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1919年3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正式成立。它在指導歐美各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斗爭的同時，也密切關注中國等亞洲國家的革命運動情況。

共產國際成立后不久，中國即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1920年春，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出全權代表維經斯基等人來中國，了解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情況，以及能否有條件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

此時，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中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正在著手籌備建黨。維經斯基到中國后，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介紹了十月革命后俄國的情況及蘇俄的對華政策，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和經驗，並對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建黨工作給予了指導和幫助。

從1920年6月開始，陳獨秀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加快了建黨工作的步伐。經過一番醞釀和准備，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於同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為書記。從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北京、長沙、廣州、濟南和日本的東京、法國的巴黎相繼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可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

馬林是荷蘭人，由於長期從事革命活動，被歐洲各國的情報部門和外交部門視為一個危險分子。他這次以記者的身份來華進行活動，其行蹤受到公共租界和荷蘭駐華大使館情報人員的監視。

尼可爾斯基的身世則顯得更為神秘。他於1898年12月10日出生於（俄羅斯）外貝加爾省巴爾古津縣奇特坎村的一戶猶太人家裡。俄國十月革命后，他被謝苗諾夫的白軍抓住當兵，不久他所在的猶太連舉行起義。他參加了紅軍游擊隊，並在戰斗中負傷。1921年2月，他在身體恢復出院后，被調到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司令部偵察處工作。1921年7月參加了中共一大后，他仍長期在蘇俄的情報部門任職。1938年2月23日，他被蘇聯內部事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的工作人員以遠東邊疆區右派托洛茨基組織的參加者和日本間諜的罪名被逮捕。不久遭到槍決。

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在上海與李達和李漢俊等進行了幾次交談。他們一致認為應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

經過充分的准備，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列席了會議。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黨成立后，積極探索和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在這一過程中，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和共產國際二大制定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產國際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國燾、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鐵路工人代表鄧培。他十分關心中國革命問題，希望國共兩黨實現合作，勉勵中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加強團結，推動中國革命向前發展。

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了宣言和其他決議案，制定了黨在現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大會還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要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種抉擇。這對當時中國革命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后來也出現過一些消極影響。

共產國際主張和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促進了中國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1924年至1927年，中國大地上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運動。這場大革命的發生是帝國主義勢力和北洋軍閥加緊壓迫中國人民所激起的強烈反抗，是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國共合作、發動和領導工農運動的結果。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運動的興起，也起了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黨的二大后，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成為黨的工作重點。但是，孫中山當時隻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認為，應當正視現實，接受孫中山的建議，但這一主張不為大多數黨的領導人所贊同。共產國際在聽取馬林的匯報以后，批准了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建議。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執委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馬林這次從莫斯科來中國，把共產國際關於實行國共合作的指示直接打印到穿在身上的襯衣上。經過馬林的解釋和說服，並經過充分討論，會議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由共產黨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政策由黨外合作到黨內合作的轉折點。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同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它的黨員應該“留在國民黨內”，但共產黨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獨立性。這個決議傳到中國后，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黨的三大在廣州舉行。在大會召開之前，共產國際內部就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是否遷往廣州，發生了很大的分歧，但最終還是決定遷往廣州。大會在討論時，陳獨秀、馬林同張國燾、蔡和森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討論結果，大會正式決定採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與此同時，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幫助下，孫中山也加快了改組國民黨的步伐，並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標志著第一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國共合作實現后，在蘇俄政府的支持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創辦了黃埔軍校，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與此同時，國共合作也促進了工農運動的重新高漲。

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加劇，統一戰線內部面臨著極為復雜的局面。1925年1月，黨的四大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出席了會議。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五大制定的採取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的方針，確定黨的工作重點是開展工農運動，發展工農力量，並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

此后不久，標志著大革命高潮到來的五卅運動和和省港大罷工相繼爆發。共產國際對此給予了高度重視和精心指導。共產國際執委和赤色職工國際執行局等共同發表聲明，號召全世界的工人與東方被壓迫人民全力支持中國工人的斗爭。全蘇聯總工會並派代表團來華，向中國工人表示慰問。1926年2、3月間，共產國際執委第六次擴大全會第一次專門就中國革命問題通過決議，對中國工人運動給予了充分肯定。

在共產國際、蘇聯的支持下，從1926年7月正式開始的國共合作北伐戰爭一路凱歌，在半年多時間裡，就消滅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的勢力，佔領了長江流域大部分省份。全國革命形勢特別是湘鄂贛粵等省的工農運動發展尤為迅猛異常。中國大革命取得了重大勝利。然而，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等先后叛變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半途夭折，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

