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巴爾干社會主義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各國勞工運動蓬勃展開，幾乎在所有地方都建立起了社會民主黨或類似的政治組織。^[1]盡管由於經濟發展程度、階級狀況等方面存在差異，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運動相比西歐來說要緩慢並弱小得多，但社會主義政黨組織和團體也相繼出現。^[2]在巴爾干地區，這些政黨和團體一方面發展和壯大組織﹔另一方面參與到推翻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反對外來侵略和實現國家獨立的行動中去，並提出了建立巴爾干聯邦的主張。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幾乎構成了當時巴爾干地區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部。

相比較冷戰時期巴爾干地區社會主義思想與實踐的研究而言，中國學界對於該地區社會主義思想的源起尤其是社會主義政黨組織誕生初期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巴爾干社會主義運動進行研究，不僅對於認清巴爾干地區該段時期的歷史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有助於豐富社會主義的思想與實踐史。

一

19世紀70—80年代，馬克思主義開始從西歐向東歐傳播，社會主義運動漸漸興起，一批社會主義團體和組織也相繼建立。在巴爾干地區，社會主義團體和組織的出現以及工人運動的發展為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准備了條件。繼1891年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Bulgar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建立后，羅馬尼亞社會民主工黨（Romanian Social-Democratic Workers’ Party）於1893年、克羅地亞和斯拉沃尼亞社會民主黨（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roatia and Slavonia）於1894年、斯洛文尼亞的“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Slovene Yugoslav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於1896年、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Serb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於1903年、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社會民主黨（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於1906年以及希臘社會黨（Greek Socialist Party）於1909年先后成立。

由於巴爾干地區的工業比較落后，君主專制勢力強大，所以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基礎比較薄弱。相對來說，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社會主義力量較為強大，羅馬尼亞次之，希臘和土耳其^[3]則比較弱小。希臘社會主義力量比較弱小一方面是因為其內部存有分歧，另一方面是因為希臘總理艾萊弗塞裡奧斯·維尼澤羅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實施的社會改革方案獲得工人階級的廣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主義政黨的群眾基礎。^[4]土耳其的工人運動直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The Young Turk）發動革命后才漸漸出現。^[5]所以，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社會主義政黨成為推動巴爾干工人運動以及民族解放和獨立的主導力量。

說起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運動，不得不提到的是季米特裡·布拉戈耶夫（Dimitar Blagoev）。他早年在俄國求學，在那裡學習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1883年，他創辦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布拉戈耶夫小組，隨后該團體以“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黨”的名義創辦了俄國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秘密報紙《工人報》。^[6]1885年，因從事革命活動他被沙皇當局驅逐出境。回到保加利亞后，他通過創辦雜志《當代的指南》（Contemporary Index）來宣傳社會主義，推動了保加利亞社會主義團體與政黨的建立，成為保加利亞甚至巴爾干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被譽為保加利亞“馬克思主義之父”。

在布拉戈耶夫等人的推動下，社會主義思想在保加利亞逐漸扎根並得以傳播，1890年至1891年期間一些社會主義團體在許多城市都建立起來。1891年5月，根據布拉戈耶夫等人的提議，各社會主義團體代表在特爾諾沃（Turnovo）召開秘密會議。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是討論代表提出的建立社會民主黨的建議。由於與會者意見不一，會議決定另行召開一次更具代表性的大會來討論這個問題。8月，保加利亞全國社會主義團體的代表再一次召開秘密代表會議，經討論協商決定成立社會民主黨，通過了黨章和黨綱，選舉了黨的領導機關。然而，成立后的社會民主黨由於內部分歧較大，不到一年就宣布解散，到1894年重建並更名為社會民主工黨。當時，該黨與世界上其他的工人階級政黨面臨著一個同樣的難題，即是否應該與資產階級政黨進行合作。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黨內出現了分歧。1903年，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緊密派”和“廣泛派”，分別由季米特裡·布拉戈耶夫和揚科·薩克佐夫（Yanko Sakuzov）領導。^[7]

