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

改革開放以來，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正如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1]在這種情況下，以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為視角探討現實社會的歷史方位，並由此切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對於增強其合法性與凝聚力、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相統一：馬克思研究社會歷史問題的方法論原則

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恩格斯將馬克思一生的理論貢獻概括為“兩個偉大發現”，其中第一個就是創立了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他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2]，從而使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后的避難所中被驅逐出去了。那麼，馬克思如何能超越與他同時代以及在他之前的那些哲學家，而實現歷史觀的偉大變革呢？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馬克思研究社會歷史的獨特方法論：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相統一。這一科學方法論為馬克思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思維空間與發展平台，是其實現歷史觀根本性變革的先決條件之一。所謂歷史尺度是指從生產力的發展出發來探討人類歷史發展的宏觀進程，強調的是社會發展的客觀性與必然性。所謂價值尺度則是指從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發展進步出發來對社會歷史進程和事件作出價值評價，突出的是社會發展對於人的發展的意義。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中，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唯物史觀之前的社會歷史觀，“不論是神學歷史觀還是人道主義歷史觀，實質都是用某種觀念來解釋歷史的唯心史觀”[3]，它們忽視了現實的人及其實踐，單一地從抽象的人性出發尋找社會歷史發展之源，因此都變成思辨性的而“更不能認識人類了”[4]。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証的科學開始的地方。”[5]經過多年艱苦探索，特別是通過經濟學的研究及對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馬克思發現，現實社會中的人及其實踐活動才是社會歷史的現實基礎。當然，這裡的人已不是馬克思批判過的“抽象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6]。他得出，隻有從“現實的人”以及“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7]出發，才能對人類社會歷史作出科學的解釋。就這樣，一方面，馬克思立足於歷史視角，通過對人類社會結構的橫向剖析，將社會看成是受生產力制約、以生產關系為基礎的有結構的有機體﹔發現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辯証運動的規律，從而將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看成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另一方面，他從主體價值視角出發，著眼於社會中的人，並從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規律中揭示人的本質以及人的歷史性與具體性﹔並指出，實現人的發展是最高目的與最終價值追求，人類“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8]從而將人的發展與社會歷史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至此，馬克思一方面從歷史尺度出發探討社會發展，一方面從價值尺度出發研究人的發展，並將二者有機統一起來，既使社會發展有了其特定的價值歸屬，又使人的發展有了堅實的現實基礎，從而創立了唯物主義歷史觀。

實際上，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相統一的方法論，不僅體現為唯物史觀的創立，在完善過程中以及評價具體社會事件時，馬克思依然遵循著這樣的方法論原則。例如，在評價資本主義誕生與發展時，馬克思既從歷史尺度給予它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在歷史上曾經起到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誕生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中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9]又從價值尺度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的殘暴進行了赤裸裸的揭露，指出它“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10]。又如，在談論英國在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的掠奪行為與殖民統治時，馬克思既從價值上對其所犯下的罪惡進行強烈的譴責，稱之為“海盜式的”[11]掠奪，人們“被投入苦海”[12]﹔同時又客觀地評價它的歷史作用，指出這些行為盡管“完全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它無疑會推進爆發“一個根本的革命”。因此，“英國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這個革命畢竟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13]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相統一是貫穿於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原則。

二、“三形態論”與“五形態論”：馬克思方法論原則在社會形態理論中的展現

社會形態理論是唯物史觀的核心。運用社會形態理論，馬克思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進程。在研究中，馬克思也將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其關於社會歷史的諸多思想就是這一方法論原則在社會形態理論領域的運用與展現。在探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與發展道路時，馬克思一方面從歷史視角出發，通過對社會結構的剖析，得出人類社會發展也與自然界一樣，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同時，他又指出：“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都是有意識的、經過深思熟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人們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歷史。”[14]即社會歷史與規律都是由人的活動來構成並實現的，人在社會規律面前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使人類社會發展呈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