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在大革命時期對中國革命有過許多正確的指導，但對蔣介石等國民黨新右派的反共陰謀和活動，採取了妥協退讓的政策，對大革命后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形成和大革命的失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維經斯基后來承認：“對中國共產黨所犯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鮑羅廷也認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未能集中力量打擊蔣介石，是“當時我們在中國所犯的最致命的一個大錯誤”。

共產國際指導和幫助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復興，但其“左”傾理論又使中國革命再受巨大損失

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革命后，以“清黨”的名義大批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黨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中國革命的形勢轉入低潮。

1927年７月中旬，當中共中央准備在江西南昌舉行武裝起義時，共產國際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發來電報，指出：起義“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中共中央經過分析，認為起義有成功的把握，並決定按計劃如期舉行南昌起義。這次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共產國際新派出駐中國代表羅明拉茲出席了會議，並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這次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了歷史性轉變。

八七會議后，黨發動和領導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一系列武裝起義。各地起義保留下來的一部分革命武裝，深入農村，開展游擊戰爭，為后來建立紅軍和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由於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1928年6月，在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斯大林、布哈林等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領導人對大會親自給予指導。

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大會分析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批評了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所謂“不斷革命”論的觀點。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指出：“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實行土地革命”﹔“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是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

在共產國際領導人親自指導下召開的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這次大會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實現工作轉變和中國革命的復興，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中共六大召開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改變派代表到中國指導革命的辦法，採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結束后，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人即作為中共常駐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農民國際的代表，留駐莫斯科，以瞿秋白為代表團負責人。

黨的六大后，黨在白區的組織和白區工作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黨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紅軍和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相繼建立起了贛南閩西等十幾塊根據地。

在此之前，經中央政治局提議、共產國際批准由毛澤東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字早為共產國際所熟知。他和朱德的名字經常出現在蘇聯《真理報》和《國際新聞通訊》上。

由於誤傳，1930年3月，共產國際總部機關在《國際新聞通訊》上專門為毛澤東發了一份訃告：“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毛澤東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就以重金懸賞他的頭顱。毛澤東同志因病情不斷惡化而去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雖然這份訃告是根據誤傳的消息發出的，卻反映了共產國際對朱毛紅軍的重視。共產國際批准由毛澤東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在土地革命戰爭的初期特別是中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出現許多重大失誤。受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領導人提出的中國革命“三階段”理論和1928年7月共產國際六大提出的“第三時期理論”的影響，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越來越“左”傾，以致中國共產黨內“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左”教條主義錯誤接連產生。特別是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共產國際負有直接的責任。它給黨的白區的工作、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紅軍反“圍剿”戰爭帶來了重大損失，最后導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丟失，紅軍不得不走上極為艱苦的長征之路。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而這些成果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一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熟，也標志著的關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共產國際支持和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並最終支持和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20世紀30年代中期，隨著法西斯勢力在世界范圍內日益猖獗，共產國際實行了戰略的轉變。1935年7月、8日間，共產國際七大確定把建立最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同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八一宣言”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宣言》強調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范圍，並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八一宣言”傳到國內后，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批評了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並論的觀點，要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首長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立即開始停戰談判和簽定共同對日作戰協定的建議。”根據形勢的變化和共產國際的這一電報精神，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並轉全體國民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中共中央根據“逼蔣抗日”的方針，獨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定。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

全國抗戰爆發后，共產國際領導人擔憂中國共產黨能否適應國共合作的新環境和新任務，認為“必須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國際形勢的人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是，王明等人於1937年11月被派回國內。在同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堅持獨立自主等許多正確的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會后，王明等去武漢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工作，開始在實際工作中貫徹他的右傾錯誤主張。他發表的《挽救時局的關鍵》等文章，提出了許多對國民黨無原則遷就退讓的錯誤觀點。在組織上，他不尊重也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系的情況，以便使共產國際更多地了解中國的實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援。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書面報告大綱，又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這對共產國際正確認識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有關決定，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並明確表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聲明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1938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王稼祥回國，由任弼時接替其工作。7月初，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見他和任弼時的時候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隨后，王稼祥一行啟程回國。在從蘭州到延安的路上，他遇上了一伙打劫的土匪。在密集的槍聲中，王稼祥機智應對，終於保住了重要文件和物資。

回到延安，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共產國際指示和這次政治局會議，進一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在重大政治、組織原則方面的認識，維護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的團結一致和統一領導。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大大減少了對中共內部事務的干涉，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進一步成熟，在組織上也進一步獨立。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鑒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需要，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5月26日，中共中央高度評價了共產國際的這一決定，明確認為這是一個“英明的措施”。6月9日，共產國際發表執委會主席團聲明，宣告共產國際及其各個機關全部解散。

共產國際解散后，中國共產黨加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步驟。經過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全黨統一了思想，增加了團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成為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從此真正走上了完全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