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政黨組織的同時，布拉戈耶夫還對如何解決巴爾干民族問題，尤其是馬其頓問題進行了思索，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建立巴爾干聯邦的思想。1885年，布拉戈耶夫發表了《巴爾干聯邦與馬其頓》（Balkan Federation and Macedonia）一文，重申保加利亞革命民主主義者曾經提出的巴爾干聯邦思想，認為這是巴爾干所有被壓迫民族擺脫土耳其封建制度和巴爾干各國資產階級專制統治的正確途徑，^[8]反對歐洲大國利用巴爾干的復雜局勢推行的擴張主義政策。1903年，他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火星報》上連續發表數篇文章，譴責俄國在1877—1878年俄土戰爭后把保加利亞變成“俄國的一個省”的企圖和利用馬其頓達到擴張目的的做法。^[9]

二

也是在這個時候，1889年成立的第二國際開始關注巴爾干半島的局勢，特別重視馬其頓問題。1904年2月，社會黨國際局（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在第四次會議上通過的一項決議中，強烈抗議屠殺馬其頓人，要求使馬其頓民族實行完全的自治，給該地區的所有民族以生存和發展的權利。^[10]1907年4月，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致信社會黨國際局，闡述了馬其頓問題所面臨的形勢，以巴爾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進步的名義呼吁社會黨國際局支援馬其頓人獲取自由和解放。這次呼吁隨即得到了社會黨國際局的響應。

8月，社會黨國際局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呼吁巴爾干社會主義者採取共同行動來反對戰爭的威脅，決定由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在貝爾格萊德召集一次由所有巴爾干社會民主黨參加的代表大會。從這時起，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逐漸活躍起來，與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一道推動巴爾干地區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樣的是，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也在其黨綱中明確提出了關於建立巴爾干聯邦的思想，認為這是解決巴爾干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這就表明，巴爾干聯邦的主張在20世紀初已經得到巴爾干多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持。鑒於自身力量並不強大，它們便主要通過參加巴爾干地區和社會黨國際局的代表大會來施加影響並闡述其主張。

1909年12月，在布拉戈耶夫和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德米特裡·杜採維奇的共同努力下，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代表會議在貝爾格萊德召開。布拉戈耶夫在會議上號召巴爾干各國社會民主黨聯合起來，向巴爾干各國資產階級和封建王朝的沙文主義宣戰。他和之后發言的杜採維奇都強調建立巴爾干聯邦共和國是解決歐洲東南部民族問題的一條道路。另外，杜採維奇在后來撰寫的《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對塞爾維亞資產階級擴張政策的批判》（Serbia and Albania: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Conqueror Policy of the Serbian Bourgeoisie）一書中還詳細闡述了關於“在充分民主和平等的基礎上成立巴爾干各國人民的聯邦共和國作為解決巴爾干民族問題的唯一可能的一種形式”的理念。因此，從這裡可以看出，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社會主義者強調通過建立巴爾干各民族的聯邦國家來解決歷史上存在的問題，但至於這個聯邦國家將是什麼樣的並沒有進行具體的設計與構劃。

1910年1月，第一屆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在貝爾格萊德舉行，出席大會的有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土耳其、黑山、馬其頓以及奧匈帝國境內的克羅地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斯洛文尼亞等地的社會民主黨人，希臘社會黨沒有派出代表參加但向大會發去了賀電。經過三天的討論，大會通過了一系列反對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巴爾干君主的決議，呼吁巴爾干各民族進行經濟和政治合作。大會正式討論了建立一個巴爾干聯邦的問題，指出這個擬建立的聯邦將是一個“民主的共和國”。在這次大會上，杜採維奇還表達了他對南部斯拉夫民族未來的構想：“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在建立巴爾干共和國聯邦的范圍內來解決南斯拉夫的聯合”。這次大會還建議巴爾干地區的社會民主黨之間保持密切的聯系，決定於1911年在索非亞召開第二屆代表大會。