而在論及具體社會階段時，馬克思從歷史視角出發，在科學視野中解構了社會有機體的內在構造，最終“捕捉到了生產關系的重要思想”[15]。他認為，人們的精神交往不過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而在各種物質關系中，生產關系又是最基本的，它不僅是政治制度和“國家的現實基礎”，而且也是“一切實際的財產關系的真實基礎”。這樣，馬克思把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為生產力的高度，並以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關系為主要標准，將人類社會歷史劃分為五種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依次演進過程，形成了“五形態論”。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關於“五形態論”的論述很多，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雇佣勞動與資本》中都有一定闡述﹔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段文字——“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的幾個時代”[16]堪稱“五形態論”的經典表述。此后，馬克思在《資本論》、《古代社會史筆記》等著作中繼續其之前的思想，不斷完善“五形態論”。在理解“五形態論”時，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五形態論”不是“單線論”，也不是“多線論”，而是“單線論”與“多線論”的統一，這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辯証統一。第二，“五形態論”不是如部分人所說的那樣，僅僅是基於歐洲歷史的概括，它體現了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世界整體性，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它經歷了一個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全面到全面、從歐洲出場並推演到全世界的發展過程。

除“五形態論”外，馬克思還立足於價值視角，在人學視野中構筑了描述歷史發展的另一道風景。他以人的發展為標准，將人類社會歷史劃分為“人的依賴關系”、“物的依賴性”和“人的全面發展”三大社會形態，即“三形態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17]多年來，“三形態論”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有人稱其為馬克思“偶然提出的”思想。實際上，與“五形態論”一樣，其亦有著自己的發展脈絡。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其后的巨著《資本論》中，都可以看到“三形態論”的萌芽或發展。在把握“三形態論”時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三形態論”雖然著眼於人，但與歷史上的人本主義哲學家不同，馬克思理論視野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8]。在探討人的發展時，是從“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19]出發的，從而將人的發展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第二，“三形態論”的劃分標准雖然是人的發展狀況，但並不是抽象地談人的發展，它將人的發展與生產力發展聯系起來，將其置於社會分工與交換關系發展的基礎之上。馬克思認為，在最初的社會形態中，生產力的低下使得此時的分工只是一種“自然分工”，個人的勞動一開始就具有直接的社會性，社會經濟必然表現為“自然經濟”，人與人之間隻能表現為“直接的社會關系”。此后，在生產力的帶動下，社會分工不斷發展，人類進入“自發分工”階段。此時，建立在交換基礎之上的商品貨幣關系深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活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個人的生存條件”，“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20]社會則表現為建立在“物的依賴關系”之上的社會。隻有到了第三大社會形態，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及物質財富的充分涌流使得“自覺分工”代替“自發分工”，“交換價值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21]而退出歷史舞台，人類才最終實現了自己的“自由個性”而進入“自由人聯合體”。

就“三形態論”與“五形態論”的關系而言，由上述分析也可知，一方面，在馬克思看來，人是處於社會中的人，社會是由人所組成的社會﹔人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發展，社會發展也離不開人的發展，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截然分開的，因此它們必然不會相互對立。另一方面，雖然這兩種理論的內容不同，審視人類歷史的視角與尺度也有異，但它們都與社會生產力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並最終都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所決定。如“五形態論”反映的是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特別是其中的所有制狀況﹔而“三形態論”則直接揭示了由生產力狀況直接決定的社會交往關系。而這也使得它們不僅不矛盾，反而是辯証統一的。我們決不能堅持一個而否定另一個，更不能片面地、人為地把它們分割或對立起來。而且，在論述中，馬克思還明確指出“三形態論”與“五形態論”之間的對應性，即在一般情況下，“人的依賴關系”主要包括前資本主義社會，而“物的依賴性”和“人的全面發展”分別對應的是資本主義社會與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不過，就這兩者的重要性而言，與“三形態論”能很好地體現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人類歷史的自然歷史過程相比，“五形態論”更能將人類歷史中大的社會時代區別開來，更易揭示歷史演進中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本質，因而它也是劃分社會歷史階段的根本方法。

