變革了判斷社會經濟制度的標准，即從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擴大生產規模，轉變為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促進科技的發展和第一時間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正是上述判斷標准的變化，使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經歷了從興盛到衰敗的起伏。

蘇聯模式，又稱斯大林模式，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模式之一，它以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高度集權的政治模式和高度壟斷的思想文化模式構成一個統一的完整體系，總體特征是高度集中。^[2]486-487蘇聯模式於20世紀30年代建成，其中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整個蘇聯模式的核心。在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之前，計劃經濟使得蘇聯模式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即保障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並使經濟以每年18%的增長速度發展，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中的蕭條景象形成鮮明對照。衛國戰爭勝利后，蘇聯仍然依靠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人民的革命激情，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一躍成為與美國抗衡的世界超級大國。蘇聯的經濟模式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30、40年代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因為：

第一，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地位上升，蘇聯人民的勞動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全體工人農民都全心全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此外，高效的社會動員機制利用黨的威信，調動群眾的建設熱情。這裡不能不提一提“斯達漢諾夫運動”，即3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運動。1935年8月30日夜間，頓巴斯礦的年輕礦工阿利克賽·斯達漢諾夫在夜班作業時，用風鎬挖煤102噸，超過了原有勞動定額13倍，創造了世界採煤的新紀錄。此后，不斷有人打破這一紀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礦井裡出現了第一批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這一先進成績，受到聯共(布)中央的重視，迅速地向全國工人宣傳了斯達漢諾夫的事跡，並號召工人們向他學習、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於是很快在全國興起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展開比學幫。這一運動大大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保証了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3]

第二，科學技術革命前，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包括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恰恰可以使這兩種投入得到有效的集中調配，而以市場經濟為主要經濟制度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由於投入的分散和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人的生產積極性不高而陷入困境。

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在西方完成之后，情況發生了逆轉。

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之后，奄奄一息的資本主義國家又重新獲得了新生。因為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為科技創新的發展提供動力，企業主們千方百計地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並在最短的時間裡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以期在激烈的競爭中擠垮對手。隨著新工藝、新技術的廣泛而迅速的應用，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經濟模式由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適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從而使得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度。

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為核心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發展卻沒有資本主義國家幸運了。科學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使蘇聯模式原先的優勢都變成了劣勢。社會動員機制雖然能調動起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但壓抑、僵化、高度壟斷的思想文化模式卻調動不起來知識分子進行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管理者隻對計劃和產值負責，對科技進步及其應用漠不關心﹔即使有新的生產技術，廠長無權採用先進技術，在變為直接生產力之前也要層層審批，嚴重的官僚主義使得這種審核變成了艱苦的歷程，其結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戈爾巴喬夫在《關於蘇共二十七大決議的實施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報告中舉出這樣一個事實：早在30年前，蘇聯科學家就發現了無磨損效應，它有助於制造嶄新的潤滑材料，能提高機器和機械摩擦部件的壽命，極大地降低勞動消耗量，但這項可以節約400萬資金的發明，迄今還沒有得到廣泛採用。^[4]14上述兩點都不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因此，正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步入穩定增長的時期，蘇聯的經濟卻陷入了停滯，失去原有前進的速度，社會經濟、政治工作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而且日益嚴重。

一度大力追趕世界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蘇聯卻開始節節喪失自己的陣地。1985年蘇聯人均GNP為3396美元，不僅落后於西方發達國家，而且落后於亞洲、拉美一些國家。蘇聯人均生活水平從革命前居歐洲第五位下降到居世界第八十八位。整個現代技術領域落后於西方發達國家15—20年﹔工業生產中浪費驚人，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民用工業品技術落后，質量低劣﹔農業生產長期落后等。總之，蘇聯高度集中計劃經濟模式潛力已經喪失殆盡了。

高度集中的蘇聯模式興衰形勢的出現說明了它已經不再適應科學技術革命的需要，而科學技術生產力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必須改革斯大林模式，使生產力適應科技發展的需要。但是，如何進行改革，如何將科技發展引入蘇聯模式，歷代蘇聯領導人始終都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早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領導便做過經濟改革的嘗試。在70年代，蘇聯領導人以及理論界就科學技術革命以及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發表了無數的言論。80年代初上台的安德羅波夫以及1985年就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都曾大聲疾呼要加快科技進步、加速經濟發展。然而這些努力收效甚小”，^[5]原因在於，他們沒有明白，科學技術革命與一向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重要特征的、蘇聯模式的核心內容——計劃經濟——是不相容的。蘇聯的改革不在於對某個具體的經濟政策的修修補補，也不在於對政治政策的否定，隻在於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但是，在這一點上，戈爾巴喬夫卻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二、蘇聯劇變與戈爾巴喬夫改革