1911年9月，意土戰爭爆發后，社會黨國際局立即在蘇黎士召開會議並發表反戰宣言。宣言指出：“東南歐各民族擁有自治的文化條件，經濟上相互聯系，政治上也應該密切合作，維持它們團結的基礎則是社會主義。”宣言還力促土耳其政府認清當前的形勢並滿足各個族群以及工人階級的願望，以助於推進巴爾干各民族的和解與建立一個更加緊密的聯邦組織。10月18日，巴爾干社會民主黨臨時會議在貝爾格萊德舉行，有來自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以及土耳其的代表參加。這次會議的目的之一是組織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人的共同行動來進行反戰宣傳。會議決定於10月23日在整個巴爾干半島召集群眾性的反戰大會，向各國政府施壓，獲取民眾對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的支持，建立一個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巴爾干聯邦共和國和實現巴爾干國家的民主化。臨時會議還決定推遲舉行第二屆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因為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緊密派”要求將“廣泛派”排除在外。所以，當“廣泛派”受到邀請時，“緊密派”拒絕參加大會。在臨時會議上，與會代表決定擁護社會黨國際局關於巴爾干所有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團體均應被邀請參加代表大會的決議，再次推遲大會的召開。

臨時會議召開之后，巴爾干各地出現了不同規模的反戰集會。在薩洛尼卡，約八千名民眾參加了反戰集會。集會發表的一項宣言稱：“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無產階級將與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戰爭的行為”，“隻有一個巴爾干國家的聯邦才能保証巴爾干各民族的獨立與發展”。在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有多個地方出現了反戰集會。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反戰集會計劃由於政府當局的嚴厲禁止而沒有進行，社會民主黨人最后通過發表宣言的形式來反對戰爭。

所有這些行動不可能改變巴爾干地區以及歐洲的形勢，但充分顯示了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人向往和平以及建立一個巴爾干聯邦的願望。第一次巴爾干戰爭爆發后不久，社會黨國際局於1912年11月在巴塞爾召開非常代表大會，譴責戰爭和屠殺，強調通過積極的民主化和建立一個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巴爾干國家聯盟來解決巴爾干各方面的問題，通過了《國際局勢和社會民主黨反對戰爭危險的統一行動的決議》，即《巴塞爾宣言》。

三

除了借助地區、國際組織來表達主張和發揮影響外，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人也在本國積極從事反對戰爭和建立巴爾干聯邦的宣傳。其中，仍是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人走在最前面。1912年8月，“緊密派”在保加利亞的魯斯丘克（Ruschuk）召開會議，通過了一項反對戰爭與支持建立巴爾干聯邦的決議。10月，“廣泛派”領導人薩克佐夫在國會發表了反戰演說，譴責政府導向戰爭，認為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他指出：“為了實現和平、生產交換、工作自由和社會進步，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包括土耳其在內的所有巴爾干國家的聯邦。”

塞爾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人通過組織游行示威、散發海報等方式進行反戰活動。10月7日，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德拉吉沙·拉普切維奇在國民議會上發表演說。他強調了所有巴爾干的社會主義者支持巴爾干團結的理念，同時指出在俄國支持下成立的巴爾干同盟（Balkan League）只是一種臨時聯合，其結果隻能是導向戰爭。他還指出，巴爾干問題的根本是土耳其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歐洲大國的干預。一旦發生戰爭，針對土耳其的戰爭以及新的領土爭端又將會出現。因此，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即與戰爭相反，強調巴爾干各民族的共同發展，經濟和文化的共同構建，以巴爾干聯邦和民主共和國的形式聯合起來，謀求所有巴爾干民族的利益和抵抗歐洲資本主義的壓制。

