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對第三世界擴張的后果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隨著蘇聯實力的增強以及“進攻性”全球戰略的推行，蘇聯加大了對第三世界的擴張、滲透和爭奪。蘇聯在第三世界的主要目標是盡量擴大自己在這些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同時削弱美國的勢力和影響，以實現對西歐和北美地區的迂回包抄，為蘇聯的全球霸權戰略服務。在中東，蘇聯介入阿以沖突，支持阿拉伯國家，反對以色列，排擠美國﹔在亞洲，蘇聯借重印度，扶植越南，直至入侵阿富汗﹔在非洲，介入安格拉內戰，扶植親蘇政權﹔在拉丁美洲，發展與古巴的特殊關系，將古巴綁在蘇聯的戰車上。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加之美國的全球戰略收縮性調整，使得蘇聯一度取得對美國的優勢地位。勃列日涅夫聲稱“地球上沒有哪個角落的情況不以某種方式加以考慮”[1]。蘇聯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夸口說“在世界海洋地圖上難以找到蘇聯艦隻航行不到的地區”[2]。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這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對第三世界擴張的頂點，阿富汗成為蘇聯的“滑鐵盧”。此后，蘇聯深陷阿富汗戰爭，對第三世界的擴張勢頭漸緩。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大肆擴張既“害人”又“害己”，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和極為嚴重的后果。
一、擴張對第三世界的影響

勃列日涅夫時期，適逢民族解放運動高漲階段，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解放獨立，而獨立后的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成為美蘇爭奪的目標，美蘇均向它們施加影響，以圖把它們拉入各自的陣營。20世紀70年代，蘇聯創造出一種理論，即所謂的新獨立民族國家走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勃列日涅夫宣稱“今天在亞洲和非洲，已經有不少國家走上了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即採取以社會主義社會為前景的建設方針”[3]。被蘇聯確定為“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國家包括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也門、剛果、埃塞俄比亞、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等。這些宣布“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國家均被納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社會經濟發展幾乎完全照搬蘇聯的模式。實際上這種理論和判斷並不符合第三世界多數國家的實際情況，而是蘇聯出於搶佔美國勢力和影響薄弱的地帶，擴展自己的勢力范圍，實施稱霸世界戰略的需要。蘇聯不顧發展中國家的國情，片面輸出革命，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是弊大於利。
意識形態成為蘇聯對第三世界進行擴張的工具，但其真正目的是以此為借口，排擠美國的勢力，以擴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影響，獲取經濟利益，建立軍事基地等。為達到這些目的，蘇聯採取多種擴張手段，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事務，包括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尤其側重軍事援助﹔打代理人戰爭﹔支持地區霸權主義國家﹔甚至不惜採用武力，侵略第三世界國家。蘇聯的擴張行為不僅損及自身，毀壞了社會主義的形象，更是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了惡劣影響和嚴重后果。
第三世界國家獲得獨立時間不長，國內動蕩，百廢待興。蘇聯給予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對這些國家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幫助作用，不宜全部否定，但是，蘇聯援助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增加第三世界國家對它的依賴，將其牢牢捆綁在自己的陣營內，不可能顧及第三世界國家的長遠發展。以蘇聯對中東的擴張為例，主要方法是向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中東國家提供武器裝備、軍事設施，派遣軍事顧問等，其目的一是擴大自己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二是使這些國家從軍事上依賴蘇聯，進而使這些國家在政治上長期依賴蘇聯。從埃及總統薩達特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蘇聯曾經拒絕向埃及提供戰場上急需的武器。薩達特說，蘇聯給他們的武器是二戰時的陳舊貨。另外，蘇聯提供武器的行動緩慢，還有意拖延武器的供應。薩達特譴責蘇聯是根據它作為超級大國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對第三世界的政策。