三、“三形態”與“五形態”的統一：界定現實社會主義歷史方位的科學視角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國家制度自誕生之日起，就產生了歷史定位問題，這是由其自身的歷史邏輯前提與它所面臨的社會環境等所決定的。馬克思立足於發達資本主義的國情，設想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率先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帶動其他國家的革命，從而由世界資本主義逐漸過渡到世界社會主義。但是20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大多發生在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后、資本主義不發達、人民素質普遍不高的國家，這與馬克思的設想有很大的不同。革命勝利后，這些國家既沒有現成理論作指導，又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這就要求其首要任務是認清國情，把握歷史定位，以制定正確的社會發展戰略。

對於如何定位現實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曾作過艱苦的探索。十月革命后，列寧就認為在剝奪了地主與資本家后，“隻獲得了建設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的可能性”，[22]而要“准備向共產主義過渡（要經過多年的准備工作），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系列過渡階段”。[23]可以說，列寧對於社會主義的探索還是比較科學的。此后，蘇聯的歷代領導人盡管提出了多種見解，但大多脫離實際，最終為國家解體埋下了伏筆。在我國，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對於社會所處階段也作過不少探索，並提出具有積極意義的“兩個階段”思想。可此后不久便背離了這一思想，社會主義建設走上極“左”的道路。改革開放后，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總結國內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把對現實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對於如何定位現實社會主義，不能憑空想象，而應該立足於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無論是“三形態論”，還是“五形態論”，都在社會形態理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們分別體現了馬克思研究社會歷史進程的不同視角與不同尺度。它們之間並不矛盾，而是統一的。因此，要科學定位現實社會主義，就應該在兩者的辯証統一中去把握。

從“五形態論”出發來理解，中國的現實國情雖然和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有很大差距，但這種差距都僅僅體現在發展的水平和程度上，只是量的差別，而非質的差別。即它在領導力量、階級基礎、佔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政權性質、生產目的、分配制度、社會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等方面，都是社會主義的，而與資本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特別是它已經確立了以公有制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以人民當家作主為實質的政治制度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思想文化，這些說明其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即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要求我們在任何時候都隻能堅持社會主義而不能否認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更不能放棄社會主義。

從“三形態論”出發來理解，中國現實社會主義有其特殊性，它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度低下﹔社會分工正處於自然分工趨於解體、而向自發分工過渡的階段﹔社會經濟還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商品經濟不發達﹔血緣關系、家族關系、宗法關系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人與人之間的主要關系。一句話，現實社會主義的前身乃是由“人的依賴關系”向“物的依賴關系”的過渡階段。革命勝利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保障與先進理論的指導下，我們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社會生產力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生產力的繼承性使得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及其決定的社會分工等無法在短期內實現一個大的跨越，由此我們也就無法直接越過“物的依賴關系”而直接進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人聯合體”，盡管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可以大大加快這個發展進程。上述問題的存在使得如果從“三形態論”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處於描述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三形態論”中的第二大形態即“物的依賴關系”，而遠未達到“人的全面發展”。

基於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現實社會已經邁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由於其特殊的歷史前提，它在構成要素上並沒有呈現出應有的一種對應性，即其並不是一種“常規性”形態，而是表現為一種“變異性”形態，即我國雖然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邁入社會主義，但在生產力、交換關系等方面並沒有呈現出與理想社會主義相對應的形態。由此，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同時，從現實國情出發，建構符合現有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便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也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現實結合起來，探索出一條有著自己特色的社會發展道路，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如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又符合我國的最大實際，體現出其鮮明的中國特色。

當前，科學定位現實社會發展階段並由此出發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在思想信念上，它有助於我們堅定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牢固樹立共產主義的理想，克服“懷疑論”、“渺茫論”等各種信仰危機﹔另一方面，對現實社會的科學定位將有助於我們在實踐中更加科學地認清國情，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與科學、合理的社會發展戰略，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為進入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奠定基礎。

注釋：

[1][24]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載於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574頁。

[3][4][15] 靳輝明《靳輝明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頁，第146頁，第162頁。

[5][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頁,第30頁。

[7][9][11][12][13][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67頁，第274—277頁，第738頁，第765頁，第766頁，第67頁。

[8][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532頁，第247—248頁。

[10][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266頁，第33頁。

[17][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第102—104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頁。

[22][23]《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第142頁，第571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