戈爾巴喬夫執政后面對的是蘇聯時刻處於有種種致命問題的危機狀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成為最必要的和緊迫的任務。“要想了解蘇聯進行改革的起源和實質，必須注意下面這一點：改革不是個別人或一批人心血來潮的結果。”^[6]11應該說，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開篇中所說的這句話是實事求是的，也是符合歷史必然的。1985年，由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改革拉開帷幕，與蘇聯以往改革不同的是，這次改革有一個明確的理論基礎即人道主義。

作為“六十年代人”的戈爾巴喬夫很早就已經接受了50年代中期在蘇聯興起的人道主義思潮的影響，一方面他自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堅決支持從人道主義出發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由蘇聯哲學家И·Т·弗羅洛夫所“宣傳的所謂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解釋，即一般的人道主義哲學。這在西方，在50-60年代的西歐，被稱為‘馬克思的第二次誕生’。……這種哲學，是在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改革開始以后被人們接受的。”^[7]盡管戈爾巴喬夫事先並沒有關於改革的成熟計劃，在改革的初期只是在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修修補補——例如，改革伊始，他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方針，具體做法只是反酗酒、整頓勞動紀律等，收效甚微以致失敗﹔在1987年的“一月全會”上，他提出民主化、公開性的口號，把克服權力的異化和使人民當家作主作為改革的政治方針——但是，在這段時期內，戈爾巴喬夫在重要場合談及蘇聯改革問題時，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會提到人道主義問題﹔^[2]在對自己最初的改革思想作全面闡述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戈爾巴喬夫極力鼓吹的所謂“新思維”，“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更確切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6]184新思維實質上是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內容。

由此可見，戈爾巴喬夫並沒有找到真正解決蘇聯模式弊端的鑰匙，即市場經濟的運行模式。他始終認為，不僅僅要改造蘇聯的經濟領域，還“要求完善社會關系”，“消除阻礙社會進步的一切東西”，^[8]也就是改革蘇聯傳統體制的根本缺陷——民主和人道主義的缺陷。

1988年6月，蘇共召開了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戈爾巴喬夫在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並在闡述社會主義的七大特征時，把人道主義列在了第一位，他說：“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真正的、現實的人道主義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衡量‘萬物的尺度’。社會的整個發展，從社會的經濟到精神意識形態領域，目的都在於滿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發展。”^[9]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在《真理報》發表理論文章《社會主義思想和革命性改革》，這是他改革理論從指導思想和改革目標全面轉向的標志。人道主義觀點已經明確地成為改革的政治綱領的理論基礎。他指出，“在改革進程中為之奮斗的社會主義，是這樣的一種社會，它依靠的是高效率的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一流成果，以及人道主義的社會結構，它本身能在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實現民主化，並為人們的積極創造性生活和活動創造條件。”“這種社會結構的人道主義化不僅符合博愛的要求或道德至上的要求，這種人道主義化對於我國社會來說，現在也變成經濟的和社會的需要了，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了。”^[10]1990年2月，蘇共中央舉行二月全會，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正式提出，“我們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全會通過了擬提交蘇共二十八大的蘇共綱領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1990年7月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這份綱領正式通過，徹底將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蘇共的政治路線和改革的目標，“到二十八大的時候，我們著手制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這一切都記錄在1991年8月8日公布的新黨綱中……”。^[7]