打代理人戰爭也是蘇聯慣用的擴張手段，而古巴成為蘇聯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人。蘇聯通過古巴向尼加拉瓜桑地諾政權、格林納達新寶石運動以及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的游擊隊等提供援助。從1975年開始，古巴派遣大批部隊參加安哥拉戰爭，卷入非洲之角的邊界沖突。到70年代末，古巴在非洲的軍隊達到3.4萬人，為蘇聯在第三世界的戰略服務。此外，蘇聯還直接插手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內部事務。1978年6月，蘇聯直接策劃了南也門的軍事政變，支持親蘇的伊斯梅爾上台。蘇聯的干涉無疑加重了這些國家混亂的國內局勢。
蘇聯還支持一些地區霸權主義國家，從中獲利。在南亞，蘇聯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1971年3月東巴獨立，蘇聯和印度立即表示支持。同年8月，蘇聯與印度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和平友好合作條約》，隨后支持印度向巴基斯坦發動戰爭，並出動艦隊到孟加拉灣為印度保駕護航。蘇聯還在聯合國三次動用否決權，反對通過印巴立即停火和印度撤軍的決議。在東南亞，蘇聯大力支持越南的地區擴張主義，1978年11月，兩國簽訂了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於1978年12月發動了侵略柬埔寨的戰爭，蘇聯迅速承認了越南扶植的韓桑林政權，后又支持越南排華反華。蘇聯對這些地區霸權主義國家的支持，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
而對於地處中亞的阿富汗，蘇聯不僅長期介入其內部事務，更利用其國內發生政變陷入困亂之機，直接出兵進行侵略。阿富汗戰爭進行了十年之久，不僅給蘇聯帶來了自毀性的厄運，更給阿富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阿富汗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大約100多萬人死於戰火，60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淪為難民。蘇軍撤離后，阿富汗長期陷入政局混亂、軍閥混戰的局面。多年的戰亂嚴重破壞了阿富汗的經濟，其交通、通訊系統、輕重工業、教育和農業基礎設施遭到的破壞最為嚴重，生活物資短缺，成為當今最不發達的國家。
客觀地說，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並非毫無正面作用。蘇聯給予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軍事援助和道義上的支持，對其實現獨立、發展經濟、鞏固主權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並且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存在，也抵制和平衡了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但是，不可否認，蘇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滲透和擴張，蘇美對第三世界的爭奪，是造成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至今仍然動蕩不安的根源之一。中東、南亞、阿富汗等至今仍處在全球不安定的動蕩帶上，而那些曾經淪為蘇美爭奪的對象和戰場的第三世界國家，至今仍有很多處於不發達或欠發達的狀態，甚至有一些已淪為“失敗的國家”。此外，蘇聯還制造和惡化了某些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矛盾。美蘇的擴張和爭奪給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留下了永遠的傷口。
二、擴張對蘇聯自身發展的影響

從蘇聯自身來看，對第三世界的長期、大肆擴張，既損傷了蘇聯的硬實力，也損壞了社會主義老大哥的形象，降低了蘇聯的國際影響，損害了其軟實力，為蘇聯的日后衰落直至解體埋下了伏筆。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繼續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尤其側重軍事援助，其深度和廣度都超過了以往。1955-1967年，蘇聯平均每年向第三世界國家交付3億多美元的武器裝備（經濟援助約為2億美元）。1968-1971年，武器裝備交付額上升到平均每年7億美元。1972年以后，更是大幅提高。1977年總額達35億多美元。1978年總額達38億美元。1972年以來，蘇聯軍事援助的交付額，相當於經濟援助交付額的5倍。1977年，蘇聯通過軍火交易，大約從第三世界獲得15億美元的硬通貨。[4]20世紀70-80年代，得到蘇聯軍事援助的國家不斷增多，1966-1975年為29個，1980-1984年為36個。　[HJ60x]