然而，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人推動的反戰活動並不能導致戰爭的終結。由於第一次巴爾干戰爭結束后簽訂的《倫敦條約》使巴爾干國家的領土爭端和糾紛激化，不久第二次巴爾干戰爭爆發。巴爾干的社會民主黨人再次投入到反對戰爭的行動中去。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人在1913年6月和7月舉行了一系列反戰集會，發表了譴責戰爭的宣言，主張和平，主張建立一個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羅馬尼亞。在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多次舉行集會和組織游行示威，散發傳單，兩位社會民主黨議員還在國會的演說中重申了和平、無條件遣散軍隊以及巴爾干聯邦的三點主張。盡管塞爾維亞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中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是社會民主黨人沒有改變自己反戰的立場。他們指出：“布加勒斯特條約帶來的只是假和平，隻要巴爾干聯邦共和國沒有實現，我們將看到更多的戰爭，因此我們要反對君主、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軍事霸權。”在保加利亞，“緊密派”一再重申社會進步、國家獨立和團結隻能通過建立一個巴爾干聯邦才能實現。在斯洛文尼亞，社會民主黨人伊萬·倉卡爾（Ivan Cankar）在盧布爾雅那（Ljubljana）發表演講，表示反對戰爭，反對領土擴張主義，主張在巴爾干地區建立一個聯邦，各個民族在聯邦中保持文化上的特殊性。

在當時，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人的一貫主張是建立民主、共和的巴爾干各國政權並最終實現巴爾干國家的聯邦。不過，社會民主黨人的影響非常有限，只是隨著戰爭的進程，越來越多的民眾才傾向於支持他們的主張。關於這一點，可以通過一組對比數據來加以說明。比如，在保加利亞第一次巴爾干戰爭之前舉行的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工黨隻獲得2.5萬張選票，在議會中有一個議席。但是，在1913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它獲得了37個席位，其中“廣泛派”21席、“緊密派”16席，獲得選票10.7萬張。但到1914年，它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又下降了近20%，獲得8.5萬張選票。因此，有學者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兩次巴爾干戰爭期間，許多民眾將選票投給社會民主黨是因為他們的厭戰情緒，而不是支持巴爾干聯邦的主張。

兩次巴爾干戰爭的結束和戰后安排並沒有使所有巴爾干國家都滿意，隨著一戰的爆發，它們又紛紛加入了不同的集團，試圖通過戰爭獲得和擴大各自的利益。一戰加速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分化，加深了不同派別之間的意見分歧。更為重要的是，政府的壓制和戰爭的相繼爆發使得巴爾干的許多社會主義者被迫逃往國外，社會主義力量被嚴重削弱。盡管如此，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人還是在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於1915年7月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召開了第二屆巴爾干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的社會民主黨派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通過的宣言和此前的基調基本一致，即反對大國干涉，反對現存的巴爾干政權，主張建立一個巴爾干聯邦共和國，強調隻有巴爾干各民族的獨立及聯盟和擺脫大國的控制才能確保它們的自由與完整。社會民主黨人一致認為隻能通過國內的政治改革和建立巴爾干聯邦才能最終解決巴爾干問題。不過，它們與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一樣，在戰爭問題上出現了不同的看法與立場。

比如，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廣泛派”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支持政府的決定，反對布加勒斯特會議提出的反戰宣言。“緊密派”則支持反戰宣言，號召其他國家採取共同行動來終止戰爭，譴責巴爾干資產階級和君主的“背叛”，認為擺脫戰爭的唯一途徑是建立一個巴爾干聯邦共和國。“緊密派”領導人布拉戈耶夫還表示贊同列寧的觀點，認為戰爭之后將會出現歐洲革命，這個革命將成為全人類解放的途徑，同時也是解決巴爾干問題的出路。

在希臘，薩洛尼卡勞工聯盟（Labor Federation of Salonica）強烈反對戰爭，譴責巴爾干國家的民族主義行徑。在1915年舉行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該勞工聯盟表示反對國家的擴張政策。1918年在倫敦舉行的勞工與社會黨人聯盟會議（inter-Allied Labor and Socialist Conference）上，它還提出了如下主張：參戰國撤離已佔領土，恢復領土現狀，建立巴爾干關稅同盟，巴爾干國家應保証少數民族自由發展的權利。“通過這種方式，也隻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實現巴爾干國家的民主聯邦，而這個聯邦是巴爾干和平的保証。”但是，勞工聯盟中仍有一些成員鼓勵希臘參加戰爭，支持建立巴爾干聯邦應以實現“大希臘”目標為基礎。因此，隨著戰爭的推進，社會主義力量的分化越來越明顯。