更為重要的，在制定改革的戰略方針時，戈爾巴喬夫從人道主義出發，對外實行“新思維”政策，對內則以民主化和公開性為基本方針，從而啟動了能夠產生巨大破壞作用，卻又無法改變和阻止的“核反應”鏈條，最終葬送了整個國家。在實行方針的過程中，他又將人道主義理想等同於政治民主。幻想通過民主化和公開性的實行，使蘇聯社會的各個方面馬上就得到好轉，“通過改革賦予社會主義以新的活力，揭示社會主義制度的潛在力量，克服物質財產、生產資料、政治生活、政權、文化等對人的異化。……我們打算如何實現這一構想呢?答案就在上述構想本身之中，即：通過民主化和公開性，通過改造所有制關系和我國社會的政治結構，通過道德領域和全部精神生活的健康化”。^[11]而民主化和公開性方針實施的結果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一場以揭露蘇聯歷史黑暗面為特征的歷史虛無主義運動被掀起，一方面，“實行的‘半公開性’進程並未達到與人民對話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們對官僚主義的厭惡”。^[12]254另一方面，在“過去那個在沒有自由民主條件下的反自然的權力體系迅速瓦解后，卻沒有進入一個正常的現代化社會，反而陷入了到處是毀滅、混亂、為所欲為和充滿挑舋的對立面”。^[12]258也就是說，整個社會從抽象的人道主義出發，以仇恨的態度對待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時期政治上的不民主和不人道的現象，急於宣泄自己的人道主義情緒。改革變成了摧毀所謂的“專制統治”的運動，在政治上獲得解放的革命。至於社會變革所需要的客觀條件，由於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所有蘇聯人，包括戈爾巴喬夫幾乎都不予承認。

三、俄羅斯文化：戈爾巴喬夫的精神歸宿

為什麼面對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沖擊，戈爾巴喬夫確立“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的目標呢?為什麼在蘇聯解體之后，面對俄羅斯人民承受社會物質匱乏之苦，戈爾巴喬夫及其助手們仍將改革失敗的原因引向不理解人道主義的政治家以及缺乏足夠精神信念的民眾呢?僅從戈爾巴喬夫推卸改革失敗的責任角度看問題是很難全面說明蘇聯解體的深層原因的，之所以如此，從根本上說，在於戈爾巴喬夫及其信任的知識分子階層將俄羅斯文化作為精神歸宿，由於俄羅斯文化缺乏對物質基礎的足夠重視，戈爾巴喬夫等的政治決策或曰指導政治決策的文化選擇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顯得缺乏力量。

俄羅斯文化源遠流長，它是俄羅斯民族有史以來的印跡，是俄羅斯人生活與選擇的精神支撐。俄羅斯文化最為重要的特質在於其對現代化的接受與批判，接受現代化的生產生活方式是社會進步的必要舉措，但長期處於前現代社會的俄羅斯民族在體驗其與現代化生活不相適應的同時，能夠比較准確地察覺現代化的誤區，從而在文化層面對種種問題加以深刻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俄羅斯文化在批判現代社會特別是工業文明的過程中呈現出后現代性，這種后現代性致力於消解工業文明造成人類巨大危機的歷史性事實，卻忽略了現代社會的游戲規則，忘記了后現代實則在批判現代的過程中呈現自身的文化基因，從而在忽視社會發展條件的情況下作出遠不夠審慎的政治決策，造成蘇聯解體的悲劇。

俄羅斯文化對現代化的接受符合歷史規律，因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固步自封中得到發展，必須與先進文化的對話與交融中獲得自身提升的契機。彼得改革以來的俄羅斯文化對現代化的接受一致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動，這不僅表現在葉卡捷琳娜女皇對伏爾泰思想的推崇，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對西方哲學與文化的積極意義的贊揚，還表現在赫爾岑等民粹派特別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從實踐上選擇了產生於西方社會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理論，他們致力於通過引薦西方文化變革以往俄羅斯社會的積弊，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列寧領導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十月革命不僅深刻地變革了俄羅斯社會的歷史面貌，同時具有巨大的世界歷史意義。

俄羅斯文化對現代化的接受不乏激烈的文化爭鳴，在歷史與現實的文化碰撞中生成為俄羅斯民族特殊的思想啟蒙，深刻影響了積極變革俄羅斯歷史積弊的俄羅斯人。眾所周知的“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的論爭使俄羅斯知識分子逐漸認清西方文化的優勢與不足，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索洛維約夫對創建新的俄羅斯文化的嘗試，舍斯托夫、別爾嘉耶夫等對“新宗教意識”的論証，使俄羅斯文化突出地表現為人道主義的東正教特征，即上帝是人性的完美表達，這種人道主義論說“形式上保留了俄羅斯文化的東正教傳統，內容上則完全是為俄羅斯的現代化服務的思想啟蒙。”^[13]