勃列日涅夫時期，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援助總額共計127．62億美元，軍事援助總額共計447.85億美元。[5]而這一時期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出現了軍人掌權的熱潮，也為蘇聯進行軍事擴張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按照西方的統計，從1966年到1975年，蘇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總額為92億美元的武器裝備，而從1978年至1982年，為354億美元。在1966-1975年間，接受蘇聯軍事裝備的有29個國家，1980-1984年間為36個國家。[6]
可以說，為了支援第三世界國家，蘇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僅古巴消耗的石油，幾乎全部以比石油輸出國組織平均價格低40％的價格從蘇聯進口，而1978-1979年蘇聯每年為越南的花費近300萬美元。阿富汗戰爭長達十年，蘇聯耗資200多億美元，死傷官兵5萬多人。[7]而支持阿拉伯、非洲等國家，使蘇聯負擔沉重，力不從心。
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援助、軍事援助以及過度的擴張不僅消耗了蘇聯的國力，而且還加劇了其國民經濟的軍事化，導致經濟結構畸形，損害了蘇聯的經濟。到1978年，蘇聯的軍費開支已佔世界首位。蘇聯實際軍費開支佔其國民收入的比重，在1965-1980年期間高達19％-23％，在70年代蘇聯擴軍備戰的高峰期裡，蘇聯大約把每年國民收入的20％-25％用於軍事目的。軍事工業一直是蘇聯經濟的重中之重，這一時期，重點仍然是發展鋼鐵、機械、金屬等傳統的重工業部門，而對微電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術等現代高科技反應不敏感，沒有抓住科技革命這個機遇。民用工業既不受重視也不發達，一些起碼的日常用品都感缺乏。[8]經濟結構的進一步畸形發展，加上大量的軍費投入，嚴重損害了蘇聯的經濟，使其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減緩。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工業總產值平均增長速度由8.5％降到5.9％，農業總產值從4.3％降到1.1％，社會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長從6.8％降到3.2％，1982年蘇聯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進一步降到2.8％，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狀態。[9]經濟水平的下降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的停滯導致了商品的短缺和匱乏，蘇聯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內政問題成堆。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認，如果不是不得不花費大量的開支在國防上、在鞏固華沙條約體系上，蘇聯人民會生活得更好一些，僅為這些目的的正式開支就佔蘇聯年預算的23％，這還不包括非正式撥款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與楷模，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擴張，損壞了社會主義的形象，降低了自身的國際形象，惡化了國際環境。特別是1976年支持古巴出兵安哥拉，1978年支持越南侵入柬埔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這三場直接或間接由蘇聯進行的戰爭，遭到西方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惡化了蘇聯的國際環境。尤其是入侵阿富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打的是國際主義旗號，行的是霸權主義行徑，很不得人心，使蘇聯在國際上一度陷入孤立。為抗議蘇軍入侵阿富汗，中國、美國、聯邦德國等國家聯合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在蘇聯國內，不斷聽到反對入侵的聲音。在阿富汗，侵阿蘇軍士氣渙散，士兵中甚至出現了吸毒現象。而阿富汗人民風起雲涌的反抗運動，更使侵阿蘇軍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泥潭。阿富汗戰爭成為蘇聯的滑鐵盧，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是以惡性膨脹發展的軍事力量作為支撐的，是建立在粗放耗費經濟資源和低效率的經濟發展、犧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上的，因而這種地位是表面的、虛弱的、不可能長久的。