四

19世紀后期，巴爾干地區的社會主義力量漸漸興起，但總體力量比較弱小。一方面是因為那時巴爾干的群眾基礎仍然以農民為主體，另一方面還因為它們還處於君主或外部勢力的統治和壓制之下。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社會主義力量在不斷壯大基礎、建立組織、參與社會運動的同時，提出了自身對於巴爾干民族解放與獨立的思索——建立巴爾干聯邦，並以不同的形式參與到反戰行動中去，其歷史意義值得肯定。然而，社會主義力量的分化、綱領的模糊性以及各大國競相爭奪的客觀環境使得它們的主張與思考難以實現。

隨著一戰的結束和蘇俄革命的成功，共產黨成為巴爾干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出現共產黨化。在巴爾干（東歐）地區，許多共產黨或由社會民主黨改名而來，如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共產黨﹔或由分散的左翼派別和組織合並而成，如希臘、波蘭和匈牙利等的共產黨。如果說這個時期巴爾干（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力量是共產黨佔主導，其他組織與團體仍以不同形式或名稱存在，那麼二戰結束初期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化之后，該地區的社會民主黨幾乎不復存在，直到東歐劇變后才逐漸顯現力量，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政黨活躍政壇。可見，過去百余年該地區的社會主義力量經歷了數次較量甚至是消滅式的打壓，如今回到了一種趨於完善的政治體制下的有序發展與競爭狀態，其中的聯系與發展脈絡難以割斷。因此，無論是考察冷戰期間巴爾干地區的社會主義執政實踐，還是回溯和跟蹤其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進程，均不能忽視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主義運動發端。

注釋：

[1] 參見張光明《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分野》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6頁。

[2] 社會主義政黨組織有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社會黨等。除有明確的表述外，其他統稱為社會民主黨。

[3]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到1922年才解體。為敘述方便，本文將解體前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簡稱為土耳其。

[4] 參見L.S.Stavrianos, “The Balkan Federation Movement: A Neglected Aspect”,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8, No.1, 1942。

[5]參見L.S.Stavrianos, Balkan Fed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toward Balkan Unity in Modern Times, Wisconsin: George Banta Publishing Co.,1944, p.185，p.188,p.190,p.190，pp.190-191,p.192,p.192，pp.193-194,p.195,p.198-199,p.199,p.201。青年土耳其黨1889年成立，又稱統一進步協會。1913年更名為統一進步黨。1918年11月，該黨宣布自行解散。

[6] Marin Pundeff, “Marxism in Bulgaria before 1891”, in Slavic Review,Vol.30, No.3, 1971, p.523.

[7] 以揚科·薩克佐夫為首的機會主義派別，提出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廣泛”的理解，把社會主義說成是工人、資本家、農民、手工業者的各生產階層的“共同事業”，故被稱為“廣泛派”，因他們出版《共同事業》雜志，又被稱作“共同事業派”。他們指責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布拉戈耶夫等人對馬克思主義作了“狹隘”的理解，與“廣泛派”相對立被稱為“緊密派”。參見黃安淼主編《國際共運名人傳》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頁。

[8] 馬其頓問題是在1877—1878年俄土戰爭中產生的，此后幾乎在整個20世紀上半期它都是巴爾干地區的一個中心問題，其核心主要表現為保加利亞、希臘和塞爾維亞對馬其頓的分割。關於馬其頓問題的由來與演變，參見馬細譜《巴爾干紛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67頁﹔Vladimir Ortakovski, Minorities in the Balkan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0, pp.40-44。

[9] 主要是指19世紀早期保加利亞的革命領導人和思想家留賓·卡拉維洛夫（Lyuben Karavelov）、瓦西裡·列夫斯基（Vasil Levski）和赫裡斯托·鮑特夫（Khristo Botev）等人在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斗爭中提出建立巴爾干聯邦的主張。具體內容參見L.S.Stavrianos, Balkan Fed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toward Balkan Unity in Modern Times, pp.117-118﹔馬細譜《保加利亞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頁﹔朱庭光主編《外國歷史名人傳》近代部分中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慶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頁。

[10] 朱庭光主編《外國歷史名人傳》近代部分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慶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