俄羅斯文化對現代化的批判立足於現代社會的現實問題，從人道主義著眼，拒斥無視人的自由發展與其長遠利益實現的現代文明。俄羅斯文化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批判源於救世主義傳統，東羅馬帝國消逝后在俄羅斯出現的“第三羅馬”的激情在工業文明甚囂塵上之時具有現實意義，恰達耶夫對西方文化的批判正是在俄羅斯人是“上帝的未來時代的人民”的角度立意的。從總體上看，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批判與經濟批判不同的是，俄羅斯文化主要“是一種文化批判，而且是深入到人性深處的最為深刻的文化批判”。^[13]

俄羅斯文化對現代化的批判呈現出后現代性，這種后現代性實則對現代社會種種弊端的文化顛覆，其積極實現同樣依靠社會發展的實踐支撐。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加以批判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羅斯文化的共同特征，但前者是以政治批判與經濟批判的方式展開，后者則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展開，如果無視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任何文化批判都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俄羅斯文化的后現代性不乏前瞻性與啟示意義，但其輕物質、重精神的思維特征決定其在面包與自由的選擇中一定選擇后者，當面包沒有的時候，自由的追求不可能通過飢餓的無產者贏得勝利，無產階級必須在贏得物質基礎的同時砸碎自己的鎖鏈，俄羅斯文化所缺少的正是這種革命的辯証法。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改革過程中十分看重知識階層，他是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一生喜歡讀書，對知識分子懷有深深的敬意，“沒有任何一位政治領袖能像戈爾巴喬夫一樣願意與一群知識分子們交往”，^[14]338每一次出國訪問都要帶藝術家和學者。戈爾巴喬夫的主要理論助手之一是蘇聯哲學人道化思潮的主要代表И·Т·弗羅洛夫，他從全球性問題角度出發對全人類命運深切憂慮的新人道主義思想對戈爾巴喬夫和蘇聯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觀點與俄羅斯文化對現代社會特別是工業文明的批判有著十分重要的關聯。正是這些初衷積極卻對蘇聯社會缺乏歷史唯物主義考量的知識分子的觀點，使戈爾巴喬夫用抽象人道主義為指導發展國家，忽視蘇聯社會改革的實踐條件。其實，如果注重蘇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積極應對工業文明的挑戰，蘇聯不僅不會付出解體的代價，而且還可能在現代社會文明蓬勃發展的時代表達其應有的積極態度。

綜上所述，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改革正是在無視蘇聯社會發展現實的基礎上謀求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其所搭建的乃是流沙之上的樓閣，直至遭到西方工業文明的強烈沖擊而轟然倒塌。從第三次科技革命對蘇聯社會的沖擊以及蘇聯社會的應對措施角度看，蘇聯解體在於其不能自如地從原有的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之所以不能自如地過渡，在於戈爾巴喬夫奉“全人類價值優先”為圭臬的改革指導思想從根本上拒斥現代社會的工業文明，這種拒斥呈現出對人類危機的深切關注，但這種拒斥更多地停留在文化批判層面，即以俄羅斯文化為精神歸宿，沒有從“改變世界”的實踐立場出發，積極地建設蘇聯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從而無法應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挑戰。分析蘇聯解體的深層原因，應該使“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在應對工業文明與發展俄羅斯文化方面探求社會發展的方式與可能，而這也是當前的俄羅斯社會應該深入思考的命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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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見陸南泉等主編. 蘇聯興亡史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參見http:/ / myy. c a s s . c n/ f i l e/ 200512195130.ht ml

[4]參見穆中魂， 鄭彪主編. 戈爾巴喬夫時代[M].大連：大連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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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ГорбачевМ. С. .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идея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перестройка. Правда， 1989- 11- 26.

[11]ГорбачевМ. С. . Двигатьвперед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реформу—совещаниевЦККПСС. Правда， 1989-10- 30.

[12]轉引自羅伊·麥德維杰夫. 蘇聯的最后一年[M]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13]參見安啟念. 現代化視閾中的俄羅斯文化[J] . 浙江學刊， 2007 ， ( 3 ) .

[14]АкадемикИванТимофеевичФролов—Очерк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атериалы[M] . М. ： Наука， 2001.

(作者單位：姚穎，中共中央編譯局﹔安啟念，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