蘇聯的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實力，支撐不起其霸權主義的野心。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不到十年，蘇聯這個令人生畏一時的超級大國就土崩瓦解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全球擴張政策，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大肆擴張，雖不是導致這一結果的全部原因，但的確使得蘇聯元氣大傷，最終走向衰落直至解體。正如著名的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所言：“如果一個國家把它很大一部分資源不是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於軍事目的，那麼，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抵消掉。” [10]
三、擴張對蘇聯在國際格局中地位的影響

從美蘇爭霸來看，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擴張，破壞了70年代美蘇緩和的局面，加深了美國對蘇聯的仇視。美國自80年代初發起了對蘇聯的新一輪遏制，與蘇聯展開新一輪的軍備競賽，蘇美攻守易位，蘇聯日漸處於下風。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對國內外政策進行了調整和改革，蘇聯的軍事、經濟力量迅速發展，大有趕上和超過美國之勢。
在軍事方面，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半期，是蘇聯核武器發展最快的時期。60年代初，蘇聯有了第一代洲際導彈，60年代下半期便有了第二代洲際導彈,70年代下半期又有了第三代洲際導彈。蘇聯導彈數量增加很快，並且超過了美國。在質量方面，蘇聯在歐洲的SS-20導彈可以發射到西歐各國，在亞洲的SS-20可以打到美國本土。蘇聯在核武器的數量和爆炸力方面佔有優勢，而美國則在質量和技術方面領先，因此，蘇美核力量大體上處於均勢。在常規力量方面，由於蘇聯的軍事思想是以核武器和戰略部隊作為威脅力量，常規部隊是實戰力量，因此，蘇聯注重發展常規力量，其數量大大超過美國。70年代，蘇聯在軍費開支及其增長速度方面也超過美國。
在經濟方面，由於在國內實行新經濟體制改革，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快於美國。“1950-1975年，蘇聯的平均增長率為8.1％，美國的平均增長率為3.2％。1970-1980年，蘇聯國民收入從佔美國的65％上升到67％，工業產值從75％強上升到80％強，農業產值佔約85％。”[11]美蘇之間的差距大大縮小了。而這一時期美國卻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越南戰爭久拖不決,引發國內危機﹔國際經濟地位下降，美元危機、經濟危機、金融危機交織並發﹔國內反戰運動、黑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風起雲涌。尤其是越南戰爭，不僅使美國死傷數十萬人，而且耗資3500多億。據稱，1965年每天的花費達200萬美元，1966年每天達700萬美元，1967-1968年越戰高潮期間，日支出達1億美元。[12]1971年春天，平均每分鐘投擲1噸炸彈，越南成了無底洞，成為美國巨大的包袱。
有鑒於美蘇兩極對比發生了有利於蘇聯的變化，美國自70年代初實行戰略收縮政策，對外戰略由攻勢轉為守勢，並且積極謀求改善與蘇聯的關系，美蘇關系開始緩和。國內外形勢對蘇聯極為有利，蘇聯原本可以借此良機致力於國內的改革與建設，增強自身實力。但勃列日涅夫卻將此視作向美國進攻和進行全球擴張的機會，實行進攻性的對外政策。蘇聯長期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准軍事經濟，確實一度提高了蘇聯的實力，但畢竟后勁不足，再加上長期的擴張損耗了國力，7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的經濟機制就已經運轉不靈，經濟發展開始走下坡路，在經濟、軍事上已失去了明顯的速度優勢。據美國估計，考慮到蘇聯“潛在的”通貨膨脹因素，1960-1975年蘇聯和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4.6％和3.4％﹔而1975-1985年，則分別為2.1％和2.9％。[13]而此時美國已經從越南脫身，20世紀70年代下半期出現了經濟的回升和高漲。僅從1977年1月到1980年3月，工業生產就增長了15.4％。但是蘇聯領導集團沒有認識到這種形勢的變化，依然宣傳著“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民族解放運動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的趨勢在加強”，繼續發動對第三世界的攻勢，更於1979年12月派兵入侵阿富汗，將對外擴張推向頂點。而美國隨著實力的增強和對蘇優勢的恢復，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也日漸拋棄“緩和”的姿態，對蘇更加強硬起來。在安哥拉事件發生時，福特就公開宣布放棄使用“緩和”一詞，而代之以“以實力求和平”的說法。華盛頓成立了“現實危險委員會”，進行反蘇反緩和的宣傳與活動。1976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譴責“安哥拉是一種美國無法接受的行為模式”，這種模式“將對和平與穩定產生最嚴重的后果”。卡特上台后，提出美蘇關系是“合作與競爭”的關系。在人權、猶太移民、持不同政見者等問題上對蘇聯施加壓力。1979年1月，170名前高級軍官在致卡特的一封公開信中，就“蘇聯對美國日益嚴重的挑戰”提出警告，並呼吁總統恢復全球戰略平衡。6月，白宮新聞發言人宣布，卡特正式決定研制MX大型陸基分導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阿富汗事件后，蘇美重開冷戰，此時，蘇聯經濟發展速度已經明顯放慢，美國則變被動為主動，裡根上台后，大搞軍備競賽，重新遏制蘇聯。美國支持阿富汗的穆斯林抵抗運動，給予其軍事援助和人員培訓，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特工參與其中，並在阿富汗穆斯林部落中進行反蘇工作。美國在國內成立了“美國援助阿富汗難民聯合會”、“阿富汗民族解放陣線”、“阿富汗解放組織團結委員會”，以配合阿境內的反蘇反政府斗爭。1980年，美國還對蘇聯寬口徑石油管道和石油開採設備進行禁運。美蘇貿易1980年比1979年少20億美元，裡根認為美蘇之間的斗爭“是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之間的較量”，稱蘇聯為“邪惡的帝國”，號召要激起“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對共產主義進行“十字軍東征”[14]，宣稱要“把馬列主義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實行以核武器為威懾武器、常規武器為實戰武器的戰略，核武器與常規武器並重。裡根針鋒相對，他既重視繼續發展進攻性戰略核武器，更強調要建立戰略防御體系，攻防兼備﹔不僅要在核武器方面謀求優勢，而且也要加速發展常規武器。他改變了尼克鬆政府奉行的“一個半戰爭的戰略”，主張打任何形式的戰爭。他認為美國要保持足夠的軍事力量，以便能夠靈活地對付來自蘇聯各方面的進攻。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美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2.2％，走出了70年代以來的滯漲局面。裡根下決心“重振國威”，“重整軍備”。美國的軍費開支急劇上升，1981年為1575.12億美元，1982年為2137.5億美元。裡根的基本方針就是用一場新的軍備競賽來拖垮蘇聯。1980年，裡根競選總統時提出了“高邊疆”戰略，他上台后組織力量進行專門研究，1982年3月正式公布。“高邊疆”戰略的內容包括軍事和經濟兩個部分，軍事上即所謂“星球大戰”計劃，該計劃於1983年3月正式公布，並打算建立太空軍事基地。裡根此舉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國的經濟和科技推向一個新的制高點。美國對蘇聯採取了進攻的態勢，謀求對蘇聯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優勢，團結盟國，在第三世界展開爭奪。蘇聯也不甘示弱，僵硬對抗。但此時的蘇聯愈益被動，在國際上空前孤立，陷入困境，高強度的軍備競賽已是蘇聯不可承受之重，蘇聯日益不支，走向衰亡。
注釋：
[1]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匯編》上海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14頁。
[2] 《蘇聯外交六十五年紀事：勃列日涅夫時期（1964-1982）》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頁。
[3] 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3月蘇共二十四大的總結報告。
[4]﹝美﹞羅伯特·唐納森《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286頁。
[5] 顧關福《戰后美蘇關系的演變》時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頁。
[6] 牛軍《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頁。
[7][8] 李興《轉型時代俄羅斯與美歐關系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頁，第20頁。
[9]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287頁。
[10] ﹝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6頁。
[11] 《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1980年第59-60頁﹔ 1982年第56-57頁﹔1985年第581頁。
[12] J.布延吉《令人難忘的悲劇》紐約1977年版第94頁。
[13] 陳之驊《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頁。
[14] ﹝美﹞馬克·佳瑞鬆、阿波特·吉裡鬆《共同的緩和：蘇美關系50年》波士頓1985年版第102-1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